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观众研究模型的理论定位及其对中国博物馆实践的启示
来源：
《博物馆管理》
作者：
赵婧
发布时间：
2026-05-27 10:23
摘要：在当代博物馆实践中，观众研究正逐渐从以人口统计学和参与率为核心的描述性分析，转向对观众体验、意义建构与行为预测的综合研究。约翰·H.福克提出的“身份动机理论”及其观众体验模型，为这一转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该理论并非对传统社会学观众研究范式的否定，而是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情境研究框架内，对博物馆观众研究进行的一次模型化升级。身份动机理论在展览策划、观众分层、服务设计与绩效评估等方面，对中国博物馆管理实践具有启示意义。身份动机理论的核心价值不在于提供一套固定的观众分类标准，而在于为博物馆管理者理解观众需求、设计体验路径及进行预测性决策提供了一种具有操作性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博物馆管理；观众研究；身份动机理论；观众体验；体验导向的管理
一、背景与问题
长期以来，博物馆观众研究在管理实践中主要承担两类功能：其一是通过统计学手段描绘观众的社会属性特征，其二是为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考核提供量化依据。这类研究在博物馆制度化发展阶段具有现实合理性，但随着博物馆公共职能的不断拓展，其解释力与指导意义逐渐显露出局限。一方面，人口统计学指标难以解释观众在馆内的真实行为与体验差异；另一方面，单纯以到访数量、参与频次为核心的评估体系，也难以为策展优化、服务改进与长期观众培育提供有效依据。
在此背景下，博物馆学界逐渐将研究重心转向观众体验与意义建构问题。福克（John H.Falk）提出的身份动机理论，正是这一学术与实践转向中的代表性成果。与传统社会学路径强调阶层、教育背景和文化资本不同，福克关注的是观众在特定情境中“以何种身份进入博物馆”，以及这种身份如何影响其参观目标、行为选择和体验评价。这一理论视角不仅为理解观众行为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也为博物馆管理者在策展决策、服务设计和资源配置中引入预测性思维提供了可能。
二、理论与模型
身份动机理论的核心判断在于：博物馆观众并非以固定不变的社会身份进入博物馆，而是在特定时间、特定情境下，以某种与当下需求和自我认同相关的“情境性身份”行动。这种与需求和认同相关的身份被称作“小我（i）”，与人口统计学指标相关的“大我（I）”相对。“小我（i）”影响参观过程的循环往复机制可以概括为：身份（小我i）→身份相关的需求+了解博物馆的可供功能→参观期望→做出选择并决定行为→参观体验→满意度和记忆→对身份（小我i）的确认、强化和拓展→身份相关的需求+了解博物馆可提供的功能→参观期望→以此类推。福克通过大量访谈与实证研究，总结出五种典型的博物馆身份动机类型，即探索者、促进者、体验寻求者、专业人士/爱好者与充电者。这些身份类型并非对观众进行静态分类，而是对其参观动机结构的功能性概括。
在此基础上，福克将身份动机与其早期提出的情境学习模式相结合，构建了观众体验模型。该模型强调，观众体验是在个人情境、物理情境与社会文化情境的共同作用下生成的过程，而身份动机在其中发挥着统摄性作用（图1）。观众以某种身份进入博物馆，对博物馆可供功能形成预期，并据此选择参观路径、关注内容和互动方式。参观结束后，满意度与记忆又会反过来强化或修正其身份认知，从而影响未来的参观决策。
这一模型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博物馆参观理解为一个可分析、可干预、可预测的动态过程，而非一次孤立的文化消费行为。
三、谱系与范式
首先，从学术史角度看，身份动机理论并非孤立提出。福克早在20世纪90年代即与迪尔金（Lynn D.Dierking）共同提出“交互体验模式”，强调博物馆体验由个人、环境与社会互动共同塑造。1992年，福克和迪尔金在《博物馆体验》（TheM useum Experience）一书中率先提出“交互体验模式（interactive Experience model）”，指出观众体验是在上文提及的“个人情境”“环境情境”和“社会情境”三种情境的塑造下形成的。到了2000年，福克和迪尔金在《博物馆中的学习：观众体验和意义建构》（Learning from Museums:Visitor Experiences and the Making of Meaning）一书中对这一描述框架进行了升级，更名为“情境学习模式”，并将“社会情境”改为“社会文化情境”，还在三个维度的情境之下进一步划分了八个因素。到了2005年，福克又将这八个因素拓展到十二个。而到了2009年，在《博物馆观众》（Identity and the Museum Visitor Experience）一书中，这些因素又被缩减为十个，它们依旧被分在上述三个情境之下，与身份动机共同作为塑造参观体验的变量。也就是说，“情境学习模式（交互体验模式）”是“身份动机理论（观众体验模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水到渠成地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西方博物馆研究著作指南》中评述的《博物馆体验》的相关文章中，也不难发现福克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而“身份”这一概念的提出，似乎也是一脉相承的，甚至“身份”背后的一系列概念，如“体验”“情境学习模式”“休闲选择”“自主学习”等。
其次，“学习”的概念，特别是学习与博物馆体验的关系，也在福克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中得以系统化地发展。在1992年的著作中，福克和迪尔金开始认识到环境作为学习中介的重要性，并指出了学习是一个“在三个情境内同化信息的积极过程”，三个情境以各种方式影响着观众的短期和长期学习。而在2000年的著作中，福克指出博物馆参观行为即一种学习体验，而在此前的论著中，福克只是提到学习体验对博物馆体验的重要性。在2005年的文章中，福克对“自由选择学习”进行了明确的定义，认为这类学习行为是在“国家公园、自然中心、自然历史博物馆、动物园和水族馆、各种社区组织，以及通过印刷品和媒体（包括互联网）定期进行的自主学习。”在2009年的著作中，福克成功地将“身份”“学习”和“体验”这三个概念串联在一起，他认为参观博物馆的行为作为将“休闲与丰富文化和知识结合在一起—这是对真实和自我实现的追求”。换言之，学习的自我充实和身份的自我实现是高度重合的。
再次，无论是在1992年的著作中，还是17年后，福克都遵循了参观前、中、后的结构来展开论述。如在1992年的著作中，参观前的“参观计划（agenda）”是个人情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影响着参观的体验。环境情境对体验的作用则发生在参观中。而在2009年的研究中，身份成为了塑造参观后的长期记忆的重要源头。这一内容组织框架也被国内外其他研究学者所借鉴，如乔治·海因（George E.Hein）、史蒂芬·比特古德（Stephen Bitgood）、郑奕等人，成为了一个实用的观众研究经验框架。
最后，我们发现，无论是关于学习体验的理论，还是“情境学习模式（交互体验模式）”，或是“身份动机理论”都是基于建构主义的理论和范式得出的。“情境学习模式”进一步将学习理解为观众在多重情境中主动建构意义的过程。这一研究路径明确植根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反对将观众视为被动接受信息的对象。与刺激—反应式的行为主义学习模式相反，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者要通过个人来完成意义的建构，主张“人的心理活动是社会学习的结果”。我们不难看出，在福克的理论中，个体学习和体验是由身份、动机和环境的互动重组和塑造的。他强调个体的选择和探索，以及个人通过经验、身份、动机去理解、记忆和体验。同时还突出了知识和理解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考虑到个人与环境、与社会文化之间互动时的随机性。而这些都是建构主义观点的反映。
在这一理论脉络中，“身份”概念的引入并未改变建构主义的基本立场，而是为解释观众动机、选择与记忆提供了一个更具整合力的分析维度。由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观众研究传统强调了社会地位、家庭背景、教育程度、职业地位与参观形态之间的相关性，也就是人群的文化资本丰富度与在博物馆逗留的时间之间的正相关性。这一观众研究的开创性范式，“不仅显示了博物馆对社会公众的选择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区隔”。与布迪厄以社会结构解释文化参与差异的路径相比，福克并未否认社会背景的影响，而是将分析焦点前移至参观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境之中。从这一意义上说，身份动机理论即便并非对传统范式的颠覆，也是在完全不同的范式下进行的模型化深化。福克回应为：“我对类似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关于博物馆的社会政治角色以及博物馆权力和权威来源的合法性或非法性的深奥哲学分析不感兴趣。”
四、应用和启示
相较于身份动机理论在学术讨论层面的影响，其更具现实意义的价值体现在博物馆管理实践中。福克本人反复强调，该理论并非意在建立一套抽象的观众分类体系，而是希望为博物馆在策展决策、观众服务、公共教育与绩效评估等管理环节中，提供一种能够被反复验证和修正的分析工具。从既有研究和实践来看，身份动机理论已经在多个层面上进入博物馆的实际运作逻辑之中。
（一）身份动机理论在观众管理与展览策划中的实践
在欧美博物馆体系中，身份动机理论首先被广泛应用于观众分层管理与展览策划之中。以美国史密森学会体系下的多家博物馆为例，其常设展在空间组织和信息结构上，往往同时并置多种参观逻辑：一方面通过视觉冲击力强、叙事简明的展区设置“必看亮点”，以满足体验寻求者对“到此一游”与文化象征性消费的需求；另一方面，则通过深入的文本解说、可延展的数字资源和学术性专题展柜，为探索者与专业人士或爱好者提供持续学习的可能性（图2）。相关研究指出，这种并置式策展并非源于内容妥协，而是管理层面对不同身份动机并存状态的制度性回应。
英国国家博物馆系统中的部分实践亦可作为典型案例。以大英博物馆为例，其近年来在常设展中引入的多层级展签系统，明确区分基础信息、延展解读与学术研究入口，使观众能够根据自身兴趣与身份需求自由选择阅读深度。这种做法在福克的理论框架中，正是对探索者与专业人士或爱好者身份动机的回应。同时，通过官方导览路线、重点展品推荐与社交媒体传播策略，大英博物馆也在持续强化其作为“文化地标”的象征意义，从而吸引大量体验寻求者。
在教育与公共服务管理领域，身份动机理论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量研究表明，家庭观众在博物馆中的行为，并不能简单等同为“儿童观众”的延伸，而应被理解为以促进者身份为主导的复合型参观群体。基于这一认识，不少欧美博物馆在管理层面引入“家庭导览包”“家庭友好路线”等制度化工具，通过明确支持促进型家长的角色定位，提高家庭参观的整体满意度。这类措施不仅改善了即时体验，也有助于培养长期观众关系，被视为观众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身份动机理论在博物馆绩效评估与观众发展中的作用
除策展与服务层面外，身份动机理论还逐渐进入博物馆绩效评估与观众发展策略的讨论之中。传统的管理评估体系往往以到馆人次、参与项目数量等指标作为主要依据，但这类指标难以反映博物馆在满足不同观众需求方面的实际成效。福克提出，若将身份动机作为分析维度，博物馆便可在评估中引入更具解释力的指标，例如不同身份观众的满意度差异、身份相关记忆的形成情况以及重复访问意愿等。
在部分北美博物馆的实践中，这一思路已被用于长期观众研究项目。通过对同一批观众在不同时间点的身份变化进行跟踪，管理者得以观察博物馆体验如何影响观众自我认同的建构，并据此调整展览内容与服务策略。这种从“单次访问效果”转向“长期身份关系”的管理视角，体现了身份动机理论在博物馆管理层面的深层影响。
（三）对中国博物馆管理实践的启示
在中国博物馆语境中，身份动机理论的引入具有尤为突出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中国博物馆观众研究更多服务于行政管理与公共文化服务考核，其核心问题往往集中于“覆盖了多少人”“完成了多少场教育活动”，而较少深入探讨观众在参观过程中的体验差异与意义建构机制。这种研究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观众研究成果向管理决策的转化。
近年来，一些现象级展览与沉浸式展览的成功，为身份动机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提供了经验性证据。这类展览往往并非单纯依靠学术深度取胜，而是通过强化空间叙事、情感体验与社交传播属性，有效回应了体验寻求者与充电者的身份需求。上海博物馆策划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及其配套的沉浸式项目“消失的法老—胡夫金字塔沉浸式探索体验”吸引了大量公众关注。在此展览中：博物馆通过环绕式视觉影像空间、多媒体互动设计和特定主题活动，构建了强视觉叙事场景。观众不仅观看文物展陈，还能通过“猫神庙”“影像空间”等沉浸式设计获得更直观的感受。在展期内还举办了如“博物馆奇喵夜”等特色互动活动，增强参观体验的社交传播效果。中国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利用数字技术、全息影像技术等打造“裸眼3D”“全景沉浸式”展区，让观众无须配戴设备即可获得高度沉浸感的参观体验，“全息影像版本里的二十四节气”等数字展项通过大屏幕与动画强化传统文化场景再现，数字互动技术被用来生动呈现唐代绘画、岭南文化等内容，使叙事更连续、更具沉浸氛围。从管理角度看，其成功并不意味着学术标准的降低，而是展览在身份层面实现了与目标观众的有效匹配。
在策展管理层面，身份动机理论可为展览定位与资源配置提供辅助决策工具。例如，在主题性历史展览中，管理者可通过前期观众研究判断主要观众身份结构，从而决定是强化问题意识与知识深度，还是侧重情境营造与叙事体验。这种基于身份动机的决策逻辑，有助于避免展览内容与观众期待之间的结构性错位。
在公共教育与社会服务方面，身份动机理论同样具有启示意义。对于以学校团体为主的观众群体，博物馆管理者若仅以“知识传授”为目标，往往难以激发持续兴趣。若将学生、教师与随行家长分别置于不同的身份动机框架中加以分析，则可在课程设计与活动组织中引入更具针对性的策略，从而提升整体教育效果。
（四）理论移植与方法论反思
尽管身份动机理论为博物馆管理提供了有力工具，但其在中国语境中的应用仍需保持方法论自觉。首先，身份动机不应被简化为市场营销意义上的受众细分标签，否则将削弱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的价值导向。其次，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身份建构的逻辑与休闲选择的意义并不完全一致，管理者在使用该理论时应充分考虑制度环境与文化差异。因此，更为稳妥的路径，是将身份动机理论视为一种分析框架，而非操作模板。通过在实践中不断检验、修正与本土化应用，博物馆管理者方能真正发挥该理论在决策层面的价值。
五、结论
正如福克在《博物馆观众》末尾提出的，观众体验模型是一个“经受住了推敲”的、“能够提供可靠和有用的预测”的模型。其难能可贵之处，正是源于其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的研究路径。书中看似常识般的理论与简洁明了的模型均是在一系列研究基础上得出的，书中的研究使用了大量访谈法，以及一些跟踪观察法，以说明“身份动机理论”的坚实来源。同时，福克也不断强调该模型的预测性和效用性，即对“什么观众会走进博物馆”“他们的参观轨迹如何”“他们在参观中获得了什么意义”“参观后如何能够吸引他们再次走进博物馆”等问题进行预测。福克期望这个模型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现实，并在现实中得以不断拓展和修正。
总体而言，福克的身份动机理论通过将观众体验置于身份、情境与学习的互动结构之中，为博物馆观众研究提供了一种具有预测意义的模型。这一理论的价值不在于提供固定分类，而在于帮助博物馆管理者理解观众行为背后的动机逻辑，从而在策展、服务与评估中作出更为理性的决策。对于正在经历转型的中国博物馆而言，该理论为实现从“观众统计”向“体验管理”的转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