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纪念馆是为纪念近现代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或杰出人物并依托于有关的革命遗址、纪念建筑而建立的纪念性博物馆，是有关的革命遗址、纪念建筑和文物资料的保护收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是我国博物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时代下，革命纪念馆的思想教育作用凸显，是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任务的重要阵地。文物是博物馆开展业务工作的基础，文物征集与研究利用促进博物馆文化的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为全面持续地发挥革命纪念馆的作用，必须不断完善文物征集方式，提高文物研究利用水平，进一步激发文物活力，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以下简称“抗战馆”）作为全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历史的大型综合性专题纪念馆，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为主题，围绕抗日战争进行针对性的文物征集，对丰富展览内容、提升展览效果起到了重要作用。

革命文物的内涵随时代发展不断变化。新时代以来，革命文物得到高度重视。2018年10月，国家文物局印发的《关于报送革命文物名录的通知》确认：“革命文物主要是指见证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独立和争取人民自由的英勇斗争，见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荣历史，并经认定登记的实物遗存。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彰显革命精神、继承革命文化的实物遗存，也纳入革命文物范畴。革命文物包括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和可移动革命文物。”另外，在2020年《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又增加了重要内容：“与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有关的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等均属于革命文物范畴。”至此，革命文物长期存在的下限模糊问题逐渐变得清晰，内涵特点得到了高度概括。

综上所述，革命文物指的是1840年以来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能够反映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精神，特别是反映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起到的中流砥柱作用，不断向人民群众传播正能量，具有重要纪念意义和教育意义的实物遗存。抗战馆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为主题，围绕抗日战争发生的背景、历程、影响及意义进行文物征集。因此，抗战馆所征集文物基本符合革命文物内涵特点，以此为载体，力求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与产生的伟大精神叙述好、展示好、宣传好。

抗战馆文物征集主要通过接受捐赠、购买和借展等方式来实现。

接受捐赠是抗战馆文物征集的主要方式，具有公益性、广泛性、波动性和见证性等特点。第一，捐赠活动具有公益性。捐赠的公益性符合博物馆、纪念馆非营利性的初衷。第二，接受捐赠来源广泛，根据抗战馆文物征集接待情况，捐赠者主要有几类：一是抗战老兵及亲属后代；二是专家学者；三是海内外爱国人士、热心群众。第三，博物馆接受捐赠的数量具有波动性，例如2021年，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文物捐赠数量达到近年高峰，其他年份文物捐赠数量相对较少。第四，接受捐赠区别于其他征集途径，具有重要的见证意义。就文物捐赠者而言，来到抗战馆这一卢沟桥事变爆发地，将珍藏多年的文物进行现场捐赠，是一次爱国主义洗礼。另一方面，通过接受捐赠途径征集的文物很多是由抗战亲历者留存下来，具有重要的见证意义。

目前，抗战馆馆藏珍贵文物基本都来源于社会捐赠，这也是建馆以来一直坚持的重点征集方式。这一征集方式不仅持续增加了馆藏文物数量，也是文物品质的保证。

文物购买是抗战馆补充馆藏藏品数量、完善藏品结构的重要途径，具有市场性、计划性、专项性等特点。

第一，文物购买具有市场性，文物价格受供求关系影响而变化。目前，抗战馆的文物购买渠道主要有两种：一是向文物商店等法人机构购买；二是向文物收藏家购买。第二，抗战馆的文物购买严格按照北京市财政资金使用规定方能实施，必须有一定计划性。第三，文物购买需使用专项资金。不同于文物捐赠的日常持续积累，文物购买既要合理使用资金，又必须在短时间内、有针对性地完成各项任务指标。

严格意义上讲，文物借展在性质上属于短期借用外馆文物，并非新征集文物入藏。当下，借展成为革命纪念馆文物征集的一种重要途径和趋势，它具有自愿性、合作性、时限性等特点。

第一，借展方必须充分尊重出借方意愿，由出借方根据文物现存情况及管理规定等因素决定是否出借，在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方能办理借展手续。第二，借展通常是为举办某一展览而向外部寻求合作的行为，双方协商并签订借展协议。第三，借展时应当根据文物保存状态和展览使用需要，双方商定明确的归还期限。因此，借展适用于一些临时性专题展览或短期内开展的重大题材展览活动。

以上三种途径是目前抗战馆文物征集所采用的主要形式。此外，文物调拨的方式，也可以为一些新建立的革命纪念馆快速积累文物，但这一途径政策性较强，一般适用于一些大型的、肩负重大政治任务的革命纪念馆。

近年来，征集革命文物的难度逐年增加，征集形势更加严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统计近年来抗战馆的文物征集情况，笔者发现接受捐赠的革命文物数量略有减少，且直接反映中国共产党抗战的革命文物比例有所下降。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革命文物捐赠者越来越少。其次，革命文物资源稀缺、不易保存。最后，革命文物征集业内竞争激烈。因此，革命纪念馆文物征集不仅面临着文物稀缺的压力，还面临着同行单位竞争的巨大压力，诸多因素增加了革命文物的征集难度。

《国有博物馆藏品征集规程》对国有博物馆的文物购买提出了最新的指导意见，广大博物馆、纪念馆须在新规程要求下进行文物购买，各馆自主做好工作，应对购买过程中面临的压力与挑战。笔者认为，新规后抗战馆的文物购买工作，挑战和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是政策调整带来的挑战。为加强对文物购买的监督管理，新规规定文物购买纳入单位“三重一大”事项管理，并对文物购买过程中的文物鉴定、经费使用、决策审批等九个环节流程作了规范性说明。二是革命文物鉴定压力增大。文物购买过程中，文物鉴定是核心环节，包括对真伪、价值、价格等要素评估，它直接关系征集工作的成败。近年来，革命文物鉴定难度逐渐增大。从客观方面说，革命文物造假难度低、成本低；文物伪品不仅给购买工作带来安全风险，还浪费了工作人员的时间和精力。从主观方面说，革命文物朴实无华、庞杂多样，其蕴含的深层次价值需要认真明辨，所处的市场价格水平需要充分调研。

根据近年来抗战馆的借展情况，文物借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信息不对称问题。在革命类展览中，文物表达需要准确到位，当本馆缺少某重要人物或重要事件的相关文物时，短期内唯寄希望通过借展来达成目标。但由于对外馆文物信息陌生，尤其不了解新征集的文物，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向外问询来匹配展览。第二，程序上时间进度问题。借展文物的确定需根据展览大纲而定，但革命类展览涉及意识形态领域，要经过严格的层层审批，大纲部分内容修改后，文物随之变化，留给借展工作的时间不会太长。如若借展文物数量较多且零散分布在偏远地区，借展压力将会迅速增大。另外，如果所借文物为珍贵文物，出借方须提前向文物主管部门报备申请，待审批后方能同意。第三，借展手续繁杂。各出借方的诉求略有不同，主要集中体现在运输方案、图片使用、安全保护、借用期限等方面，借用方需根据各出借方的不同要求提出相应解决方案，面对不同单位处理不同问题。这些都对借展投入的人员力量和借展单位的工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前所述，革命纪念馆区别于其他历史类博物馆，文物征集主要通过接受捐赠、购买、借展等途径，这也是由革命文物特点所决定的。具体来说，新时代做好文物征集工作应做到以下几点。

接受捐赠是革命纪念馆文物征集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途径。前文已述，来源于捐赠的革命文物往往流传有序，更具故事性和感染力，有较高的文物价值。笔者认为，抗战馆以下几点做法值得分享。

一是紧扣纪念日开展仪式活动，增强捐赠的仪式感。要努力维系好与老战士及亲属后代等群体间的深厚友谊，每逢清明节、七七事变纪念日、九三抗战胜利日等重要纪念日，抗战馆邀请老战士及亲属后代、重要文物捐赠人等老朋友来参加仪式活动，共同铭记重要历史时刻。

二是广开征集通道，提高捐赠主动性。文物捐赠取决于捐赠者意愿，而捐赠者可能由于身处异地，路途不便降低了捐赠意愿。对此，抗战馆高度重视并通过实际行动争取异地文物捐赠。

三是活化文物史料，启动老兵口述历史记录。2023年，在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和市委老干部局支持下，抗战馆启动了“抗战老兵口述史采访工作”项目，相关口述资料也及时整理编入藏品档案，为日后的数字化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

抗战馆作为最早一批践行新规完成文物购买的革命纪念馆，面对文物购买中的困难问题，主要做法有以下几点。

第一，完善文物征购相关规章制度。以《国有博物馆藏品征集规程》为指导，形成本馆的文物购买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自国家印发新规后，抗战馆文物部门第一时间组织学习，通过对规程的深入学习，文物征集人员也基本掌握了征集调查、专家鉴定、估价建议、价格谈判或协商、征集实施、支付验收、登记入账、建档备案、监督检查九个环节的总体流程，规范了具体操作。

第二，以项目模式引导文物购买，确保文物购买的精准性。2022年，抗战馆以项目模式实施的文物购买，从项目申报到完成用时约1年，在计划时间内完成文物购买120余件（套）。整个项目过程，征集调查、专家鉴定、估价建议等基础环节耗时最多，在搜集汇总文物清单之后，进行现场查验，并对比馆藏文物及市场形成拟征集文物清单。在专家鉴定环节，专家独立评判每件文物的真伪、价值，并进行文物估价，真伪实行“一票否决”，整个过程严格保密。然后，由文物部门集体决策形成最终估价，以此作为拟征集文物价格上限参考。项目模式的优点是文物征集针对性强、品种丰富、价格相对便宜，而且环节清晰，执行有关国家政策更加有力。一个项目带动一批文物的征集，馆藏文物的品质、数量都得到较大的提高。

第三，以项目制带动人才队伍建设。革命文物购买项目在短时间内工作量较大，鉴定存在压力。为高效保质地完成革命文物鉴定工作，势必要在初始阶段从大量文物中剔除一部分或进行重点标注，为后续的专家鉴定减轻压力和负担。通过项目负责制，既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培养了项目团队取长补短、团结合作的精神。

抗战馆近年来十分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鼓励在项目中锻炼与成长，快速积累实践经验，将博物馆学理论知识与征集实践结合起来。在筹备展览项目过程中，文物征集人员经过多次的展览项目文物购买，提高了自身水平，积累了实践经验，团队协作能力大幅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和专业技能相应提高。

上文提到的借展信息不对称、时间紧、手续繁杂等问题，唯有加强馆际交流，增进互信互助方能有效解决。以抗战馆为例，主要做法如下。

首先，搭建信息共享的专业平台，依托中国博物馆协会纪念馆专业委员会平台，与兄弟单位互通有无，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困难。自2013年至今，抗战馆创新多种巡展合作模式，先后与55家单位展开合作，举办国内巡展71个，为国内近40家博物馆、纪念馆提供展览内容素材，共同策划举办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已形成抗战主题展览国内巡展中独树一帜的文化品牌。

其次，依托文物复仿制技术，减轻借展时间压力和安全风险。由于革命文物大部分为纸质文物，复仿制难度相对较低。其中，对一些非珍贵文物尽早协商复仿制，可降低风险并减轻后期压力。抗战馆作为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单位，纸质文物修复技术人员齐备，可在短期内对纸质文物进行复仿制。通过与出借方协商，以远程传输基础数据和高清图片为复仿制提供支持，满足展览对文物的基本需求。通过这种办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借展压力，降低了文物安全风险，也能达到较好的文物展示效果。

最后，提前谋划，形成规范可行的标准化借展模式。应对不同博物馆、纪念馆的借展要求，为节约时间提高效率，文物部门可先行拟定好批量的借展函，尽可能详细地分别附上文物细目。同时，尽早启动替代性低的文物的借展方案，并预先制定好《文物借展使用协议》《文物运输方案》《文物展出保护方案》等标准文件，将文物借展工作做到规范可行。通过这些做法，借展耗时将大大缩短，也为部分基层革命纪念馆节省了大量精力，减轻了不必要的负担，有利于促进长期的交流互助。

新时代以来，加强馆际协作与合作办展成为革命纪念馆发展的重要方向，借展作为文物征集的一种特殊方式，促进了地域间革命文物流动。这些文物在展览中共同向全国人民展示出各地民众为革命战争做出的牺牲和贡献，是让文物“活起来”的直观表现。

通过多年的实践，抗战馆积累了一整套比较成熟、比较系统的文物征集途径方式，对国内革命纪念馆文物征集具有一定的借鉴参考意义。同时，革命纪念馆文物征集工作必须紧跟新时代步伐，在坚持和完善捐赠、购买及借展三项重点途径方式基础上，不断探索和创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制定更加灵活、更加多样的文物征集策略。我们相信，当革命文物征集获得更广泛的理解和支持，更科学地推动和实施，革命纪念馆的文物资源一定会真正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