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展览的空间叙事策略
来源:
《博物馆管理》
作者:
张露胜
发布时间:
2025-08-13 09:43
内容提要:全球化的“叙事转向”为博物馆展览策划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深度。“叙事”与“空间”的结合从根本上构建起文本与空间的关联,借助空间思维去理解展品、事件与历史行为,营造出意象化的叙事空间。空间叙事理论极大拓宽了博物馆策展的维度与深度,赋予观众多元化的观展体验,也为策划同类展览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本文以“汉风汉画汉魂:山东汉画像石艺术展”为例,将展览场域作为研究对象,将汉画像石所属建筑作为叙事单元,综合分析空间叙事理论的相关概念和策展逻辑,深入探讨心理空间、建筑空间与虚拟空间在构筑展览叙事空间中的核心作用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展览策划;空间叙事;沉浸体验;汉画像石
一、博物馆展览的“叙事转向”
叙事是对一个时间序列中真实与虚拟事件及其状态的讲述,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思维及表达活动。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这样看待叙事:“世界上叙事作品之多,不可胜数。种类繁多,题材各异。对人来说,似乎什么手段都可以用来进行叙事……以这些几乎无穷无尽的形式出现的叙事,存在于一切时代,一切地方,一切社会。有了人类历史本身,就有了叙事。……叙事作品……超越国家、历史、文化存在着,如同生活一样”。叙事原本是文学领域的技巧,当叙事学与历史哲学结合而产生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之后,“叙事转向”的思潮开始席卷全球人文社科领域。
博物馆展览是人类的叙事方式之一,当基于数字技术的虚拟世界急速冲击一切的时候,以物质世界为基础的博物馆并没有走向消亡,反而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因为博物馆本身就是以物为基础的叙事体,它集合时空中的“碎片”事物,重新编织出一个乌托邦似的幻境。叙事本身涵盖文学、历史、艺术、哲学、建筑等各个领域的叙事元素和叙事对象,博物馆展览将实物与这些叙事对象有机融合,从而给予观众多样化的体验。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积极吸收并运用叙事学的理论、方法,推出更加多元、现代性的陈列展览。它将藏品融入故事性的时间序列之中,以新理念、新媒介赋予传统文化更多的当代意义。当然,博物馆叙事对象有不同取径,可能存在于文本、图像、交流,乃至时空的范畴。当空间与时间共同构筑成某个事物之后,事物也因这两个维度而丰满和立体。博物馆习惯于从时间维度梳理展品和撰写展览文本,但往往忽略了空间在展览叙事中的作用。这个空间既包括叙述者的“心理空间”、展厅的“建筑空间”,也包括数智技术构建的“虚拟空间”。关注时间而忽略空间维度,使得展览内容缺乏层次和深度,难以实现与观众的情感交流,而空间叙事能够从根本上建立起展览文本与空间的关系,强调叙事语境的构建,通过对叙事文本的解构与转译,用空间载体的思维去理解展品、事件与历史行为,并在空间中进行重组和呈现。
展览是在提供权威知识与社会大众认知局限之间建立理解的桥梁。空间叙事是展览策划的重要手段,它将历史与艺术融合在空间的维度下,实现内涵与外延的统一。2024年山东博物馆举办的“汉风汉画汉魂:山东汉画像石艺术展”(以下简称为“山东汉画像石艺术展”)是一次以空间叙事为逻辑进行的策展实践,通过分析空间叙事的类型与策略,营造出意象化的叙事空间,进一步阐释和论证空间叙事理论在展览策划与设计中的实践意义,为博物馆策划同类型展览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二、理解空间叙事:空间元素的隐喻特征
博物馆展览包括展品、空间、观众与叙事四要素。我们可以将展览简单看作一个空间及其空间内的填充物,这些填充物以某种秩序有机组合,叙事则赋予它们以秩序性。当我们以空间的思维去解构展览文本、梳理展览实物时,展览的架构、展品、展项都重组为展览空间的一部分,空间中的每一处视觉元素都被赋予与主题一致的隐喻和内涵,展览空间不再是某种“灰空间”或附属物,而成为整个展览叙事的一部分。展览中的空间与叙事要素又衍生出空间叙事与叙事空间这一组具有逻辑关系的概念。空间叙事是一种叙事方式,它将整个展览场域作为叙事主体,涉及空间化的叙事技巧及空间的叙事功能;而叙事空间则是注重空间的构成性与表现形态分析,是空间叙事中的“空间”,体现了物理性空间、社会文化空间及意蕴空间的综合。对展览而言,空间叙事是策展过程中使用的技巧,叙事空间则是以空间叙事为手段进行策展的结果。
博物馆越来越重视展览的空间要素,如何将空间融入叙事甚至以空间引领叙事,成为很多专题类展览首要考虑的问题。“山东汉画像石艺术展”是汉画像专题的改陈项目,策展伊始,我们就将空间作为展览策划的核心要素。展览以汉画像石作为主要展品(图1),它们是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兼具绘画和雕刻两类艺术特征,是中国早期造型艺术的重要范例,丰富了古代美术的基本法则和规范。如何向观众介绍汉画像石的概念和艺术成就,进而展现汉代人的精神信仰和大汉王朝豪迈气魄,这是策展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策展过程中以“建筑”和“空间”为核心搭建文本架构及梳理展品。汉画像石作为墓葬礼制建筑的基本单元,本身就是建筑空间的一部分。画像石建筑既包括神道两侧的石柱、石人、石兽、石碑等单体石雕,也包括石阙、石祠、石室墓等复合型建筑,将单体画像石还原到原墓葬建筑的空间语境中,去阐释它作为构石对建筑的作用以及画像对于整体建筑的隐喻。“山东汉画像石艺术展”没有像其他同类展览一样,将单块画像石作为基本展示单位,而将原石所属的建筑作为一个整体单位来展示,即便是某个图像的阐释也会置于整个建筑的语境中。对原石保存较全的石阙或祠堂进行了复原搭建,如莒南东兰墩孙氏阙(图2)、宋山一号祠堂;有的祠堂原石保存不全但核心构石仍在的,会将三壁石以解构的形式进行组合展示,如金乡朱鲔石室、嘉祥五老洼祠堂、宋山四号祠堂等;有的建筑散石居多或不宜在展厅空间复原的,会采用散石结合数字技术呈现,以数媒或图版形式释读,如东平后屯壁画墓(图3)、长清大街汉墓等;有的如嘉祥武梁祠、沂南北寨汉墓等建筑,它们本属国保单位,在原址保存,展览以沉浸式展项的形式向观众展示。
这些汉代墓葬建筑是展览的基本展示单位,同时它们又属于整个墓葬建筑系统的一部分。因为汉代的画像石墓大多属于社会中下层群体的礼制建筑,是对帝王陵园配置的仿效,它们会以神道为核心配置相应的石刻。神道是进入墓园的通道,以神道为中轴排列,对称设置了石柱(图4)、石兽、石阙、石人等,有侍卫之意,神道末端为石祠,供子孙追思祭祀,石祠后方为封土,封土下藏墓室。这些石质建筑共同构成了汉代民间墓葬建筑系统,人们对汉代墓葬的认识过程大多遵照延神道由外及内的顺序,因此整个展览的空间及架构设计也遵照此展开(图5)。
三、构建博物馆展览的叙事空间
空间叙事中的场域既包括客观存在的实际物理环境,以及依托实际物理环境以数字技术构建的虚拟展示环境,也包括个体在意识和心理活动中构建的主观空间体验。空间思维强调多重空间的统一性,它们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人们对展览的感知和理解。
(一)转译与重构:重塑观众的心理空间
“心理空间是一个关系空间,它不是外在世界于内在全等排列,而是以一定关系连结的内在表征。它可以超越外部世界在场的事物,借助符号意义从无数个相互关联的关系中提取出来,同时又可以跨越各种关系被重建。”“山东汉画像石艺术展”将画像石中典型的图像和结构元素进行“转译”与“重构”,赋予空间多样化的隐喻,这些隐喻的元素在观众的心理空间中重构为汉代的社会图景,强化了观展的代入感。展览将“艺术展”作为总体定位,其展示的对象是经过考古发现的“文物”,这些“文物”原本就是古代墓葬的一部分。如何在展览的“艺术性”与“墓葬化”以及如何在“艺术展”与“考古展”之间保持巧妙的平衡,这依赖于空间叙事对观众心理空间的塑造。
序厅设计源自展览理念的抽象概括,空间运用了大量被赋予意义的符号、色彩、图像去引导观众以适当的视角进入展览叙事的过程。刚踏入展厅,首先看到左手边巨大“方花”浮雕(图6)。“方花”本是山东地区祠堂墓顶常见的纹饰,取自永寿三年(157年)许安国祠堂顶盖石,代表着汉代人对宇宙空间的想象,四方的四朵叶瓣象征着四极,加上对角的叶瓣象征着八方,“方花”描绘了人们逝后所去的神仙世界,体现了汉代人的世界观、宇宙观。其中所蕴含的神仙信仰揭示了汉代人建造、雕刻画像石墓的原因,也揭示了策划这个展览的初衷,即通过展示画像石艺术一窥汉代人的精神世界。
展览将“方花”图像进行了“转译”,通过分析展览主旨和画像视觉元素,以一种超视觉经验的夸张、抽象形式重新表达图像,同时暗示观众展示空间发生了转换。“方花”上沿设有一条连续的深棕纹饰带,图像选取了颇具山东特色的滕州龙阳店画像石中的瑞兽画像(图7、图8),画像内容描绘了天界的景象,羽人与瑞兽图像相互勾连,形成了连续的重复图像单元,观众的视觉随着图像的延伸聚焦于展厅的顶部。顶部设置了大小两个挑高造型,四面不规则倾斜,顶面用以模拟天光。挑高的设计灵感源自沂南北寨墓室顶部的藻井结构,并且暗示观众已身处于墓室空间内,通过艺术化“重构”,将传统墓室结构抽象为颇具现代感的艺术空间形式,使观众的心理空间与建筑空间相呼应。
展标右侧的空间设计与“汉风汉画汉魂”的展览主题相呼应。上方是巨大的挑高墓顶造型,下方陈列着东汉“洛阳刘汉造石狮”(图9),石狮的展台四面倾斜,造型与挑高墓顶相呼应。一侧开窗,窗框同样采用四面倾斜结构,窗内外各有石狮对向而立,窗体采用汉墓窗结构抽象的连续单元,起到分隔、透气的作用。上中下三组相似的空间结构成为一体,共同烘托出这尊石狮的雄大气势,呼应展览主题。序厅空间的每处设计都以现代手法表达汉代的墓葬文化,经过设计元素的“转译”与“重构”,观众看到了汉代深沉雄大的气魄,看到了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改变了墓葬本身所隐喻的死亡与敬畏感。
展览按照从“画像石研究”到“神道”“祠堂”“墓室”四个单元的汉代墓葬认知顺序和空间逻辑展开,让观众一层层揭开汉画的神秘面纱,自然地被带入到汉代墓葬艺术的氛围中。第一单元“汉画像石解读”(图10)是展览叙事的铺垫,阐述了汉画像石的历史文化背景、风格类型、雕刻技法、研究传承等。其后的空间叙事以观众步入神道为序,将墓园空间进行解构重组,在有限的展示空间巧妙还原汉代墓葬建筑系统。第二单元“神道石刻”(图11)通过展厅空间中分割出一条横向贯穿的通道作为意向化的神道,采用非对称布局,一侧按照顺序配置各类神道石刻,另一侧则以平面形式阐释汉代陵墓制度,以达到“似而不是”的空间感。朱鲔石室是第三单元“汉画祠堂”的首组展品,它位于祠堂单元的起始,门扉正冲着“神道”末端,在空间上与陵墓制度相吻合,让观众从展品到空间层面自然过渡到下一个单元(图12)。第四单元“汉画墓室”位于武梁祠展项后方,观众在欣赏过武梁祠内壁精美的画像故事后,移步就能看到金乡香城堌堆石椁复原和沂南北寨汉墓虚拟MAPPING展项,在空间和叙事上衔接自然。
(二)想象与判断:构建整体性的建筑空间
建筑空间内部依据单元的划分和展品的陈设,大多呈现不连续或相对松散的状态。展览中呈现的对象偏重于实物,尽管博物馆通过发掘展品背后的故事,设置了相应的阐释系统,但阐释并不适合长篇大论,当实物之间有一定“距离”,阐释又不能详细展开时,空间叙事就需要观众依靠自己的“想象”与“判断”建立展品之间以及展品与阐释之间的联系,以形成这个空间的完整叙事。展览的建筑空间内不仅包含实际的空间和陈列的展品,还包括阐释系统和观众的“想象”与“判断”,就像结构主义者认为的,建筑空间是诸多人物、事件、语法、叙述者等元素的有序集合,每个元素本身并不具备特殊意义,只有当它们有序组合时,绝大部分观众会自然而然地将原本无关的元素组合成有意义的事物。
朱鲔石室复原展项将不同类型元素有序整合,既有石刻文物、艺术装置、复原场景等实物,也有将实物联系起来的影像、图文等阐释系统,整体塑造为一个东汉时期表达祭祀宴享主题的叙事空间。它既是一个独立的叙事,也是整个展览空间叙事的一部分。朱鲔石室是东汉晚期单檐双开间悬山顶式房屋建筑,是可复原的最大的汉代画像石祠堂。1927到1928年,金乡人周文奎将朱鲔石室的大部分带有画像的构石迁移到县城文庙明伦堂保存,但将基石、前立柱、隔梁石、承檐枋、支枋石、屋顶石等无画像的建筑构件丢弃。1942年,美国学者费慰梅(Wilma Canon Fairbank)在调查金乡县城保存的原石以及原址上与石室相关的墓葬后,对石室的建筑结构进行复原。
此次改陈按照费慰梅的方案将现存的十余块散石进行了整体复原,基本还原了祠堂三壁的围合空间(图13),但由于建筑缺石较多,此次复原增补了两块侧壁竖石、两支枋石及基石,屋顶采用金属钢网材质复原。因为石室画像属阴线刻,线条纤细,且两千年来残泐严重,为了便于观众参观,展项采用投影的方式用金线将阴刻线描边,并将精彩的宴享画像以填色的方式放大演绎,且投影设备与灯光联动切换,让观众既可以欣赏祠堂原石,也可以观看影像。祠堂前方设置触摸屏,便于查询石室的研究史,石室一侧将宴享画像中的情景以艺术场景的方式呈现。朱鲔石室复原展项由建筑原石、复原的构件、金属结构的屋顶、叠加的影像、查询屏和复原场景构成,这些元素本身平平无奇,当它们在建筑空间有机组合后,观众自然会将这些元素联系到一起,构成一个有意义的叙事。观众会自己决定所看到的叙事内容,通过“想象”与“判断”去补足和勾联叙事中缺失的部分,最终会随着影像和场景的情节沉浸于东汉豪族的祭祀宴享仪式,形成属于自己的叙事。
朱鲔石室展项的整体性在于整合了诸多展示元素,而展厅空间的整体性则从现实与虚拟两个维度实现了统一。展览的建筑空间模拟了汉代墓葬建筑体系,叙事则在建筑空间的基础上叠加了对应的虚拟空间,虚拟空间展示实物展品蕴含的考古、历史、艺术、人类学等领域的信息,它们通过多媒体展项、智慧导览等媒介呈现。虚拟空间中引入了一位“叙述者(Narrator)”去辅助观众完成“想象”与“判断”的过程,以串联起所有的展示媒介,引导观众建立展品与阐释之间的联系,完成整个叙事过程。展览将春秋时期鲁国人项橐设置为“叙述者”。项橐原是“孔子见老子”画像中推鸠车的小儿,亦为孔子师(图14)。《战国策·文信侯欲攻赵以广河间》载:“夫项橐生七岁而为孔子师,今臣生十二岁于兹矣!君其试臣,奚以遽言叱也?”虚拟空间中的“叙述者”既是全知全能的“全知者”,也是无所不在的“亲历者”。“全知者意味着像神一样可以无处不在”,他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在看似无关的事物之间找出内在逻辑,将历史片段进行“选择”和“阐释”,并遵循这个逻辑引导观众经历整个展览叙事。当项橐引领观众抵达宋山石祠或武梁祠等展项时,他又转换为“亲历者”,以发掘者或墓主人等第一人称带给观众身临其境的体验。虚拟空间中“叙述者”的设定整合了展厅中多样化的数字媒介,以一个统一的形象建立起展品与阐释之间的联系,极大整合了展览的建筑空间与虚拟空间。
(三)介入:虚拟空间的数智化
虚拟空间概念的前身可以追溯至加拿大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所创作的“蔓生三部曲”中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一词。在虚拟空间的发展过程中,衍生出“网络空间”“赛博空间”“数字空间”“元宇宙”等一系列内涵各有侧重的概念簇,本质上是基于数字技术构建的虚实融合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人、组织、人工智能体等主体和要素以虚拟形式参与和呈现。因为展览的建筑空间不可能满足每一个叙事的时间和空间需要,空间叙事需要构建虚拟空间来拓展建筑空间的局限,以满足现代展览所承载的巨大信息量。虚拟空间中时间和空间的意义由策展人所赋予,其时间跨度可能大到数亿年的生命演变历程或者小到历史中的一瞬,其空间也可能无所不包。博物馆通过“介入”的方式,将影像、游戏、体验等移植到空间建筑,借助虚拟空间构建新的叙事。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让博物馆构建多样化的虚拟空间成为可能,虚拟展厅和数媒展项通过借助数智化技术将现实世界进行数字化复制和重塑,以满足展览叙事的要求。博物馆虚拟空间的概念伴随着技术的变革而不断延展,从早期的文物数据化采集到智慧博物馆沉浸式平台建设,虚拟空间的载体可以从屏幕到整个场馆自由切换,由此也形成了博物馆四种典型的虚拟空间类型:基于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的在线网络空间;基于云计算、物联网、数字孪生技术的数字孪生空间;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原生空间;基于AR、VR、XR、MR等虚拟现实技术的数实交互空间。
“山东汉画像石艺术展”通过数智化手段塑造了不同类型的虚拟空间,有效弥补了展品在呈现效果上的不足。在“汉画祠堂”单元,按照建筑屋顶制式复原展示了多个石祠,如平顶式的宋山祠堂(图15)、五老洼祠堂,悬山顶式的朱鲔石室等,而蜚声海内嘉祥武梁祠因在原址保存,展览中采用了AR和VR技术打造了沉浸式的虚拟体验空间。武梁祠自宋代就受到金石学家的关注,在清代黄易等人重新发掘了武氏祠之后,武梁祠以其精妙雕刻技艺、丰富图像内容被誉为“一部镌刻在石头上的华夏史”。武梁祠展项集合了建筑空间与虚拟空间的优势,展项本身具有一个巨大的箱体空间,以三面LED屏模拟祠堂东西后壁的画像,屏幕的面积远超出了原祠堂壁石的尺寸,三面巨屏形成的围合空间给予观众更好的超视感及沉浸感,顶部及屏幕结合处镶嵌镜面,使画像呈现出缤纷的艺术效果。放大的建筑空间成为武梁祠虚拟空间的载体,影像从武氏祠历史讲起,隐喻着祠堂建筑本身,讲述的伏羲女娲、舜耕历山、闵子骞失棰、完璧归赵等经典故事,将屏幕虚拟的空间延伸到整个汉代社会,展现了汉代人的文化、艺术和信仰。
“汉画墓室”单元的沂南北寨汉墓虚拟MAPPING展项搭建了一个VR和MR虚拟现实技术的平台,将影像与游戏的体验“介入”到建筑空间当中,展项完整复原了沂南北寨汉墓的空间模型,观众以漫游方式遍览每个建筑结构上的画像,既可以佩戴VR眼镜进入墓室进行交互体验,也可以裸眼观看投射的巨幅影像(图16)。数智技术创造了新的虚拟空间,虚拟空间极大拓展了空间叙事的可能性,也得以重塑博物馆展览空间。
四、结论
全球化的“叙事转向”让博物馆日益重视“叙事”在展览策划中的作用,“空间”不仅是承载展览的场域,其结构与隐喻更成为展览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空间与叙事紧密结合,空间不再是文本的附属物或隐身者,而成为一种空间叙事的手段,从策展伊始就与文本与展品紧密结合在一起。空间叙事通过转译、重构、想象、介入等手段,将观众的心理空间与虚拟、建筑空间融于一体,营造出意象化的叙事效果。空间叙事是后现代历史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博物馆叙事理论与展览实践的完美融合,未来必将随着博物馆理论与技术的创新,在展览实践和文化传播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