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博物馆研究的起源

美国的博物馆起源于实业家和富人。最初，他们将目光投向欧洲以获取灵感，但将工作聚焦于市场经济的现实中，藏品花费的详细记录等是早期博物馆报告的突出特征。为了解决与实际相关问题，博物馆研究应运而生。南北战争后纽约、匹兹堡等北方城市的实业家们的财富得以增长。实业家们不仅为了生意而竞争，而且为了塑造国家文化而竞争。他们积累科学标本和艺术作品，并促使政府划拨公共土地来为这些藏品建造宏伟建筑。

大多数早期的美国博物馆都由他们的创始人及其亲属或其他拥有财产的志愿者等私人运营。在全国各地的博物馆中，大多数工作人员自称为“业余考古学家”，他们利用这种身份在乡村地区挖掘化石、遗物和标本并将它们塞进城市博物馆，同时充当捐赠者的角色，通过捐献藏品和遗产来维持博物馆的运营。此时，不存在用于培训员工管理、保护收藏、创建公共展览或教育项目的内部系统或文献。

1891年，华盛顿史密森学会的研究员布朗·古德写了美国第一本论述博物馆专业管理和组织的著作。在《未来的博物馆》一书中，古德指出，博物馆需要具有“博物馆意识”的人才，这意味着他们需要理解藏品和公共展览的独特性质。1905年，史密森学会的博物馆工作者制定了美国博物馆专业协会章程。次年在纽约召开了美国博物馆协会的成立大会。在前两次会议上，讨论的共同主题是缺乏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随着博物馆的增长而有资格领导博物馆的馆长。

1907年，政治刊物《国家》发表社论认为，当下需要的是创建培训年轻人的专门课程，从而推动美国博物馆的工作转变。专门课程应该强调透彻理解如何鉴定和组织经典古物，以及欧洲博物馆如何运营。受此影响，大学教授们在爱荷华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创立了两门涵盖博物馆工作基础的课程。霍默·迪尔于1907年在爱荷华大学自然史博物馆创立了动物标本剥制和造型艺术的教学实验室和课程；宾夕法尼亚大学萨拉·约克·史蒂文森研究员于1908年在宾夕法尼亚博物馆与工业艺术学院教授博物馆工作课程，该课程强调希腊、罗马和埃及古物的分类，以及向公众讲授知识的技巧。虽然这些最初的博物馆培训课程很成功，但依然“无法提供足够的毕业生以满足对研究员和其他工作者的需求”。

1913年美国艺术联合会在其杂志《艺术与进步》上刊登了一整期来自博物馆馆长的文章，他们都恳求“能干的”工作人员为其提供监督、帮助和指导。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经验丰富的博物馆工作者仍然极度稀缺，这致使美国博物馆协会在第一份伦理规范中警告博物馆，不要在未经另一博物馆馆长事先同意的情况下从其机构中窃取雇员。

20世纪20年代，卡内基公司和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推动了博物馆专业人员的培训。1923年，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会给予了美国博物馆协会第一笔捐款。随后不久，卡内基公司也提供了支持。在其支持下开展的五项活动为今天美国博物馆研究项目的很多专业实践奠定了基础：一份伦理规范；一本月刊；一项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共同建立街道博物馆（自然中心），并向观众教授动植物和地质学知识的合作；培训项目；数据收集。

美国博物馆协会的1925年伦理规范强调了博物馆的公共功能，博物馆工作者的人生本质上是一种服务。哈罗德·麦迪逊主编的《博物馆新闻》刊登了关于藏品征集，新型公共教育项目，以及展柜、货架等设备的简短公告。《博物馆新闻》还提出了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的建议，包括在可能的情况下让观众触摸藏品。这可能是互动教育运动的最初形态，数十年后才成为博物馆学学者的研究对象。

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倡议，旨在发展一个具有相似建筑、展示和教育阐释风格且具有凝聚力的组织群体。20世纪40年代初由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内德·伯恩斯出版了第一本博物馆展览设计手册，并通过美国博物馆协会向其成员发行。以哥伦比亚大学前任院长弗雷德里克·凯佩尔为首的卡内基公司在培训博物馆工作人员方面付出了大量努力。凯佩尔认为博物馆是让美国成年人了解更高级的文化价值和促进公民意识的理想场所。为此，凯佩尔赞助了1921年在哈佛大学建立的美国第一个博物馆培训课程，这门课程由金融家塞缪尔·萨克斯的儿子保罗·约瑟夫·萨克斯负责。

哈佛大学的课程强调材料、化学、应用技术和新型修复技术。萨克斯的课程不仅包含艺术修复，而且还关注鉴赏能力。萨克斯认为，博物馆必须“牢牢地控制在训练有素的精英手中”。他的学生们后来运营了美国最著名的艺术博物馆。

同时期的另外三门培训课程强调公共服务。第一，1923年露易丝·康诺利在纽瓦克博物馆发起了培训年轻女性学徒的项目，该项目第一届毕业班的两位成员——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多萝西·达德利和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伊尔玛·贝兹尔德·威尔金森撰写了第一本藏品记录标准的技术性手册。第二，查尔斯顿博物馆馆长劳拉·布拉格在1926到1929年间开创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暑期课程，其中包括查尔斯顿的学徒工作，强调博物馆的社区教育功能。第三，从1929年起，纽约布法罗科学博物馆开始培训博物馆工作者设计和建造自然科学立体模型和展览，其中也包括那些街道博物馆的工作者。

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不仅通过专业化素养影响博物馆，而且还通过数据分析开展学术研究。1928年，卡内基资助了第一项博物馆交叉比较研究。查尔斯顿博物馆前馆长保罗·马歇尔·雷亚研究了104家博物馆，对比了当地的参观率和人口数据，提出了博物馆分馆和其他成本效率方面的创新建议。与此同时，耶鲁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亚瑟·梅尔顿和爱德华·斯蒂文·鲁滨逊研究了观众如何使用展览，着眼于创造能够激发公众活力的环境和建筑。他们的工作促使博物馆馆长开始关注更有序的陈列和更舒适的观展体验。

大学学者倡导在更传统学科中进行严谨研究。对此，鲁滨逊指责博物馆培训课程是一种“娇生惯养”。1926年，鲁滨逊在《博物馆新闻》上撰文提醒，大学中开展的博物馆课程与研究对博物馆领域实际上是一种伤害，因为博物馆工作并不需要这种文凭证书。

二、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博物馆研究

二战后，美国博物馆界对于培训博物馆专业人员的兴趣显著增长。美国博物馆专家前往欧洲，评估战争对欧洲纪念碑、杰作和档案造成的破坏。战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馆长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博物馆协会等国际性组织联合，致力于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并增进公众的理解。认为当务之急是培训职员去重新整理、管理、保护和修复博物馆藏品。藏品管理和保护的首次培训工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5年，谢尔顿·凯克和喀诺林·科恩·凯克教授了美国第一门油画保护课程；1960年，他们在纽约大学美术学院推动创办了美国首个艺术品保护方向硕士项目。

战后美国的旅游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像殖民地威廉斯堡这样的露天博物馆开始为参观的家庭开发教育项目，国家公园管理局也制作了指导工作者如何创建这些项目的手册。弗里曼·蒂尔顿于1957年出版的《解说我们的遗产》这一经典之作。1958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出版发行首份独立期刊——《研究员》。1959年，爱德华·亚历山大在威廉斯堡组织了历史管理研讨会，旨在解决“博物馆……严重缺乏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的问题。亚历山大的课程包括博物馆史、教育阐释技术、博物馆管理，以及如何进行博物馆研究。

在战后美国重振博物馆工作人员培训的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博物馆协会在世界各地举办了一系列关于博物馆作用和目的的研讨会。在这些研讨会和随后的出版物中，诸如博物馆学、博物馆科学等术语频繁出现。在美国，“博物馆学”是旨在“使学生了解博物馆中研究员、记录员、保管员、预备者、管理员等负责的各项工作”，以区别于学术性更强的学术研究，再次强调了美国博物馆研究的实用主义倾向。1965年，美国联邦政府创设了国家艺术和人文基金会，首次向美国艺术和文化组织提供资助。这一时期大学的扩张，促使博物馆数量爆发式增长，提升了人们培养专业人才的积极性。1965年，史密森博物馆研究中心建立，新的培训项目和保护实验室也陆续出现。

然而，对博物馆研究是不是学术学科的疑问仍然存在。1969年，国际博物馆协会中的国际人员培训委员会在英国莱斯特大学召开了关于博物馆工作者专业培训需求的研讨会。在史密森学会专家南希·富勒的领导下，1971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出版了用于博物馆专业研究生培养的初版大纲，主张将博物馆藏品保管、历史和管理等课程与有指导的现场实习、个人总结性项目或论文相结合。

随着美国博物馆研究项目的不断增多，美国博物馆协会于1973年成立了博物馆研究课程委员会。20世纪70年代，关于博物馆研究的共识很少。在美国，大学开设博物馆研究培训项目反映了个别教授的专长和优势，以及大学的优先事项，其主要目的是满足地方就业需求。艺术史、人类学和美国研究系的教授委员会于1976年在华盛顿特区创建乔治·华盛顿大学项目，在前史密森学会顾问玛丽·马拉罗的领导下，建立跨学科联系，乔治·华盛顿大学在博物馆法律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马拉罗的《博物馆藏品管理法律入门》至今仍在美国博物馆研究课程中使用。

在此期间，博物馆学专业的学生和教师们受益于一系列涉及新主题的文献，包括谢尔曼·李主编的《理解艺术博物馆》和乔治·埃利斯·布尔考的《博物馆这一行》。李汇集了美国艺术机构走向公共服务的文章。二战退役军官布尔考在爱达荷大学创建了博物馆，撰写了一部全面的介绍性教材，定义了战后博物馆的角色。此外，他还建议博物馆工作人员获得硕士学位，并对博物馆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的地位和发展表示敬意。在这种环境下，博物馆研究继续努力在学术界和博物馆领域寻求合法性，政府资助者要求博物馆更加负责任、以服务为导向、更加专业。同时确立了一系列标准化做法：记录人数、绘制平面图、记录藏品借展情况、审计财务账目、向公众宣传博物馆。

1980年，史密森学会博物馆研究中心出版了核心课程和教学大纲，包括《新世纪的博物馆》《卓越与平等：博物馆教育与公共维度》等。通过分析行业数据与实践，这些出版物不仅总结出博物馆需要更加注意社会趋势和需求，而且激发了博物馆从业者和学者去辩论、定位，并使博物馆的公共服务角色进一步合理。与此同时，博物馆学研究项目通过鼓励更多的研究、对话和设置聚焦于学习理论、博物馆教育等课程，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助力。

三、新博物馆学对美国的影响

欧洲大学的专家对博物馆发起了激烈的哲学批判。在1987年的一次会议中，埃塞克斯大学彼得·弗格教授指出，“旧博物馆学”聚焦于博物馆实践的方法而非博物馆更广泛的目的，这会使象牙塔和其他民众之间的鸿沟永久化。因此，这种态度需要改变。美国学术界将新博物馆学理解为呼吁博物馆揭露其历史偏见，并据此提出了棘手的伦理问题。文化展示和创造这些展示背后的文化假设之间有什么关系？博物馆通过何种方式获得藏品？谁真正拥有这些藏品？博物馆真正服务于谁？

受新博物馆学的影响，美国以职业为导向的博物馆研究项目陷入了困境。在对戴维斯分校项目消亡的分析中，赛斯·亚当·欣丁观察到：

艺术史和保护在北美经历了深刻而多样的变化……对于艺术史学家来说，属性和亲缘关系的问题本身失去了紧迫性，因为艺术史从外部世界将自己重新定位为符号的、象征的和社会的，而非物件的内部物理生命。

另一方面，博物馆研究与制度批判、媒介等形成了新的交叉点，这为在大学课程中推广博物馆研究提供了机会。20世纪90年代初期备受瞩目的争议展览引发了学术界对博物馆意识形态和价值的深入分析。与此同时，《美国原住民墓葬保护和返还法案》的通过促使美国专家去分析藏品、展览和机构权威声音之间的关系。美国有影响力的著作纷纷问世：伊万·卡普和史蒂文·拉文主编的《展示文化：博物馆展示的诗学与政治学》、史蒂文·杜宾的《权力的展示：美国博物馆中的记忆与失忆——从“埃诺拉·盖伊”到“感官冲击展”》、蒂莫西·卢克的《博物馆政治学：展览中的权力运作》。

然而，教师讲授的博物馆学入门课程与由兼职行业从业者讲授的博物馆研究生课程在知识侧重点上始终存在脱节。藏品保护和业务实践课程关注藏品维护和财政可持续性的标准方法，旨在保护博物馆的有形资产和业务利益，这导致其对更广泛的伦理问题、市场的不公平或与精英阶层控制博物馆相关的其他问题缺乏质疑。另一个脱节的领域是博物馆教育工作者的培训，他们在工作中越来越多地转向定量评估。约翰·福克和林恩·迪尔金的开创性著作《博物馆体验》使用了观众评估和研究的结果。他们呼吁博物馆工作人员更加深入地思考博物馆作为竞争观众的休闲目的地所面临的问题。由于博物馆依赖定量研究和调查数据来帮助其开发项目以取悦观众、吸引新观众，一些学者据此指责博物馆“淡化”了学术性。对此，教育工作者们反驳说，他们正在创造对更广泛的公众来说更加有意义的项目和展览，那些以前认为被博物馆排除在外的新观众被吸引进来。

博物馆建设的热潮和互联网的出现加剧了这一问题。20世纪80年代晚期到90年代早期，美国博物馆扩建或破土动工数量激增；博物馆职位空缺数量增加，特别是在项目管理、藏品数字化、信息技术和公共项目等领域；需要新的技能；伦理决策和博物馆在社区的角色也需要更细致的理解。在此环境下，人们关于博物馆研究的兴趣激增。人文科学论文、会议、研讨会和工作坊的数量也随之增加。

1998年，在澳大利亚召开的国际博物馆协会大会上，国际博物馆专业培训委员会再次修订了《博物馆专业培训课程指南》。在计算机技术的影响下，约翰·肯尼迪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博物馆研究系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设了第一批将博物馆研究与技术联系起来的研究生课程。这一不断发展的研究领域重点关注如何创建更具可及性的线上数据库，从数字资产管理中受益，依托社交网络开展传播与推广工作，以及研发适用于展览场景的各类技术手段。

在线技术的另一个成果是博物馆研究远程学习和在线课程的出现与发展。这种新的培训和教育形式对美国大学提出了挑战。由于博物馆研究不受外部认证机构和许可的影响，这提升了它们的吸引力。尽管大学收取学费，但博物馆通过免费提供实习的机会回馈学生，这套制度至今依然存在且运行良好。自此，大学教授和博物馆馆长就肩负起了为大学创建一个新的创收性博物馆研究项目的责任，这能够为其他招生不足的学习课程提供财务支持。1980年，美国大约有20个博物馆研究学位授予项目，到2005年，数量已增长至原先的十倍。数量激增意味着博物馆研究项目现在正在争夺生源，研究项目之间的竞争关系及其压力导致了一系列短视倾向，比如降低录取标准、削减课程设置、在数据和信息共享方面降低透明度。由于缺乏认证机构的集中监督、公认的最佳实践或可靠的数据，博物馆研究很容易受到面临市场压力的学院管理者议程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博物馆研究如何继续履行其最初的使命，培养一支自主的、合格的专业人才队伍为公众服务？如何通过引入理论而质疑这种偏重市场力量而非公共利益的模式？21世纪初博物馆研究的使命是什么？

大萧条进一步加剧了博物馆和大学之间的紧张关系。到2009年底，几乎所有美国博物馆都削减了5%—20%的预算，这种紧缩程度在该领域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并且同时期大学的博物馆培训项目的繁荣向学生发出了关于博物馆状况及其就业前景的错误信号。2018年11月，在波士顿新英格兰博物馆协会会议上，探讨博物馆领域职业发展前景的专题嘉宾们，特别呼吁应当关注全国博物馆研究培训项目供过于求的问题。这些担忧在2021年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四、总结思考

美国博物馆研究希望在未来几十年实现什么目标？随着如此多的美国大学在拥挤的市场中为博物馆研究竞争一席之地，该领域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推动行业对职业培训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建立更规范的专业标准。如果博物馆领导者真正关心吸引和留住有才能的专业人员，并希望大学成为培养未来员工的合作伙伴，那么他们就需要对这些项目提出更多要求。

美国博物馆研究的目标是否与新博物馆学更一致？现在正是博物馆学家对博物馆提出更多要求的时候。如果博物馆研究的学者和学生真正关心我们社会的批判性思想和文化的未来，并希望博物馆与他们合作实现这一更高的目标，那么他们就需要对博物馆提出更多要求。

对于作为人文价值和记忆守护者的世界文化机构来说，市场经济的代价是高昂的。如今，在美国贫富差距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博物馆学家、从业者及所有关心这些公共机构生存能力的人都应该认识到，如果博物馆恢复过去的排他性实践将会发生什么。我们需要齐心协力去重新评估博物馆的工作，弥合我们的分歧，并阐明我们的真正目的——为所有人创造充满活力的市民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