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建筑普查价值认知、方法路径与成果利用
来源：
《中国文化遗产》
作者：
曹劲
发布时间：
2026-07-15 09:03
历时三年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已接近收官。普查的目的是全面掌握我国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的基本状况，系统构建文物资源资产管理体系，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供坚实支撑。在数量众多的普查成果中，乡土建筑占比较大且分布广阔，作为承载地方性知识、社区记忆与生态智慧的“活态”遗产，其调查与认知工作具有基础性意义。这些丰富多彩的乡土建筑，不仅是各地社会发展与生活变迁的实物见证，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与地方性智慧的生动诠释。对乡土建筑的系统调查，为我们深入理解中华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提供了具体而鲜活的研究视角和实践样本。
一、乡土建筑的认知：内涵、特征与价值
何为乡土建筑呢？通常来说，我们把那些并非由职业建筑师或官方匠作体系设计建造，而是人们为满足生产、生活、信仰、防御等需求，自发营造、使用、维护并持续调适的建筑及其聚落整体称为乡土建筑。在国际学界，它也被形象地称为“没有建筑师的建筑”（vernacular architecture）。乡土建筑适应自然与人文环境，运用本土材料，遵循口传心授的技艺、法式与审美习惯，其设计逻辑深植于社区的集体记忆与日常生活实践之中。理解乡土建筑，需把握四个相互关联的核心特征。
其一，根植于地的自发性与适应性。乡土建筑的建造活动源于社群共同需求的自发行为，并深刻体现“因地制宜”的哲学。建筑形态是对当地气候、地理、资源的直接回应，比如：珠江三角洲的骑楼应对湿热气候与商业活动，沿海的蚝壳墙展现就地取材的生态智慧；陕北窑洞利用黄土直立性开凿穴居，厚土墙体实现冬暖夏凉；湿热的热带雨林里，傣族竹楼采用底层架空防潮避兽，茅草歇山顶与竹编墙促进通风，速生竹材循环利用；水网密布的江南则呈现小桥流水人家的风景。这种多样性，是人地关系长期对话与调适的结果。
其二，嵌入生活的功能性和文化性。乡土建筑本质上是功能复合的“生活容器”。它有机融合生产（厅堂、禾坪）、生活（居室、庭院）、精神（祖祠、神龛）与社交（巷陌、井台）空间。其布局、尺度、装饰，与社会组织、家庭伦理、民俗信仰深度同构。潮汕的“四点金”合院映射宗族礼制，客家的围龙屋与土楼则满足迁徙族群的防御与聚居需求。建筑为生活提供承载空间，文化则为建筑注入意义与灵魂，二者密不可分。
其三，代际相承的工艺性与传统性。乡土建筑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风貌的连贯性与形式的稳定性，这依赖于一套代际相承的营造体系。匠人“言传身教”的实践经验，确保了地方性工艺知识的延续与有效应用，潮州嵌瓷、东阳木雕、苏式彩画等因此成为地域文化可触可感的稳定表征。侗族村寨中标志性的鼓楼，正是因为掌墨师的口耳相授，才能世代矗立在族群聚落间；浙南闽北的编木廊桥，也是因为匠师的师徒相习，才能长久安卧于山野溪流之上。
其四，因地制宜的生态性与智慧性。乡土建筑蕴含着朴素的可持续智慧，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年代，人们建立起适用于本地材料的循环利用体系，并在通风、防潮、隔热、排水等方面，形成一系列低成本、高效能的环境应对策略，以土挖出的陕北窑洞、以石叠砌的藏族碉楼，以木架构的西南吊脚楼，都充分体现了利用本地材料的生存智慧。
乡土建筑不仅是物质遗存，更是社会结构、信仰和集体记忆的载体。因此，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框架下，系统审视与记录乡土建筑，其意义也许可以超越基础的文物登记，我们不仅是建立起优秀乡土建筑档案，也是为守护活态文化生态系统、延续地方性知识体系、实证中华文明的多样性与地域创造性奠定坚实的认知基础，最终服务于文化传承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
二、普查重心与挑战
中国幅员辽阔，自然地理复杂，农耕文明深厚而漫长，区域历史与文化脉络多样，由此孕育了极其丰富多样的乡土建筑类型与聚落形态。这也为乡土建筑的普查带来挑战。普遍来说，普查需要面对以下问题。
（一）类型丰富多样
乡土建筑绝非单一概念可以概括。无论从地域、功能等哪一个角度来分类，乡土建筑都是极为复杂丰富的。民居是乡土建筑中占比最大的类型，紧密对应不同地域文化与民系，如北方四合院、西南干栏建筑、客家土楼等等，形态与意涵各异；此外，还包含宗祠、书塾、墟市、碉楼、桥梁等庞大的公共功能建筑体系。每一类别下又有诸多地方变体。这种天然的复杂性，对普查工作提出了专业要求，普查人员须具备扎实的建筑类型学、民系文化史及地方营造技艺知识，以确保现场辨识与价值初判的准确。
（二）分布地域广泛
与通常集中于特定区域的官式、宗教建筑不同，乡土建筑本质上是“生活的痕迹”，呈“弥散性”分布。它们广泛存在于人类稳定聚居的地理单元：从平原密集村落、丘陵散点山寨、滨水渔村、草原牧区聚点，乃至近乎荒废的偏远深山老寨。这种“无处不在”又“隐藏于寻常”的特点，使得普查可能面临大海捞针般的寻访困境，高度依赖地方线索与深入摸排，对普查工作的覆盖广度与细致程度构成严峻考验。普查工作明确要求每村必到，也正是为了确保这些散布在乡村山野的遗产不会被遗漏。
（三）保存状况堪忧
这是最不容乐观的现实挑战。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关注的都是那些精美的高等级建筑，而乡土的常民性建筑则是易被忽视的遗产。其独特价值未能被广泛认知，导致保存状况不容乐观。伴随近数十年快速的城镇化与乡村社会剧变，乡土建筑遭遇多重冲击：一是因乡民改善居住需求而导致的“建设性破坏”，使历史聚落风貌不断湮灭；二是因人口外流“空心化”引发的“自然性衰败”，导致以土木为材的乡土建筑因失修而快速坍毁。这些年来，在一次次田野调查中，面对颓败老屋，我常常想起古诗中“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的慨叹。此外，过度商业化开发等不当干预行为带来的“保护性破坏”亦时有发生。因此，本次普查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抢救性记录的迫切属性，这是在系统、及时地为一批濒危遗产留存关键信息，为纳入保护体系做准备。
（四）产权归属复杂
绝大多数乡土建筑属私人或家族、宗族集体所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经历了多次变化，产权关系复杂、模糊。这使普查工作超越了单纯的技术范畴，带来了社会与法律维度的挑战。要顺利开展入户调查与记录，有赖于对地方习俗的充分尊重、对公益性质的清晰阐释以及有包容力的沟通协调。产权私有和分散也意味着，未来任何保护与利用举措都将面临协调共识的难题，我们的普查队员需要有更多的耐心，尊重私产权益，不厌其烦地宣讲文物保护法精神。
综上所述，乡土建筑普查，是一场对漫长农耕文明遗存的系统盘点，也是一场与时间和社会变迁赛跑的抢救行动。为出色完成普查任务，需要我们以高度的专业性应对其复杂内涵，以持久的耐心应对其分散存在，以强烈的时效意识应对其脆弱状态，并以充分的智慧应对其中蕴含的社会治理课题。
三、普查中的注意事项
四普表格已经为我们的工作建立了规范，普查培训也对调查工作明晰了要求。在此基础上，针对乡土建筑的特点和难点，也需要系统、科学的工作方法，通过科学、人文与技术的深度融合，将现场的复杂信息转化为可长期保存、可深度解读的专业档案。
（一）普查方法与路径
有效的调查需综合运用多种方法，相互印证，形成从背景认知到本体记录的完整工作链。
文献研究与口述史访谈互补：在田野之外，系统梳理方志、族谱、碑刻、老照片等文献，是建立历史地理框架、预判价值线索的基础；深入的口述史访谈则是获取“活态”信息的关键。通过与使用者、族中长者、乡村工匠等相关人员的交流，可以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建筑的建造年代、历史演变、功能转换、相关人物事件及习俗仪式等信息，弥补文献的不足，让建筑自身“讲述”历史。乡土建筑是人居关系的载体，好的普查记录见物又见人。
规范记录与科技赋能结合：现场记录需遵循统一且包容地方特性的记录标准，包括翔实的文字描述、测绘图纸、系统化影像档案等。与三普相比，我们今天的技术和设备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手段更丰富，精准度更高、便利性更强，合理运用现代技术可极大地提升工作时效与深度。例如，充分利用现代高清影像地图，对可能存在的遗存进行预判，以防疏漏，做到有准备地出发；通过移动终端与地理信息系统（GIS）实现数据的实时采集、管理与可视化分析；利用无人机倾斜摄影快速获取建筑与聚落的高精度三维模型，用于空间分析与监测；使用三维激光扫描对重要复杂构造进行毫米级数字化存档，等等。
（二）价值的提取与记录
普查的关键在于精准识别并规范记录承载核心价值的信息。
基础信息的记录。地理位置、名称、年代、形制、工艺、产权、保存状况等是普查档案中的基本要件。其中，年代判定尤需谨慎，乡土建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历经了长期的使用，乡民久居其中，多次改建甚至重建，要善加判断；应综合建筑风格、构造工艺、材料特征、文献记载及口述历史进行交叉印证。有时候，改造的痕迹也反映着时代家族的变迁、过往重要的事件，这些有价值的改变也应该记录在案。
价值载体的解析。对重要对象，应聚焦其核心价值进行全面的深度记录与分析。
空间与结构：解析平面格局的秩序与空间组织的逻辑，如中轴布局、院落组合，以及梁架形式、柱网、屋顶举折等大木作结构体系所体现的技术选择与地域特色。
材料与技艺：重点记录特色构造与营造技艺，如木构榫接的样式、砖石的砌法、屋面铺装工艺等，此皆地域智慧的物质体现。
装饰与人文：系统记录木雕、石雕、灰塑、壁画、嵌瓷等装饰艺术的主题、工艺与风格，并解读其背后的文化寓意、伦理教化与审美趣味，揭示建筑的精神内涵。乡土建筑虽然总体朴素，但装饰装修往往有点睛之美，尤其是代表性的精品民宅，雕梁画栋，巧夺天工，不拘一格，与被等级制度所规范的官式建筑相比，自由而生动。
法式术语与地方称谓的对接。准确的记录有赖于在地方性知识与学术话语之间建立有效衔接。地域性营造与法式、则例有很大区别，有些构件在法式建筑中是没有的；同一个构件，有时称谓也完全不同，北方叫椽子，岭南叫桷板。虾公梁、龙船脊，这些称谓恰恰是乡土建筑中最富于地域性的生动表达。记录工作需同步采集地方俗称，同时对应准确的法式术语，并加以必要注释。这既尊重了本土文化表述，也确保了档案信息在更广泛学术交流中的准确性与可比性。
四、普查成果的利用
普查的最终目的在于成果转化，以系统性的数据推动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的良性循环。
一是为科学分级与依法保护提供核心依据。基于普查成果，经过严谨评估，可将具有突出价值的乡土建筑依法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或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将其纳入法律保护框架，为明确责任、遏制破坏提供依据和保障。
二是支撑城乡规划与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建设。普查生成的“一张图”数据库与评估报告，为各级国土空间规划、乡村振兴规划及各类保护规划提供了精准的“文化底图”。这使得在城乡建设中能实现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提前避让、优先保护”，从源头上促进发展与保护的协同，为实施区域性、整体性保护战略奠定数据基础。
三是助力学术研究与公众教育文化传播。普查积累的一手资料是深化多学科研究的宝贵资源。以此为基础，通过编纂图录、举办展览、开发数字化平台、设计研学路线等多种方式，生动诠释乡土建筑及其背后的文化故事，提升全社会的文化自觉与保护意识。这是最质朴的乡土教材，最生动的中国故事。
四是探索多元化、可持续的保护利用新路径。面对乡土建筑产权复杂、数量庞大的现实，普查应注意总结基层创新经验，如“微改造”，活化利用为文创空间、社区中心或服务设施等。这些创新经验正是遗产保护工作中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建立长效机制，制定更接地气、更能调动社会各方积极性的策略提供了鲜活样本。
守护乡愁，传承文脉。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的乡土建筑调查，是对中华农耕文明丰富遗存的一次系统性梳理与价值评估。这项工作不仅考验着普查队伍的专业能力与组织协调水平，更检验着社会整体的文化自觉与历史责任感。它在登记造册的同时，通过扎实的田野工作，为系统保护、深入挖掘文化遗产价值奠定坚实的学术与数据基础。以此为契机，未来更重要的是让普查成果真正转化为守护文化根脉的坚实力量，使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人民群众，“把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