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里的科技、时间与历时性

——叙事式科技观和我国科技博物馆的新使命

【摘要】西方科技博物馆在两次变革中调整了科技与时间的关系，科技的历时性在科学中心的呈现中普遍缺失。科技与时间的脱钩是欧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非因为科技本身所具有的恒定性。我国科技博物馆的使命应当立足于本土条件与现实需要，在吸收科学中心优势的同时，着力将科技与时间统一起来，采用叙事式科技观，展示科技的历时性变化及其与社会互动的复杂度。

【关键词】科技博物馆；历时性；叙事式科技观

一、 引论

在近代西方，科技博物馆的功能定位经历过两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从内部收藏到公共展品的变革，以阿什莫林博物馆和伦敦科学博物馆的创建为标志，行业知识开始走向公众；第二次是从历史陈列到科学中心的变革，以巴黎发现宫和旧金山探索馆等为代表，从抽象原理转向互动实践。朱幼文曾经对科技博物馆的教育功能之“进化”有过归纳，指出科技博物馆是特定历史、社会和经济条件的产物，受到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影响，必须满足社会对科技和公众科学素质的需求，其传播方式也必然与当时的科学传播理念和科学教育思想相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在科技博物馆的两次重大变革中，科技与过去、未来的关系经历两次重大调整，历时性成为了科技博物馆定义科技的焦点问题。在博物馆的空间内，科技与时间从最初的结合到后来脱钩，到今日再度结合的条件成熟，证明了科技博物馆既是社会科技观念的真实反映，也能积极改造科技的内涵。科技的内涵在博物馆并不是线性发展的，而是断裂的、革命性的、带有明显范式变迁的。已有学者从西方科技博物馆的发展中提炼规律，提出了强调技术史、开放性、社会性等诸多有益建议；或从认知科学的发展规律推测我国科技博物馆下一阶段所面临的挑战。但这些研究仍未从根本上抓住科技在博物馆空间中变迁的关键线索，也就是科技与时间的关系。

本文旨在回顾西方科技博物馆实践中科技与时间关系的两度变迁，指出今日科学中心所呈现的“不受时间影响的科技”这一状态是或然的。在当代中国，科技必须恢复历时性特征，与新式的科技史齐头并进，方能忠实于科技博物馆的时代使命，真实反映科技与社会发展的复杂关系，激发公众参与科技发展的热情。此处的历时性（diachrony）借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概念，强调一个知识体系（如语言、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变化情况。历时性是科技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否定了科学和技术作为先验知识的存在，其之所以能具备今日之形态，是经历了科技工作者和其他社会成员长期的塑造。科技的内容既具备一定真理性，又见证并包含了科技知识生产和实践应用中的多方利益和诉求。历时性是科技在时间轴和社会轴上的投影，是其复杂度的具体体现。

二、科技与时间在博物馆的统一

“科技”的内涵第一次发生变迁是在工业类博物馆进入大众视野之时。此前，科技博物馆更多是以博物学（自然史）收藏陈列的面貌出现，这一知识体系起源较早，所需人力和器材都规模较小，阶级门槛高，所涉人群有限。当19世纪晚期机械产业对社会改造的影响日渐巨大时，科技一词的定义也发生了转变，尤其是技术的部分。科技史学者露丝·奥登齐尔（Ruth Oldenziel）指出“技术”的英语词汇“technology”其实是相当晚近的发明，20世纪20年代社会科学学者才率先使用该词，用于指涉越来越庞大的机械系统。在那之前，此类技术集合一般用“有用的技艺”（useful art）来指代，“科技”一词内涵的更新与科学技术的日常化和普遍化不无关系。与之呼应，新型的科技博物馆也出现了。伦敦科学博物馆 1928 年正式以新的建筑面貌示人时，其藏品主要来自于南肯辛顿博物馆和专利办公室博物馆，前者的收藏主要是19世纪中期万国博览会的遗存，后者的收藏则是由工业革命以降在英国申报专利的发明家所递交的机械模型构成。所以在开馆之后，观众所领略的是工业革命时代巨大的蒸汽引擎或是英王乔治三世赠与伦敦国王学院的他年轻时学习自然哲学时所使用的仪器用具。在20世纪初期，当公众第一次面对带有强烈工程技术性质的科技时，它既是未来的，又是历史的。历史是指藏品展品本身恰当的“年龄”，未来则是指英国深厚而丰富的工业遗存照亮了前进的方向，是提升民族荣誉感的一剂猛药。

在这样的博物馆里，科技既是令人骄傲的具有纪念碑性的科技，又是作为历史的科技。该馆研究人员罗伯特·巴德（Robert Bud）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科学博物馆曾经非常清楚自己对史学界的职责，他们制作历史顺序的编目，与纽科门技术史学会建立密切联系，也成为了许多新创建的科技史学会的合作伙伴与会议地点，例如科学史国际大会和炼金术与早期化学研究学会。1950 年出任馆长的弗兰克·谢伍德·泰勒（Frank Sherwood Taylor）是著名的化学史学家，英国科学史学会在牛津大学创立之时，泰勒正是决策委员会的主席。可以说，在20世纪上半叶的科技博物馆中，科技约等于科技史，过去、科技、未来，三者是统一的。

这种统一性需要极为特殊的历史条件方能促成。首先，20世纪初，欧美大学建制日渐完善，院系分工日趋细化，这令专注面狭窄的新型学会成为可能；其次，工程师和科学家们在过去半个世纪借欧美城市改造和医药创新的东风，依靠知识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形形色色的学会成为了他们加强横向串联，进一步提升社会地位的重要工具。正是在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呼吁下，伦敦科学博物馆才得以获得议会资助；再有，19世纪下半叶工业博览会的频频举办，为工业主题陈列培养了受众，而继承了这些展品的博物馆也不得不重新定位；最后，彰显工程技术成就的科技博物馆创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处于英国和西方制度自信的历史高点，两次产业革命促使经济快速发展，城市现代化进程迅猛，日常生活日益便捷卫生，公众对科技所起的进步性作用具有普遍信心。在20世纪初科技博物馆的空间里，科技与时间达成了统一，成为了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这种联合看似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却又十分脆弱，它诞生于英国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环境和特定国际背景，会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三、科技与时间在博物馆的脱钩

20世纪70年代起，科技博物馆的旨趣发生了显著转向，欧美普遍开始出现偏重公众教育的科学中心。这种转向背后是科技与时间的脱钩，原因有三：

首先，科技史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二战前后，科学与技术高度融合，社会效应规模升级，尤以雷达、青霉素和核武器等“大科学”为代表。战后科研模式的转变令科技发展加速，原本以工程机械制造为荣耀的科技史被重新定义，专利模型等博物馆藏品经历天然衰变，面临淘汰风险。原本这一学科内容是用来探索现代科技渊源的，与早期科技博物馆是天然盟友；如今博物馆本身“活”成了历史，科技史便沦为了博物馆轻装前行路上越来越重的学理包袱。剑桥科学史博物馆的吉姆·本内特（Jim Bennett）就指出：“并不是说博物馆的藏品越来越老旧了，科学史就能获得一统江湖的权位，如果要让展陈变得有内容，那获选的藏品一定是因为它特定的价值而胜出，而衡量它们价值的标准必须是根据当下博物馆的方针政策而设立的”。

原因之二，一些新兴科技的应用和失误撼动了公众对科技进步与社会进步之间必然联系的信心，科技是否能引领美好未来开始承受质疑。首当其冲的就是核能，核武器的战时应用令民众意识到现代科技潜在的毁灭性，二战前后国家主导研发的模式让科技与权力暧昧不清，越来越高的知识壁垒让科技“圈内人”愈发失去公众信任。美苏之后的两起核事故让这项曾被寄予厚望的核能行业陷入寒冬，原本代表着清洁与高效的新能源如今与污染和死亡常相关联，原子弹和核泄露成为民众质疑科技福祉最常用的论据。二十世纪中期的西方学界以萧条和战争为起点，对历史路径发起深刻反思，如法兰克福学派对科技的阶级性及其对人的控制性的批判，科技与光明未来之间的确定关系蒙上了阴影。著名的科学知识和社会问题专家杰瑞·拉维茨（Jerry Ravetz）就曾指出，核武器时代让博物馆人不得不重新定义“科学进步”这一概念。原本具有未来性、童话性的展望不得不在博物馆空间内被压缩成当下的、世俗的、技术性的、包含多元诉求博弈的棘手难题。

原因之三，新型科技博物馆的出现强化了学习的互动性和在场性，对历史问题的思考和对未来问题的关怀被间接弱化。以二战赢家美国为例，国家对科技研发投入空前，权力与科技的关系悄然改变，科技博物馆对此做出了正向反向两种反应。反向反应的实践者是“曼哈顿计划”的参与者、物理学家弗兰克·奥本海默（Frank Oppenheimer）。奥本海默因为冷战时期政治压迫失去了明尼苏达大学的教职，后受聘于科罗拉多某高中，在物理课上获得了互动教学的灵感。后来他踏访欧洲时受到新型科技博物馆的感召，决定在旧金山创建自己的博物馆，也就是后来的探索馆（The Exploratorium）。该馆宗旨是“每个人都是自成一派的科学家”，展览增加了互动的环节，也解除了固定的陈列动线，让观众随心所欲移动，其所蕴含的不只是对博物馆的重新定位，更有奥本海默本人重置科技与权力关系的迫切愿望。同一时期在美国东海岸，波士顿科学博物馆馆长布拉福德·瓦什伯恩（Bradford Washburn）则担心科技进展太快，国家间竞争激烈，美国科研人力恐怕无以为继。他提出了“接触科学是最紧要之事”这一教学理念，波士顿科学博物馆正向应对战后科研模式，频繁举办临时展览，探讨最前沿的科技发展，尤其是像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 Sputnik 这样的热门主题，以此吸引大量观众，培养年轻人对科学的喜爱和理解，为国家源源不断输送人才。

科学中心对展品互动性和娱乐性的追求，将科技压缩成当下的、具象的、在场的科技，博物馆空间内科技与时间开始脱钩。科学中心既不需要探讨科技的历史流变，也不需要为沉重的人类命运负责。这样确实能够优化年轻观众的学习体验，但是也使科技博物馆受众构成狭窄化、低龄化。这一时期欧美的科技博物馆试图与建制权力争夺对科技的定义权，但无论是正向回应还是反向回应，其作为科技历程“权威阐释者”的角色都日渐衰微。

四、我国科技博物馆中的科技与时间

中国的科技博物馆大多创建于科学中心潮流勃兴之后，营建思路对标欧美重实践轻时间的教学观念，加之中国考古文物类博物馆为数甚巨，科技博物馆天然获得了非历史类的分工，因此“没有时间的科技”长久以来并未成为问题。实际上，科技博物馆使命中的核心矛盾仍然是科技与时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呈现科技历时性的问题。今日中国在科技领域大有作为，这段当代史是如此令人瞩目，以至于科技与时间的关系成为了我国博物馆内亟待厘清的关键问题。若非如此，则不足以阐明今日中国之成就与昨日中国之脉络应以何种方式相连接。然而，在中国的科技博物馆空间内，科技与时间关系之复杂比西方更甚，原因有五：

其一，中国的科学技术成就一度集中于古代，看似悠久绵长，实则难以与当代发展成果对接，无法形成连续的历史表达，星星点点的旧日辉煌反而容易造成过去与现在的割裂。

其二，近现代的科技几乎全部源于西方，提及历史难免置中国于受动，故而很多博物馆选择淡化、弱化、简单化科技的源流问题。实际上，悬空的“科技”更容易被符号化，在观众潜意识中将其与西方画上等号，这恰是中国的科技博物馆应该试图规避的。

其三，中国经济腾飞之前所建的科技博物馆虽较为关注历史，注重利用既有收藏，但受限于财力，难以用符合当下博物馆审美的方式呈现对建筑、环境硬件、安装技艺要求较高的工程技术类内容。21世纪之后建设的科技博物馆则缺乏长期的搜集、收藏和研究，多采购国内外现成的展陈、展具和展品。这些内容因为行销世界各地，多强调具有普适性的科学原理，鲜有提及具体的社会背景和行业实践，导致重科不重技的倾向，科学的抽象性和恒定性被过度彰显。

其四，科学中心式的科技博物馆更受观众欢迎，历史内容则存在“劝退”观众的风险。科学中心热衷于将“知识裹上糖衣”，刻意增加一些不必要的互动，用大众通俗文化的色彩包装常规的展品。这就容易使观众在动手参与的操作过程中，将科技与抽象的时间进一步割裂。

我国科技博物馆将主要精力用于开发和采购更先进、更有趣的教具上，对科技与时间这一关键关系的思考却略显不足，尤其缺乏顶层设计。要解决中国博物馆空间里的科技历时性问题，不应该不讲历史，而是应该多讲历史，把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讲透。所谓讲透，是不止步于对科技发展时间线索的梳理，是全景展示科技研发与应用的过程，形成一种叙事式的科技观，还原科技发展的历时性变化及其与社会互动的复杂度。

五、叙事式科技观

学界对“故事”在科技博物馆展陈中的价值早已有所认知，也已经有学者提出科技博物馆应着重体现科学家的生平故事来传达科学文化与思考方法。但是叙事式科技观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故事，它不只包含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要素，还需要从更高的学理视角剖析科学技术的社会进程。美国科学促进会成员曾在1991年的著作《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中指出，科学包含了作为世界观、作为认识论和作为社会事业的三重含义，而作为社会事业的科学牵涉到个人、社群和体制，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活动，受到价值观、文化、学科建制以及作为公民的科学家的多重影响。技术更是如此，任何技术系统都会与社会系统密切互动，后者又加诸于前者重重限定，技术决策的社会语境更是复杂。这一观点对扩充我们对科学和技术的认识极具启发意义。

有鉴于此，叙事式的科技观理应包含科学与技术运行中与社会相关的方方面面，包括并不限于：科技研究的多元主体、科技研究的社会支撑、科技研究的转化落地、科学技术的社会治理、科学技术的伦理挑战等等。科技博物馆在设计展览时，应针对这些内容进行具有实地性、实践性的学术研究，它们是博物馆展览设计的基石，其广度和深度直接影响展览品质，也能为文物征集指明方向。

（一）叙事式科技观的内容

所谓多元主体，是指不局限于历史上有名的大发明家，而将目光投向微小而重要的科研人员，投向企业内部的研发机构；所谓社会支撑，是指科研圈内的学会、行会、国际会议、跨国机构等对科研的推动或限定作用，也包括科研圈外社会层面的政策、法律、制度、文化氛围等对科研的作用；所谓转化落地，是指科技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过程，强调包括中间商、销售、采购等企业内部专业人员等要素的作用，也包括政府对特定科技发展方向的扶持配套措施；所谓社会治理，是指当科技作用于社会时如何便利秩序管理和商业使用，如何对社会规范潜移默化；所谓伦理挑战，是指民众与传统和科技所带来的价值观、道德观改变之间的碰撞摩擦，两种观点角力是由何种社会组织执行，又在何种论述层面展开，最终对科技和社会产生了何种影响。如科技传播学者贾鹤鹏所说，公众参与并不是互动式科普，而是强调公众参与真正的科研过程，贡献真实的科学数据、促进科学发现向更广泛的领域发展。

（二）叙事式科技观的优势

叙事式的科技观摈弃欧洲启蒙时代对“理性”的盲目追捧，不再将科学和技术用思维抽象与否或有利益干涉与否为标准强行切割，不再一味追捧科研的纯粹与无私，而是直面科研过程与社会建制深度嵌套的事实，大胆将科学技术与各种社会成员、机构和制度普遍联系，将科技从创生到商用、从试水到成熟的完整周期以历史的方式加以呈现，强调科学与技术所共有的社会属性和效应，展现当下社会格局中公众可以参与科技研发和科技管理的多种战略路径。与之前的博物馆话语相比，叙事式科技观的优势显著。

第一，在叙事式的科技观中，历时性的问题有了新的解决方法：科技不再需要紧密连接国家命运或古代历史才能连接过去和未来，只需要将其自身的发展历程充分发掘，就足以形成有深度的叙事。这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科技的世俗化与中立化，使得科技博物馆不必再背负“为什么古代中国没有”这样的沉重命题，就能获得历时性特征。

第二，在叙事式科技观中，科技的主体多元性、经济相关性、社会嵌入性被突出，观众更有可能在科技研发应用的流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色。例如，在核能专题的陈列当中，观众除了可以自我定位为未来的科学家，也可以是立法者、协商者、社区工作者、环保人士、普通市民等等，反核人士也未尝不可。这就区别于传统的“人人都是科学家”式的教育思路：科技博物馆不单是为培养未来科研人员服务的，它更应该为科技发展寻求更广泛的人力支撑与精神文化支撑，使得具有各类天赋的观众都能够找到与科技发展的接入点，这样才能在全社会范围形成跨行业的科学意识，突破科学中心观众构成单一、内容低龄的局限性。

第三，叙事式科技观消解了将国家作为唯一主体的观念，通过复盘科技的完整周期，淡化源自西方科技的国别属性，强调其经济考量、行业条件和社会背景，强调科学技术的历史或然性，帮助观众从理性思考出发，摸索出人类创新思维的本质与规律，压缩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一些观众或是简单地将聪明才智专属地归功于西方，矮化中国今日科技成就，或是应激性地产生出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拒绝认知科技发展的客观过程，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都是非理性的。

第四，在叙事式科技观中，科技发展是非线性的。科技进步与社会进步被置于更宏观辩证的框架内探讨，避免了非黑即白的武断结论。一项科技从发明创造到作用于现实社会，需要经过漫长的历程，需要综合多种利益主体的考量，最终实施效果还需接受社会公众的检视。这就能帮助观众正确认识科技与社会的关系，形成正确理性脚踏实地的发展观和创新观，在追求科技发达的同时，不忘人本主义的情怀，关注社会平等与公义，同时保持与伪科学、民粹反智声浪斗争的勇气。

（三）叙事式科技观的内外部条件

叙事式科技观的落地已经具备了成熟的内部条件和迫切的外部条件。从内部条件来看，科技与时间，科技博物馆和科技史，双双又到了携手并进的时候。科技史学科今非昔比，早已不是20世纪初期伦敦科学博物馆创建时只注重采写英雄式科学家、发明家的范式了。库恩 1962 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颠覆了科学发展的递进图式，学界逐渐转向科学家的社会组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科技史的视角愈发微观，往往聚焦某个特定的地点（如拉图尔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仪器（如夏平和谢弗的《利维坦与空气泵》）或著作（如薛凤的《工开万物》），格外注重观察科技从业人员的经济和社会属性，关注物质性，亦即工具、器械、文具等硬件物品的物理特点对科技生产的影响作用，并将科技置于社会宏观架构之中，使其发展叙事更具动态和真实感。我国科技博物馆的一大短板正是学术研究和策展能力的局限，若要突围，构建具有凝聚和融合作用的话语体系必不可少。如今的科技史学科能够为叙事式科技观提供学术支撑，我国科技博物馆的新定位也能为科技史在中国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与养料。

从外部条件看，采纳叙事式科技观十分必要。一方面，社交媒体的发展制造了大量良莠不齐的科技信息。信息传播进入“后真相时代”以来，网络时代的技术赋权使网民更容易实现有效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指向各种权威机构，其中也包括科学技术机构。过去政府、学会、博物馆等社会建制为科技内容的真理性背书，现在信息生产扁平化、平民化，制度方面的天然优势正在快速消退，这意味着科技博物馆必须放下身段，积极走进舆论场，争夺受众，填充“公共信任的缺失”。这一轮争夺并非传统意义的科普，亦即晓之以理，靠科学思辨本身的魅力即可；而是需要赋予科技以人的属性，从人所共有的价值理念，动之以情。这就需要从尽量多的角度剖解科技过程，给予观众更多角色互换、自我代入的窗口，进而引发共情。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科学博物馆内的科学传播，都不能停留在对科学共同体垄断科学解释权的批评上，而是应当深入探究影响我国公众形成科技态度的各种动因。

另一方面，从国家层面来看，随着当代中国科技成就逐渐累积，我们也形成了连续的科技“文脉”，史料内容在数量上已经逐渐比肩西方20世纪初期。此时如果再不强调科技的历时性，仍然将其概念化、刻板化、神话化，那无疑将制约我们对中国科技人的聪明才智的想象，形成制约自身发展的科技史观。面对这样的矛盾，唯有立足现实，立足当下，积极主动地梳理当代中国科技史中的历史纵线，丰富科技发展的话语内容，容纳更多参与主体与参与方式，形成既中性合理，又打动人心的叙事，将科技从排他的西方性中解放出来，回归到人类所普遍具有的思维特性，通过诠释在地的科技创造与实践，真正获得对“科技”这一概念的解释权。

六、 结论

科技与时间的关系在西方科技博物馆空间内的演变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过程，两者无论是统一还是分离，都需要多种内部外部因素共同促成，两者的关系是运动的，变化的。科技博物馆的设计思路并不会因为科学原理所具有的高普适性就放诸四海皆准，如果我们不对科技的内涵加以辨析，默认科技博物馆的发展是连续的、单线演进的，那么我们对藏品采集、陈列设计和博物馆的宗旨定位的想象就会受到约束，这无异于削足适履。我们是否应当追随西方步伐，一味建造更新更炫的科学中心，将其优先于对科技历时性的深度发掘；还是将这一任务从科技博物馆中剥离，由研究机构承担；或是紧密结合我国当前的发展需要和社会现实，重新定义科技与时间的关系，这是需要业界认真思量的严肃命题。

今日所谓“科技”，不可能再是200年前的科技——恒定的、权威的、西方的。相关学科理论的发展，社交传播形态的改变，中国的国际定位和人才需求，都对当下科技博物馆中的“科技”定义提出了同一个要求，即科技应当作为叙事存在，它应当是历时性的、对话性的、情境化的。从历时性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当下语境中的科技，在博物馆空间采用叙事式科技观，这将会解放我国科技博物馆工作者的思想，释放更多社会活力参与博物馆建设，形成对当下中国更有助力的科技史观和科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