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生不息的基础，是其跨越时空存续与发展的手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加大外宣工作统筹协调力度，创新开展网络外宣，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1]，为非遗国际传播指明了方向。非遗植根于民间社会的文化实践，既承载着先民的生产生活智慧，又映射出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精神追求。推动非遗国际传播既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实践，也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应有之举。

一、非遗国际传播的价值意蕴

相较于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涵盖一方水土的语言、音乐、舞蹈、礼仪、风俗、节庆、手工艺等，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体系”^[2]。其凝结着人类文明演进的集体文化记忆，不仅生动记录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同时鲜活呈现着多元文化的独特样态。

（一）历史叙事长卷

非遗作为强在地属性的存在，以其独特的历史叙事功能呈现跨越时空的文化长卷。首先，非遗的历史叙事功能体现在与华夏文明发展脉络的同步演进中。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到农耕文明的节气习俗，从青铜时代的礼乐制度到丝绸之路的商贸技艺，每项非遗都蕴含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基因，为世界认知中国提供了超越文字记录的立体图景。昆曲作为现存的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还对其他的戏剧剧种，如川剧、京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古琴艺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同书画、棋艺、诗歌等一起成为非遗文化的承载者。其次，非遗展现出统一的历史叙事逻辑。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非遗，印证着各民族交往交流的历史轨迹。无论是北方的英雄史诗还是江南的水乡曲艺，无论是边疆民族的创世神话还是中原地区的农耕歌谣，这些看似形态各异的文化表达，共同在诉说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当这些文化记忆通过非遗实现跨地域传播时，便在空间维度上再现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图景，在时间维度上串联起文明发展的历史链条。最后，非遗的活态传承特性赋予其独特的历史叙事功能。非遗始终保持着与现实生活的有机联系，通过传承人的坚守与创新激活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不仅如此，非遗还以其动态延续的物质特性，使华夏历史传统与当代文化价值形成对话关系，从而更好地避免简单复刻历史的文化保守主义和割裂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二）中华智慧结晶宝库

非遗是文化多样性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蕴含着在漫长发展历程中传承下来的古老智慧。通过剖析传统技艺、民俗、口头文学等不同形态的非遗项目，可以清晰触摸到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知行合一的实践智慧与和合共生的处世之道。传统技艺彰显出中国人对宇宙和自然界的独特认知。以入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为例，其以木结构为重，采取榫卯结合的营造法式，传达了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理念。民俗中蕴含着中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智慧。二十四节气将太阳周年运动轨迹划分为二十四等份，形成指导农事、调节日常生活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作为中国古人观察时序变化的独有时间知识体系，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在国际气象界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口头文学作为口耳相传的文学作品，蕴藏着中华文化特有的认知方式。民间谚语“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用朴素的语言传递出气象观测经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寓言故事，则以辩证思维阐释了祸福相倚的人生哲理。

（三）精神标识彰显

“非遗作为一张对外展示中华文化魅力的亮丽名片”^[3]，为国际社会认知中国文化形象提供了重要支撑。非遗项目在代际传承中展现出的文化形态不仅是技艺与仪式的具象呈现，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外化载体。民族精神在非遗中的传承具有历史性与现实性的双重向度。一方面，非遗作为集体记忆的具象化载体，通过其蕴含的传统技艺、民俗礼节与符号象征，将抽象的历史积淀转化为具体的文化符号，延续着中华文明的原始记忆。非遗项目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累积叠压中交叠共生，维系着民族认同的文化根基。另一方面，非遗传承的实践性特征强化了民族精神的可传播特性。作为活态存在的非遗，始终与生产生活保持密切关联，其精神价值在具体实践中得以广泛传播，这就使其成为可体验、可参与、可传播的精神载体。如潍坊风筝昂扬向上、迎风飞翔的特性展现了中国人民对远大理想的追求和奋进向上的进取姿态，传递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每年的潍坊国际风筝节都会吸引世界各地的风筝爱好者参加，他们通过制作、放飞风筝，加深了对中国风筝文化的了解。此类实践性文化表达，将抽象的民族精神转化为具体的文化行为，通过技艺展演、仪式参与、工艺体验等具身化传播方式，让异域受众在互动参与中产生情感共鸣，从而显著提升了非遗在国际传播中的感染力与渗透力，进一步塑造了中国文化形象。

（四）情感通联纽带

非遗作为跨越地域界限的情感共鸣载体，其内在蕴含的人类共通情感要素构成了国际文化传播的基础。非遗根植于民众日常生产生活的具体实践，其表现形式背后所承载的集体记忆与意象符号，往往超越特定民族或地域的局限，与人类共同关注的民族文化高度契合。非遗项目多源自人类应对自然规律、处理社会关系的经验总结，其蕴含的时序观念、家庭伦理、社群交往等核心要素，承载了世界各族人民共通的情感。以春节为例，这一延续四千年的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已有近20多个国家将其作为法定节假日，同时也是联合国假日，舞龙舞狮、画糖人等春节民俗活动走进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年”已经成为了“世界年”。作为首个列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的申遗成功不仅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可，更印证了非遗成为联结“我们与祖先、与大自然、与世界各族人民沟通的桥梁”^[4]。通过祭祖守岁、拜年贺岁、舞龙舞狮等春节习俗，满足人类共欢共庆的精神需求，拉近彼此距离。春节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与不同地区的本土文化相互融合。例如，柬埔寨在保留红装祈福等传统元素的同时，还结合当地风土人情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春节习俗。非遗文化可以促进异质文明的融合共享。

二、非遗国际传播的现实梗阻

非遗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仍面临语境转化难题、传播渠道局限、受众定位模糊与传承创新脱节等问题^[5]。

（一）语境转化难题

非遗传播的现实困境并非简单的信息传递障碍，而是植根于文化主体间认知结构的差异性，在传播过程中往往面临着语境转化的难题。不同文化背景的传播主体在价值观念、符号解读和审美取向等方面存在本质区别，这种差异导致非遗项目包含的民族特质的术语体系与意象符号等在剥离原生文化土壤进行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其承载的历史语境、精神内核和情感价值往往面临消解风险，异域受众难以实现有效的文化共振。同时，国际受众亦受制于自身文化传统的认知判断，往往以他者视角对异质文化进行选择性解读。这会导致文化接收过程中出现理解偏差，具体表现为对仪式活动的神秘化想象、对传统技艺的工具化认知、对民俗礼节的误读。当文化解码停留于表面解读时，非遗蕴含的哲学思维与价值理念就会难以实现有效传递。此外，当地方性知识与国际通用话语产生碰撞时，翻译活动难以精准捕捉特定语词背后的文化意蕴，容易导致核心概念在转译过程中发生语义改变。譬如非遗中蕴含的“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念、“天人合一”的价值追求等抽象概念，在脱离原生语境后容易沦为扁平化的文化标签，丧失其本真性内涵。

（二）传播渠道局限

非遗在传播的过程中存在官方途径主导性过强的现象，这种单一的跨文化传播渠道逐渐显露出多重局限性。其一，传播主体构成比例失衡导致资源整合不足。政府机构与文化事业单位在传播过程中承担主要责任，而民间文化团体、传承人群体及海外华侨群体未能有效地参与其中。这样不仅会削弱传播主体的多样性，还会导致文化传播的民间基础与自发活力受到制约。其二，传播方式呈现单一向度的叙事表达。官方渠道在文化筛选过程中往往侧重具有高辨识度的代表性项目，未被纳入主流传播框架的民间非遗项目，难以进入国际传播视野，导致传播内容集中在有限的文化符号层面。选择性传播虽然有利于建立清晰的民族文化标识，却可能造成文化整体性的割裂。其三，过度依赖官方渠道还可能引发文化折扣现象。官方主导的非遗传播在海外受众认知中往往带有显性的意识形态印记，这种先验性认知可能导致文化接受过程中的防御性解读。当非遗被简单等同于国家文化宣传工具时，其蕴含的人类共同价值与情感共鸣点可能被选择性忽视，进而影响文化传播的实效性。

（三）受众定位模糊

非遗国际传播的效果受制于跨文化语境中的受众认知差异。由于缺乏对海外受众文化背景的精准研判，将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视为同质化群体。传播主体简单移植国内传播模式的做法，采用统一叙事方式和内容框架的标准化传播方案，展示停留于器物层面的展演，使得内涵丰富的非遗难以突破文化壁垒，陷入“自说自话”的传播困境，难以满足多元文化主体的审美期待，也无法实现精准的价值传递。非遗承载的象征意义、仪式内涵与精神追求，需要依托特定的文化语境才能被完整解码。当忽视对目标受众认知结构的分析时，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符号就容易在跨文化解读中产生意义流失。特别是对于缺乏中华文化知识储备的受众群体，过于抽象的文化内涵往往导致理解偏差，容易使非遗项目难以实现文化的有效传播。长此以往，就会导致目标受众既无法在认知层面建立文化关联，也难以在情感层面实现文化认同。精准的受众区分是提升非遗国际传播有效性的前提，也是增强国际话语说服力的基础。唯有建立基于文化差异性的精准传播策略，才能让非遗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四）传承创新脱节

随着时代发展和技术进步，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许多非遗项目面临着“人走技失”“后继无人”的危机。一方面，植根于农耕文明的传统师徒相授模式难以突破地域性与封闭性特征。口耳相传的传授方式很容易导致非遗技艺的断代失传，部分非遗项目对传承人身体条件与文化记忆有着特殊要求。传统师徒关系中“传内不传外”的封闭性观念，则会进一步加剧技艺传承的排他性。当掌握核心技艺的老艺人逐渐离世，而年轻一代因城市化吸引或缺乏兴趣难以接续传承时，非遗技艺便面临断代风险。当非遗项目固守特定历史时期的表达形式，未能有效对接当代受众的审美诉求与价值取向，容易致使非遗文化内涵的现代转化呈现迟滞状态。另一方面，传统技艺与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多停留于形式叠加层面，尚未形成具有文化辨识度的创新范式，使得非遗项目既难以在文化消费市场中建立竞争优势，又无法在国际传播中展现应有的文化吸引力。当前，部分非遗的国际传播仍沿袭传统展演模式，传播内容与当代社会生活缺乏有效的联结，导致文化符号的现代诠释不足，致使非遗项目陷入“文化折扣”的困境。

由于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受众群体间的价值观念差异与认知隔阂客观存在，这就决定了非遗国际传播在提升传播效能的同时，需要结合当前在传播过程中的实践瓶颈，探索更具针对性的优化路径。

（一）媒介融合赋能

在数智化进程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媒介融合为非遗国际传播开辟了全新格局。通过数智技术赋能与媒介整合的双向联动，实现“从‘在库’式静态保护到‘在线’式动态传承，再到‘在场’式活态发展的非遗数字化进阶之路”^[6]。其一，推进非遗数智化转化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核心路径。可以利用数字游戏将非遗中的部分隐匿性知识进行数字转化，也可以“利用非遗的文字材料实现以文生图、以文生视频，使流传千百年的非遗文字变得有声音、有图像，能动起来、活起来”^[7]，使之转化为受众可理解的通俗表达，让非遗在当代社会文化中焕发出新的活力。比如，《黑神话·悟空》与非遗紧密相连，凭借前沿数字技术打造出了一个具有中式美学的西游世界。游戏在视觉呈现上融合了中国传统绘画与雕塑等非遗技艺，在配乐方面大量使用古筝、琵琶等传统乐器，使得这一独特的非遗艺术形式破圈传播，向全球玩家生动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其二，深化沉浸式传播体验是增强非遗文化认同的重要突破口。借助虚拟仿真技术构建多维度、可交互的数字场景，使海外受众在视觉、听觉、触觉的联动中强化身临其境的参与感。在还原非遗技艺的时空语境中，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鸣，促使文化认同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建构。如法国巴黎的课堂上，学生们可穿戴VR教学设备体验中国梨园戏的“压脚鼓”技法，使学生们可以近距离地感受梨园戏的魅力。其三，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保障非遗国际传播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工程。一方面，应开发适配多语种、多终端的非遗国际传播数字平台，整合国内外优质传播资源，将单向传播转变为双向互动，促进非遗研究成果的全球共享。另一方面，需配套完善数字资源的版权保护与更新维护机制，避免因技术迭代导致数据失效或流失。

（二）协同主体发力

非遗作为一种“活态文化”，其传承赓续与创新发展的关键是人的参与^[8]。首先，政府部门发挥统筹协调的作用，通过制定长期发展规划和配套政策，为文化传播提供方向指引与资源保障。在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需注重将非遗元素融入国家形象的建构中，借助外交平台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应建立跨部门协作网络，整合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的专业力量，形成政策支持与专业指导相结合的推进模式。其次，学术机构与研究团队深化非遗项目的学理阐释，重点加强非遗文化内涵的现代诠释，提炼其蕴含的哲学智慧与人文价值，为跨文化传播奠定认知基础。最后，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是拓展传播渠道的重要支撑。鼓励民间团体、文化企业及海外侨胞发挥灵活性与创造力，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实践活动。文化和旅游部印发的《“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强调，“加强青年传承人培养”^[9]。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非遗国际传播的青年力量日益凸显。应支持青年群体加入非遗传承人的行列，让“非遗新青年”成为推动非遗从小众走向大众的主力军，从而确保非遗的存续力和代际传承。如文化传播者李子柒把短视频镜头对准非遗，用细腻的拍摄手法和真实的劳作经历记录了非遗的制作过程，让非遗传统在观看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她的漆艺视频在国内短时间内播放量过亿，在国外平台单日播放量超过两千万，使得成都漆艺受到了广泛关注。在其“退网”期间，她前往20多个省份拜访非遗传承人和文化工作者学习非遗文化，创作出了更具感染力的非遗传承视频。目前，李子柒在YouTube订阅量已超越BBC等国外高影响媒体账号，观众覆盖美洲、欧洲、东南亚等150多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广泛的文化共鸣。

（三）精准受众定位

推动非遗的国际传播需建立在科学区分不同文化背景受众的基础之上。通过精细化分类与个性化传播，使非遗的文化价值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实现有效传递。对海外受众进行年龄层次、职业属性、教育背景等基本特征的梳理，勾勒出不同群体的文化接受能力图谱。在此过程中，需特别注意新生代群体对数字技术的敏感性与互动性需求，同时关注知识阶层对文化意蕴的探究愿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海外受众对非遗的既有认知水平，为确定传播内容的深浅程度提供依据。尤其需要关注具有东方文化基础的国家与完全异质文化背景群体间的认知差异，制定差异化传播方案。文化传播的有效性最终取决于情感共鸣的达成。这要求传播主体深入剖析不同文化背景下受众的审美取向，在保持非遗本真性的前提下，寻求与目标群体精神需求的契合点。面对不同的受众群体，需要建立不同的动态反馈渠道，通过持续跟踪受众的接受效果，及时调整传播策略。特别要重视青年群体的传播节点作用，借助其社交影响力形成文化传播的涟漪效应。在此过程中，既要避免文化传播的功利化倾向，也要防止因过度迎合受众导致的传统文化失真，始终坚守文化传播的价值本真。

（四）全球交流汇通

在全球化进程持续深化的背景下，推动中国非遗走向世界，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全球文化对话。第一，切实推进非遗领域的国际事务参与。通过定期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会议、国际非遗保护论坛，主动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方案，在维护文化多样性公约框架下展现东方智慧。应重点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主管部门协作，就非遗项目的联合申报、跨境保护等议题形成常态化对话通道，逐步构建起覆盖不同文化圈层的交流网络。第二，着力构建符合国际规范的非遗保护标准体系。充分借鉴国际社会在数字化建档、活态传承等领域的成熟经验，结合我国非遗项目的实际特征，制定既接轨国际又彰显本国特色的技术规程。应重点完善非遗项目的多语种数据库建设，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文化元素进行标准化编码，为跨文化传播提供精准的语义转换平台。第三，培育非遗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在高等教育阶段加强非遗传播学科建设，着重培养既通晓非遗传承又掌握国际传播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应支持高校与海外知名学术机构共建联合培养项目，通过跨国研修、学术互访等形式提升人才的专业素养。还应鼓励非遗传承人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活动，通过现场展演、工作坊教学等方式，向世界展示非遗项目的独特魅力。例如，在法国首次上演的漳州布袋木偶戏《大名府》作为中法交流的“使者”，深受法国民众的喜欢，其表演足迹遍布亚欧美澳非五大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非遗走向世界作出贡献。

推动非遗走出中国、走向世界、走向未来，不能固守传统，也不能虚无对待，而是要立足中国国情和时代背景，找准痛点、难点并综合运用各种方法、手段予以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0]。只有守正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的文化才能为他人所尊重、所学习、所理解；只有立破并举走向世界，非遗才能真正发挥文化沟通的桥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