摘要：马承源先生（1927—2004）既是享誉国际的青铜器研究大家，也担任上海博物馆新馆建设和快速发展时期的馆长。他在青铜器等文物研究基础上向藏品鉴定、征集、展览和对外交流方面不断拓展，似乎都在为成为一个统筹博物馆全面发展的专家型馆长做铺垫。他和上博同仁在博物馆建设与管理运行方面的一系列探索，在博物馆体制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在博物馆藏品征集与陈列展览方面的一系列运作，使上博很快跻身世界一流博物馆行列，在中国博物馆发展的关键阶段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与引领效应。他所践行的既是专家建馆治馆，也是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建馆治馆的道路，其个人才华、品行和上博新馆建设的良好耦合，取得了巨大成功。他的博物馆建设和运营的相关思想是中国博物馆学和文物学实践探析与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马承源；上海博物馆；博物馆藏品；博物馆展览；博物馆馆长；世界一流博物馆

世纪之交时，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在《中国博物馆》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对21世纪博物馆的遐想》，列举了他关于在中国建设“好的博物馆”和发展博物馆事业的几点期望。文中提到的虚拟博物馆、博物馆的体制机制、领导班子建设以及经费筹措等，都对办好博物馆具有重要影响。其实，要建设和运行好一个博物馆，不仅包括建造合适的博物馆建筑，配备相应的软硬件以及强大的藏品、知识和人才等，日常更是时时不可懈怠，那种以为大笔经费投入、建设大型馆舍、引来大批观众的交钥匙式的发展思维，只是优秀博物馆的部分外在条件而已。

2022年8月24日，国际博协布拉格大会公布了博物馆的最新定义：“博物馆是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它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向公众开放，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博物馆促进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博物馆以符合道德且专业的方式进行运营和交流，并在社区的参与下，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种体验。”可见，一个好的博物馆应该具备很多条件和要素。然而就中国实践来说，上级领导的重视、充足的经费投入、场馆设施和周边环境、所在地区的文化底蕴与社会发展水平等定义未涉及的因素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而适当的博物馆定位和专业化运行——包括藏品、人员素质、体制机制、展览与服务等内在因素则较少受到重视。其实，对于博物馆来说，各要素间往往会形成1＋1＞2的复合效应，尤其是人员素质对其他因素往往具有催化剂的作用，其中一个好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位杰出的馆长，作为统领和融合各个要素的总纲，更具有关键性作用。而上海博物馆（下文简称“上博”）和马承源先生及一众人才的结合，在博物馆建设、运行方面的作为和取得的显著的社会效益，是博物馆界的一段佳话，也缔造了新旧世纪之交时中国博物馆界的一种上博现象和上博精神。

上博本来基础就相对较好，位于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大都会，文物和人才的底子相对丰厚。改革开放之后，更是抓住机遇，率先探索机构和运行改革，积聚合力促成新馆建设，优化藏品与展陈，提升学术与服务，因此很快跻身世界一流博物馆行列，并为中国博物馆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参照对象。其中，马承源先生作为馆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认识上博，分析上博现象，马承源先生是个很合适的切入点。他既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青铜器研究大家，也在上博建设与发展方面贡献良多。

一、成为专博结合的文博大家

马承源先生是一位老文物人。在学生时代他就对文物有着广泛爱好，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正式进入上博工作。他刻苦学习、勤奋工作，将自己磨炼成为一位文物专家。马承源先生年轻时几乎对所有古物都感兴趣，还自己画画、刻印。初入上博时，他有机会到山西、陕西和甘肃等地为博物馆征集藏品，一路上他对仰韶文化的新发现印象深刻，之后将新石器尤其是仰韶文化与彩陶作为主要兴趣方向，1957年出版第一部个人学术著作《仰韶文化的彩陶》。后来，他立足上博实际，由博而专，长期专攻青铜器，由传统的器物学涉入铜器铭文、艺术风格、铸造工艺等问题，成为国内外公认的青铜器研究与鉴定权威，并团结大批收藏家，动员他们为上博捐赠藏品。他还从文留文物和“文革”中抢救大批珍贵文物，从文物市场和香港等境外地区采买文物，为上博扩充收藏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参与策划一系列高水平和反响好的展览。1985年马承源先生被任命为上博馆长后，对博物馆的建设与运行、改革与发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为不少兄弟博物馆传经送宝甚至提供具体帮扶。

马承源先生一上任就认为，中国博物馆学习苏联实行了数十年的“三部一室制”应进行重组。三部一室是指博物馆的保管部、陈列部、宣教部和办公室。这种模式体现了以藏品为中心的工作路径，但随着博物馆规模与业务的不断扩大，科层化、官僚化等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三部室的设置往往隔断了业务人员和藏品研究、阐释、展示及传播的联系，抑制了博物馆业务人员的成长，导致博物馆的藏品研究和展陈策划、设计老旧且缺乏时代感和吸引力。他在担任馆长后的第一次领导班子会议上就提出：为适应各专题陈列的需要，应调整全馆部门设置。经过研究，决定将原来的三部一室结构重组为青铜、陶瓷、书画、工艺等更突出藏展一体化和学术研究的专业部门，并把陈列部改为陈列设计部，强调设计的重要性。这一改革极大地提升了业务人员的学术研究和工作积极性，实现了藏品的入藏、管理、研究、策展、对外宣传等业务的一体化，也极大地焕发了博物馆藏品和展品的效益，而博物馆的学术研究、展陈策划与实施以及面向公众的传播与社会服务水平也因此得到了显著提升。

这种更高效的组织架构模式很快在国内有条件的博物馆间流行开来。紧接着，马承源先生带领上博同仁以全新的理念、形式和材料，对青铜、陶瓷、书画等展厅进行改造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日本专家看了改造过的陶瓷陈列室后评论：“世界上没有一个陶瓷陈列馆比得过上博，它从头至尾是一部陶瓷史。”上博的青铜器、玉器、书画等展厅也同样当得起如此的称赞。

这一连串大动作是对传统博物馆观念和运营模式的大胆突破，一改中国博物馆陈旧的说教式展陈面貌，精美文物与系统的展示、诠释相结合，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也为全国博物馆的展陈工作起到了示范作用。有人评价道，中国博物馆事业与国际接轨自此开始。短短数年间，上博从省级博物馆中脱颖而出，成为全国博物馆改革的先行者和引领者，上博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日益增强。马承源先生敢为人先的改革底气源自他深厚的学养。他是一位博物馆藏品尤其是青铜器研究鉴定的大家，具有丰富的国内外办展经验，对博物馆业务有深切的了解，并在对外交往中逐渐积累国际性的视野。

文物研究由博转专之后，马承源先生将青铜器作为研究重心。他在《中国青铜器研究》的自序中写道：“往昔的岁月里有各种各样的挫折，但不论在何种条件下，我都不会放弃求索青铜器各种知识的初衷。”为了收集青铜器相关资料，他到考古现场、废品站、收藏家的家里、文物市场和拍卖行，将很多宝贵的青铜重器汇集到博物馆的库房与展厅里。他在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很多方面有开创性的研究，不仅熟悉青铜器从萌芽到衰微各发展阶段的器形、纹饰与铸造工艺等，还能结合铭文研究重要的历史文化问题，并熟知青铜器在清洗、保护和陈列展示中的注意事项等。

1956年，马承源先生根据器形的原始特征把一件自废铜堆里拣选出来的管流青铜爵断为夏代铜器，认为这是比商代二里岗文化更早的青铜容器，并在上博展馆的陈列标牌上予以注明。后来随着二里头青铜器的陆续出土，他的观点得到普遍认同。1975年，他到北京参加赴日本出土文物精品展筹备工作时，发现展品中有一件从陕西宝鸡调集过来的西周早期铜尊，外观雄伟精美，气势不凡。据介绍，该铜尊出土于1963年，未发现铭文，这引起了他的怀疑。经过反复观察，他发现其底部有凹凸的痕迹，要求将铜尊送去除锈，之后果然发现尊的内底有12行122字的长篇铭文，其中包括著名的“宅兹中或（国）”4个金文，这是“中国”一词首见于金文。这件铜尊就是现在被称为国之重器的何尊。

马承源先生慧眼识珠的事例不胜枚举。当一套晋侯稣青铜编钟出现在香港文物市场并有铭文后刻之疑时，他力排众议，决定购买并入藏上博，不久山西晋侯墓地考古出土一件残存编钟与此合璧，系列编钟的完整铭文为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周代年历提供了重要支撑，成为一段文物界的佳话。

马承源先生发表了大量在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青铜器论著。难得的是，他既撰写专业性文章和专著，也非常重视编写图录、工具书和教科书。他主编的《商周青铜器纹饰》和《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是青铜器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必备工具书。他主编的《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和16卷巨著《中国青铜器全集》，更是集学术性、艺术性、普及性为一体的佳作。《中国青铜器全集》是《中国美术全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20世纪重点文化工程项目，也是20世纪以来最系统、最完整、最权威的中国青铜器图录大全，共收录器物3000余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青铜器》一书，这本著作是国家文物局组织的面向文博入门者和社会读者的教科书，不仅系统地对中国青铜器的类别、纹饰、铭文、铸造和断代等诸多方面做了总结，还结合博物馆工作实际，独辟“青铜器鉴定”一节，对古往今来的各类作伪手段详加说明，在学术价值之外兼具极高的实用性。这本著作多次再版，印数惊人，成为海峡两岸共用的大学教材。后来，此书由牛津大学翻译成英文版发行，也成为国外青铜器研究学者必备的入门书。

二、专家型明星馆长带出世界一流的新上博

马承源先生初入上博时即担任保管部副主任，后来还担任过陈列部负责人，他深知博物馆收藏与博物馆科研和学术工作的重要性及二者的相互关系。因此，他也积极参与博物馆展览策划和对外文化传播。正因有机会较早地参与策划文物出国展，他看到了文物在文化传播交流中的重要性，以及中国与美国等西方现代化国家博物馆之间的巨大差距，萌发了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博物馆的雄心。

1980年4月，马承源先生随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览赴美国访问，担任随展组组长，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此次外展的主要展场之一，作为组长的他全程参加文物点交和布展工作。马承源先生曾经回忆，看到那么多的中国文物陈列在美国的博物馆里，展出环境及陈列设计都好得“不能想象”，感到大开眼界并深受震撼。只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仅纽约一地就有数百座博物馆，而当时的中国大陆仅有数百座博物馆，且连一座称得上现代化的博物馆都没有。他心里开始酝酿一个伟大的梦想：一定要推动建设一座世界一流的博物馆，用艺术之美来衬托历史之真，把上海博物馆打造成与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相称、显示中国在世界文明历史中地位和作用的现代化大型博物馆，让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博物馆屹立于世界博物馆之林。

在美国近8个月的时间里，他参观了不少博物馆，与美国同行进行深入的学术和工作交流，对美国博物馆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他悉心收集相关资料，专门撰写了《美国博物馆的体制——对美国博物馆体制所作的调查》，对美国博物馆的组织领导、行政业务等诸多问题进行研究。

1985年，马承源先生担任上博馆长后，首先以博物馆体制为突破口，进行内部改革，重点抓展览工作，他认为这是博物馆各项业务的窗口。更重要的是，他抢抓机遇，说服市领导支持上海博物馆以“1＋1＋1”（上海市政府投入一部分、上博自筹一部分、发动上博之友捐助一部分）的三方筹资模式，在上海的中心地段——市政府前的中心公园建设上博新馆。

上博新馆建设期间，马承源先生已经70高龄，但他几乎一有时间就泡在工地上，成为最负责任的监工。有时候工作忙，没时间去工地，为此他特意在办公室准备了一架望远镜，经常用望远镜观察工地进展，还发现过破绽。有一次，他拿着望远镜对着建筑外墙看了许久，叫来施工人员称，外墙花岗岩贴面两块石头间的接缝有误差，两条线不平行。施工方经过仔细测量，发现真有2毫米的偏斜，及时做了修正。

上博的同仁们没有因为建设新馆而荒废时光，他们不断调整上博新馆展陈方案，预判展示与开放服务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在新馆建设项目启动的同时，马承源先生组建了一个由多位副馆长、专家、业务骨干和陈列设计专业人员组成的上博新馆陈列设计领导小组，统筹新馆展陈的形式设计、内容设计、展示手段和先进技术应用等具体工作。他们在多学科研究的基础上拟订陈列方案，以“模拟场景”和“足尺模仿”的方式制作各类文物陈列空间，对不同文物陈列的展柜形式、灯光以及空间环境的色彩、用材、效果等进行模拟，并反复推敲，不断改进，最终实现与预想效果相一致、兼顾文物安全与陈列形式、充分体现各类文物个性特色的展示效果。

1996年，上博新馆开馆。其建筑、设施、装修细节、展览和服务，无不令观者眼前一亮。短短几年内，上博即以一流的馆舍、一流的馆藏、一流的展览、一流的社会服务和影响力跻身国际一流博物馆之列。《纽约时报》将上博新馆建成开放称为“上海作为东方之都复兴的标志”，马承源先生也因此获得美国亚洲文化委员会授予的洛克菲勒奖，成为第一位获颁此奖的中国人。

作为馆长，马承源先生对于上博的建设和发展立意高远。在1992年的建馆动员大会上，他说：“上博新馆是一项全面的建设，包括业务的建设、陈列的建设、管理的建设、队伍的建设、思想的建设、观念的建设。”尽管上博在国内同行中拥有较高的起点和较好的发展条件，但是中国不可能再建设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那样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因此他把上博定位为侧重历史的艺术性特色馆，和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自然博物馆以及科技馆、美术馆等共同构成上海的博物馆体系。他这样评价上博建筑的设计：“上海博物馆的外形，是基于商代的圆形青铜鼎，因为中国青铜文化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灿烂文化，而青铜鼎有一言九鼎的寓意，它代表了一种文化，也是青铜文化的标志。我们以青铜鼎的造型为母本来建造新馆，将之立于上海市区，既表现了历史悠久的中华历史文化，又可作为上海的城市标志。”

上博新馆的建成开放，让现代化博物馆的建设与运营有了良好的硬件平台，而马承源先生的各方面才能也得以全方位发挥。这期间，上博博物馆之友的运作也具有国际水准，国内外各界友人不仅在上博新馆建设中捐赠了1000多万美元，香港一些爱国人士更是屡屡主动收购流落到香港的出土文物并捐赠给上博，引起媒体和社会的高度关注。新馆建成前后，上博在香港古玩市场通过各种途径征集了300多件堪称国之重器的珍贵文物。

马承源先生一直强调，一座博物馆除了好的建筑和收藏，一定要有好的展览。他曾对时任湖南省博物馆馆长熊传新先生说：“博物馆一定要办好展览，展览要有自己的特点才能争取观众。观众的多少，是检验一个博物馆展览办得好不好的主要标准之一。”他还说：“不仅要在国内把展览办好，还要到国外展出。我们上博每年都要到国外举办展览。文物是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要让全世界的人都欣赏到每个地区、每个民族的文化。”改革开放初期，上博青铜器馆的陈列改造缺乏经费，马承源先生亲自出面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借款，这是博物馆界从未有的举措，体现了上博背水一战办好展览的决心。

作为青铜器大家，马承源先生本可以将更多时间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但是他夙夜在公，选择做一个为博物馆发展探路的实践者、先行者和宣传推广者，甚至不惜冒着道义与名声上的风险，为收藏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换得他们对上博的回馈。他对兄弟博物馆也常常有求必应，提供了很多具体、切实的帮助。上博也因此成为中国博物馆界的领头羊。

三、培植文化沃土，催生更多新时代优秀馆长和博物馆

马承源先生对上博迈向世界一流博物馆乃至整个中国博物馆事业的贡献是独特的。历史悠久的皇室贵胄收藏和赏玩传统并没有发展出以公共性、教育性为首要特征的现代博物馆，中国博物馆走的是一条引进加消化、逐步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改进提升之路。

国内最早一批博物馆都由西方传教士创办。就上海而言，有1868年的徐家汇博物院、1874年的上海博物院等，其中有的办得相当不错，藏品、科研和展示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但是在融入中国社会方面基本都不太成功，尤其是没有得到地方精英和政府的认真对待。国人结合中国之需开始摸索博物馆这一新生事物，则是戊戌变法前后的事，康有为、张之洞、张謇等均有提请清政府建设博物馆的设想和动议，而最早的实践是张謇在家乡南通建设的南通博物苑。该博物苑存世时影响并不大，后来博物馆界回溯博物馆发展史时才逐渐确立其开创性意义。

民国时期，博物馆建设全面学习西方。1912年民国政府筹建国立历史博物馆，1925年模仿法国卢浮宫等将紫禁城转变为国立故宫博物院向公众开放。如此上行下效，博物馆才终于开始在中国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博物馆事业总体上命运多舛，一直随着国运跌宕起伏，新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渐渐复苏，并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包括重新引进国际先进理念，进行博物馆学理论探索，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体系，积极发挥博物馆在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和提升国民素质方面的作用等。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上博的实践与探索，无论在博物馆社会功能、馆舍建设、展览风格和运行体制方面，还是博物馆理论与实践方面，无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引领和示范意义。这与马承源先生较早接触美国等西方博物馆所形成的追赶心态和远见卓识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马承源先生1952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历史系，中学时代就加入了地下党，大学期间担任过学生党支部的负责人并参与革命工作，1949——1954年任职于上海市教育局。入职上博之后，他还担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和上海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前者直接领导包括上博在内的诸多上海文博机构，统筹和谋划上海文博事业的发展，后者则是博物馆开展藏品征集的关键机构。因此，马承源先生主导上海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可谓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可以做出常人所不能的决策，包括从文物市场抢救性购藏多批盗掘的出土走私文物等。在笔者看来，马承源先生和同仁所创造的上博奇迹，某种程度上是经验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结果，是在中国特殊国情之下摸着石头过河的成功范例。

上博在诸多方面能够成为中国博物馆界的标杆与样板，马承源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今天，在博物馆事业获得广泛重视和空前发展的新形势下，我们应该重视博物馆的发展定位、博物馆的藏品征集策略、文物学和博物馆学的研究，以及博物馆、博物馆业务和博物馆馆长的成长路径，总结具有普遍性的行业规律，探索明星馆与明星馆长的养成之道。这其中，集古今中外优秀文化基因的博物馆文化、科学的博物馆学可以为博物馆的健康发展和明星馆长的成长提供沃土。

遗憾的是，当前无论业内还是业外，很多人对博物馆及其重要性尚无精准认识，也未能充分认识到博物馆文化的博大精深，不承认博物馆学，甚至也不承认文物学或文化遗产学的存在，极大地妨碍了博物馆藏品价值阐释、传播、传承与博物馆业务的深化和提升。博物馆学、文物学尤其是文化遗产学在西方早已大行其道，对作为文明古国、文物和文化遗产大国的中国而言，这些学科是处理好丰富多样的历史遗产，实现中华文化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的基础。文物与博物馆业务离不开学问和专业精神，马承源先生首先将自己锻炼成地道的文物学家和博物馆学家，然后成长为优秀的博物馆管理者。发自内心地对文物、博物馆的热爱和深入研究，使他最终明白了文物学和博物馆学不仅要研究文物本体，更要研究文物收藏、展示、传播的业务链、信息链、价值链，以及文物与博物馆在城市、社会发展及文明进步和国家对外交往中的作用。

在博物馆界，业务工作往往以高度行政化的面貌出现，博物馆的主要责任是承担国家对国宝文物的征藏和公众的宣传教化，文物研究者往往以文物鉴定权威自居，孤芳自赏地隔绝于学术和社会。高校考评排名制度与资源配置体系中，文物、文化遗产和博物馆学等被不合理地作为考古学的下属分支，其独特学术内涵被忽视，使真正的博物馆与文化遗产研究、人才培养以及学科发展举步维艰。当然，这种状况也与文博界浓厚的鉴赏情结和精英意识有关，导致文物和遗产的相关工作与遗产的真正主人以及时代需求割裂开来。

处理好祖先遗留下来的文物和文化遗产，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博物馆作用重大。博物馆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教堂或祠堂，是认知客观世界和界定主观身份的大众化、体验性学习场所与空间，是连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文化殿堂，也是旧文明的收藏地和新文明的熔铸地。博物馆馆长不必是位文物研究专家，但应该是一位广义的文化遗产学家和博物馆学家，能够深切地认识到博物馆及藏品作为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传播媒介，在历史认知、文明传承、公民素质培养与公共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博物馆馆长要深刻领会并把握文化遗产和博物馆在当今时代的定位与作用。中国博物馆学的研究除了关注博物馆的日常业务之外，也要加强对博物馆机构使命与社区、社会发展的联系，以博物馆为中心形成的古往今来不断演进和完善的物人关系等的研究。

马承源先生十分佩服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馆长选拔制度，即由博物馆董事会设立专门的选拔委员会，根据博物馆的业务需要和相关条件，拟定方向和标准，广开举贤之路并履行严格的筛选程序，遴选最佳人选，确保博物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能够做好自己的业务，这是一套具有典范意义的博物馆馆长选拔机制。当然，并不是所有产业和事业都以和国际接轨为最高目标和原则，美国的博物馆馆长选拔方式也未必可以照搬，但是系统分析博物馆拥有的条件、定位和业务目标，合理配置藏品与财政、社会资源，广泛地吸纳并高效利用相关社会资源，同样是博物馆实现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对此，马承源先生认为，21世纪博物馆馆长的职责和任命，应该由博物馆法来规定，重要博物馆的馆长由于担负的文物保管、文物研究和社会教育要体现国家的水准，责任重大，对他们的选择应像国有企业的经理、厂长一样，他的任命必将通过国家考试进行。

中国博物馆发展到今天，中国特色的博物馆文化和管理运营体系仍处于摸索之中。一方面，近年主管部门尝试推行的博物馆设立条件与博物馆定级、运行评估体系建设，博物馆理事会制度等，都在试图提升博物馆建设、管理、运营的社会关注度和规范性，也都需要在探索中抓紧完善和不断落实。另一方面，对马承源先生和上博此类明星馆长和明星馆的诸多行之有效的探索，也需要系统总结和提炼推广。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走出符合国情的优秀遗产传承之路，需要我们探索一整套从文物到文化遗产的博物馆化传承发展的价值体系与理论实践体系，产生一批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优秀博物馆甚至世界一流博物馆。笔者认为，成功的中国特色博物馆体系和优秀的博物馆不仅体现在馆舍、藏品、业务活动等内容，也体现在中国特色博物馆馆长与典藏——策展人队伍的养成，在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中应该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博物馆概念与理论的中国化。从文物鉴选、典藏与价值提炼到遗产传承，从陈列展览到社会服务与公共文化建设，全方位注重物人关系的系统挖掘与建构，形成以综合性区域博物馆、行业特色博物馆、遍布城乡的微博物馆（生态或社区博物馆）、纯数字博物馆和博物馆微空间为形态的集收藏、展示、传播、教育和社会服务于一体的中国特色博物馆体系。

二是博物馆建设模式的中国化。在政府建馆之外，鼓励民间建馆、跨行业跨部门建馆、总分馆建设、博物馆群落建设以及博物馆之城建设等不同建馆模式，实现博物馆建设主体多元化，形态多样化。摒弃复杂的流程和科层化管理体制，鼓励博物馆探索专业化、模式化、生态化和职业化的建设和运营方式，在建设中进步，在进步中建设。

三是博物馆运营服务和管理体系的中国化。不仅应完善博物馆法律法规等制度体系，也应为博物馆建设和运营提供更加高效精准的土地、财税、经费等配套政策，包括更加有针对性和科学性的博物馆免费开放补助和评估体系，以及人才队伍培训。

四是大力推进智慧博物馆建设。推进数字化技术在博物馆中的应用，促进博物馆收藏、保管、科研、传播与社会服务的智能化与智慧化，实现历史遗产和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与公众需求、社会发展的全面对接和融合。

作为历史文明古国和文化遗产大国，在走向现代化和实现民族复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中国需要一批上博那样的国际一流博物馆，以及马承源先生那样具有深厚的文物底蕴与国际眼光的博物馆馆长和文物文化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