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与小历史：

中国博物馆史写作之回顾、反思与展望

作者：杨瑾

摘要:中国博物馆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已经呈现出分期明显的动态特征，见证、参与并贡献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博物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

全面回顾我国当前博物馆史研究现状，观察其作为历史学科分支的研究体系生成过程，分析其在历史唯物主义史观下的多样性、当代性、动态性和学术性特征及其主要成就，今后的研究应正确处理通与专、内与外、古与今、虚与实关系，进一步细化文献学研究、拓展历史思维、建设跨学科研究队伍、加强薄弱领域研究、加强数字技术应用，籍此探寻发展规律，总结经验教训，预测未来发展趋势，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带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博物馆发展道路。

博物馆史指博物馆在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经济结构条件下的内容、形式、方法与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及其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包括博物馆机构史、事业史和学术史等，是“博物馆学的重要关键研究对象，是博物馆进行自我反思的载体，其清晰度和景深决定着博物馆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1]

因此，博物馆史也一直是博物馆学界关注的研究主题。张文立2008年曾对此前近30年我国博物馆史研究予以综述[2]，徐玲2007年对我国博物馆学史研究、2017年又对我国早期博物馆史研究分别进行学术梳理与分析[3]。两位学者皆基于博物馆学视角，基于20 世纪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的时段理论，进一步观察我国博物馆史书写的成就与不足，并在当代学术语境下提出新的思路，是本文的旨趣所在。

一、

回顾：作为我国博物馆学研究分支学科的博物馆史书写

梁吉生认为，“博物馆史或博物馆史学是由历史学与博物馆学交叉而来的。博物馆史在学科属性上主要属于博物馆学科，是博物馆学分支学科中的基础性学科。”[4]这种学科界定成为我国博物馆史整体书写的基本框架，尽管内涵具有不同维度的延展。就书写对象而言，既有博物馆作为一个公共机构的机构史（个体视角的发展史或沿革史），也有博物馆作为一个行业的发展史，还有置于国家宏观发展史中的微观史，以及基于文化认同的思想史，统一构成了历史视角下的多元书写范式，形成了中国整体学术研究成果体系中的带有行业学科特色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概况  

笔者以“博物馆史”为主题词、篇名和关键词，通过知网中文检索，有以下收获。主题词检索92篇，篇名检索23篇，关键词检索72篇，包括译介与评述、综合研究、个案研究、专题研究与其他研究。

1.译介与评述。

除了陈建明主编的系列早期博物馆史译丛[5]外，还有一些关于欧美博物馆简史[6]、意大利民族学博物馆史[7]、西方美术博物馆史中的展览模式[8]、西方博物馆史书写[9]、以及日本博物馆的发展[10]。相对于学术积淀深厚的欧美博物馆而言，译介与评述成果体量较小，区域分布不均衡，存在较多空白区，且体系性、重点性不足。

2.综合研究。

（1）研究综述。

一些著述（专著、教材、文集、论文等）已有不同程度的涉猎，较为系统的综述是张文立对1982年至2007年博物馆史研究（20余篇中文文章和2部专著）的整理，他指出“与国外相比，中国在博物馆史研究领域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我们还没有像日本的《博物馆史研究》、美国的《博物馆史杂志》那样的专门博物馆史学术刊物”，也没有像英国博物馆学家EiIrean Hooper Greenhill那样将福柯学说用于阐释博物馆[11]。此后，博物馆史研究成果渐多，这一点在徐玲关于1957—2005年新中国初期博物馆史研究综述中得到回应，关于这一时期研究已有27部著述（2本内部印制），35篇文章（4篇硕士论文）[12]。但她仍认为，“全国性新中国初期博物馆史的专题性研究仍显不足”“存在简单化、标签化的行为”等不足。2018年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博物馆史研究（1949—1966）”立项预示着这些不足将会得到极大地改善。

（2）综合性讨论。

张文立和徐玲除了综述之外，还有一些综合性讨论。其他学者对该主题亦进行深入讨论，梁吉生强调博物馆史作为科学研究的新路径[13]，史吉祥呼吁应该加强民国时期博物馆史研究[14]，李飞追述早期博物馆创立与代表人物[15]，金润锦提出博物馆史研究对博物馆写基础理论建设至关重要[16]等，从学科视角不断拓展了博物馆史研究的边界。

3.个案研究。

早期一些主要博物馆得到充分关注，除南通博物苑外，还有“中央博物院”（21篇）[17]、北疆博物院（知网主题词检索37篇）[18]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批重要博物馆的史料也得到较为充足的挖掘与整理，如安徽省博物馆[19]、河南博物院[20]等省级综合博物馆，以及洛阳博物馆[21]、广州市博物馆[22]等市级博物馆等，为梳理各地区博物馆特色化发展脉络提供了多方面的有益参考。

4.专题研究。

（1）概念与释义。

如陈建明对近代博物馆概念的复合性及四大类型予以详尽阐释[23]，李飞对于“博物馆”“博物院”进行语义追溯，并学界依靠数据库的E考据进行质疑性评析[24]，也有对新中国早期地志博物馆宗旨进行动态分析[25]，极大拓展了博物馆史的语汇研究视域。

（2）人物。

除了张謇已得到我国博物馆事业奠基人的高度认同之外，其他早期著名博物馆学家，如杨钟健[26]、蔡元培[27]、包遵彭[28]、荆三林[29]等成为个案人物的重点，他们的博物馆思想和卓越学术贡献令后辈敬仰。

（3）社会教育。

博物馆学语境下的教育史也得到学者关注，其中，史勇从民国时期知识界视域出发，对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进行具体分析[30]，李飞则进一步厘清了教育博物馆的概念[31]，而侯晓慧对严智怡的博物馆科普教育思想进行讨论[32]。

（4）陈列展览。阳烁对民国时期北平古物陈列所的展览进行回顾[33]，陈贤波通过《从私藏到公共展览——广州的博物馆和展览会》评述广州地区博物馆的发展演变历程[34]，余文倩近代成都博物馆陈列进行阐释[35]。此外，还有一些关于陈列设计师的展陈设计的个人性总结[36]。

（5）文物与文物保护。黎丽明、刘焱鸿等分别对与博物馆史相关的文物、文化遗产进行讨论[37]，徐玲则深入探析博物馆在近现代文物保护由失序到公共管理转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38]。

（6）馆舍建筑。李国鳌对1949年之前的中国博物馆建筑进行回顾[39]，赵梅追溯中国铁道博物馆馆址的由来[40]，张影舒对最早的自然博物馆—百鸟堂进行历史探寻[41]，徐玲对传统庙宇建筑转化为博物馆的历史、现状与困境予以深入讨论[42]。

（7）志、年鉴。

刘迪、伍美茹分别讨论博物馆年鉴和博物馆志的编撰问题[43]。

二、

特色：当前中国博物馆史研究的主要特征

通过梳理，我国博物馆史写作主要有以下四个主要特征。

（一） 多样性  

1.刊载方面，包括期刊、报刊、会议论文集、馆（院）刊及硕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博物馆、博物院、中国文物报等刊载数量位居前列，其他新增文博类刊物吸引一大批青年学者。

2.发表年份方面，以2004年为界，之前研究量少但质优（目前引用最多的是梁吉生的《旧中国博物馆历史述略》，《中国博物馆》1986年第2期，68次），之后数量明显增长，于2018年达到峰值。

3.涉及学科方面，主要有档案学、博物馆学、历史学（中国近现代史和文化史）、考古学及地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格局初步形成。

4.基金项目方面，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研究团体逐渐显现，如郑州大学、深圳博物馆、吉林大学、南开大学等。

5.研究主题方面，广泛，几乎包罗博物馆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所有方面。前者如整个机构、具体功能和代表人物等，或如馆舍建筑、藏品收集、陈列展览等。类别上包括译介与评述类、综述类、专题类、个案类。除了学术兴趣外，博物馆史写作多发生于节庆类，如张骞诞辰一百周年中国博物馆专栏，再如频见的单个馆周年庆祝；还有上述科研课题类，如《中国博物馆学史》、《大百科全书》（博物馆卷）及以各类中国博物馆志、年鉴。

6.地理范围方面，囊括周尽，包括全国性，如中国博物馆发展史、回顾与展望以及中国博物馆发展百年等。地区性体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涉及，如其中讨论较多的是东北地区早期、河南、天津、浙江、陕西及台湾地区等的博物馆史，也有北京博物馆发展史、洛阳博物馆发展史等，但也有些地区成果较少。

7.研究视域方面，呈现出较为清晰的圈层形态，既有材料挖掘、汇集与整理等基础性研究，如年鉴、博物馆志、馆史、沿革史、科研成果汇编等，也有探究思想性、文化性等方面的理论探讨，还有收藏史、展陈史、教育史等专门领域的专题性研究。

8.研究对象方面，线性时间跨度长，突出脉络。研究对象出现多个概念并置现象。主要有近代中国、近代早期、民国时期、建国初期、旧中国、新中国初期、1949—1966年、现代与当代等不同时段。早期博物馆史受到极大关注。研究内容涉及博物馆建设与开放资料、建筑、代表人物与典型事件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关于建立博物馆（纪念馆、古物馆）的档案材料。

9.研究成果方面，后有梁吉生、胡骏《中国博物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博物馆卷》《博物馆史》及黎先耀《中国博物馆史》和《国际博物馆史》等。

10.研究群体方面，代际传续明显，各有代表性人物。2000年之前，以苏东海、梁吉生等学者为主的理论探讨。2000年之后黄春雨、张文立、徐玲等。2010年之后，除了张文立、徐玲继续专题研究外，出现了张礼智、蔡琴等对区域博物馆史的研究成果，以及徐坚对早期博物馆思想史的探讨。此外，李飞等年轻学者也崭露头角。

（二）当代性  

上述研究表现出不同时期“当代”人特征，每一代学者都对一个正在进行与发展的机构历史进行总结与反思，以阶段性展现时段性，如以五、十、百为单位进行总结回顾。博物馆目前常见的百年大庆及不同数目的“十年”庆。前者如故宫博物院建院六百年，后者如中国国家博物馆建成开放70年、陕西历史博物馆建成开放30年等，不胜枚举。

（三）动态性  

研究内容呈现出动态变化特征，经历了线性的历史阐述到多维历史呈现的书写过程，揭示出从“博物馆历史—博物馆文化—博物馆思想”的认知过程，以及从陈列（罗列）描述到复调叙事的方法论构筑，展现出从民族觉醒到阶级斗争再到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小历史与大历史相接相融的历史自觉，凸显出唯物主义史观指导下由王朝史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格局，这种超越地理疆域、地区与族群的全球意识通过博物馆多元阐释而显现出人类共同生活经历和习惯的横向剖面及其迸发的历史发展动力。

（四）学术性  

1.始终承认且恪守目录和学术史作为博物馆（学）研究的重要价值，学术关注度逐年增高。各级课题立项数量增多，团队研究渐成规模，如郑州大学徐玲、吉林大学张文立等凸显高校专业研究优势，学术论文数量、硕士论文数量均能说明，还有以及吴昌稳等为代表的博物馆专业研究团队。

2.专著、学术论文数量明显增多。

3.学术视角前沿性。各种新的历史学思潮、博物馆学新思维在近年学术成果比较明显，挖掘新材料、提出新问题。

4.跨学科书写范式成为主流。除了传统的历史文献学、考据学、统计学外，新历史主义、思想史显示出较强的学术深度，如徐坚从客观描述走向阐释性和情境性再现，徐玲对新中国初期博物馆指导思想“人民观”的缕析[44]，赵国香从创新扩散理论视域追溯1840—1925年博物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45]。但一些关于中国博物馆的政治、权力与认同方面的讨论应该是托尼·本尼特博物馆思想的迁移，异质性较为明显[46]。

 

三、

硕果：当前中国博物馆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经济乃至学术语境下的博物馆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促进了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以及博物馆学研究的进步，如苏东海先生所言，梳理中国博物馆发展历史轨迹，挖掘中国博物馆的优秀传统，特别是一批史料性大事记的整理、研究成果目录的编撰和日渐增多的历史分析文章，“极大地增加了对我国博物馆发展史的感性认识，改变了对我国博物馆传统原来的那种苍白浮浅的认识。中国博物馆史的研究逐渐改变了博物馆西方中心的观念，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规划未来。”[47]

（一） 主要概念基本明晰  

如博物馆史、博物馆学史、博物馆事业发展史、博物馆学术史。目前学界对博物馆学史讨论较多，在此不再赘述。与博物馆史关系密切的博物馆事业史主要指博物馆事业发展的脉络，其中一些事件或数据也是博物馆学术史的重要素材，故构成博物馆学术史研究的基础并对其产生影响。博物馆思想史指博物馆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办馆思想，反映博物馆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使命和博物馆工作者的根本性认识。与博物馆学术史相比，思想史研究是从哲学、文化的视角审视有关博物馆的形而上问题，需要宽博的思辨能力，目前这类研究相对较少。

（二） 历史分期基本清楚  

中国博物馆发展的早期历史得到重点关注，代表性人物受到重视。主要有梁吉生的“三期论”，即酝酿阶段（19世纪中叶）、初创阶段（20世纪最初二十年）和发展阶段[48]，以及苏东海的“四期论”，即古代博物馆时期（17世纪以前）、近代博物馆时期（17—19世纪）、现代博物馆（20世纪上半叶）、当代博物馆（20世纪下半叶）。

（三） 多（跨）学科属性逐渐加强  

博物馆史作为博物馆学一个分支体系、博物馆学史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学科属性取得共识。同时，它作为历史分科中的专史（学科史）属性也重视，尤其是与宗教史、科学史、技术史、教育史、社会史、经济史、财政史、政治史、法制史、新闻史、美术史并列的“小历史”认知与实践[49]。

（四） 研究领域获得较大拓展  

从材料整理到总结反思再到理论归纳，从机构史、事业史转向思想史、物质文化史，使得博物馆史研究在当代学术洪流中成为特色研究领域，吸引了更多学术关注，凝练出较为稳定的研究团队，如徐玲、张文立等，极大地丰富了高校博物馆学教学与科研的内涵，发挥着强基固本的建构性效能，形成与博物馆学圈层分明的特色学术发展体系与理论探索模式。

（五） 彰显中国特色的大历史史观  

如上所述，当前我国的博物馆史研究一脉相承的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史观指导作用的进一步明晰，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范式初步确立。苏东海将博物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演变史的研究传统和学术精神，鼓励着新一代研究者不断创新与突破。徐坚没有将博物馆史看成缀合博物馆事件编年的自然产物，而是“重申观察博物馆史的能动的唯物主义立场，表明博物馆史必然存在于博物馆情境之中，灵动地参与博物馆运作。博物馆并不是具有纪念或者阐释价值的物质如何汇聚成博物馆馆藏的历史，而是超越了孤立的物件，指导如何收藏、保存、展示和阐释的思想的历史。”新的博物馆史研究需要“挣脱单纯的时代线索的诱拐，确认在后世博物馆中得到继承的遗产成分”。[50]徐玲分析1950—1966年我国组织出国展览，通过“独立”“文明”意涵来表达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与诠释[51]，对当前学界关于“中国形象”“国家形象”历史构建与当代传播这一重点议题提供了博物馆的实践与探索。

不难看出，当前我国博物馆史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研究者多为博物馆界，跨学科研究优势尚不明显，特别是数字人文或智能交叉手段的应用方面。

二是资料整理与挖掘及陈述、叙述类较多，而学术性评述、探索争鸣、批评反思方面有待加强。

三是学术视角较为单一，写作范式统一性有余而多元个性特色不足。

 

四、

展望：时段理论视角的中国博物馆史书写

为了开创博物馆史研究的新局面，应考虑不同时空维度下我国博物馆发展的多重因素。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可以提供借鉴。他认为，“短时段”指转瞬即逝的一般历史事件。“中时段”是由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决定的较长时期历史发展面貌。“长时段”指包括地理、社会组织、 经济、 社会心理等在内的社会结构 (“网络构造”)长期演变对历史发展影响[52]。

笔者认为，展望我国博物馆史书写，立足长时段，从时间上对我国博物馆的过去和现在的辩证关系进行比较，为此，要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

（一） 通与专  

即博物馆通史与专史的辩证性。从学术属性上看，中国博物馆史属于历史学范畴中的专门史，研究重点在于强调这一领域或学科在大的历史时期或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发展，即将博物馆放置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大环境中，以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视野去观察和思考。回答乔治·布朗·古德（George Brown Goode）所提出的“博物馆的历史与历史的博物馆”。

近年来大部分中国博物馆史研究论文都是属于专题性质的“微观”研究，时间跨度在六十年以上的研究相对很少，因此，研究者应在充分把握中国近现代史以及中国百年博物馆事业发展历史基础上下，采取现代专业学术手段不断丰富博物馆史研究深度和广度。除了博物馆学、历史学的基本知识外，还要熟谙一些相关学科的知识，如外语、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等。博物馆史中“西学东渐——东学入中”问题的探讨。

（二） 内与外  

即博物馆“内史”（系统内部）与“外史”（博物馆系统和外界关系）的圈层性。当前中国博物馆史研究大部分采用了“内史”的研究路径，上文提及的西方新书籍史的研究范式则是典型的外史研究范式。

由内及外或由外及内式破圈或跨界方法将会极大拓展博物馆史的内涵与外延。

（三） 古与今  

即博物馆史“探古”与“喻今”的思辨性。目前也有些学者在研究博物馆史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带入当下的情感，以“今”驭“古”或情境式推演，得出一些强差人意的结论。如何回到真实的博物馆历史现场，以“同情之理解（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追溯不同时代博物馆的演变历程，进行“新瓶装旧酒”的创新研究，值得进一步思考。同时也应该利用当代信息技术，及时整理当今博物馆发展材料（除了常规的档案资料，还包括口述资料、文学作品、艺术品、纪念碑和建筑物），进行当代博物馆史的研究，特别是当代博物馆代表人物的研究。

（四） 虚与实  

即博物馆史“实录”与“想象”的边界性。史料构建方面，除了持续挖掘散存于博物馆、档案馆的文本材料外，整合各界力量，加大口述史、地方志、档案及电子史料的征集、整理与利用，形成可更新迭代的数据智库，为进一步推进博物馆史研究夯实基础，拓展视野。此外，对那些缺失、空白或偏差，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数字人文研究手段弥合史料空白，形成学术历史写作、精英历史写作之外的多种书写风格。

五、

再构：中国博物馆史书写之未来

我国博物馆发展与地理、社会组织、经济、社会心理等密切相关，其书写之未来亦深植于未来社会结构中，通过回顾而索引未来书写之要义。

（一）地理方面，加强博物馆史成果薄弱地区的研究。

特别是那些尚无地区性博物馆史的省份，有的建馆时间并不短，可能存有不少资料，既有公开出版的图书、论文等具有统一的书号、刊号并经过市场流通的公开文献，也有非公开流通的、使用受到限制的档案、未刊稿、内部刊物、调查报告、访谈记录等非公开文献，包括政府发布的政策文件和博物馆制定的规章制度等，馆史、馆务报告，还有博物馆和博物馆人编制的索引目录等客观性文献，或主观性文献等，都可以利用。特别被遗（疏）漏的早期资料、散落在个人或部门档案中的材料，借此观察我国博物馆史在地理上的总体分布。

（二）社会组织方面，将小历史融入大历史。

1.在广义历史学科视域中，从器物史、机构史、事业史到中国大历史语境下的博物馆专史研究，认识、总结、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史，在国家史迹、精英遗存之上的宏大叙事与众多为中国博物馆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者的书写。

2.在进步史学为代表的认知性历史中，追求博物馆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基础。注重博物馆自身及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变化和整体结构，通过认知性研究范式构建博物馆史“大树”的主干，紧紧把握博物馆史研究的主旋律。认同性历史则倾向以国家、民族为讨论范围，将认知性历史研究的成果服务于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

3.在以民族国家史学为代表的认同性历史中，通过物质文化史与国家发展相连接，从民族国家宏大叙事中追寻博物馆史的演变与发展，界定并塑造自身作为唯物主义历史学者的身份认同，探讨博物馆在民族身份认同构建过程中的诠释历程，加深对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理解，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认同感。

4.在以后现代史学为代表承认性历史中，从全球史、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微观史、妇女史等视角探寻不同群体的社会角色与历史责任，承认国家主义大历史观下那些被忽略、被埋没的平凡者（甚至他者）在博物馆历史书写中的在场性，再现博物馆展陈、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与公共服务等领域历史性嬗变及其动力。

（三）社会心理方面。

在文化史视角下，从“物”、观念、社会关系态（组织、制度）乃至深层文化心理出发，进一步挖掘历代博物馆人从文物藏品中诠释中华文明起源、演变与形成的心路历程，反映他们从文本材料到对实物资料的关注及其作为见证者和参与者所亲历的历史研究范式，从神话传说到实证诠释转变的心态。同时不同时期的博物馆史也反映了博物馆与当代观众互动的历程，从侧面反映出大众文化心态和精神追求的变化。

此，未来博物馆史书写将在技术塑造的新地理空间、社会网络和社会心理中出现新变化。

1.资料和书写方式的高度数字化

首先，数字社会中博物馆史料将进一步数字化或智能化。除了基础性资料外，重点关注博物馆史中代表性人物的个人资料，包括工作日志、业务材料等数字资料，用于馆史研究、陈列或数字博物馆史个案材料。

其次，书写手段的数字化。随着互联网中可获取的原生与非原生数字学术资源急速增长，数字环境下博物馆史传统研究问题的拓展与新兴研究问题的涌现，数字学术——一种以数字技术与方法为前提和基础介入学术研究全过程的一种新型研究模式[53]，将成为我国未来博物馆史的重要手段，将极大拓展博物馆史学术研究的视角、思维、方法与交流模式，使得博物馆史学术研究由结果驱动变为过程驱动。

第三，相关机构的数字发展迅速。如图书馆、档案馆等数字学术服务体系初步建立[54]。而国外大型博物馆数字平台也为弥补外国博物馆史介绍不足的短板。

2.构建一支高质量的数字化书写者群体

数字时代的博物馆史书写者是一股复兴的力量，他们以唯物主义博物馆史观为指导，从比较视角来探寻我国博物馆发展规律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为数字社会的公众了解博物馆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新的方式。

从当前博物馆史书写者的教育背景、研究动机和方法来看，深厚的学术积淀、跨学科的学术视角和现代技术支撑的写作方式颇为重要，唯有此，方能突破当前博物馆史乃至博物馆学研究方面的思想困境，让博物馆史写作多元化，接纳不同领域的研究学者进入博物馆史的书写，为博物馆史研究注入新观念[55]。

因为博物馆史书写不是一个单一方向的过程，史料断层与间隙的弥补需要对书写对象有充分的认知。具体而言，既要全面把握中国博物馆的一般性历史，也要熟悉某些个体博物馆的历史实践，以在地化视角探索其历史发展的维度与特征，勾勒出世界背景下中国语境中的博物馆本土化家园或社区共同想象与实践体验。

首先，缓解精英写作趋势带来的张力，包括描述对象和写作态度，如地方因素与非地方因素、全球视角与地方叙事、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等。其次，要对博物馆史书写范式进行数字创新。对一般性博物馆史、门类性博物馆史、跨门类性博物馆史及其内生逻辑予以学理探讨，并在一定学术共识基础上予以合理性质疑。

六、

结 语

十余年前，梁吉生认为我国博物馆史“还没有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他建议要把编撰“外国博物馆史、中国百年博物馆通史、专题史、博物馆学各分支学科历史（如博物馆陈列史、博物馆藏品管理史、博物馆教育史等）、博物馆个案史及博物馆著名人物史”与研究课题和项目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中外博物馆历史资源发掘、翻译、整理、编辑出版的良好氛围，让博物馆史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成果”[56]。

可喜的是，楚慧萍、李响等对20世纪60年代之前博物馆观众研究简史的梳理[57]、东南文化对国外研究的译介[58]，回应了Cultural Trends关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长时段博物馆观众研究的兴趣[59]，希望关于我国博物馆长时段观众的研究能够尽快面世，回应梁吉生等学者的呼吁。

其他方面的研究则更以求真求实的态度，充分利用实地考察、田野调查、数字写作等多元方法，构建博物馆史研究范式从文献梳理、实证研究到当代历史潮流和博物馆发展现状共塑的、文本与实物相结合、物质本体与文化价值相得益彰的新研究模式，同时在数字存录与书写方面为未来博物馆史数字书写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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