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说到建构：文化遗产阐释的文化生产转向与生产机制探究
来源：
《中国文化遗产》
作者：
林小淋 付延慧
发布时间：
2026-09-02 08:54
《文化遗产地阐释与展示宪章》指出：“阐释指一切可能的、旨在提高公众意识、增进公众对文化遗产地理解的活动。这些可包含印刷品和电子出版物、公共讲座、现场及场外设施、教育项目、社区活动，以及对阐释过程本身的持续研究、培训和评估”[1]。在当下文化遗产实践多元化、公众化的背景中，对文化遗产价值进行阐释活动逐渐从单向的知识传递转向动态的意义实践过程。它不仅是理解文化遗产的一系列公众活动，也是连接其过去、当下和未来的文化实践过程。而文化生产则是突破传统阐释局限性的重要概念。本文即在介绍文化遗产阐释实践变化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文化生产概念探究文化遗产阐释的生产性转向并分析文化遗产阐释的生产机制。
一、文化遗产阐释的生产转向
“阐释”作为一种认知与表达行为，即对特定对象如文本、现象、遗存等进行系统性的揭示、说明和解读，以理解其内在含义与深层价值。文化遗产的阐释则是通过多元化的方式与媒介向公众揭示、说明和解读文化遗产的多重意义、历史背景、相关故事，以揭示、彰显、传递遗产价值的活动。
在以往的文化遗产实践中，阐释长期被视作一项技术性工作，其核心任务是将专家学者已研究清楚的、固有的遗产价值，通过如解说牌、导览手册、博物馆陈列等表现形式传递给公众。在此模式下，阐释者是遗产意义的拥有者和发布者，公众则是被动的接收者；遗产价值被视为一种单向的、固化的客观事实。但正如弗里曼·提尔顿（Freeman Tilden）所强调的，遗产的阐释不仅仅是传递事实信息，更要揭示出遗产内在的意义和关系[2]。遗产的阐释不仅关乎遗产本体，更与人密切相关。
21世纪以来，世界遗产工作的深化与批判性遗产研究（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CHS）的兴起，共同推动了文化遗产价值阐释在主体和目的上的深刻变革。其一是阐释主体的民主化与拓展。阐释的合法性不再为专家和机构所垄断，地方社区、原住民、非遗传承人、艺术家、游客乃至社会活动家等所有遗产相关者都是遗产的意义共创者。那些源于生活经验、情感纽带和精神认同的地方性知识、个体记忆与集体叙事，获得了与专业学术知识同等的阐释权重。其二是阐释目的与重心的迁移。阐释的核心目标从致力于提供一套正确的、内部的、完成式的价值解说，转向开启一个开放的、以当代社会为语境的意义诠释与社会对话过程。阐释重心不再是说明、解释它是什么，而是立足当下，探讨它为何重要以及它如何与我们相关。
遗产阐释实践的双重变革使相关工作从一项专注于“物”的技术性管理转变为一项关乎“人”与“意义”的社会性、文化性实践。藉此，“对文化遗产的阐释也应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开放的过程。这种开放不仅意味着文化遗产为人们的阐释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可以从不同视域挖掘遗产的多元价值，还意味着阐释主体的开放性和平等性，即每一位公众都有权利并可能成为遗产的阐释者”[3]。文化遗产的阐释得以被定义为一种聚焦于意义产出、流转与循环的社会实践过程。这一新的阐释范式呈现出鲜明的生产性特征：
开放性：阐释不再追求一个封闭的、终极的结论，而是作为一个未完成的、始终向新理解、新主体和新语境开放的过程。它承认并拥抱意义的多元性与协商性。
互动性：阐释的本质是对话，是不同主体之间、主体与遗产之间、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持续互动。文化遗产的价值正是在这种互动中被不断激活、塑造与表述的。
发展性：阐释不是文化遗产价值的终结，而是价值再生产的新起点。每一次阐释行为所生成的形式内容都会沉淀到文化遗产的意义库中，成为其文化脉络的一部分并推动文化遗产价值的持续发展和不断丰富。
就此，文化遗产的阐释便不再是对遗产价值的单向揭示，而成为持续的意义生成、流转和发展过程。其开放性、互动性与发展性特征共同促成当下文化遗产阐释的生产转向。
二、基于文化意义的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阐释的生产转向根源在于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的产物。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借鉴人类学视角，提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这一定义将文化的范畴从精英化的精神与文本领域拓展至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文化不仅包含那些绝对、普遍的价值观或者各种形式的文本记录，更囊括饮食、服饰、语言、习俗、家庭结构、工作方式等一切社会行为与日常活动。而文化遗产本就是人类在其自身发展中所遗留的时空产物，凝结着人类过往的认识实践。雷蒙德·威廉斯对文化的定义明确了文化遗产是人类及其社会生活的凝结。
然而，“整体的生活”只是对文化遗产本质的指向，仍无法解释日常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物质、行为或场所何以能成为具有独特价值的文化遗产这一根本问题。这一问题的答案便涉及文化何以成为文化的机制：文化遗产的文化性并非固有的客观存在或抽象概念，而是取决于人类对其进行有意识的认知实践。具体而言，唯有当人们运用自身的知识体系、情感记忆、价值观念和身体行动对文化遗产进行参与、理解和表达时，文化遗产才能成为具有特定意义的文化存在。因此，作为文化的文化遗产不仅是一种认知实践，更是一种意义表达。
就此，雷蒙德·威廉斯指出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实现了的表意系统”[4]。“表意系统”意味着文化的存在在于意义的表达。文化是拥有一套有组织的、能够产生和传递意义的符号结构与规则，如语言、图像、仪式、行为规范等。“实现了的”强调文化的实践性与构成性。文化不仅仅是抽象的观念或精神产品，而是嵌入于具体物质实践和社会关系之中被实现或体现出来的过程与结果。换句话说，文化存在于人们的日常行为、语言交流、制度运作和物质创造之中。构成性意味着文化是在不同时空条件下，通过持续的实践与认知活动不断积累、演化和重构的动态过程。
基于此，文化遗产即是文化的产物。它是人类在其特定社会生活中运用自身的知识、情感、价值观和想象力，通过物质或非物质实践所创造的成果。无论是雄伟的宫殿还是简单的农具，无论是鸿篇巨制还是稚拙童谣，都是对特定“整体的生活”的表征。文化遗产就是一种凝结了反映特定“整体的生活”的意义存在。文化遗产自诞生之初便具有丰富的意义，而这些意义又内嵌于它的形式、功能、使用方式以及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之中。
这种表意系统的实现来自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动。文化来源于人的存在与实践，是人主动对人自身、世界进行理解、组织和赋予价值的结果。因此，文化成为文化，并非因为事物或行为的自然属性，而是因为作为主体的人通过其认知实践，从整体的社会生活中进行自发的提炼与意义表达。只有当我们为某种实践、某个物件或某种关系赋予特定的意义，将其纳入我们理解世界的表意系统时，它才从单纯的客观存在转变为文化存在。一尊商周时期的青铜鼎，如果仅被视为化学成分确定的金属合金，那么它只是一个考古学的标本；唯有当人们以历史知识、艺术眼光去接纳、研究、阐释它时，它所承载的礼乐制度、权力象征与铸造技艺等意义才得以激活、彰显，它才能作为文化而存在。
因此，文化遗产可被最终界定为：人类通过持续的意义赋予与表达实践所产出和维系的一种文化表征与意义载体。它展现的文化性绝非天然或静态地具备某种文化属性，而是在被主体不断纳入认知与实践范畴、并进行表达的过程中才得以生成和延续的。正因如此，文化遗产便不再停留于“物”而成为一个流动、开放的“意义体”。它是过去的意义表达与当代意义再生产相互积累、交织的意义存在。
文化意义构成了文化遗产阐释活动为何具有生产性的底层逻辑。文化遗产的本质在于其承载和传达的文化意义，而文化意义取决于主体能动的表意实践。阐释本身就是揭示文化遗产意义和关系的活动。于是，所有围绕遗产进行的阐释，无论是学术研究、展览设计、居民讲述还是游客体验，就绝不仅仅是文化意义的复现和传播，而是一种接续不断的意义产出。对文化遗产的阐释即是使文化遗产持续成为文化、保持文化生命力的具体实践。
三、文化遗产阐释的文化生产转向
作为文化产物的文化遗产是以文化为表征的意义存在，而意义则来源于主体能动实践的赋予。正因如此，文化遗产能够像生命体一样，能够在与不同时代、不同主体的持续互动中不断被生成、拓展、转化和丰富。这就是文化遗产的生产性所在。正如劳拉简·史密斯（Laurajane Smith）所言：“遗产本质上是一种制造意义的文化生产过程”[5]。文化遗产不仅仅是触摸得到的建筑物、器物或遗址本身，更是围绕着这些物质所发生的、持续的意义生产活动。
这种生产性源于文化遗产客观存在的两个基本维度：历史性与社会性。在历史维度上，文化遗产是特定历史遗留的遗存，其原始语境与当代语境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变化与差异，这种隔阂本身就需要持续的阐释来弥合，从而不断生产出连接过去与当下的新理解。在社会维度上，文化遗产自被定义起便嵌入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其存在始终与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意义系统相关联。当不同的主体与文化遗产互动时，必然会基于新的关切和视野为文化遗产生产出不同的意义。
正因如此，文化遗产具备了文化生产性。广义而言，生产是人类运用工具和能力，改造自然与社会材料，创造出具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的实践活动。在雷蒙德·威廉斯看来，文化是与政治、经济等同的社会实践领域，它是一个有目的的、能动的实践过程。与侧重于物质交换的经济生产和侧重文本创新的艺术生产相比，文化生产强调的是意义在主体间的建构、表达与流通。文化遗产的文化生产即是以文化遗产为中心通过表意实践生产、再生产意义的过程或产出。它既是构建文化遗产的行为，也是解释文化遗产的方式。
而在诸多文化遗产实践环节中，阐释是最直接、最显性、最活跃的生产形式。文化遗产的阐释与文化生产相同，其运作基础都是主客体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文化遗产的阐释是一种主客体活动，其主体是携带各自的知识、记忆与情感的阐释者；其客体是作为客观存在的文化遗产。在特定语境下，主体将客体纳入自身认知中并以自身的能动性去理解、诠释，其产物就是特定意义。
文化生产则在主客体互动基础上强调产出与资源的衔接转化。在文化遗产领域，文化生产以主客体关系为存在根基，其核心在于主体围绕遗产客体所进行的意义表达、传递和循环。单纯的认同或了解文化遗产，只是文化的“消费”或“内化”。它要求每一个生产环节中的主体以文化遗产为资源或对象将上一环节的产出作为下一环节的资源，继而能动地进行组织、构建并产出具有明确立场与内容的意义表达。唯有通过这一接续能动的意义产出，才能完成文化遗产的文化生产与再生产。这一生产性促使文化遗产的阐释活动呈现出与传统认知截然不同的鲜明特征：
生产性：阐释活动在于意义的能动生产，而非信息的单向传递。它要求生产出具体的、可感知的意义形式内容，如文本、图像等。这个过程本质上是创造性的，可能衍生出遗产原初语境中未曾有过的新的理解与关联。
创造性：阐释活动过程本质上是创造性的。它不仅继承文化遗产的原有意义，也可能衍生出超越原始语境的新理解与意义关联。
过程性：阐释不是一个有终点的活动，而是一种非终结性的动态进程。一次阐释的成果会成为后续阐释的文化资源和文化语境，意义便在文化生产中不断迭代、衍生。
开放性：阐释系统始终保持开放状态，随时接纳新的阐释主体、多元文化视角以及潜在意义可能性。
社会性：阐释内嵌于社会场域之中，其意义的具体产出受到社会结构、多元主体的影响。不同社会和主体之间的对话、互补、协商甚至矛盾均决定意义的具体产出面貌。
增值性：有效的阐释不仅是对文化遗产价值和意义的延续，也包含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文化遗产的价值增添新的维度与内涵，实现文化意义的增值。
在引入文化生产概念后，文化遗产的阐释便实现了根本性的视角转换。在文化生产视域下，阐释不仅仅是文化遗产工作的独立环节或说明手段，还是文化遗产作为文化过程得以存续和发展的生产机制。
四、文化生产视域下文化遗产阐释的生产机制
文化遗产是一个不断生成、再生产意义的文化生产过程，而阐释则是这一过程最为关键和显性的表征。它并非简单传达遗产的固有价值，而是主动参与并产出文化遗产意义的生产性活动。在此之下，文化遗产阐释作为一种生产实践具有复杂的、内在的生产逻辑、运作环节与动力机制。
（一）阐释作为文化生产的基本逻辑
文化遗产阐释的生产机制远非传统“发布—接收”的线性传播模式，而是一个以意义流动为核心的多节点、多向度的“生产—流通/分配—内化—再生产”动态循环结构。在这一循环结构中，每一个环节都兼具生产与内化的双重属性。
意义的旅程始于对文化遗产这一原材料的提取与编码。阐释主体基于自身的知识体系、价值立场和情感记忆，对遗产的物质形态、历史信息与非物质性实践进行识别、筛选和重组，将其转化为可被传播的文化符号系统，如学术论文、展览叙事、纪录片或旅游解说词等。随后，经过编码的意义进入流通与接收环节。通过博物馆、出版物、数字化平台、教育项目、旅游活动等各种媒介渠道，意义被传递给多元的接收者。这一接收并非终点。依据理查德·彼得森（Richard Peterson）的文化生产观念，文化消费是一种文化自生产[6]。接收者会基于自身文化背景对文化信息进行能动性解读，创造出新的文化表达。例如，游客在博物馆聆听讲解时产生的个人共鸣或学者基于新史料提出的修正观点，均属于这一环节的意义再生产。
这些新生的理解与意义并非外在于文化遗产的独立存在，而是作为新的文化原料汇入遗产的意义构成中，成为后续阐释的起点。例如，公众对某一历史事件的强烈情感反馈可能会促使博物馆调整展览视角；学界的新发现会被纳入下一版的文化遗产解说大纲。由此，阐释过程构成了一个没有绝对起点与终点的、螺旋上升的再生产循环（图1）。每一次阐释行为既是对既有意义的消费，也是新意义的生产，推动着遗产价值的持续演进与丰富。
图1 文化遗产阐释的生产循环示意图（作者自绘）
而支撑这一循环结构的是动态的主客体互动关系。作为客体的文化遗产并非一个意义自足的封闭实体，而是作为生产资源的存在。其价值不在于物质的固有性，而在于其激发意义生产的潜能。无论是宏伟的建筑遗址，还是精微的手工技艺，都作为等待被“激活”的表意资源而存在。与之相对，作为阐释者的主体则具有主观能动性。主体对客体的介入不是外在的、偶然的，而是推动文化遗产进行文化生产的决定性条件。从权威专家到社区居民，从艺术家到普通游客，不同的主体带着各自的期望理解、现实关切和记忆经验将文化遗产纳入自身的认识实践领域。无论是语言表达，还是文字书写，或是具身体验，其本身就是阐释行为，生产着独特的、具体的意义。因此，阐释的生产机制即根植于主客体之间这种实践性的互动关系之中。
（二）阐释生产的动态运作环节
在生产循环的整体框架下，阐释活动具体通过三个相互勾连的环节展开运作，即意义的编码、解码与迭代。在生产的整体循环中，作为起始环节的编码是将遗产的客观实在转化为可被识读与传播的文化文本的关键起点。这一转化并非简单复制，而是一个高度选择性与主动建构的过程。阐释主体依据如国家叙事、地方知识、学科范式等特定的文化逻辑，以及如考古学类型学、建筑测绘、口述史访谈等技术方法对遗产进行选择、重组、构造。
例如，在对三江程阳永济风雨桥进行阐释时，不同的编码取向会导致截然不同的意义产出。旅游开发导向的编码，突出风雨桥与少数民族异域风情的关联；人类学学者的编码，则深入挖掘风雨桥与侗族社会结构、信仰体系的联系；而侗族居民的编码，更强调风雨桥与日常生计、祖先记忆和身份认同的连结。
编码完成的意义文本通过多样化的媒介渠道进入公共领域。但传播的效果并非由传递者单方面决定，而取决于接收者复杂的解码实践。解码是一个高度能动甚至创造性的过程，接收者是带着自身生命经验、文化资源和社会立场接触文化遗产的。依据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编码—解码”理论[7]，解码会有不同的结果：认同性解码、协商性解码、对抗性解码。解码的多样性确保了文化遗产的意义不会僵化为单一输出，而是在社会互动中保持开放与活力。
最具生产性的环节在于，解码所产生的新理解、新情感和新叙事并非外在存在，而是会以各种形式沉淀下来构成文化遗产意义的增值部分。这些新的意义可能转化为学术共同体认可的新知识，可能凝聚为社区共同体内部更强烈的认同感，也可能激发艺术家的创作灵感，甚至反馈为官方修订解说词的依据。例如，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寻访进士后人”项目组便将访问近万名进士后人的成果转化为口述史专题展，串联起馆藏文物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意义联系。这便是将非正式的协商性解码吸收进正式的文化遗产叙述中，完成了意义的再生产与扩展。意义的迭代由此发生：遗产不再是停留于过去的遗存，而是成为一个意义不断累积、层叠和转化的文本，其价值在时序中不是衰减，而是在多方协商与创造性转化中实现文化增值。
（三）多元主体共存的生产网络
阐释生产机制的有效运转依赖于一个由多元主体构成的复杂网络。不同主体凭借各自的文化资源和话语体系，在特定的文化场域中互动、协商，共同织就文化遗产的意义之网。在这个网络中，活跃着以下几类主要生产者，他们一般遵循着不同的生产逻辑：
专家与机构系统。此类主体包括高校学者、政府部门、科研机构、文保单位等。此类生产逻辑倾向于标准化、体系化。他们通过“权威化遗产话语”（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AHD）制定法规、撰写学术著作、编制保护规划和生产学术化、标准化的话语系统来定义遗产的价值。
社区居民与传承主体。此类主体包括当地居民、传承人等。其生产逻辑根植于地方性知识、身体实践与情感记忆。作为文化遗产在地生产的直接相关人，他们的阐释往往是非文本的、具身的和日常化的。
公众与市场力量。此类主体包括游客、消费者、企业公司等。其生产逻辑侧重于个人体验、情感共鸣与市场需求。他们通过旅游、消费、评价和二次创作参与生产。
媒介与创意人员。此类主体包括艺术家、设计师、媒体、教育者等。他们通常扮演着转译者与放大器的角色，运用艺术、设计、数字技术和教育手段在遗产的原始意义与当代公众之间搭建文化桥梁，继而生产出更具感染力、传播力的阐释形式内容。
在文化遗产的场域中，多元主体的共存构成了一个充满文化张力的结构，其根源在于主体各自秉持的不同立场与价值逻辑。专家追求的历史真实性可能与社区珍视的情感真实性相左；商业开发诉求可能与文化保护的底线冲突；官方的宏观叙事则与个人的微观记忆相互补充。这种文化张力通过阐释生产机制建立出有效的对话与协商平台，将张力转化为意义生产的动力。这种协商性生产网络的实践使不同意义得以碰撞、融合，最终达成动态的、开放性的多元意义网络。
（四）时空维度中的意义延展与重构
文化遗产阐释的生产机制必须在时空的双重维度中才能被完整理解。文化遗产阐释的生产性既体现在时间纵轴上的意义积累与脉络赓续，也体现在空间横轴上的意义扩散与网络构建。
历时性生产：意义积累与脉络延续。从历时性角度看，文化遗产是一个不断积累的意义体。无论是文献记载、建筑改建，还是形成的文化习俗，前代阐释者的成果并非被后代直接地覆盖或取代，而是层层累加而积淀为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进而持续影响后世的认知。因此，文化遗产的阐释也可视作一种跨越代际的创造性传承。后代阐释者总是在前代形成的意义基础上，或延续、或调整、或重构原有的解读。以中国传统建筑构件“瓦当”为例。在最开始，瓦当是纯粹的建筑实用部件，后来人们开始为瓦当加上纹饰图案，使其成为承载特定的信仰、愿景与情感的文化符号。随着近现代古建筑遗存研究，瓦当从建筑本体中脱离而成为独立的考古标本和收藏品。它的意义重心从建筑的一部分转向相关历史文化内涵依据、特殊符号演变载体和古代工艺审美对象。这一层的意义产出建立在其实用功能和符号功能的历史遗存之上。这种代际之间意义阐释的延续、拓展和转化并未否定原有的既有意义，而是在原先的基础上进行新的产出。文化遗产阐释的历时性生产确保了文化遗产的文化脉络既能保持历史连续性，又不失文化演进的生命力，实现真正的活态传承。
共时性生产：意义交织与网络扩展。从共时性角度看，文化遗产的意义是被无数个体和群体不断阐释而形成一个相互交织交互的复杂意义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某些如核心的历史事实、公认的杰出艺术价值的意义节点相对稳定，构成意义之网的“主干”；而如个人情感关联、当代艺术创作、企业品牌故事等大量的衍生意义则不断萌发、连结、演变，构成网络的“枝叶”而持续拓展意义的边界。
数字时代进一步推动这一意义之网的交织与传播。一段关于某处古迹的短视频，可能引发全球网民的二次创作、讨论和意义衍生，进而生成一个庞大而活跃的意义集群。主体阐释的构成正从“专家生成内容（Professionally-generated Content，PGC）”为主转向“用户生成内容（ User - generated Content，UGC）”为主[8]。文化遗产由此超越了实体空间的限制，在虚拟世界中实现意义的即时生产与全球性流通。这种网络结构意味着阐释的意义产出不再是单向度或中心辐射式的，而是去中心化、多线程并发的。任何接入网络的个体都是潜在的意义传播者与生产者。
五、结语
本文首先对21世纪以来世界遗产工作的深化与批判遗产研究兴起的背景下文化遗产价值阐释在主体和目的上的深刻变革，进行简要回顾和简析，指出当下文化遗产阐释的生产转向趋势。在此基础上，借鉴文化理论和批判遗产研究的研究成果，从文化遗产的文化本质和主客观性质，解析文化遗产阐释向文化生产转向的必然性，探讨文化遗产阐释的生产性特征和生产机制。在文化生产视域下，文化遗产的价值并非止步于往昔的封闭静态客体，而是在时空流转中被持续建构、不断塑造的动态过程。文化遗产的阐释亦非单向输出的客观说明活动，而是一场持续生产、再生产的文化实践。
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保存下来的文化遗存，是人类文明赖以维系、延绵不绝的文化财富。在文化遗产“活起来”实践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将文化遗产阐释理解为一种文化生产过程就显得尤为重要且必要。真正的“活起来”不仅是让文化遗产通过数字化、展览等阐释手段“动起来”，更要求其经由阐释深度融入当代生活，持续产生新的价值与意义。文化生产的引入推动阐释的生产性转向，并为文化遗产的阐释实践构建了一个能持续激发意义对话与创造的开放性生产机制，让文化遗产在时空流转和多元主体中“活”出无限可能。文化遗产阐释的文化生产转向既是文化遗产理论发展的内在诉求，也是实现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必然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