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历史类展览与其他类型展览的不同，源于其基本逻辑与建构方式。从博物馆的起源与类型发展可以获知，历史类展览具有高叙事性。实物收藏品之外的各种媒介既是历史类展览的叙事基础，也是其叙事方法和工具。媒介化作为历史类展览的建构方式，与叙事相辅相成，推动着历史类展览的发展。历史类展览可以被看作一种具有展览属性的历史文本，博物馆展览的空间属性以及其中各种物质性和数字化媒介，使其形成独特的叙事内容与表达；媒介化则使展览可以抛开文物进行独立的、基于问题与思想的叙事。鉴于媒介化具有正负两面，历史类博物馆应厘清相关问题，注意把握好媒介化尺度，利用媒介工具建构自由而独特的展览叙事，为呈现更富吸引力的展览创造条件。

关键词：展览  叙事  媒介化  博物馆  历史

历史类博物馆的展览，尤其是近现代史展览看上去和其他类型的展览不一样，直观感受是实物相对少而文字图片相对多，观展体验也稍逊一筹。切入表象究其缘由，历史类博物馆的生成机制、基本目标与建构方式等底层逻辑与其他类型的博物馆都不尽相同，从而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样貌。

一、生成逻辑带来高叙事性

根据博物馆的官方定义，博物馆面向大众的核心是“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遗产”在原文中用的是“heritage”，即指国家或社会长期形成的历史、传统和特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博物馆都属于历史博物馆，因为它们都保存与过去事件或情境相关的物品。”或者说博物馆具有与生俱来的历史属性，然而历史类博物馆却不是博物馆的初始。

博物馆随着人类对自身以及环境的认知以及知识、财富的累积而发展。近代的地理大发现和博物学促成了以自然标本为主要收藏的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后来演化为自然类博物馆，比如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起初是百科全书式的，后来将自然标本剥离出来建立了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欧洲皇家与贵族的私人艺术品收藏面向社会开放而形成了艺术博物馆，比如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卢浮宫（Musée du Louvre）。科学技术与现代工业的发展催生了科技、工业类博物馆，例如19世纪末成立的芝加哥工业与科技博物馆（The Museum of Science and Industry）。历史博物馆出现得最晚，它起源于自然历史博物馆和艺术博物馆，从自然历史、艺术史发展成为以社会发展史为主题的独立意义的历史博物馆，民族主义的兴起与现代国家的建立是主要的推动力。我国博物馆的创建过程也大致如此，国内最早的现代意义的博物馆是博物类与艺术类的合体—1905年张謇创办的南通博物苑；历史博物馆出现于中华民国成立之后，1912年7月民国政府教育部决定设立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1926年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式开馆。

如今博物馆的种类众多，大类小类交叉并置，但基本的分类标准都是知识门类，一般分为艺术、自然、科技与历史四大类型。艺术类博物馆的知识框架是艺术史，无论展示古代或现当代艺术，展品都以艺术品为主，最为纯粹。自然类博物馆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主要展品是从自然中获取的物质和标本，也包括动物园和植物园中活态的动植物；在对大自然各种现象和宏观环境进行呈现与解读时，需要图表、模型等其他媒介来辅助。科技类博物馆基于科学研究和应用的成果，除了一些重大发明创造以原物出现在少数展览中，其他大部分内容通过“展项”来表达，展项通过专门设计的道具来直观地说明抽象的科学原理、演示自然规律，通常可以进行交互和动态演示。展项也可以看作为一种物质性的媒介。

历史类博物馆以历史学及相关社会人文学科为知识框架，从历时的维度呈现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其展示的核心是人类社会各个层面状态的变化，意味着一种历时性的叙事；展示的主体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而是反映历史发展的“事”，目的是通过对于历史发展的意义阐释来寻求价值认同；叙事不再只是一种展示内容的构建方式，而成为了内容本身。由此，历史类展览天生具有高叙事性，对于以实物展品为基础的展览形成了挑战。一方面历史内容无法达到自然科学般的客观，对历史的认知与阐释根源于不同的历史观而难以统一标准；另一方面历史遗留的实物与文献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证据，但在普通观众眼中很难通过历史遗留物看出历史发展的逻辑关系，也就是单纯的藏品展示难以达成展览目的，需要通过其他信息媒介去讲述、去阐释。这就引发了展览的叙事与媒介化的问题。

总的来看，艺术、自然、科技与历史这四类博物馆的叙事性由低至高，实物展品的数量呈递减状，通过其他媒介来演示、说明、阐释的内容呈递增状，即媒介化在增强。

二、叙事性需要展品的媒介化扩展

历史博物馆展览的高叙事性带来了媒介化的必然需求，媒介化首先表现在展品上。博物馆学中讨论“藏品”较多，而论及“展品”较少。藏品是内向性的，只有将藏品放置于展览之中转化成为展品—被观看的对象，藏品才具有外向的、对于公众的价值。随着博物馆社会职能的扩展、展示技术的提升与展览观念的更新，展品的边界在媒介化的推动下不断扩展，主要可以归纳为四个层面。

1. 非实物记录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藏品不再局限于实物。“博物馆藏品可大致分为四种：文物、自然标本、实物资料、非实物记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类博物馆的藏品主要是文物、实物资料和非实物记录。“非实物记录指反映和记录客观真实存在和发生的现象与过程的文字、图像、音像和数字记录等资料，记录这些资料的载体本身不具有文物价值，但是记录的内容具有文物价值。”非实物记录可以看作为原始的、未经加工过的媒介资料，当其出现在展览之中就成为了一种基于收藏的原生态媒介展品。比如巴黎荣军院（The Hôtel National des Invalides）有个讲述戴高乐一生的常设展（Historical Charles de Gaulle），主要由非实物记录构成，包括大量的历史照片、音像等记录资料，配合少量多媒体交互展项，构成了一个没有文物却史料丰富的历史展览。

2. 珍贵收藏品的替身

收藏品的核心价值在于原真性，真实的原件无可替代，尤其对于历史类和艺术类博物馆。然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也采用复制品或模型来代替。有的藏品非常珍贵而脆弱，不适合长期或频繁展出，比如中国古代书画，只好用复制品、数字图像等替身出席展览以满足观赏需求。有的文物藏品价值高、观赏性强，成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或明星展品，这些重要展品时常被借展，一去就是数月时间，为了弥补陈列空缺，就摆上个复制品作为替身。还有的文物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在某个叙事线中起到极强的物证作用，原物只有一件而不可得，就退而求其次采用复制品来布展。比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为了表现中国民众的抗日情怀而展出的一面“死旗”，就是建川博物馆聚落川军抗战馆所藏“死旗”的复制品。

对于博物馆展示复制品的态度有否定有赞同，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就会得出不同的答案。对于收藏、鉴赏和研究，物的原真性不可替代，出现“假文物”是对博物馆的自我否定。从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出发，古德认为“重要物品的复制品往往比次要物品的原件更能满足教育的需要。……博物馆物品是一种工具，其目标就是为了加深参观者对世界的了解。”作为工具，重要的是有效性，一件仿制准确的精美复制品和原件的历史价值不可相提并论，所承载的教育信息却相差无几。一些历史类展览为了提升观展体验设置了特殊体验区，观众可以触摸、掂量“文物”，感受其质感、肌理、重量，视力障碍者也可以通过这种触摸的方式“观看”文物，为了保证原物的安全只能采用复制品作为替身，这种复制品就是一种受欢迎的工具。

2020年12月，故宫博物院在永寿宫举办了“绝域苍茫万里行—丝绸之路（乌兹别克斯坦段）考古成果展”，由于受新冠疫情影响，文物不能运到北京，所有计划展出的文物以高还原度的照片立牌代替，故宫在官网上与展厅入口都特意予以说明。虽然观众在表示理解的同时感叹“创意可爱”“栩栩如生”，但是这种方式颠覆了此类考古成果展览的根基，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展览提醒我们继续思考—博物馆是否还需要实物？这是美国学者史蒂芬·康恩（Steven Conn）于2010年出版的专著标题（Do Museums Still Need Objects?），曾在学界引起广泛讨论。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需要用是或否来回答，它更像一句警世之问，用疑问的修辞来激发思考，从博物馆的历史、本质、构架、功能、价值等各个方面对博物馆展览进行探讨，以应对博物馆的时代变革并探索未来发展的方向。

3. 深度诠释的辅助展品

“博物馆是否还需要实物？”类似的问题从一个世纪之前就开始了。“一些博物馆开始增加解释性标签、图表和示意图来帮助观众理解展品，从那时开始，一个永恒的论题—在博物馆用多少文字说明才是合适的—出现了。”标签是诠释展品的最初形态，是展品信息媒介化的起始，如今形式多样“数字化标签”应该是一个世纪之前所想象不到的。

从收藏品到展品是一个根据展览主题对于藏品进行解释说明与意义编织的过程，解释说明与意义编织就需要借助其他媒介，如图文说明、沙盘模型、装置、影像、数字交互等，它们帮助人们看懂那些难于理解的文物极其背景故事，博物馆学中通称之为辅助展品。辅助展品和文物展品展现不同的信息层面，共同为展览主题服务。举个例子。2019年良渚文化申遗成功后，故宫举办了“良渚与古代中国—玉器显示的五千年文明”特展，良渚玉器在普通人眼里精美而神秘但难以理解，这次展览通过多种辅助展品化解了难题。玉器实物展示了本体信息；配合实物展示的辅助构件、说明图与交互图像说明了功能信息与社会信息；它们形成一个整体来阐释展览主题、佐证中国五千年文明史。

4. 视觉化叙事的历史场景

历史类展览需要叙事，而文物本身不具备叙事能力，需要通过其他媒介来完成。语言和文字具有直接而完整的叙事能力，但不适合在展览中大量应用，如果一个展览中文字过多如同读书，那么展览就失去其独特的价值。语音讲解也相似，无论是导览员的现场讲解还是借用各种先进技术的设备导览，过多的语音让看展变成了听展，不仅分散观看的注意力，还会拉长观展的时间，稀释原始信息的密度。图画和影像的组合编辑可以带来直观的叙事，更符合如今人们通过“读图”来获取信息的习惯，但其复制与传播太过便捷，容易丧失稀缺性的吸引力。相比之下，三维空间性的场景是博物馆特有而不容易被复制取代的，且具有直观的视觉感受。历史场景通过文物的组合与布景式的环境塑造，呈现出某一历史状态或者再现某时某地的情境，也具备图像般的叙事能力；如果结合影音、增强现实等数字化技术，还可以增添时间维度的历时性叙事。

历史场景的叙事可以概括为两种方式。其一，以实物展品（文物）为主角，通过展品之间的组合或者与其他媒介的关联性组合将展品还原到它的原境之中，原境提供了展品的功能信息、社会信息与文化意义，展品为媒介化的原境提供了物证，增强了真实性与可信度。其二，以场景为展品，采用布景的方式将人物形象、道具和配景构成一个整体，再现某个重要的历史景象或历史事件。其中的道具可采用文物原件或复制品；人物形象采用蜡像、雕塑、人像立牌等形式，也可以不设置人物。无论哪种方式，场景具有多样的表达。微缩场景让观众从上帝视角回看历史，一比一原大场景让观众走进其中以第一人称视角体验历史；无人的场景犹如历史的空镜带来静谧、引发想象，有人物的场景更有温度、感觉更亲近，引发观者思考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例如，柏林的东德博物馆（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c Museum）以多种视觉化的方式直观呈现了东德时期人们的生活全貌，柏林墙的剖面模型展现了大环境的严酷；一系列小尺度的景箱，比如普通的儿童塑料玩具配上热门的海边沙滩背景，女士身着比基尼坐在沙滩椅上的照片配上浴巾和冰桶……展现了东德人惬意的休闲生活；一比一原大的家庭还原场景，客厅、卧室、儿童房等每一间都能看到精致的细节，让人感受到岁月静好。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展演技术，比如3D影像、360度影像、投影映射（Project Mapping）、虚拟现实扩展了场景的无限可能性，也提升了场景的叙事能力，但同时也打破了博物馆物理环境中的场景原真性与唯一性。

总的来看，媒介化的展品可分为实物性和数字化两大类，它们作为词语和段落共同构成历史叙事，以更好地表达展览的意义。随着数字科技的发展与普及，世间万物似乎皆可数字化。目前数字化是一种基础的、也是终极的媒介化，由它又可演化出更多的媒介化展品，也可将博物馆移植网络空间。数字化的媒介化也提出了更多关于博物馆的基本问题，比如，历史类展览是否还需要文物？

三、作为一种历史文本的媒介化展览

展品的媒介化带来了展览的媒介化，当展览中的媒介化展品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以至构成了展览的全部时，就形成了媒介化展览。媒介化的展示手法多样、形式自由而且能随着技术发展而不断带来新鲜体验，近年来成为了展览中的热点。例如，2015年“不朽的梵高—感应艺术展”在北京和上海取得商业成功之后，2016年“邂逅梵高”体验展在北京金源购物中心开启了全球巡展之路，这两个展览都讲述了梵高的个人经历并展示了大量画作，但没有任何原作，代之以高清图像、三维场景等媒介方式提供沉浸式体验。之后又有一些类似的媒介化展览进入艺术区和博物馆，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博物馆官方对此类展览的认可。

文本原意指书面语言的表现形式，一个文本可以是一个句子、一个段落或者一个篇章，指由书写所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广义的文本意味着一种有意识的记录和话语表达；将这层意义扩展开来，图画和影像等其他信息载体也可以被看作为一种文本。图画是通过画笔以图形的形式固定下来的视觉话语，比文字更直观更形象，例如著名的《清明上河图》，既是艺术史上的珍品也是历史文化研究的宝藏。影像，无论静态的或动态的，是通过光学设备对于事物景象的直接复制，也是一种将历史固定下来的视觉话语，未经编排导演的记录性影像具有独特的客观价值；经过编排导演以及数字化修改的影像，比如纪录片，是一种主题更明确、更具主观意识的表达。因而现今汇集了多种媒介的展览可以看作为以多种话语形式构成的一种叙事文本。

高叙事性的历史类展览从来都是汇编了多种信息载体的话语表达。早期的历史类展览主要借助文字、图片等印刷媒介作为辅助展品来构建叙事，展览整体上犹如空间化的历史图册，可以看作为一种文字、图片与文物（文物资料）编织的历史文本。如今以数字化展览技术为主的、更多的媒介形式进入到历史类展览中，让展览具有更多的可能性，甚至跳脱文物实物的“必要条件”成为完全的媒介化展览。

还有一些展览将历史事实通过全新的、更具感染力的媒介形式表达出来，让历史印刻入观者的心中。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地（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Jews of Europe）的地下有个纪念展馆，其中一个展厅的地面上整齐地投影出一块块“展板”，上面是被迫害者留下的日记、书信和遗言等。当人们站在前面低头阅读时也是在向逝者致哀致敬，整体展厅犹如一座影像构成的墓园。另一个展厅中回荡着低沉的诵读—全欧洲被害犹太人的姓名和简历，全部听完大约需要6年7个月27天。当然没有任何观众能从头到尾听完，但很多观众都默默地坐下来，哪怕只倾听一小段。展厅里似乎具有一种魔力，黑暗仿佛产生了哀伤，低沉的诵读声与泛着柔光的图像仿佛捕获了观众的灵魂。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博物馆、纪念馆与纪念地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如果以传统的实物展示方式从实操的角度看，历史遗留物可能难以支撑那么多展览。顺应媒介化的趋势，发挥媒介在叙事和表现上的潜力，可以让那些应该留下来的公共记忆得以更广泛的传播。

展览媒介化的极致意味着完全不依靠文物、甚至不依靠非物质记录，围绕某个主题来构建叙事、创作表达叙事的展品，社会议题博物馆即属于此类。“二十世纪中期后，博物馆积极参与社会发展事务，一些博物馆试图摆脱学术象牙塔的传统形象，力图聚焦于社会问题，如人权、‘平权’、原住民、‘浩劫’等话题，这些以问题导向的博物馆对以知识导向的博物馆类型研究形成尖锐挑战。”[15]这一类新出现的博物馆以人类社会当下重要的社会问题为主题，这些问题已经发生、长期存在并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将继续影响人类未来，因而也可归入为历史类博物馆。社会议题博物馆以非物质性代替了物质性，类似在人类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之外又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人为载体，在人与人之间传承；社会议题亦如此，它存在于人的思想观念中，通过人们及媒体之间讨论、批判而表达、流传。社会议题博物馆的展览以自己的方式介入社会话题，通常从反思和批判的角度来讲述人类历史中并不光彩的一面，同时以几乎完全媒介化的展览形式来表达以形成社会影响力，内容与形式共同构成另一种历史文本。比如洛杉矶的宽容博物馆（Museum of Tolerance），每个展厅就像一个小剧场，讲述一个故事、传达一个主题思想，小剧场由微缩场景、影像、装置、语音讲解等多种媒介构成。

总的来看，历史类展览是一种历史叙事的话语，实物收藏品之外的各种媒介是历史类展览进行叙事的基础，也是叙事的方法和工具。博物馆展览的空间属性以及空间中所容纳的多种媒介使其具有独特的叙事内容与表达方式，使展览更自由而富于创意，甚至使展览脱离文物进行独立的基于问题与思想的叙事，形成了具有展览属性的历史文本。

四、小结与建议

历史类展览作为一种历史文本，高叙事性是其基本逻辑，它要求通过媒介化来完成展览叙事；丰富多样的媒介形式同时提升了展览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媒介化成为了历史类展览的一种基本建构方式。同时，媒介化的可复制性让展览更容易走出博物馆扩大影响力，更有利于历史文化的社会普及，就像“清明上河图2.0/3.0”[16]在社会上引起热潮，客观上提升了历史文化与艺术的普及效能。媒介化也有另一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博物馆的根基—收藏品的原真性；它让叙事完整、确切从而容易让观众失去对于历史的想象；它的易于复制有可能带来另一种千馆一面的现象；它有可能造成展览一味追求形式新颖而忽视内容的情况。

在历史类展览的媒介化趋势下，如何扬长避短地做好展览，博物馆或许可以放慢脚步，先将几个问题思考透彻。第一，如何把握媒介化的尺度。哪些内容适合采用媒介化、采用哪种媒介更适合是首要需要考虑的问题，避免媒介化（尤其是数字化的媒介化）泛滥。第二，操作媒介化展览的方法和流程。叙事与媒介相辅相成，策展不再只是内容的构建，选择媒介的形式也同样重要，而且需要与内容构建同时进行。媒介化涉及到一些技术与设备的知识，比如影像以什么设备演示，电视、投影或是VR、AR？影像需要多少分辨率、多大的显示面积？是否需要交互，机械交互还是数字化交互？数字化交互是采用触屏、影像捕捉或体感？体感采用哪家的设备、后台用什么程序？这些问题需要在策展时就开始和制作团队共同考虑，避免到后期无法实施。第三，如何建构独特的历史展览叙事。传统的展览构建从收藏品出发，媒介化可以让展览摆脱藏品的限制，更加自由地发挥策展创意、更加自由地组织内容和展品从而形成更多样化的叙事。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媒介化不是目的，媒介化是工具和方法，是提升展览叙事的途径，最终为呈现更富吸引力的展览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