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地方的政策指引，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技术条件的发展，博物馆与高等院校的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从博物馆文化资源的开发、研究、利用、传承与活化到科技与文化的融合等，博物馆与高等院校纷纷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建立教育实践基地。关于博物馆与高等院校合作的研究也逐渐丰富，相关文献多为阐述博物馆与高等院校教育合作在素质教育、美术教育、课程资源开发等方面的重要性，双方在资源、人才、技术相关方面的互补，合作机制、模式探讨，实践经验总结，及从具体的文创设计项目式教学视角、不同类型博物馆、服务学习视角探讨合作模式。博物馆与高等院校的合作理论研究多集中于宏观层面，对于博物馆与高等院校的微观合作视角则比较少见，所以该文试将成果导向教育（OBE）理念应用于博物馆与高等院校合作的课程实践，并以南越王博物院与广东工业大学数字媒体系合作课程“跨专业工作坊（数字展览）”为例，从资源匹配、逆向课程设计、成果界定、评价效果剖析博物馆与高等院校的课程合作实践，总结其在项目设置、教学方法、成果输出、长效机制等方面的经验与不足，积极探索博物馆与高等院校合作的新路径，以期适应当下博物馆发展方向及高等教育形势，助力文博与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成果导向的教育理念

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简称OBE）理念是1981年由美国教育学者斯派迪（William G.Spady）等提出，主张教育课程体系的设立以预期学生产生的学习成果为导向，逆向设计课程内容。OBE理念强调可持续改进的相关教育活动是围绕学生开展，教育成果以学生获得的知识成果及实际能力为评价标准。20世纪90年代，OBE理念广泛应用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教育项目。随着2013年6月我国加入《华盛顿协议》，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也引入OBE理念。申天恩、申丽然以美国为例总结归纳了成果导向下如何界定相关教育成果及评估教育效果等；李志义、王泽武则将成果导向贯穿于课程教学设计的逻辑起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成果评价等方面；马国勤结合职业教育特色，以职业工作过程为基础，以改进教学质量为目的，以成果为导向驱动教学任务的设立。俞航芳、马林、胡秀华等则分别在高等院校交互性实践、工程流体力学课程、人工智能领域开展成果导向的研究与实践。成果导向教育理论多应用于偏向实践的教育项目。

二、成果导向理论应用于馆校合作的适配性

（一）对理论研究的完善

1997年，澳大利亚学者戴维·安德森（David Anderson）和基思·鲁卡斯（Keith B.Lucas）提出博物馆场地导向的学习理论。1998年珍妮特·格里芬（Janette Griffin）和戴维·赛明顿（David Symington）认为场馆中的教育者仅采用了任务导向的教学策略，没有利用场馆的场地优势激发学生自我学习的能力，促进学生对于科学知识的深层次理解和认识。OBE要求学生通过参与具有一定挑战性的任务，来展示锻炼他们思考、研究、决策、执行的能力。OBE更加关注学生创造性思维、综合分析和整合信息等高阶能力的培养。博物馆复杂、多样的具体工作吻合培养这种高阶能力的情境。根据博物馆与高等院校等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反向构建的基于成果导向的馆校合作课程实践有利于有效配置异质资源，明晰馆校合作任务，激发学生的主动学习意识，完成馆校合作目标，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项目体系，也是对场馆教育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二）馆校合作课程实践的匹配

博物馆与高等院校的合作从短期看可以实现资源共享及各自优势互补，从长期看肩负共同活化文化遗产，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培养复合型人才，开展终身教育的共同使命。这种跨界合作的持续需要双方有完善、明确的合作计划和体系，而目前博物馆与高等院校的合作方式灵活、多样，主要有项目合作、招收实习生、共同指导毕业设计、共同举办专业竞赛等。但双方的合作由于学生的专业背景迥异，且参与时间有限，合作深度有待进一步加强。对于博物馆来说，馆校合作更多是在发挥其教育功能，并未真正发挥高等院校人才资源的优势，学生的实践也多流于浅显工作，未深度参与博物馆的实质工作。以OBE为导向的馆校合作将受馆的性质、人员结构、资源状况、所属社会环境及组织、观众状况影响的博物馆工作成果与受专业需求、学生状况、学校软硬件设施、学习场地影响的学生课程有效连接，形成很好的耦合作用（图1）。博物馆工作成果是综合博物馆各种资源、目标所要实现的博物馆任务，也是聚焦于学生所需专业技能所能达成的预期成果，切实吻合双方的发展需要。2024年，南越王博物院与广东工业大学数字媒体系根据双方资源状况、实际需求（表1、表2）开设了以完成南越王博物院实体展览线上展示及原创数字展览制作为导向的“跨专业工作坊（数字展览专题）”课程。双方在任务体系、人力资源、软硬件设施上的互补，满足了开设课程所需的基础条件；双方在目标、发展需求上的一致，满足了开设课程的目标愿景，使得课程得以顺利、持续开展（图2）。以成果为导向的教育理念与馆校合作课程实践高度契合。

三、成果导向的馆校合作课程设计核心

（一）逆向课程设计

成果导向的博物馆与高等院校合作的实践是综合双方跨界解决问题的诉求，根据双方的现实状况提炼预期达到的成果，并通过稳固、可靠的合作实践，实现双方的共赢。其课程设计核心是从双方预期达成的成果出发，反向设计相关评价体系及课程体系，即从学校与博物馆等相关教育利益方的需求得出需匹配的人才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及具体课程。而人才培养目标的设定同时与博物馆需求下的任务体系及学校专业需求下的课程目标分解相呼应；毕业要求综合学校与博物馆方的考核方式，课程最终立足于学校的教学方案和博物馆的实施方案（图3）。在课程设定中主要强调如下四个问题：博物馆的发展需求如何与学校的专业人才培养需求相对接；如何知道学生取得了学生成果；如何知道博物馆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如何在博物馆具体的任务体系中帮助学生建立取得学生成果的课程体系。根据广东工业大学数字媒体系方（表3）、南越王博物院方（表4）、学生方（表5）三方环环相扣、相互呼应的要求，设计了“跨专业工作坊（数字展览）”课程内容。该课程由24个课堂课时（6次，每次连4节）及72个实践课时组成。课堂课程主要由学校老师和博物馆老师进行数字展览相关专业知识的传授，如数字展览概念辨析、发展历程、未来方向及制作数字展览技术，包含但不限于全景拍摄技术，虚拟现实开发基础（Unity）等。实践课程则以南越王博物院信息化任务体系为基础，包含博物院数字展览、数字人、元空间、知识图谱制作等实操项目，具体细化为南越王博物院实体文物线上展览的短期项目任务书及原创数字展览的长期项目分阶段任务书。

（二）可衡量的成果界定

OBE强调从双方的最终目标开始设计课程。同样，预期成果是以成果为导向的馆校合作的起点，也是终点，预期成果必须是可清楚表述或可测评的。

1.学生成果界定

1979年，美国教育学者艾斯纳（E.W.Eisner）将学生成果界定为学生在参与教学活动后而获得的属于自己的而非统一的成果。理查德·萨文森（Richard J.Shavelson）认为学生学习成果包含标准测试所能测出的能力及形成的对学科的理解能力及跨文化的知识和行动等。申天恩、斯蒂文·洛克（Steven Locke）则认为学生成果涵盖了学生在课堂、实践基地等不同场合获得的知识、技能甚至情感与态度等各种模块的内容。提出成果导向教育理念的斯派迪于1993年从学生、教师、第三方机构三方面给出了对“成果”界定的具体要求。借鉴以上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馆校合作的学生成果界定可从学生所需的学习成果和帮助学生完成任务所需的方法和措施两方面来界定。如2024年秋季班数字展览工作坊的学生成果界定方法之一是以学生实际完成“大秦印迹—秦封泥文物展”全景数字展制作（表6、图4）及原创数字展览“何以岭南—从岭南交通看岭南的文化进程”（表7、图5）等项目的任务书情况来界定。而最终的课程考核与成绩评定则在项目完成情况基础上结合学生平时作业和上课表现情况，综合考评学生，考核方式为考查（表8）。

该课程不仅能为学生提供毕业所需的实践学分或课时学分，提升学生的技术技能，还构建了学生与社会的联系，提高了学生的高阶思维，辅助塑造学生能力特质和性格特质，正如以下参与数字展览工作坊课程的学生所述。

学生一：“该课程让同学们可以很好地将理论结合实践，最后形成一个有实际意义的数字展览作品。通过几个展馆的展览制作，掌握了全景相机拍摄前期以及后期的制作方法及经验。我认为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课程，收获颇丰。南越王博物馆历史底蕴深厚，展馆主题丰富有趣，在制作拍摄之余也了解到了许多文物的相关知识。数字展实践既增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又提升了文化的传播力，让更多的人通过网络就能了解到关于南越王的历史故事。”

学生二：“该课程融合了多种专业知识，并且能够在一些项目中实践，使我对相机和软件的操作更加熟练，我认为是相当有效果的一个课程。这个项目我个人是很有兴趣的，因为自己家也在岭南那边，做得也是比较投入、比较有乐趣的，也能加深我们对南越国文化的了解。”

学生三：“工作坊课程教学内容比较充实丰富，能将所学内容充分运用到现实工作之中，有利于知识的进一步学习与完善。利用丰富的数字媒体技术，能让观众多角度感受秦汉时期的历史样貌与文化特征。目前在二维全景图上做了一些尝试，未来可以在三维上使用全景拍摄技术对文物藏品进行三维扫码作为数字资产，起到文物的传播与保护作用。”

2.博物馆成果界定

博物馆的运营目标是博物馆根据自身定位和特色，实现博物馆的功能。馆校合作活动成果与博物馆发展目标细分下的具体的工作任务相一致，即是使馆校合作工作切实服务于博物馆使命与发展之内。博物馆的发展是工作目标、资源和效益的协同发展，是有效地利用博物馆工作资源，发挥博物馆工作优势，实现最佳工作效益，形成“资源—效益—更多资源”的良性循环（图6）。成果导向的馆校合作机制将博物馆与高等院校的合作直接指向于产出有形结果。馆校合作的成果围绕博物馆特定的任务开展，并促进博物馆“资源—效益—更多资源”的良性循环符合博物馆的发展目标。如“跨专业工作坊（数字展览）”课程成果以完成南越王博物院数字展览的数量和质量综合考量。2024年秋季工作坊完成全景数字展2个，分段完成原创数字展览1个。对于数字展览完成质量，南越王博物院则采取初评、复评、专家评审的方式对馆校合作成果进行评量，评量指标参照《博物馆线上数字展览评价体系》（图7），重点围绕数字展览的内容、体验、互动、安全、传播五个方面开展。展览按复刻性数字展和原创数字展两种类型分开评量。复刻性数字展由于是线下实体展的线上展示，其内容在线下展推出前已经过馆内严格的评审，对于数字展在内容方面则只对内容的一致性做校验，而原创性数字展内容则是重要评价指标。

3.高等院校教师：落实培养方案中的实践教学任务

根据国家高等院校教育政策指引，实训实习的课时占高等院校专业教学总课时的比例需达到30%以上。开设工作坊课程是其中一种教学方案，是高等院校教师落实培养方案中的实践教学任务。课程实行面向产出的导向，是高等院校教师响应教育部工程认证的要求，依托实际项目来开展课程是最典型的面向产出的教学方法，也是深化高等院校产学研能力，让高等院校的培养方案更加面向专业领域与行业前沿。数字化展览是数字媒体专业的其中一个专业方向，而且是艺术设计类各专业都要学习和了解的技术，因此面向数字媒体专业开设数字化展览的专业课程和面向艺术设计类专业的跨专业工作坊，对于数字媒体专业和艺术设计类专业非常必要。课程基于学校的产教融合，实题实做的思想进行实践教学。

广东工业大学数字媒体系相关负责人认为“跨专业工作坊（数字展览）课程中的真实项目比一般课程设计的模拟项目工作量大很多倍，多数学生能努力投入，反复修改也能坚持下来，出现了多个技术过关、认真负责的项目人员。但也有学生不能适应真实项目的需求变化及工作量，一度让某些模块的进展缓慢（表9）。在后续的实践课程中需继续摸索有效的项目组织方法，保证项目顺利实施。但通过参与真实项目，使学生的素材设计、图像处理、三维建模等多方面的实战能力得到了切实的提升，对于巩固学生的理论知识，提升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沟通能力和责任意识，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以成果为导向的博物馆馆校合作课程以价值传播为导向、以文化主题为载体、以合作共赢为机制，实现学生、教师、博物馆甚至第三方的多方共赢。

四、基于成果导向的馆校合作课程启示

（一）建立可持续改进的动态、体系化的项目系统

在实施过程中不断改进、优化教育内容是成果导向教育理念的重要特征。馆校合作课程项目的改进、优化是在馆方的切实工作需求与校方的教学需要相结合的基础上，实现的对教学内容及实践项目的动态、可持续的改进。在“跨专业工作坊（数字展览）”中，授课内容是不断完善和更新的前沿知识传达和探索，课程实践是建立在信息技术更替上的项目适用。围绕数字展览的合作纵深是不断优化的，合作模式、教学评价也是不断改进的，如基于数字展的合作实践，双方已在探索数字展的评价标准，尝试合作建立相应的安全、实施规范，双方的合作从最初的馆校双方，到联合科创平台，尝试建立带有专利产品的科创研发的产学研模式。建立可持续改进的动态、体系化的项目系统，使得课程体系与博物馆的发展及学科前沿保持同步，与时俱进，符合双方的发展需要。

（二）根据学生特性，差异化分配资源，个性化教学，编制优秀案例教学库

OBE强调根据学生兴趣、能力差异提供不同的时间和资源，以更加弹性的方式方法给予学生富有挑战性的锻炼机会，老师以高标准高期待指导学生深度学习，达成预期学习成果。在“跨专业工作坊（数字展览）”的课程教学中，老师采用互动式、研究型教学方法，鼓励学生自主探究式学习。课程实践时，老师根据学生的兴趣、特长等将学生分成不同的工作小组，自主研究展览制作时需要运用的技术，并通过“头脑风暴”法汲取展览中的创新点，完成小组任务。指导老师根据现有技术条件和博物馆资源对学生拟采用的方案进行指导、优化和调整，使学生在解决展览制作中遇到的复杂问题的过程中深入掌握理论原理和提升自身综合能力。同时将优秀案例编入教程库，形成教学重要案例库、实战样本库，以供后期的学生学习和借鉴。

（三）细化馆校合作成果的测度标准，成果输出品牌化

以成果为导向的馆校合作项目，无论从馆方还是校方，合作成果都是具体的，是可衡量的。“跨专业工作坊（数字展览）”对于学生成果的评量采用学分评价，综合设计报告、汇报答辩等形式综合评估，对于馆方来说，则采用细化的展览评价体系评价任务完成度。建立细化的、可测度的成果评价体系，保障了学生、学校、馆方三方的利益需求，使馆校合作项目切实完成博物院发展目标及学院的培养目标。

在馆校合作过程中，双方逐渐从“成果导向”的外向任务驱动向“情感共鸣”“价值实现”的内在驱动转变，通过持续的馆校合作成果输出和馆校合作价值提炼来提高馆校合作知名度。汇聚馆校合作资源，展示馆校合作成果，讲好馆校合作故事，强化馆校合作方的成就感，形成合作成果品牌化。如南越王博物院与广东工业大学数字媒体系的合作成果不仅是南越王博物院服务公众的重要信息化建设内容，是获得第六届“绽放杯”5G应用征集大赛文化旅游赛道一等奖项目的重要案例，是2024年10月南越王博物院获得“数据要素X”大赛广东分赛文化旅游赛道三等奖项目的重要内容，也是广东工业大学每学期课程成果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在院或在馆，都有一定的品牌效应。合作成果的品牌效应有效推进了双方的深入合作。

（四）构建长效机制，保障合作的可持续化

在馆校合作初始，馆校任务实现所需的硬件设施及其他保障条件如制作数字展览拍摄照片所需的专业相机、三脚架等设施设备及制作展览所需的网上平台均由馆方提供。随着合作的进一步深入，设立了专业课程，校方也购置了相应的专业设备，建立了相应的工作室。在人力资源保障上，一直是实现校外导师和校内导师双师制。所以，双方也是在合作基础上不断完善和优化保障条件，为合作项目的顺利进行打下坚实基础。但现南越王博物院与广东工业大学数字媒体系的合作主要依托单个教授，对教授本人的依赖性比较大，未形成标准化、规范化的项目设立和执行机制。为了将博物馆与高等院校的合作推向文化传播及育人共同体的高度，双方需要在合作领域、团队打造、制度保障、成果转化上进一步完善可执行的长效机制。

以成果为导向的博物馆与高等院校的合作，明晰地聚焦于博物馆任务体系及院校教育体系，以确保博物馆战略目标的完成及学生获得企业所需人才的实战经验，既是根据新时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大力造就能够创造新质生产力的优质人才培养的需要，也是推动高等院校教育与博物馆文化传承功能的深度融合的需要。在合作过程中，建立可持续改进的动态、体系化的项目系统；差异化分配资源，个性化教学；细化成果的考核标准；强化馆校合作成果，成果输出品牌化；从合作领域、团队打造、制度保障上构建长效机制，有利于实现博物馆与高等院校在教育功能，文化传播上的使命和担当，建立协同育人共同体，推动博物馆与高等院校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图文图表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