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区域身份的形成最原始的成因是地域社区的差别，人们在具体、有边界的空间环境中，形成相对固定的共同认知。作为文物的收藏者和文化权力象征的博物馆，尤其是以常设展讲述地方历史的省、地市、县等各级区域博物馆，如何参与到与文化身份有关的议题当中，让原住民以及新移民因为博物馆的存在，拥有相同的记忆和共同语言，成为当今博物馆的重要议题。本文以浙江省博物馆为例，探索区域博物馆常设展如何突破已经形成的传统叙述框架，把“国家认同”与“地区身份”结合在一起，讲述有特色的地方历史，并与当下建立联系，推进社会包容，提供认识历史的新视角。

关键词：区域；博物馆；常设展

现代博物馆的产生与欧洲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紧密相关，是当时民众要求平等权利的成果，体现了知识和珍稀文物不可专有、应由社会公众共享的理念。1753年，宣布建立大英博物馆的《法案全书》宣称：“让所有好学而充满好奇心的人在某个时间，以某个态度，在某个规章制度下自由参观和查阅上述收藏。”[1]可见，“公众”与“教育”从一开始就是现代博物馆的最主要的标识。若以服务对象而论，博物馆的职能至今未变；但若以角色定位来看，博物馆“通过文物来讲述历史”“身份认同制造工厂”与“民族精神提升机构”的传统定位却已经产生了重大变化[2]。

198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ESCO）在世界文化策略会议上发表《文化政策宣言》，其中关于“文化身份”的部分清楚说明了保护、尊重文化身份是全球文化政策制定的原则：

8. 以上条款共同指向文化政策的一个要点，那就是保护、激发和充实每个民族的身份、文化遗产以及建立对文化少数群体、其他文化的绝对尊重与欣赏。对任何群体文化的忽视和破坏将给整个人类文明带来损失。

9.一切文化的平等性与尊严必须受到承认，同样每个民族及文化社区必须确立以及保护他们的文化身份，使之受到尊重。[3]

今天的博物馆已然成为特定社区或群体进行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载体。如果把“社区”的概念在地理空间上放大的话，就是“地域社区”的概念。晋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诗：“芒芒九有，区域以分。”[4]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卷三：“咨其风土，考其区域。”[5]区域有明确的地理边界，同时包括自然、人文、经济等内容。“地域社区”的基本特点是：人们有从事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最基本的行事方式，使用同一种习惯的或通常的语言，居住在某一地区。因此，虽然目前没有给区域博物馆十分明确的定义，但是，区域的概念与“地域社区”不谋而合。

区域身份的形成最原始的因素来自地域社区的差别，人们在具体的、有边界的空间环境中寻求生存方式，在不断重复的实践和日积月累的经验中形成相对固定的共同的认知，包括当地人们的价值体系、宗教信仰、审美标准、生产生活等物质或非物质文化产物[6]。区域成员从这个认知的过程中得到“自我肯定”，从而确定自我对本区域的归属、与其他区域的区分，也即文化身份。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地理环境差异巨大，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因素及历史发展进程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因此，区域文化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地理概念，而是有着各自不同文化特征的时空概念。

在人口频繁流动的今天，作为文物的收藏者和文化权力象征的博物馆，尤其是以常设展讲述地方历史的省、地市、县各级区域博物馆，如何参与到与文化身份有关的议题当中，让原住民以及新移民因为博物馆的存在，拥有相同的记忆和共同语言是博物馆的重要议题。UNESCO的这份宣言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它促使区域博物馆“重访、重构、重释”其常设展，并对目前趋于落后的一些观念和方法进行改革。

一、重访：重新思考区域博物馆基本陈列

常设展和临时展相对，顾名思义就是博物馆相对固定的展览，一般展览时间3年—5年或更长时间，通常展出的是本馆藏品。在我国，各级区域博物馆的常设展大多是基本陈列，一般以地方历史为主要展示内容，通过博物馆一贯的方式讲述地方历史，是区域历史物质证据收集、保存、研究和展现的最重要的场所之一。就机制而言，这样的博物馆一般为国家所有，是永久性机构，并且在本地区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传播方面有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和一批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就展示而言，这类常设展，通常采用的是地方简史与出土文物相结合的陈列方式，上自远古下至近代，陈列有陶罐、青铜器皿、瓷器、钱币等等，配以图片文字、场景及多媒体，遵循着统一的朝代编年体系。虽然近年来，部分区域博物馆常设展也在尝试赋予展览语境新鲜的文化内涵，但其实际框架仍是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通史陈列的地方性版本，将丰富的区域历史信息肢解成片段粘贴上去，讲述常常过于宏观、空洞，缺乏特色。多数区域博物馆对近现代历史展示不多，更缺少对现时本地区社会发展最新文明成果和未来发展远景的展示。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全球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传统随社会变化发生的某种特征与功能上的改变也在加速和加剧，区域博物馆的常设展日益面临叙事转型的挑战。一方面，博物馆新理念颠覆了以往展览宏大叙述的惯有逻辑；对藏品的认识也在发生着变化，包括可移动不可移动的、物质的非物质的遗产尽可能地、原状地保存和保护在其所属的自然环境和社区环境中，藏品不再只是艺术珍品、出土文物和宗教纪念物，还包括与所属地区有更为复杂联系的物品，涉及原住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更多关注以人为本的活的遗产的承传。这些藏品因其与该地区某个人物或事件有关，因其原生态的保存或阐释，它们的完整性和意义得到最佳表达，对这个区域的凝聚力和信仰体系可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大量移民又不断改变原住民构成。这些变化、矛盾都是让区域博物馆常设展的展览策略陷入危机的原因[7]。

如何转变展示地方历史的视角和理念、开拓地方历史教育场所的有效路径、展示过去与当今社会的关系？在此语境下，区域博物馆的常设展如何突破已经形成的传统叙述框架，把“国家认同”与“地区身份”结合在一起，并与当下建立联系，推进社会包容，探索展览的定位及其新的使命，或许应成为博物馆展览研究的重大课题，应得到博物馆界的重视与回应。

以浙江省博物馆的常设展为例。20世纪90年代肇始的“浙江七千年”，至后来的“越地长歌—浙江历史文化陈列”“十里红妆”（图1、图2），再至目前策划的之江新馆的常设展，观众不仅要看见浙江与国家共构历史的时代背景；还要看到历代具体浙江人的足迹，看见这些人被纪录与书写的方式，藉由回顾过去、追寻记忆，看见现在、理解当代浙江社会，看见未来、进而思考未来，促进更加包容、尊重与珍视浙江地方文化的价值观。

图 1  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基本陈列“越地长歌—浙江历史文化陈列”展示的古越王国部分

图 2  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基本陈列“十里红妆”

作为区域文化的“两浙文化”，无论是在基本的生存层面，还是在文化的生成层面，都具有一种向内求生存的忧患意识、向外开放的接纳心态和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在深层意义上说，“两浙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建构开放理念空间的文化场，一种耻为人后的忧患意识和心理认知方式，一种不断向外开拓进取的精神巢穴,具有古越人“精勤耕战”的文化品格。G.卡凡纳（Gaynor Ka Vanagh）在《历史策展》中指出，界定一个社区（community）的要点，是使社区成员获得“拥有”的感觉，并在与社区的交流互动中产生身份认同[8]。浙江省博物馆常设展除了惯用的时间体例，转换视角，以问题导向为章节，在时间的框架下探索“地方特性”的归纳：（1）谁是浙江；（2）浙江从哪里来；（3）浙江在哪里；（4）历史洪流中的浙江有哪些作为和贡献；（5）日常生活中的浙江有哪些特点；（6）浙江到哪里去。

通过一系列问题的设置，在此展览架构下运用次子题进行诠释。这种诠释有时会打破以朝代为单位的叙述和论述，但并不意味着有意抛弃历史时序。事实上，社会生活中会有些相继发生的事情从理论结构上看与时间无关，而只是因为约束条件而次第发生或改变。如果展览阐述和逻辑关系清晰，抽去时间轴，可以把本来被时间隔离的历史上的人和事或其他变量并列，更加便于观众感知、察觉或想象其中存在的关联，可能会对地方历史有新的理解和认识。当然，剥离时间不等于否认时间的意义，真实世界中的人、事或其他变量都是历时的。

二、重构：重新构筑区域博物馆基本陈列

生活的原生态并不是单一的、一成不变的，它既传统保守又发展变化，并深深打着时代的烙印，是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积淀的汇合，且随着历史的变化而产生渐进式、碎片式的变化。通过这种渐变，既可以保持地域文化的延续，又能不断更新保持活力。把展览看成一个复调的、代表了多重声音的对历史事件的诠释，存在着多元的视角，而不是对提出的问题进行唯一权威的阐释。“地域空间”实际上“全息”地反映了多重叠合的动态的社会历史变化的“时间历程”[9]。在处理地域社会的空间结构与时间序列的关系时，要将其视为一个复杂的、互动的、长期的历史演变的结果。

100万年前，浙江已有人类活动的痕迹。从距今1万年左右起，钱塘江两岸先后进入新石器时代。浦阳江上山遗址是浙江、也是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后又有跨湖桥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其中丰富的栽培稻遗存表明，这里所处的长江下游地区是世界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嵊州小黄山遗址的文化内涵与上述诸文化有一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可将钱塘江南岸的新石器文化连结起来，表明这支面向海洋的新石器文化具有较早的本地渊源。与河姆渡文化同时，在钱塘江北岸，一支新石器时代文化迅速发展起来，这就是广泛分布于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马家浜文化一经形成，便开启了历经3000年的持续发展过程，中间经过崧泽文化，最后发展出辉煌的良渚文化，达到了长江下游地区史前文化的巅峰。犁耕农业和快轮制陶的普及，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群的分化和社会的复杂化加剧，维系社会等级制度的玉礼器及反映权力集中的大型公共工程成为良渚文化最显著的表征。良渚文化具有很强的文化辐射力，不仅覆盖了河姆渡文化之后的钱塘江南岸，而且影响远及四川、陕西等广大地区。

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末秦统一中国，黄河流域的华夏民族经历了夏、商、周三个朝代。这一时期的浙江大地上，生活着与华夏族不同的於越人，虽然其断发文身、凿齿锥髻、箕踞而坐、喜生食、善野音、重巫鬼等民俗学特征引起过华夏族群的注意，但对于这个地处边僻的蛮夷族群，中原文献的记载寥若晨星。於越人生活在滨海平原与丘陵山地，质朴、悍勇，具有独特的民俗和鲜明的个性。海陆变迁的无常、资源不足的压力和争霸战争的严峻形势，促使他们立足于生存与发展，把耕战视为国家事务的重点，形成了“精勤耕战”的文化品格。他们顽强地恪守着自己的传统，以至在这片土地纳入国家统一版图后的漫长岁月里，那种开拓冒险、勇于拼搏的精神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人。

社会生活的地域性特点是在“国家”与“地方”的长期互动中得以形成和发生变化的。在区域历史的展示中，“国家”的存在是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长期中央集权、使用统一文字、拥有共同的儒家传统的国度来说，区域历史的特性蕴涵在奔腾向前的国家历史洪流中。但各地的差异性特征也不容忽视。五代十国时期社会动荡，地处东南一隅的吴越国虽是一个小国、弱国，但在乱世中却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良好的经济基础和独特的地理环境是客观原因，钱氏抓住历史给予的偏霸的机遇，对外处理好与中原王朝及邻国的关系，对内发展经济、保境安民是主观原因。钱氏立国近百年，对江浙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特色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提倡地域特性的时候，不意味着“国家—地方”的二元对立，既要把个案的、区域的研究置于对整体历史的关怀之中，又要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国家制度和国家观念出发理解具体地域特性与区域文化被创造与传播的机制。在一定意义上，区域历史的内在脉络可视为国家意识形态在地域社会的各具特色的表达；同样，国家的历史也可以在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全息”地展现出来[10]。在“国家”与“区域”的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国家或精英的“话语”与百姓日常活动所反映出来的空间观念和地域认同意识相辅相成。只有认识到这两点，才可能真正认识区域博物馆常设展的价值所在。

基于此，重构的任务不是改写历史，而是改变展现历史的方法。区域博物馆的常设展（以香港历史博物馆基本陈列为例），对于外地参观者而言，更多是一种单纯的当地文化的呈现，能在展览所重建的历史场景体验到当地文化的内涵，更好地理解由这些文化流传并发展下来的现在的当地文化[11]（图3、图4）。而对于参观者中的原住民，他们可以通过展览对历史文献作情境化的理解和合理推论，展览中丰富而真实的细节场景，加之电影、出版物、文创等辅助手段，构成了一个包含道德关系、社会关系、生存方式及荣誉感、自尊心等内涵丰富的集体记忆，激发其归属感和文化身份认同，提升他们对所处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的理解和尊重，感悟区域历史脉络的精妙之处。

图 3  香港历史博物馆基本陈列“香港故事”中展示的本地人生活

图 4  香港历史博物馆基本陈列“香港故事”中“开埠与早年的发展”中的街景

博物馆的特殊价值就在于博物馆拥有特殊的认识价值和知识价值，展览的主题蕴含在展品的相互关系之中、蕴含在构成展览的各个要素的相互联系之中。传统的展示方法，是把单个藏品的创造、发现和研究的历史呈现给观众，从而拼贴出一幅过往的画面。现代的策展人则更重视建构不同空间内各种藏品之间的关联性，藏品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得到创造，又或多或少在相异的历史背景下得到保存。但在引导观众欣赏并提供进一步研究的层面上，藏品之间的组合得到特别关注。不仅如此，如今的博物馆对藏品的作用也重新加以审视，常常不刻意强调珍品，不神化藏品，具有某类物品“例证”性质的普通物品常常也被奉为至宝。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会随社会的变化而发生某种特征与功能上的改变。在展现地域日常生活的部分，能反映社会各个方面及人民生活变迁的展品更为重要，而不是奇珍异宝。这些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为适应环境而产生和传承的约定俗成的行为方式和文化现象，是社会生活的生动反映，是地方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和记录了地方历史发展的变迁。事件中重要的道具，与其说是作为展品，不如说是作为一种具有神圣感的象征物出现在重构的历史现场。有些物件因其与该地某个人物或事件有关，在社会、精神或文化的表述方面可以对这个区域的凝聚力和信仰体系产生重要影响[12]。讲述地域历史需建立在扎实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大量的地方文献、民间文书和口述资料可供收集、整理和利用，包括族谱、契约、碑刻、宗教科仪书、账本、书信和传说等。百姓的“历史记忆”表达的常常是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历史背景的解释，而不是历史事实本身。或许在口述资料中发现的历史并不会比官修的史书更接近“事实真相”，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保持展览学术自信心和创造力的重要环节。

加拿大魁北克文明博物馆（MCQ）作为国立博物馆，受博物馆学新理念的影响，建馆后逐步演化为多位点的博物馆综合体，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改名为muséedesociété（社会博物馆）。这是一种新型的博物馆架构，作为兼容并包的遗产机构，社会博物馆向生态博物馆、遗址博物馆以及历史与人种学博物馆吸取实践和政策经验并加以整合，把工作重心放在展览制作和市民参与上。该馆的常设展“这是我们的故事：原住民及21世纪的因纽特人”（This Is Our Story: First Nations and Inuit in the 21st Century）始于2015年，馆方与多个社群的原住民合作了四年之久，意在更新1998年的展览“遇见原住民”（Encounter with the First Nations）。展览探索了魁北克十个原住民族及因纽特人的历史和文化，展览制作本身也是与他们一起完成的。展览内容以原住民社群的故事为基础，衍生出关于当代原住民文化的具体和基本视角，即这个群体如何认知和解读他们的过去、当下和未来。除探讨一系列主题外（例如仪式、宇宙观或物质文化），展览基于族群的描述再现整合了当下人们对原住民（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使参观者更好地理解魁北克原住民的历史和现实语境[13]。加拿大社会博物馆为区域博物馆发展提供了借鉴和思考。

三、重释：区域博物馆基本陈列之于观众的意义

苏联每个加盟共和国首府都有一座地志博物馆。受苏联影响，20世纪50年代，国家文化部决定在各省会建立地志性博物馆，并于1951年10月27日专门发出《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指出“各大行政区或省的博物馆，应当是地方性或综合性的。即以当地的‘自然富源’（包括地理、民族、生物、资源等）、‘民主建设’（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设成就）、‘历史发展’（包括革命史）三部分为陈列内容，使之与地方密切结合。”[14]一些区域博物馆认为，博物馆更适合表现过去的历史和沉淀的文明，而展示现实的东西有地方“政绩展览馆”之嫌。如今地方文化的多元性表达成为一种趋势，不仅要讲述这个地方的故事和居民的故事，考虑对地方历史故事进行种种可能的诠释，而且要把这些故事与更广泛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它的重要性不在于得到人们广泛的认同，而在于叙述那个尚未被挖掘出来的历史故事，即让人们重新看待那些久远的、绵延至今的社会问题，找出为什么某些历史问题对当代社会仍有影响。因此，区域博物馆常设展除了要展示珍贵的历史文物外，也要表现社会文明的递进过程，地域文化的来龙去脉，记录现代城乡建设的丰硕成果，并回答“去哪儿”的问题。地方史陈列恰恰要表现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和发展趋势，看见过去、现在和未来，提供反省式的多元思维、多元意义与多元价值，进而清楚地理解现实并展望未来。

展览不仅仅就是展览本身，它是以展览为载体和出发点，包含很多与展览相关的内容与项目的综合活动。区域博物馆常设展所描述和阐释地方历史的重要性，并不在于让人们广泛地认知它和承认它，而在于提供一个看待历史问题的新视角。通过博物馆的各种平台和不同载体，观众可基于自己的知识、信仰和理念，对于一些问题形成自己的看法，成为种种阐释的发掘者和参与者。这就要求展览不仅仅是一种观点的讲述，更要把复杂而微妙的历史放入持不同观点的参与者中间进行考察。不是把问题过度简单化，而是透过显而易见的事实来考察当时存在争议的问题，并且让观众思考为什么今天还会出现类似的问题，进而激发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复杂性进行更加深入的挖掘。区域博物馆常设展不仅要考察所在的当地区域相关的问题，还要考察它与其他区域相关的问题，把类似情况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和思考，从当地、区域和全国层面重新认识地域的特性。这意味着从一个关于本地的单一、同质的故事转变为关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多元化观点，并通过视角转换与重新诠释的方式，发现当时当地的展品拥有的全球意义，从而对那些已具有代表性的传统编史工作的观点进行独特的重释。所有这一切，将有助于博物馆“激发对本地的热爱”，并最终有助于对整个中国历史的重新理解。

区域博物馆常设展是本地区的基础教育场所，教育不再被视为线性的、从内行到外行的过程，而是横向的互动过程。最重要的是，区域博物馆常设展教育成为人、场所与文物之间错综复杂互动的产物。这样的场所能够帮助民众理解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和位置，从而或可找寻到与他人互动、交流及分享知识的工具。就所代表的历史态度和展示“地方历史故事”而言，区域的微观历史展示与宏观的通史叙述具有同等价值。博物馆应通过各种活动项目，与当地社会建立和交织更广泛的、更长期的联系，共同构建地域文化生态。博物馆的社会价值通过参与到传播文化的更宏大的社会事业而得以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