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观众研究与评估的他律性反思与学科化倾向的讨论一直是该领域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尽管发展已逾百年，但学界关于该领域外部范畴与内部结构的认识仍然没有达成充分的共识，学术体系模糊成为观众研究与评估领域的主要问题。当前理解该领域学术体系有文献、经验、关系和应用四种视角，在此基础上可提出一种以目标导向为核心的学术体系建构路径，即以“目标（Purpose）—立场（Standpoint）—维度（Dimension）”为逻辑的PSD模型。PSD模型能够有效应对该领域在研究对象、核心问题与术语体系等方面存在的理论困境，且在推动学科化进程中具有潜在价值，它能以一种清晰的方式呈现观众研究与评估的学术体系，也为中文语境下“观众学”概念合理性的再探讨提供前提。

关键词：观众研究与评估；PSD模型；学术体系；学科化

一、提出问题：胡珀-格林希尔的担忧

英国著名博物馆学研究者艾琳·胡珀–格林希尔（Eilean Hooper-Greenhill）在麦夏兰（Sharon Macdonald）主编的《博物馆学手册》（A Companion to Museum Studies）一书中，撰写了“研究观众”（Studying Visitors）一章。她在其中表达了对“观众研究与评估”这个学术领域的看法：“（首先）和Visitor Studies类似的概念还在大量使用，如Evaluation、Visitor Research、Visitor Behavior、Audience Development、Audience Studies等。这一点反映了观众研究与评估领域的碎片化，而这种碎片化来源于观众研究与评估领域涉及的不同视角，如来自学术领域的视角、专业领域的视角、政策领域的视角等……（其次）观众研究与评估的内部包含了大量不同类型的研究成果，既有诸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理论层面的研究，也有非常实践化、非常操作化层面的内容。我们很难把这些完全不同的研究纳入一个体系，这要求我们对观众研究与评估这个快速发展的领域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和理解。”

这段话反映了胡珀–格林希尔的两个担忧。第一，观众研究与评估的发展非常迅速，但迄今（至少到21世纪初）仍然面临着学术术语混乱的问题。第二，来自不同学科的学术成果虽然推动了该领域的发展，但也带来了新的困扰：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来自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文化研究等不同学科关于博物馆与观众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

胡珀–格林希尔的担忧并不是个案。2004—2005年，哈里斯·谢特尔（Harris Shettel）和约翰·福尔克（John Falk）两位学者在《博物馆策展人》（Curator:The Museum Journal）期刊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虽然这场争论以“如何设计更好的博物馆交互设施”为切入点，但讨论的主题很快就上升到另一个维度，即“观众评估”与“观众研究”的价值问题：当学术成果不能直接用来提升博物馆实践时，是否意味着该成果毫无意义？谢特尔据此批判福尔克关于“交互设施对观众长期学习效果”的讨论缺乏价值，而福尔克认为不应该混淆研究与评估之间的关系，两者“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兼容并包’的”。这一回应戏剧性地与20世纪90年代初大英自然博物馆时任公共服务部主任罗杰·米尔斯（Roger Miles）的观点异曲同工，米尔斯认为“我们不应该指责足球场上的守门员为什么不去得分”。有趣的是，米尔斯是站在观众评估的实践者立场，去批判来自人本主义转型浪潮下将观众工具化的学者的见解；而福尔克站在观众研究的立场，去安抚来自观众评估领域实践者们的愤怒。

尽管上文似乎在凸显观众研究与评估领域的困境，但在过去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该领域仍然取得了很大进展。伯纳德·席勒（Bernard Schiele）在回顾学术史的过程中，认为现阶段该领域已经基本满足了史蒂芬·比特古德（Stephen Bitgood）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能够成为一门学科的标准，包括具有特定的研究范畴与共同的研究旨趣、专有名词的出现、成为高等教育的一环、定期产出博士学位论文、成体系的理论研究出现、专业刊物和专业学术团体的形成等。但是，席勒随后重新反思了这个标准，并提出了新的困境，探讨现阶段观众研究与评估作为一个学术领域与学科之间的差异。

无论是胡珀–格林希尔的担忧，还是谢特尔与福尔克之间的争论，抑或是席勒关于该领域学科性质的探讨，这些现象本身已经清晰地表明观众研究与评估处于一种混沌状态：一方面是研究成果与研究团体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是陷入学科化的困境。根据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发展阶段理论，该领域似乎已进入一个“科学革命”的阶段。人们开始质疑既有研究范式的有效性，并探索如何理解这些学术成果以应对新的挑战。本文认为，其中的关键环节在于从理论层面重构该领域的学术体系。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反思过去的经验。这个领域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其外部范畴与内部结构呈现出怎样的特征？来自不同领域的术语和观点应该如何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从而为该领域的整合与发展提供基础？综上所述，本文致力于呈现目前观众研究与评估学术体系的相关建构路径，并探讨学术体系建构与学科化之间的关系。

二、基本共识：观众研究与评估体系的四种建构路径

对于学术体系的讨论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尽管以往研究者们对观众研究与评估的理论探讨很少直接以“学术体系”作为对象，但本质上这些成果分别以不同的视角清晰地阐述了各自关于这个领域外部范畴与内部结构的基本观点。整体上看，我们将这些观点识别为文献、经验、关系和应用四种路径。

（一）文献层面的视角：“自下而上”的体系建构路径

通过直接梳理与文献分类来反映研究者的基本认识，是较早出现的一种呈现观众研究与评估体系的途径。尽管研究者们的分类意愿起初并不是为了讨论“什么是观众研究与评估”，但分类标准与分类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可以体现他们对该领域外部范畴与内部结构的基本理解和认识。钱德勒·斯科瑞文（Chandler Screven）于1984年发表《博物馆与公共展示中的教育评估与研究：文献》（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in Museums and Public Exhibits:A Bibliography）一文，其在整理文献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将自己的观点融入其中。他根据领域的不同，将所收集的文献归为六类，分别是观众调查、行为研究、实验研究、评估研究与方法、理论方法文献和资源材料。斯科瑞文在文献分类时比较明显地区分了“研究”和“评估”，“观众调查”“行为研究”和“实验研究”更倾向于观众研究，而“评估研究与方法”明显更接近观众评估的范畴。

为了以更合理的方式将1988年第一届观众研究与评估协会年会（The First Annual Visitor Studies Conference）的文献结集出版，比特古德将收录的文献归为理论型、研究/评估型、实践型三类。不同于斯科瑞文的分类标准，比特古德呈现的实际上是以观众研究和观众评估为主体的、包含了理论方法与成果应用在内的更加广泛的观众研究体系。

对比斯科瑞文和比特古德基于文献的分类方式来建构观众研究与评估体系的观点，可以发现两者实际上采取了不同的思路，前者侧重讨论内部结构，后者侧重讨论外部范畴，但他们都认为“观众研究”与“观众评估”是该领域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对观众研究和观众评估的区分并不是他们讨论的重点，却已初步呈现出该领域的基本方向，即以观众研究和观众评估为主体来构建整个领域的基本结构。

（二）经验层面的视角：“自上而下”的体系建构路径

更多研究者倾向于选择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来进行论述。在这种视角下，研究者的观点不再源于文献梳理，而是来自其主观经验。

玛丽·穆雷（Mary Munley）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作为最早明确界定观众研究与评估的学者之一，她的观点给研究者与实践者带来了深刻的影响。1986年，她发表《询问正确的问题：评估与博物馆的使命》（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s:Evaluation and the Museum Mission）一文，首次谈到“观众研究与评估的定义问题”。她认为，博物馆观众研究与观众评估实际上包含五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判断，旨在判断博物馆及其活动的价值；二是信息采集，旨在为长期的活动策划采集信息；三是规划，旨在开发新的展览与教育活动；四是评价，旨在评价当前展览与教育活动的效果；五是理论建构，旨在建构理论以更好地理解人们是如何使用博物馆的。

穆雷对以上五个层面的划分，使观众研究与评估的功能性得到了特别强调，“能够解决怎样的问题”成为其建构体系的重要标准。整体上看，尽管穆雷没有明确区分“观众研究”和“观众评估”这两个概念，但前四个层面的内容都指向观众评估的不同阶段—“判断”和“评价”与总结评估类似，“信息采集”和“规划”则与前置评估的目标相近。第五个层面“理论建构”旨在更好地理解观众是如何使用博物馆的，更接近我们当前对观众研究的理解。

（三）关系层面的视角：“观众研究”和“观众评估”

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教授罗斯·卢米斯（Ross Loomis）在第一届观众研究与评估协会年会上以一种自省的口吻指出，观众研究与观众评估似乎已发展出不同的方向，部分研究者关注观众是如何使用博物馆的，部分研究者则主张使用科学的评估方法，关注展览和教育活动对观众的影响。这种分野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种新兴观念的出现，即以直接讨论观众研究与观众评估之间关联为目标的“关系层面的视角”。

作为英国观众研究与评估的代表人物之一，米尔斯深度参与了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论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讨论围绕观众研究与观众评估之间的差异展开，这也成为他与吉斯兰·劳伦斯（Ghislaine Lawrence）论争中的关键问题。米尔斯列举了研究与评估之间可能存在的一系列区别。他指出，就目标而言，评估旨在“测量对象的运行状态”，而研究旨在探索观众与展览之间“经验的普遍性”；就实施场景而言，评估通常针对一个展览或者展览中的某个部分进行，研究则往往以多个展览或展览中的多个部分为对象；就研究方法而言，评估较少使用“正式”的方法，研究则要求使用科学的方法；就变量而言，评估将所有变量纳入考虑范围，研究则试图控制部分变量，并通过随机的方式来中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就方法论而言，评估通常是质性的，研究则以量化的统计分析为主；就成本而言，评估能在短时间内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但研究往往更耗费时间和费用。米尔斯认为，研究与评估最大的差异在于目的和方法。是为了做出判断，还是为了增加一般性理解？是采用实用主义的方法论，还是更为严格的方法论？除了两者的差异之外，米尔斯指出研究与评估之间存在一种不对称性，即研究的结果通常也可以实现评估的目的，但是评估的成果不能实现研究的目标。基于此，米尔斯认为“研究可以被视为评估的一种形式”。

（四）应用层面的视角：“实践导向”的体系建构路径

一些研究者将观众研究与评估作为博物馆展览与教育活动开发的一部分来探讨它们对实践的影响。斯科瑞文将观众研究与评估和展览的策划流程融合在一起，提出了“参考目标法的评估流程”（Goal-referenced Evaluation），以实现对展览教育效果的评估，并提升展览的教育效果。受教育技术学领域詹姆斯·波帕姆（James Popham）和罗伯特·马杰（Robert Mager）等人对教育效果评估成果的研究影响，斯科瑞文认为在观众评估介入下的展览策划流程主要包括六个阶段：一是界定展览的预期目标和目标观众；二是开发或调整展览或展项的设计；三是观众与展览或展项接触，并受到相应的影响；四是测量观众的反应（如注意力、兴趣、态度、价值、知识和技能）；五是将观众的反应与预期目标进行比较；六是如果观众反应与预期目标存在差异，则返回第二阶段，对展览或展项进行调整。为了提升观众研究与评估成果的利用效果，卢米斯提出了“三维度框架”，即将观众研究与评估划分为观众投入维度（Visitor Commitment Dimension）、参观过程维度（Visit Process Dimension）和参观结果维度（Visit Outcomes Dimension）三个维度。在观众投入维度中，观众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和心理特征被用于理解观众在参观时投入的个体差异。例如，观众的参观频率、团体形式、教育水平、年龄以及兴趣、期待和动机等，都会对其参观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参观过程维度处理的是一致性的问题，即展览或教育活动希望传达的信息与观众实际获得的内容之间的一致性，也包括对参观动线简易性与舒适性的判断。在参观结果维度中，整个参观过程都需要被强调。观众的参观效果通过参观前与参观后两个阶段的对比来确认。因此，对观众参观获得的满意度与收益的界定和分析就非常重要。为了更好地阐述该体系对博物馆开发展览与教育活动带来的价值，卢米斯类比斯科瑞文提出的展览设计与评估的三个过程，认为前置评估、形成评估与总结评估关注的内容实际上是上述三个维度在展览或教育活动设计各个环节中的具体体现。

以上四种视角为理解观众研究与评估的学术体系提供了两个关键共识：一是明确了“评估”与“研究”之间的差异，明确了两者并不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同义词”；二是呈现了观众评估的内部结构，观众评估包括前置评估、形成评估和总结评估三个类型。这两点共识奠定了观众研究与评估新体系的基础，但仍有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正如卢米斯指出，有人看了观众体验的相关文献，却希望从中了解与观众参观过程有关的问题；有的展览设计者可能认为，基于观众参观结果的研究，无助于其提升说明牌可读性、优化参观动线与增强观众理解力；有人只阅读了与观众分析有关的文献，就认为观众研究仅仅是一种调查。为澄清这一问题，我们在综合了上述四种研究视角的基础上，结合现阶段观众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和观众评估领域的实践成果，提出了一种建构学术体系的目标导向模型。

三、目标导向：PSD模型对学术体系的重构

PSD模型（下图）是目标导向下建构观众研究与评估学术体系的一种方式。PSD本身代表了理解研究成果的三个阶段，分别是“目标”（Purpose）、“立场”（Standpoint）和“维度”（Dimension）。“目标”强调我们首先需要理解某个具体的研究想要解决或讨论什么问题。在PSD模型中，目标的一致性程度直接决定了不同类型研究成果的关联性。即使两个研究成果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在PSD模型中仍然可以根据目标的一致性程度将它们纳入统一的框架；反之，即便两个研究成果来自同一学科，也可能因为目标的差异而缺乏关联。总的来说，“目标”能够清晰地告诉我们，观众研究与评估这个领域的外部范畴与内部结构，即究竟在关注什么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之间存在何种关联。

目标的建构主要分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方式。“自上而下”的方式继承了上述四个视角达成的基本共识，特别是延续了我们对“研究”与“评估”关系的判断，即两者是该领域内同等重要但目标不同的学术方向：观众研究致力于建立对观众的一般性理解，而观众评估强调解决博物馆的实践问题。“自下而上”的方式强调基于文献的视角来分析目标的类型与彼此的关联。在理想状态下，如果PSD模型可以完整地描述整个观众研究与评估领域的外部范畴与内部结构，那么应该通过对该领域所有学术成果的研究目标或评估目标展开文本分析与分级编码来实现模型的建构。但是，考虑到这一点在客观上难以实现，PSD模型的建构最终需要依托主流学术成果平台如Web of Science和informalscience.org等的相关检索结果，并尽可能扩大文献来源。最终，PSD模型在3000余篇文献的基础上，呈现了观众研究与评估领域“目标”的基本架构。

“立场”是PSD模型中的第二个逻辑环节。虽然“目标”勾勒了观众研究与评估的外部范畴，但尚未完全呈现其内部结构。在实践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即便是围绕着同一个“目标”展开的讨论，不同研究者的关注点也可能存在显著差异。以观众动机研究为例，有的研究者倾向于讨论观众为什么参观博物馆，有的研究者则倾向于讨论观众为什么不参观博物馆。这些研究本质上都有助于理解观众的参观动机问题，但研究对象存在显著差异。PSD模型将这种同一“目标”下不同研究对象的差异归因为研究者不同的“立场”。仍以观众动机研究为例，在“观众动机”的研究目标下，PSD模型提出了两个相关但边界清晰的立场，即“参观动力”与“参观阻力”。这也反映出“立场”需要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即简洁、互斥且目标清晰。

“维度”是PSD模型中的最后一个逻辑环节。尽管“目标”与“立场”足以完整地呈现出观众研究与评估领域的外部范畴和内部结构，但尚未直接建立具体学术成果之间的关联。虽然目前我们已经能够将布迪厄在20世纪60年代末围绕欧洲艺术类博物馆开展的调查识别为观众动机研究的目标与参观动力的立场，但这似乎没有进一步解释该成果与福尔克在博物馆体验背景下提出的“自我动机理论”（Self-related Motivation Theory）之间的差异。在PSD模型中，这种差异被归纳为“维度”上的不同：即使在同一个立场下，研究者们也可以通过不同的研究视角展开论述，而这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取决于研究者自身的专业背景与所受的学术训练。回到布迪厄的案例，我们会发现，布迪厄从社会学研究的视角关切“为什么有的观众选择去参观博物馆，而有的观众总是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并以此做出了关于社会阶级与文化资本的理论阐释；福尔克则站在个体差异的层面，强调个体与个体之间在身份与自我角色认知方面的不同，以此作为人们是否选择参观博物馆的主要因素。在PSD模型中，前者属于社会维度，后者属于个体维度，两者同代表博物馆环境的机构维度一起构成我们理解观众动力或观众阻力的主要路径。

综上所述，PSD模型通过明确目标导向的基本路径，建构了一条以“目标”“立场”与“维度”为主轴的逻辑。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有条件重新梳理并整合过去一百多年间积累的观众研究与评估成果，并结合“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双重图景，建构起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需要强调的是，PSD模型并不是唯一的、一成不变的体系，而是一个具有开放性与活力的动态结构。随着相关学术成果的不断丰富，可能会出现挑战既有“维度”与“立场”的新认知，进而影响到我们对“目标”的看法。但是，现阶段PSD模型的确以一种清晰的方式呈现了观众研究与评估的学术体系。

四、回答席勒：从“观众研究与评估”到“观众学”

在谈论学科化问题之前，本文需要再次回到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在中文语境下，应如何翻译Visitor Studies？随着我们在PSD模型中清晰界定观众研究（Visitor Research）与观众评估（Visitor Evaluation）两个术语，如何用一个特定的中文词汇来表述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Visitor Studies，成为本土学者需要面对的棘手问题。为了避免翻译可能导致的误解，本文将Visitor Studies统称作“观众研究与评估”。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即从字面意思强调观众研究与观众评估是该领域中同等重要的核心组成部分。但是，这种做法的缺点也同样突出，即在表述上仍显冗余。当我们试图用PSD模型回答观众研究与评估领域在学术体系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时，新的契机也随之出现—PSD模型是否足以支撑我们讨论这个领域的学科化问题？我们是否有机会将Visitor Studies的中文表达调整为“观众学”？

关于学科化的标准诸家观点不同。前文提及，席勒在回顾比特古德列举的一系列标准时认为，目前的观众研究与评估领域已经具备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条件，但仍有一系列严峻的问题在阻碍该领域的发展，主要可归纳为四个挑战。下文将围绕席勒的相关论点，并结合PSD模型的内涵与价值，探讨Visitor Studies距离“观众学”还有多远。

第一个挑战来自知识流通的阻力及与先前研究成果的重复。席勒认为，尽管该领域内的学术成果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飞速增长—仅仅在英语世界，研究成果的数量就从1989年的1365篇增长到2013年的超过6000篇，同时还有专业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的出现，但仍存在大量研究成果与文献没有进入知识流通的领域，席勒称之为“灰色文献”（Grey Literature）。大多数博物馆的观众评估报告受限于博物馆的要求或文本的内容，无法以公开的形式进入大众或学者的视野。在此基础上，更严峻的问题是，在这些日益繁多的学术成果背后，我们发现大量问题或观点被反复探讨，先前的研究成果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更未被引用，导致大量的重复性工作，这无疑是一种资源浪费。

PSD模型为知识流通提供了新路径。尽管PSD模型无法阻止灰色文献的出现，但在目标导向的学术体系中，建立了过往已有学术成果之间的清晰内部结构，将有效应对并避免重复性工作的出现。重复性工作出现的核心原因，往往在于研究者们无法清晰地找到与当前探讨问题直接相关的已有成果，通常选择一种“泛泛而谈”的形式，在一个更广泛的领域内寻求文献支持。例如，一些研究者在谈论观众研究的议题时，经常会在文献回顾中提及前置评估、形成评估和总结评估的相关研究，然后基于自身的理解做出结论：这些成果对于讨论观众的行为或体验没有直接帮助。当我们明确了PSD模型的基本表达形式后，直观的改变将优先体现在明确不同研究目标的类别及其相关性上。即使研究者们对于PSD模型的表达可能持其他观点，但这种强调目标导向的学术体系仍然能够帮助研究者们在整合过往相关学术成果的过程中，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研究的问题与目标上。

第二个挑战来自理论方面。对于20世纪60至90年代期间从事观众评估的学者与实践者来说，理论问题是一个不敢触及的“禁区”。一方面，整个人文社科领域的人本主义转型都在强烈批判将观众“工具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实践者似乎仍然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任何理论研究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博物馆实践的观念似乎占据了制高点。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争论，无论是上文提及的米尔斯与劳伦斯之争，还是谢特尔与福尔克之争，抑或是米尔斯与乔治·海因（Geroge Hein）围绕建构主义与经验主义的争论，都客观反映了理论问题的严峻性与迫切性。特别是，当我们希望这个领域提升至一个独立的学科时，这种挑战就变得不可避免。

PSD模型并不回避理论问题，相反，明确两者是该领域内两个核心学术方向，实际上是在学术体系层面承认了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的同等价值。对于米尔斯与海因而言，PSD模型将澄清他们的冲突来源于处理问题时采取的不同维度，海因的建构主义强调个体维度的视角，米尔斯的经验主义则以机构维度为中心。对于谢特尔与福尔克来说，PSD模型将明确两者的分歧来源于对“目标”的不同理解，以博物馆实践为导向的观众评估固然意义非凡，但帮助我们理解观众属性与特征的观众研究同样具有意义。

与传播学或社会学相似，席勒认为第三个挑战在于观众研究与评估在学科话语权上缺乏绝对的权威性。但是，这不意味着绝对的劣势，而与观众研究与评估的载体—博物馆本身的特性紧密相关，并非该领域自身的困境。席勒认为，不同学科和领域的人都可以基于自己的立场就博物馆发表观点，使该领域内充斥着不同的话语体系，从而严重削弱了博物馆学的独立性。回到观众研究与评估领域本身，其面临的境况更加严峻，任何一个在博物馆中接触观众的实践者或部门，都有权力和能力发表自己对观众的理解与认识。

PSD模型的提出与其说强化了专业群体的话语权威性，不如说是为来自不同领域的话语提供了可遵循的秩序。PSD模型的核心是目标导向，过程中并不区分研究主体的来源，仅依赖学术成果或研究问题的类属关系来呈现各研究在该领域中的相对位置与贡献。在这一背景下，PSD模型将有助于把第三个挑战带来的困境转化为潜在的优势，即充分鼓励来自不同领域及话语体系下对博物馆与观众关系的探讨，并将这些成果纳入一个统一的学术体系。

席勒指出，最后一个挑战来自公共术语体系的建构。该领域已有研究成果难以被继承的原因之一在于观众研究与评估领域长期缺少一个公共术语体系，这也被认为是阻碍该领域进一步发展的关键要素。席勒指出，虽然越来越多研究机构或第三方咨询企业开始介入这个领域，但因为缺少统一的术语体系，各自的学术成果往往缺乏相互关联。通过PSD模型重新审视这个挑战，我们会清晰地看到，公共术语是建构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环节，这也是PSD模型建构的初衷。

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本文围绕学术体系建构与学科化这两个问题展开了论述，但讨论的核心始终围绕着PSD模型展开。到目前为止，PSD模型的强势介入能够对席勒归纳的四种挑战做出充分回应，似乎已经满足了正式提出“博物馆观众学”这个概念的基本前提。但是，本文对该领域是否应开展学科化讨论仍然存疑。当一个研究领域足够成熟时，它是否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反之，在它尚未成熟时，纯粹的讨论也不会改变它不成熟的现状。对于观众研究与评估这个领域来说，无论是否认可该领域的学科属性，都不影响未来的研究者们继续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与讨论其学术体系，并在实践中发挥其价值。但是，此处关于学科化的讨论仍有明确的积极意义，对本土研究者来说，我们应该尝试习惯将Visitor Studies表述为“观众学”，无论是以一种接纳的姿态，还是以一种批判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