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传统导览讲解设备作为博物馆参观的重要工具，主要通过音频内容向观众传递信息，帮助他们更好地欣赏展品以及理解历史背景。早期设备多为模拟系统，如无线电广播和磁带播放器。依托数字技术，现代导览讲解器已经转向基于智能手机应用、二维码扫描和增强现实等数字化解决方案，但大多内容仍是预设性质的单向推送，交互性有限，难以实现个性化需求。而博物馆在导览系统的建设与维护成本、技术能力上面临的压力，也导致系统更新迟缓、内容僵化，与观众所青睐的“随时提问、即时对话”的数字使用习惯形成鲜明落差。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正在深刻影响着博物馆观众的参观体验。以ChatGPT、豆包、Kimi、DeepSeek 为代表 的“生成式 AI”通过自然语言对话，能够提供个性化讲解、情境化叙事和实时问答，显著提升了观众参与感与满意度。越来越多的观众更偏好借助自己的智能设备使用AI 工具，对于馆方提供的导览讲解器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疏离感。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一现象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深层逻辑？仅仅是技术工具层面的迭代，还是预示着博物馆知识传递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

鉴于此，本研究通过对18 位在博物馆观展过程中使用“生成式AI”的观众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试图探究“生成式AI”作为一种具有能动性的非人类行动者是如何介入博物馆导览体系的，它们如何改变了观众的具身感知与知识习得，以及这种由技术触发的网络重组将为博物馆社会教育职能带来怎样的挑战。

二、文献综述

博物馆导览经历了从单向传输向双向互动的转变。传统的语音讲解器作为博物馆权威话语在物理空间内的物质延伸，具有非常鲜明的“灌输式”特征。尽管有研究指出，设计得当的音频导览可以显著增强“导向性观看”的记忆，对观众注意力与隐形参与度有积极作用，但由于其同时承担“导游、翻译、时间管理工具”等多重职能，在可用性、交互性、社交性等方面都难以完全满足观众期待，大批观众对传统音频导览的使用“并不如预期活跃”，实际使用率持续走低。

随着移动智慧导览技术的发展，博物馆导览开始强调互动性和观众主体性。在“智慧旅游”背景下，部分博物馆尝试将导览系统做成更强的交互性、社交化平台，提供多语言、个性化、自主节奏的导览服务，以真正契合自身打造的“智慧博物馆”的形象。观众对于博物馆运用新技术的行为是认可的。一项关于在遗址类博物馆中使用音频增强现实的研究表明，观众对“沉浸式叙事+类人对话”的系统持高度积极态度，认为其提升了沉浸感和互动性。另一项研究则比较了传统音频导览与机器人导览的观众反馈，发现“性格愉快”的机器人比“严肃”机器人及传统音频系统更能提升信息记忆，观众也更喜欢由两台机器人协同导览的形式。这些探索进一步表明，观众正在期待一种拟人、互动、情感化的博物馆导览体验。

大语言模型的成熟为更贴近观众需求的导览变革带来了可能。尽管学界对博物馆观众自发使用通用大语言模型的现象缺乏系统研究，但已有研究者专门讨论了在科学博物馆教育中引入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模型的情况，认为这类工具可以在多个环节“变革”博物馆的教育，尤其是能够有效促进观众与博物馆之间的平等对话。对于利用大语言模型打造博物馆导览的可能性，也有研究者从技术层面给予肯定，并强调利用ChatGPT 4 构建一个“可以轻松适配到任何博物馆/文化空间”的通用系统是完全可行的方案，尽管相关技术在情境感知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但依然能够显著提升观众的参与度和个性化体验。

综上，“生成式AI”在博物馆中的应用正推动导览从预设文本向情境化、动态对话转变。现有研究已经关注到ChatGPT 等大语言模型在博物馆教育、聊天机器人和策展辅助中的潜力，但更多聚焦于博物馆作为AI 的部署者与管理者，较少探讨那些自备“生成式AI”的观众如何自下而上重塑观展体验。因此，本研究尝试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探究那些自发使用“生成式AI”的观众的行为动机，以揭示解释权、技术能动性与观众主体性在这一非对称关系网中的深层互动，同时探讨博物馆面临失去权威话语权的挑战时，如何转化为允许知识自由协商与流动的公共对话空间。

三、研究方法

（一）理论框架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起源于20 世纪80 年代，主要 由科学技术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如布鲁诺 ·拉图尔（Bruno Latour）和米歇尔 ·卡隆（Michel Callon）发展。该理论突破了传统将行动者仅限于人类主体的观点，强调任何能够影响或扰动技术与社会系统活动的实体，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都被视为“行动者”。ANT 关注的是多样化的行动者如何通过网络关系相互作用，共同构建社会现实，且网络本身既是结构又是由行动者产生的效果，这种紧张关系体现了结构与能动性的复杂交织。在具体应用上，ANT常被用于分析科学实验室、医疗保健系统、数字通信媒体等多种场景，用以揭示人类与非人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如何塑造知识生产、技术创新和社会组织。

ANT 在探讨微观互动和网络生成机制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能够同时关注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互动关系。行动者网络理论取消了所有事物的先在性，包括教育研究中已存在的 “人”“社会”“主体性”“心智”“本土”“结构”等基本范畴，基于这样的认识，许多教育理论都需要重新予以检视。在博物馆中复杂的利益相关者网络中，策展人、观众、展品及技术设备等均具有能动性，是积极参与文化中介过程的重要行动者。然而，传统导览将观众视为被动接受者，当观众自发使用外部“生成式 AI”时，其身份则转变为主动提问者，这必然与官方叙事形成协商或竞争的关系。这一视角促使我们跳出单一主体框架，将技术视为积极塑造文化解释权和社会关系的重要行动体，有助于我们探索博物馆中的多元要素是如何共同构建观众的参观体验的，从而揭示数字转型时代下知识生产、解释权分配以及文化参与机制的新格局。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语境下的“生成式AI”是指观众依托个人手机、平板等自有移动设备使用的各类AI小程序、智能助手等大语言模型软件。观众的使用方式主要包含两类：一是图像识别交互，观众将手机拍摄到的文物、说明文字等画面上传网络，“生成式AI”解析图像信息，提供文物背景、艺术价值、历史典故等详细内容；二是语音实时交互，观众以提问的方式向AI 工具咨询展览相关问题，“生成式AI”依托算法实时应答、动态生成讲解内容。鉴于“生成式AI”介入导览这一现象具有高度的自发性，量化研究难以对其中的复杂情境、动态过程与主观体验进行有效测量。因此，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通过深度访谈获得观众在博物馆观展过程中与 “生成式AI”互动的主观感知，探究他们如何利用数字中介拆解官方叙事，从而在理论层面还原异质行动者网络的动态构建过程（图 1）。

本研究选取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的古代妇女馆作为主要观察与采样空间。之所以选择该展览，主要基于两点考虑。其一，古代妇女馆涵盖了从原始社会至清代的漫长历史，其内容涉及大量的古代物质文化、性别史观及生活史细节。相比于偏艺术向的展览，该展览对相关知识的依赖程度更高，而馆方所提供的展签文字受限于空间，仅有年代、质地等基本文物信息，这为观众在参观过程中使用“生成式AI”提供了充足的现实动力。其二，古代妇女馆在展示历史文化的同时，也承载着特定的社会教育职能与性别叙事。对于这种相对宏大且严肃的叙事内容，传统导览有其既定的范式，习惯于将复杂的历史背景简化为单向的知识输送。这与“生成式AI”所提供的灵活甚至略显碎片化的解释之间形成了鲜明对照，更易于我们观察“生成式AI”挑战博物馆的叙事权威时，两者之间产生的解释权争夺。

依循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异质行动者的关注，本研究刻意选取了18 位在年龄层次、职业背景、文化资本及技术亲和度上具有显著差异的样本，重点关注那些在展柜前频繁操作手机、进行拍照识别或语音交互的观众。在确认其正在使用“生成式AI”后，观展结束后向其发出访谈邀请。访谈以半结构化形式呈现，问题参照行动者网络理论中“转译”的不同阶段进行逻辑排布，核心问题涵盖观众在何种场景下将“生成式AI”视为解决障碍的关键节点？观众如何通过特定的提示词（Prompt）与AI达成叙事共识？AI 的解释是否诱发了观众对文物的进一步观察，并促使其成为新知识网络的传播者？文本数据处理遵循质性文本分析逻辑，确保研究发现植根于原始语料。首先，对访谈录音转写的原始语料进行反复通读与开放式编码，剥离出观众在交互过程中产生的主观体验与具体行为；随后，将这些初始节点进行归纳与提炼，聚类为更具抽象维度的核心主题范畴；最后，将这些主题范畴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概念进行深度理论对话与印证。在分析过程中，将原始语料与理论框架进行反复对比与修正，直至数据达到理论饱和，确保研究结论既有扎实的经验材料支撑，又能有效延展既有的理论网络。

四、研究发现

通过对18 位访谈对象的文本分析，研究发现，观众的观展行为已不再局限于简单的看与听。“生成式AI”作为一种具有强能动性的非人行动者，凭借灵活的转译方式，协助观众突破了物理规训、心理隔阂与知识壁垒，正在深刻影响观众的博物馆体验，同时也重新塑造了观众、展品与博物馆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自下而上的技术应用，推动博物馆从相对封闭的知识传播空间，逐步转向更具流动性、更强调对话与交流的社会教育场所。

（一）从宏大叙事走向个体生活世界

传统的博物馆导览内容更多依赖于相关领域的专家，将提前录制好的内容存入导览设备，知识的流动呈现出显著的垂直化与单向性的特征。对于大多数综合历史类博物馆所展示的宏大的历史叙事来说，这种做法显然能够保证知识传递的权威性、系统性与稳定性，在既定框架内实现高效的文化阐释与价值输出。而“生成式AI”这一行动者的介入，使得原本相对封闭、权威的叙事体系产生了裂隙，为多元解读、个体经验与非预设性意义的生成提供了可能。

访谈过程中能够明显感受到，不同身份背景的观众对于“生成式AI”的使用目的存在较大差异。部分受访者倾向于结合自身的专业对文物进行重新定义。例如美术学院的学生（P05）倾向于利用“生成式AI”的图片识别功能对比不同时期的工艺技法，在她看来，在 “生成式AI”的加持下，参观展览“更有针对性了，不再是泛泛地看美不美，而是带着问题寻找答案”，整个观展过程也转变为带有研究性质的审美活动。职业为厨师的受访者（P16）提到“生成式AI”带给他的另一重体验，“我问 AI 青铜器真的能用来做饭烧水吗，它提醒我去看器物的底部是否有烟炱的痕迹”。这种基于职业直觉的问答，使“生成式AI”与观众的个体经验紧密联结。

对于非专业观众，“生成式AI”通过生活化的语义内容加深了他们对展览的兴趣。退休教师受访者（P02）谈到她的观展经历，“它提示我可以把唐代翻领胡服看作是当时的时装周爆款，……它还提醒我关注一些细节，比如袖口的绣花，是忍冬纹，寓意长寿，这都是我平时不会主动关注的”。留学生受访者（P09）使用“生成式AI”时，习惯将自己的情况先“喂”给AI，如此一来，“生成式AI”便会以比较的方式回答其所提出的问题：“AI 能根据我的母语逻辑来解释中国文化。比如我不太理解明器这个名词的含义，它就用古埃及的墓葬习惯做对比，让我很快就明白了 ……AI 是我进入中国文化的通行证。”可见，在“生成式AI”的转译下，知识变得“亲切、通俗、有温度”（P02），不再具有陌生感和距离感。

（二）摆脱物理枷锁与重塑具身感知

观展行为的本质是身体在展厅物理空间内的重新安置与实践。从物质性的角度看，传统的导览设备通过挂绳、耳机以及内置预设的观展路线，迫使观众将其注意力投向馆方预设的、具备绝对权威的叙事锚点，实质是一种对观众实施的物质规训。与之相对，“生成式AI”的介入赋予观众在复杂展厅中更强的机动性与感知度，实现了观众内部自发的阐释转向与意义重构。

大多数的访谈者在提到传统的导览设备时，都表示这种携带行为是一种身体上的“负担”，个别受访者甚至形容它是“挂在脖子上的枷锁”（P10）。基于这样一种身体上的感受，一些受访者即便需要导览协助自己参观展览，也会因为这一弊端而选择放弃，以获得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感。P01 受访者还非常抵触导览设备的租借形式，“不论是租借还是退还，都有比较复杂的操作，人多的时候还要排队，非常麻烦”。P12 受访者则提到，退还设备这件事让自己很焦虑，因为曾有过“都走出博物馆了才想起来设备没还”的经历。这些心理层面的感受，反映出观众对非人行动者施加给自身的物理控制的拒绝，而“生成式AI”的载体通常是人们自持的智能移动设备，无需配置额外的实体设备，显然切断了与观众间的强制性的物理链接（图 2）。

与此同时，“生成式AI”所提供的情感代偿，也极大地缓解了普通观众的焦虑情绪。 P13 访谈者自称是社恐型人格，在他眼中，手机是最好的“社交盾牌”，能够用以“躲避志愿者或人工讲解带来的面对面的压力”，并且即便遇到不懂的问题，“不会担心丢人，问AI 就行了，它带给我了一个非常私密的空间”。另一方面，通史类展览大多以线性叙事的方式展开，大量的图文展板易使观众产生疲劳感，而馆方提供的导览内容不仅不能缓解，反而会因其密集的知识灌输，将原本就略显枯燥的视觉接收固化为一种更为压抑的听觉负担。P01 受访者谈到自己的这种疲劳感时表示，“生成式AI”让他“不再被导览牵着走，觉得哪里感兴趣就多研究一会儿……看一两个小时也不觉得累，专注度也提升了很多”。

（三）网络重组与协作生产的新生态

博物馆场域往往自带一种神圣空间的压迫感，观众在面对专业权威时容易产生由于“未知”带来的社交压力。AI 的大规模介入并未导致博物馆权威的彻底瓦解。与受访者交流的过程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人类行动者在感知到技术威胁后产生的自我进化。这预示着博物馆社会教育职能正在向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协作网络转型。

P04 受访者是一位全职妈妈，她在参观博物馆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不知道怎么向孩子解释的内容，而借助“生成式AI”能够以生动、形象的方式给出反馈，“以前是我拽着孩子走，现在是孩子指着东西问，我跟在后面当助手”。这种关系的变化也极大地提升了教育的时效性。具有高度专业背景的P11 受访者表示，自己有时会将AI 视为辩论的对手，“有一件瓷枕，说明牌标注是宋代的，但是我看那个花纹像是金代的，我就会想看看AI 算法是怎么断代的……它有时候会胡说八道，但多数情况还是比较有可信度”。这种建立在专业底蕴之上的探究也折射出部分观众观展心态的变化，其核心诉求早已超越被动的知识学习，转向更为主动的知识验证。这种人机之间的互动，打破了传统博物馆对学术阐释的单向垄断，更凸显了高文化资本受众在异质导览网络中，通过对话非人类行动者来重构权威边界的主体性实践（图 3）。

身为博物馆志愿者的受访者P17 的经历也非常具有代表性。“生成式AI”的出现一度让她在接待过程中倍感失落，“我发现现在的观众不看我了，都盯着手机”，但在亲身体验过 “生成式AI”后，她选择“打不过就加入”，利用其检索功能帮助自己优化讲解词，“它给了我几个非常棒的比喻，让我觉得自己之前的讲解词特别老土”。对于未来，她指出博物馆志愿者应该加强与AI 的合作，“AI 负责深度检索，我们志愿者负责情感互动，各取所长”。受访者的这种态度转变，意味着将自身定位转换为展览网络中的协调者，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机之间的协同工作。

五、研究发现与探讨

本研究对18 位在参观博物馆过程中自主使用“生成式AI”的观众展开深度质性研究，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分析框架，系统考察了智能技术介入博物馆参观场域的微观实践机制。研究揭示了当一种具备高度转译能动性的非人类行动者闯入原本由馆方操控的物理空间时，如何引发一场权力重构与意义协商。

在认识论层面，“生成式AI”促成了阐释主权从机构话语垄断转向个体意义共建。长期以来，博物馆通过设置醒目的展签、权威化的讲解文本等手段构建严密的叙事体系，将多元复杂的历史文化内容封装成具有封闭性、标准化特征的知识模组，往往忽视了观众在具体情境中的差异化需求。本研究证实，“生成式AI”作为具有高度敏捷性的中介者（Mediator），能够有效打破传统垄断性的知识传递链，协助不同职业经历、文化背景、年龄圈层的观众对馆方预设的阐释文本进行拆解与转译。不论是将严肃的服饰制度史转换为贴近生活的时尚表达，还是以跨文化类比的方式展开考古学概念，都标志着观众在数字中介的支持下重新获得了对展品的阐释权，实现了知识在个体经验层面的在地化生产。

在具身感知层面，“生成式AI”消解了传统导览设备带来的物质规训，推动观展空间实践向自主性回归。传统讲解设备依赖固定硬件、封闭信息接收以及预设线性内容，限制了观众的空间自由和互动，使其成为被动接受的客体。“生成式AI”以去实体化的灵活形态，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传统导览模式中的结构性限制，使观众能够依据即时的好奇心、兴趣焦点与情绪状态，自主决定参观节奏。观众在展览空间中的能动性得到进一步释放，极大拓展了他们参观的具身感知深度。

在社会关系层面，“生成式AI”重构了博物馆场域内的情感联结与多元主体协作生态。博物馆特有的文化神圣性与知识权威性往往会给观众带来潜在的文化压力与社交焦虑。在官方严肃的知识阐释体系之外，“生成式AI”为观众构筑了一个非评判性质的缓冲空间，尤其在持续回应基础认知问题方面，还能够以灵活的话语方式为观众提供情感支持与心理代偿。这种非官方的多元阐释同时也会促使一部分观众对既有的知识表述进行比对与核验，甚至推动志愿者、讲解员等传统知识传递者主动调整角色定位，借助智能技术优化讲解策略与沟通方式。这表明，“生成式AI”的介入从未使博物馆场域内的权力关系走向对抗，反而逐步形成人机协同、人机互融的新型行动者网络关系。

既然观众愈发倾向于在“生成式AI”的辅助下建立私人化的观展空间，为文化传播和知识共享开辟了新的可能性，那么博物馆在展厅内对这类智能技术加以限制或排斥，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对于那些自主参观的观众，博物馆应将其视为意义生产的积极参与者，鼓励他们借助外部数字中介提出疑问、展开联想与自主阐释。另一方面，博物馆也应当在数字知识生产链条中占据更为主动的位置，比如或可探索向社会开放馆藏文物核心数据与权威资源，通过提供规范、可靠的基础资料，以更隐蔽且高效的路径实现社会教育职能的广泛覆盖。当然，“生成式AI”的介入并非全无隐患，过度依赖可能引发新的认识论危机，因此博物馆在积极拥抱技术的同时，亟须建立基于馆藏核心数据库的审核与开源机制，以规避算法在重构历史叙事时可能引发的史实偏差与事实性谬误。

六、余论

博物馆教育是在博物馆环境中的基于博物馆实物的教学活动。传统博物馆教育体系的形成，根植于现代博物馆知识权威机构的定位：博物馆凭借对藏品的占有以及专业研究的话语权，成为藏品文化意义的唯一合法建构者与阐释者。在这套体系中，博物馆与观众之间关系因文化权力的不对等呈现出异化特征，观众的文化背景与认知差异被忽视，成为无差别的、被动的知识接收者。这也导致博物馆教育的知识生产往往脱离公众的日常生活世界，博物馆也成为与现实生活脱节的知识孤岛。本次研究证实，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AI”介入博物馆导览体系，能够有效消解传统博物馆教育中博物馆与观众的二元对立关系，并从文化权力分配、知识生产逻辑、主体关系建构三方面推动博物馆教育发生根本性变革。在新场域中，博物馆、观众、AI 三者形成了多元共生的行动者网络，这种多元共生的主体关系，重新定义了数字时代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核心内涵，同时也标志着一种允许个体经验介入博物馆学习的新生态正在成型。

作为一项探索性质性研究，本研究为理解数字时代博物馆社会教育职能的变革提供了新视角，亦为博物馆的数字化实践与场域重构提供了实证参考。但受限于研究条件与客观因素，研究仍存在不可回避的局限性，为后续探索预留了拓展空间。其一，本研究的田野调查集中于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这一特定场域，在此类场馆中，观众更偏向于“生成式AI”所提供的知识型内容，未来研究可将视野拓展至自然科学、当代艺术等不同类型场馆，探索“生成式AI”作为非人行动者的介入方式与网络重构效应是否因展览情境不同而呈现更为多样的形态。其二，本研究以质性研究为核心，侧重于挖掘观众的主观感知与意义建构，对具身实践变化的探讨缺少客观数据支撑，后续研究可尝试开展量化研究，通过观众停留时长、空间轨迹等实证数据，更精准地考察“生成式AI”对观众体验的实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