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历史类展览的“真实性”强调真实有效地传达历史文化信息，但学界关于历史类展览中“物”的展示真实性的研究较少且分散。历史学研究中的“碎片”以及“碎片”与“整体”的研究思路为博物馆展示真实性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并且有助于展览更深入地呈现“历史真实”的一面。因此，认真审视历史类展览中“物”的展示真实性问题，从选择“物”、解读物和呈现“物”的角度探讨历史类展览如何呈现“物”的真实性，有利于历史类展览更加接近“绝对真实”的“相对真实”，并为展览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历史类展览博物馆“物”博物馆展示真实性“碎片”与“整体”

博物馆展览的基本要求与核心特征就是“真实性”，其以文物或标本为基础，呈现的各种观点、思想、知识与信息都应建立在科学研究之上，包括辅助展品的创作也要有依据。在博物馆展览的真实性方面，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大致集中在展品、展览内容与观众体验的真实性等方面，涉及理论探讨、框架搭建和实践经验等。埃尔默·维尔德坎普（Elmer Veldkamp）认为，文物展品与复制品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复制品对参观者的体验及对展览完整性的影响会因观众的观看期望和目标而有所不同。国内学者项隆元认为，博物馆陈列的真实性包括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陈哲认为，历史博物馆展览的真实性是由物品、内容和形式共同组成的有机综合体。徐玲等认为，博物馆展示的本质及过程是探讨博物馆真实性的关键所在。综观学界研究发现，运用历史学理论及其方法探讨博物馆展示真实性—尤其是历史类展览中“物”的展示真实性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分散。而历史学研究中的“碎片”以及“碎片”与“整体”的研究思维可以为博物馆展示真实性研究提供新视角，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历史真实”的构建与呈现。由此出发，聚焦历史类展览中“物”的展示真实性问题，从选择“物”、解读“物”、呈现“物”三个方面探讨历史类展览中“物”的真实性呈现，可以揭示历史类展览的“相对真实”，并为深入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一、历史学中的“碎片”视角及其与历史类展览中“物”的关系

为确保研究的准确性，首先需界定两组重要概念，即“碎片”与“碎片化”以及“碎片”与“整体”。“碎片”译自英文Fragment，作为名词本身是中性的；“碎片化”译自英文Fragmentation，又常译为破碎化、碎屑化、碎化等，带有破碎和崩溃的意味。这两个词语表达的态度截然不同，在学科研究的意义上也不相同。在历史学研究中，“碎片”指对史料的发掘和整理，碎片研究则是通过对史料的发掘和整理来还原历史，特别是还原历史的真实。“碎片”是各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但若把握不好尺度与框架，研究最终可能滑向“碎片化”。因此，从“碎片”的视角出发看待问题，对博物馆研究是有帮助的。

“碎片”与“整体”密不可分，却又具有相对性。“碎片”是相对于其所属整体而言的，其之于细分之后的碎片又是整体；而一个整体相对于分割之后的碎片是整体，相对于其所属的更大整体而言又是碎片。兼具框架和条理的碎片研究会对整体研究产生积极作用，通过整合碎片本身以及不同碎片，可以构建更完善的整体。需要警惕的是，若研究者失去对整体的把握，将视野局限于“碎片”，那么研究所滑向的“碎片化”会导致“碎片”与“整体”的分离。

历史类展览中的“物”与历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具有共通性。在历史学研究中，时段、人物、事件等各类“碎片”是大历史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还原历史真实面貌的基础资料，能够引导研究者关注细部信息，推动历史研究走向深入。在历史类展览中，“物”作为展览的基本组成部分，也可被视为展览中的“碎片”。历史类展览需要学术研究作为支撑，因此对“物”的研究亦可借鉴“碎片”的视角。通过研究“物”的本体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构建基于“物”并超越“物”的整体关系，是实现历史类展览真实性表达的有效途径。

二、博物馆的展示真实性

相较于专业书籍和学术论文而言，博物馆展览是将专业信息转译后直接面向公众传播的媒介，观众观展时通过物件、展览图文和空间设计等方式获取直观信息。展览的优势之一是直观且真实，因此展示的真实性极为重要。

1.“真实性”概念

“真实性”一般指对客观事实的准确呈现，除“真实性”外，还有“原真性”“本真性”等相似表述。历史学领域的真实性主要指通过研究还原一段真实完整的历史。这也是历史类展览的重要使命，即通过展览尽可能地向观众展示真实完整的历史。博物馆的展示真实性聚焦于展品及展示信息的可信度，并通过记录、鉴定、研究和技术手段等方式达成。尽管博物馆采取多种措施来确保展品和展示信息的真实性，但仍可能存在伪作和错误，这就需要博物馆不断精进学术研究和更新展品，确保展示内容的准确和真实。

2.绝对真实与相对真实

历史真实可以区分为不同的层次，包括“过去发生之事”与对“过去发生之事”的记忆和书写，前者是客观意义上的绝对真实，后者是主观意义上的相对真实。过去之事并非自动成为历史，而是通过文献、口头叙事和实物遗存等方式记录并流传。历史学关心与探究的问题是“历史究竟是什么”，就历史类展览而言，博物馆学者与策展人要解决的问题是“展览应该如何展现历史”。历史类展览以展示“绝对真实”为己任，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物件、知识和故事等组成的“历史事实”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然而，无论是历史学还是历史类展览，都很难完整呈现已经消逝的历史真实，只能追求无限接近“绝对真实”的“相对真实”，这也是一种迎合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并被社会所需求的“真实”。

三、历史类展览中“物”的真实性

“物”是博物馆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在不同标准下，博物馆的“物”有不同的分类，历史类博物馆与历史类展览重点展示的是历史遗物。在历史类博物馆中，对展示中的“物”及其历史信息的处理，尤其是对“物”的选择、解读与呈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历史类展览的真实性。从博物馆“物”的知识论出发，历史类展览中的“物”作为历史见证物，是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历史的物化，其包含的知识内容具有真实性且不可更易。博物馆拥有这样的客体，是其他机构或场所不具备的优势，对这些“物”进行真实性研究自然也成为博物馆的“生命线”。整体的历史由不同的碎片构成，但这些碎片并非是无序和毫无关联的，每一块碎片都包含具体的细节信息，整体历史的呈现有赖于无数历史碎片的拼合。历史类展览也是如此，要在展览中呈现整体的历史，离不开有序连接的、以展览中“碎片”形式存在的 “物”。“物”的真实性构建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是展览的基本要求，即“信息”真实，主要是指与“物”有关的数据、文字、照片和记录等信息的真实；其次是“意义”的真实，指的是“物”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涵得到正确复原与解读。以历史学研究中的“碎片”视角以及“碎片”与“整体”的关系思维，审视历史类展览中的“物”，从更贴近博物馆工作流程的选择“物”、解读“物”、呈现“物”的结构出发，能更完善地呈现“物”的真实性，使历史类展览更接近历史真实。

（一）选择“物”

历史学研究中的“碎片”视角，其特点之一就是研究主题的细化和深入，在历史类展览中则表现为对构成展览的“物”的选择的细化。首先，一个合格的展览要选择符合展览主题且具有代表性的 “物”，并且要考虑“物”的存在状态，即物理意义上的碎片“物”与完整“物”。在展览策划中，策展人常不自觉地以符合展示主题、器形完整且样式精美的标准来挑选展品，这种倾向可能会忽视社会文化的真实性和多元性。完整、精美的展品通常具有更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但可能无法全面地反映历史的面貌。对单件的“物”来说，其在“被使用—被遗弃—被埋藏—被发掘”的生命历程中，既可能以完整的形态存在，也可能以破碎的形态存在。在展示时，必须考虑这些物理上的“碎片”对于完整地展现物的生命史以及展览真实性的价值。例如，浙江慈溪上林湖越窑青瓷博物馆常设展览在展示馆藏秘色瓷八棱净瓶时，将修复完整后的秘色瓷净瓶与出土的净瓶底、颈残片做对比展示，既展现了修复后的净瓶的完整形态，又通过瓷器残片向观众生动展示该物件的不同形态，从而激发观众对器物生命史的兴趣。

其次，展览要考虑“物”背后的不同群体，即物代表的“不同的人”。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博物馆展示背后的政治性与不平等性，以及某些物件和事实被挑选出来进行展示的依据已开始受到质疑。“物”的制作和使用过程被混为一谈，精美之物被尊崇、寻常之物被舍弃，器物之间缺乏联系等，这些传统古物学和器物学的缺点至今仍对考古学和博物馆学有着很大的影响。在精美至上的价值观念里，“物”成为孤立的存在，时间感和空间感消失，变成了抽象的概念与刻板的标签，无法反映真实的社会样态。选择精美“物”的做法与传统史学中帝王史、英雄史的书写异曲同工，即更多关注为社会主流价值崇尚的精英文化，被选择的“物”往往体现出精英主义与阶级属性，被误以为是历史的“整体”。然而，主流价值之外的“物”，很少甚至不被关注，逐渐变成不被重视的历史的“碎片”。这样的“整体”显然是不完整的，是缺失微观的宏观叙事。在历史学研究中，“碎片”视角的另一个特点是从宏观叙事转向微观叙事，通过“眼光向下”和历史细节来丰富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这一过程的核心理念在于通过个体可共享的“经历”，来挑战并颠覆那些由既存论说所构成的整体历史“经验”，从而呈现更为真实、更多维度的历史。因此，历史类展览在选择“物”时要兼顾那些微观的、与小人物有关的、过往可能不被重视的藏品，不断拓宽展品选择的范围，使展览反映丰富的历史细节。

（二）解读“物”

自20 世纪80 年代起，对传统博物馆展览模式的革新已经开始，展览主题、展览脉络和展览语言将零散分布在展柜中的、孤立的“物”联系起来，共同叙述“物”背后所发生的关于人、自然与社会的故事。科学认识论强调要看到物何以成为物、活动何以生产物的过，同时“物”的价值并非于埋藏时终止，在后续的发掘、阐释和意义重构中，“物”依然发挥着积极作用。博物馆并非赋予“物”以价值，而是发现“物”的潜在价值。在大多历史类展览等信息定位型展览中，实物展品不再止步于被展示与被欣赏，更成为故事的叙述者与重要的物证。当然，被选择展示的“物”无法直接与观众沟通，这中间的隔阂需要由策展人消除，即将“物”所蕴含的“故事”呈现给观众，引导观众理解与欣赏“物”背后的意义和价值。因此，策展人需要做好“物”的解读工作，并将解读融入时下的意义体系中，以便人们去认知与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展览的解读是连缀碎片似的“物”的丝线，也是让展览富有生命力、带有感召力的主线，更是博物馆与观众的对话，其本质是“讲故事”。

解读“物”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的本体信息与细节信息。对于已被充分研究和认知的“物”，若将其本体信息看作一个“整体”，那么细节信息就是该整体的“碎片”，这些“碎片”信息的真实性不应受到影响。例如，一件瓷器的器型、产地、颜色、年代和纹饰等信息，均是其本体信息的“碎片”信息，往往会出现在展览文字与展品介绍中。这些信息代表着“物”的身份，不应出现错误。在确保每条“碎片”信息真实性的前提下，由这些信息组成的“物”也就更具真实性；而将“碎片”缀合为“整体”，以及将“整体”整合为更高级别的“整体”的“碎片”后，这些作为“碎片”存在的“物”所组成的“物的组合”也就离“历史真实”更进一步。这是一个循环上升的逻辑与层次关系，“物的组合”所形成的历史也就更加真实、完整和立体。

另一方面是解读“物”的多种可能性。不同主体对“物”及其背后的信息会有不同的看法，它们共同构成了对“物”的“整体”认知。然而，现阶段博物馆在解读“物”时，往往出现视角单一化的问题，即权威知识视角—展品的解读不容置疑，公众对考古学家和博物馆工作者要绝对信任，“物”蕴含的多元文化内涵被忽视。因此，在展示存在争议、悬而未决的历史物件时，博物馆要充分发挥公共论坛和对话空间的作用，尽可能收集和展示不同的观点与声音，让观众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思考和甄别。如果更进一步的话，观众还应平等地参与到展览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以历史类展览中旧石器时代“物”的展示为例，打制石器很难归为艺术品，但打制技艺是理解旧石器时代历史的关键要素，石器上的痕迹则是了解这些技艺的关键。然而，一些展览对打制石器的阐释不足，使观众对它们难以产生兴趣，即使有兴趣也会因为知识门槛过高而难以理解。如果从打制石器的各种“碎片”信息出发，解读“物”并使用相关“物的组合”，如在打制石器上方或四周使用沉浸式投影等展示媒介展现石器的制作过程和使用方法，辅以片疤如何形成、打击点的含义等相关 “碎片”信息，观众能更直观地感受到作为“整体”的打制石器的魅力，同时可以最大限度地接收“物”的信息，进一步了解打制石器的真实历史。

（三）呈现“物”

正确地呈现“物”能强化“物”与观众之间的连接，进而使观众与“物”所承载的历史乃至与策展人的思想产生共鸣。博物馆展览的信息组团、场景复原以及总体形式设计都需要建立在真实性的基础上。这种真实性包括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历史真实应严格遵循历史及现实的客观性，艺术真实强调富有情感性的艺术构思和创造。与选择、解读“物”不同，呈现“物”更为直观，其真实性的表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展览信息组团与场景复原等，核心是“物”与“物的组合”。如前所述，展览中作为个体的“物”在呈现时需要强调其真实性，由不同的“物”组成的“物的组合”这一整体也需要强调真实性。例如，在展示釜与配套的支座时，可以使用火焰模拟装置等辅助展品来表现器物的真实使用情景。场景复原作为“物”与形式设计的共同在场，其真实性的表达需要从关联的“物”出发，基于研究与合理想象，实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现阶段场景复原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对“物”与“物的组合”研究不够，错误地呈现了“物”，并以不合适的“物”呈现缺乏真实性的场景。

其次是包括展厅内部空间在内的展览总体形式设计，其核心是构建“物”与空间的关系。历史学研究往往通过众多史料与数据等来还原“历史真实”，而历史类展览受空间的限制，无法全部展示浩如烟海的史料，因而需要对它们进行挑选与归纳，即用历史类展览中的“物”这样的“碎片”来反映历史真实这一“整体”，从而以有限反映无限。但是，在呈现“物”这一过程中，极有可能出现艺术性大于真实性等问题，使展览真实性受损。一方面，展览向公众展示历史时需要通过艺术的形式传达，形式设计直接影响观众的参观兴趣，但若过于追求华丽的设计与刺激的体验，忽视了形式设计应遵循的真实性原则以及博物馆“物”的中心地位，那么展示难免滑向不真实的一面。也就是说，“历史真实”是首要的，“艺术真实”需要为“历史真实”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展览中的“碎片”不能局限于单个的“物”，每一组、每一单元、每一部分都是展览这个“整体”不同层级的“碎片”。合理排布不同层级的“碎片”，有助于展览真实性的表达。受传统史学叙事方式的影响，早期的历史类展览多将历史描述为单一的、线性的、由低级向高级的演变过程，展品也相应地按照从简单到复杂、由古及今的顺序摆放，展览动线秩序严谨，处处体现线性前进的历史进程。简单的线性陈列方式有一定意义，但历史是多线程的，不同群体共同创造了真实的历史。“历史真实”并非单一线性的“社会进化论”模式所能展现的，忽视社会的多元声音会使“整体”变得“不真实”。因此，历史类展览的空间如同

展示历史的时间，展览需要在这样的空间中以更多元的视角、更多重的线索展现无限接近“历史真实”的“相对真实”。

余论

“物”是博物馆展览的基本组成元素，受历史学研究中的“碎片”视角以及“碎片”与“整体”的研究思维启发，以选择“物”、解读“物”、呈现“物”这一结构来策划历史类展览，让这类展览更接近“历史真实”。这三方面并非是依次进行的，而是相互交织和彼此渗透的。通过上述三方面的努力，观众在观展过程中可以体会到“物”的不同价值，并基于“物”更深入地了解“历史真实”。然而，博物馆展示真实性的情况较为复杂，不同场景下有不同面向，很难穷尽全部的“真实性”。除了“物”的真实性之外，博物馆展览在语言、形式以及观众感知等方面都有真实性的要求，这也是后续研究应关注的问题。同时，任何理论均有其适用范围，伴随着博物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碎片”与“整体”这一研究思路会更加完善。此外，博物馆学研究与博物馆实践要立足自身并不断学习和借鉴其他学科的优长，在多学科交叉中丰富和完善自身理论，进一步提升博物馆的理论和业务水平。

与此同时，本次展览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一票难求”与高峰期观展体验下降的问题，折射出公共文化供给能力尚难完全匹配观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多感官与无障碍教育项目在设备、专业人才和制度化支持方面尚未常态化，表明包容性文化服务仍处在探索阶段。内容、形式与教育虽能在展览层面形成良好协同，但其长期效果仍依赖于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完善与管理体系的优化。从长远来看，国外引进展应成为博物馆构建持续性文化对话的重要支点。“绽放：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展览延续了广东省博物馆在“世界艺术”系列展览策划中的一贯高品质，更使引进展由单向文化输入转向促进双向阐释的文化窗口。通过在地语境的深度介入，引进展不仅丰富了本土文化解释体系，也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该展览的实践表明，国外引进展的成功从来不是单一策展技巧的产物，而是源于博物馆对公共性与专业性的深刻践行。未来，引进展需在跨文化传播的深度、观众体验的精度与文化服务的广度上持续探索，使其真正成为连接不同文化经验、促进人心相通的重要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