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良渚，北南佐」，为什么南佐能够成为五千年文明新坐标？｜2025十大考古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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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26-05-15 10:02
“南良渚，北南佐”
在“202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上，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如是点评了南佐遗址。他曾在多个场合讲过这一观点。
良渚文化是目前公认的五千年前第一个走上文明道路，进入了国家社会阶段；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华文明形成期的金字招牌。
南佐遗址早在2021年6月开启新一轮发掘之初，便有学者提出：这是一个世界遗产级别的遗址。至今近五年的发掘，南佐遗址完整面貌首度揭开。近期，南佐遗址入选“202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实至名归。
那么，南佐遗址有哪些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与写入教科书的良渚能够并驾齐驱，二者在文明表现形式上有哪些差异？为什么它会成为黄土高原上实证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新坐标？
01.与良渚古城相提并论，有“最早都邑中轴线”
“（甘肃庆阳南佐遗址）显然也是一个都城级的聚落遗址……我早就知道这个发现，后来从所里发掘档案中进行了核实。我想这项工作以后还是要做的，不能不了了之。像（甘肃秦安）大地湾和南佐那样高等级的聚落，在仰韶文化的中心地区还没有见到，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科体系的创建者、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严文明在2019年完稿的《中国文明的起源》指出南佐遗址的罕见。此前，南佐遗址的6次小规模发掘因出土遗迹有限，并未引发外界瞩目。
这一预判性的观点得到了最新考古确认：南佐遗址是商代以前黄河流域面积最大的聚落，规模超过了二里头、石峁、陶寺等中心性都邑聚落。
南佐遗址与良渚古城遗址，一西北、一东南，均是超大规模的史前遗址，并且同样处在五千年前文明形成之际：
位于浙江杭州、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良渚遗址，外城面积约630万平方米，年代为距今约5300～4300年；
地处甘肃庆阳的南佐遗址，初步确认面积达600万平方米，年代为距今5200~4650年，最兴盛阶段距今4900~4700年。从考古学文化上来说，南佐遗址处在仰韶文化晚期的偏晚阶段。
地处长江湿热环境的良渚古城遗址，以精致玉器、复杂结构的古城、大型水坝等闻名于世。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之一韩建业在相关采访中指出，南佐遗址已经迈入早期国家行列，步入文明社会。
那么，黄土高原上最初的文明是什么样子？
作为一个超大型聚落，黄土高原上的南佐遗址因地制宜，以大型宫殿式夯土院落为中心，围绕“最早都邑中轴线”规划出多圈层结构，形成井然有序的分布格局，并独创发明了一批高等级器物，并具备远距离交流的社会控制力。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北京中轴线”，以故宫为中心，形成了中心突出、左右对称的一组建筑群，是明清皇家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都城中轴线的发端，曾被认为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之曹魏都城邺城。
作为理想都城秩序，中轴线强化了社会统治者的权威，展现内外有别、尊卑有序的礼制思想。
而南佐遗址将这一都邑格局规划理念推早至距今五千年前，出现了目前所见年代最早、最为清晰的都邑聚落中轴线。
南佐遗址具有以“宫殿”为中轴对称、层层嵌套的布局特征。一串代表性数字，如同洋葱层层剥开，让人们清晰看到南佐遗址布局设计之严整。
824平方米，一处大型“宫殿”式的单体中心建筑，有宽厚的夯土墙。
它极可能是当时上层贵族生活与举行史前宗教活动的场所。这是5000年前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宫殿式建筑。
4000平方米，这是以大型宫殿为核心、外观呈长方形、接近对称分布的院落，类似“宫城”；加上“护城河”环壕等面积近1万平方米。
那么，南佐遗址的“中轴线”在哪里？在“主殿”内有一个直径达 3.2 米的大火坛，应该是用作祭坛。大火坛、“主殿”中门、“宫城”的南门，三点一线，处在同一条中轴线上，确立了整个遗址的走向。
30万平方米，是遗址核心区面积，接近良渚古城遗址中心的莫角山台城。
有“九台”，“九台”有环壕相连，形成“U形”包围区域。九座夯土高台，面积最大的圆台落在中轴线附近，其他八台呈两两对称，展翼分散。
230万平方米，从核心区向外，囊括了多处高等级窑洞式院落（“地坑院”），形成聚落主体区。
600万平方米，以两段壕沟、自然沟壑等边界围合构成近“长方形”聚落，形成规模浩大的史前都邑，相当于八个故宫的占地面积。
值得注意的是，在遗址的北部有面积约75000平方米，深六七米的人工大坑（如同近郊“蓄水库”）与北部壕沟相通。
从迄今发现的史前最大单体建筑到布局有序“中轴对称”规划和营建，南佐人掌握当时最 先进的建筑技术，并且能够调动充足人力施工，这背后是早期国家级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
南佐遗址代表了仰韶文化发展的最高峰，也改变了学术界对黄土高原和黄河流域文明进程的认知。
02.黄土与白灰为底，构建多类型的建筑群：地上夯土“宫城”、地下窑洞“地坑院”、“九台”……
南佐遗址，位于庆阳市西峰区后官寨镇南佐村。南佐遗址所在的董志塬，是黄土高原三大残原中最大的一个。取之不竭的黄土，成为激发南佐人文明创造力的源泉。
现代建筑以水泥、钢筋为基本建材；在过去，北方地区尤其黄土高原上曾经广泛流行夯土筑屋。黄土经过石块等工具夯打，质地紧密瓷实，能有效抵御流水侵蚀，稳固至极。这种传统筑墙方式今天仍然能够见到。
在南佐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迄今所见中国北方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布局最严整、保存最好的高等级夯土建筑群。
南佐遗址发现的夯土建筑主要有两类：一是宫殿式院落，二是“九台”。
一号院落，即核心区“宫城”，“宫城”内有“主殿”，是中国5000年前规模最大的建筑。为了完成这组超大建筑的承重，有一道厚度达2.6米的夯土隔墙，区分出了前厅、后堂；在后堂有两个1.7 米直径的大顶梁柱，前厅则有三排柱子支撑。
在“九台”之内、“宫城”之外，有一座“主殿”的缩小版建筑。
这处夯土建筑在“宫城”西南侧，也有前堂、后室、大火坛组成，结构几乎一致。只是体量略小，面积达到约630平方米（与之相比，“主殿”有824平方米）。
上图为“主殿”，坐北朝南；下图是“主殿缩小版”，坐西朝东。旋转90度之后，可见两处建筑结构高度相似
南佐遗址不止有“地上”夯土建筑，也有“地下”建筑：窑洞。
黄土高原传统民居建筑是窑洞，过去家家户户都有“地坑院”。“地坑院”是将地面下挖形成一个深坑，在四周坑壁掏出排列整齐的窑洞。
南佐遗址发现了迄今所见仰韶时代中国北方规模最大、结构最为完整的窑洞式院落群，也就是一批“地坑院”。
在遗址的主体区，存在多个集中连片分布的“地坑院”居住区，小的有3~5万平方米，大的有7~8万平方米。这里的居民都是南佐都邑居民，如同生活在北京皇城脚下，应身份不低。
南佐遗址内已经发掘的一处“地坑院”面积约275平方米，由8间窑洞房子组成。它们完整再现了南佐人的窑洞生活，有居住空间，有火塘、有灶，能生活做饭或取暖，还有能储物的窖穴、也有垃圾堆。不仅如此，不少“地坑院”的窑洞地面上仍然完好保存着不少南佐人使用过的器物。
无论是上层贵族的夯土宫殿，还是窑洞式的民居，从地面和火塘都饰以白灰面。
实际上，南佐遗址发现了数百座房子全都涂抹白灰，这也是中国最早大范围使用白灰面装饰的实例。其中“主殿”的白灰面多达4层，说明房子经过多次装修。白色会给空间提供充足光线，有光亮洁净的美感。整个建筑会蒙上了一层耀眼的闪光层。除了美观，洁净的白灰有杀菌作用，干净卫生，防潮。
南佐，黄土高原上的“白色国度”。
除了夯土，南佐人还使用大量土坯和红砖作为建筑材料。这也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土坯和砖之一。
应该说，后世黄土高原农业社会看到的建筑形制、材料都在南佐时期大范围集中出现。因“宫城”夯土墙体下半部分完成留存、“地坑院”也细节毕现，人们能够直观感受南佐人耗费心思构筑了坚实且追求美观的建筑。
如此建筑里生活的南佐人，到底有怎么样的复杂观念？夯土“九台”禁不住让人浮想联翩。
六七十年代的卫星地图上，九个高台仍然清晰可见。由于水土流失和当地盖房取土等原因，九台如今仅有四五个保留。保存较好的高台残高仍有5~7米，地面部分可见 2~3米。每个高台边长约 40 米（北边圆台更大），占地面积约 1600 平方米。
九台，以中轴对称分布，将南佐遗址核心区各部分编织进入一个互相关联的有机整体。
如此气象宏大且有拱卫“宫城”的布局，或许与浓厚的史前宗教氛围有关。南佐出土了多件陶人、大量涂抹在石骨簇、陶器上的朱砂，祭祀区焚烧的水稻，高等级陶器等似乎也传递出了人与天地万物沟通的愿望。
建筑展现了南佐都邑对黄土高原本地资源的充分挖掘利用，出土大量的奇特器物则展现了南佐人超过同时代人的发明创造能力与抵达长江流域的远距离交流的外部影响力。
03.仰韶文化的高峰，远距离交流显现“兼蓄四方”的都邑级社会实力
南佐遗址大规模发掘以来不过5年，但遗址整体面貌基本清晰。正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弛早在2021年国家文物局的一次发布会上公开评论：就目前所知的一些线索，南佐遗址将来会是一个世界遗产级别的遗址。
足以打破固有认知框架，如此超大规模聚落的文明高度，其特殊性往往体现在它超过同时代其他遗址的创造发明上。
仰韶文化拥有史前中国最发达、持续时间最长、分布地域最广的考古学文化，以发达的彩色花纹装饰，仰韶文化曾被认为是一种“彩陶文化”。
南佐遗址出土的一个特大号的彩陶罐，应该是目前国内考古出土最大的一件彩陶。彩陶大罐腹径达78厘米，口沿直径73厘米。高68厘米，一个中学生书桌的高度。在罐子的腹部，有一圈7个单元的旋转状态的黑色纹饰，每个中心是一个圆形。每个圆形边缘有四个半圆形的图案，S形曲线极富韵律。
“宫城”内出土的各类陶器
一套九个成组的彩陶瓶，高度大约50到60厘米，应该是成系列的礼器。和过去出土的陶瓶不同，瓶子的盖子中心又带塞子，能盖能塞的设计是为了防止酒精挥发。经检测分析，瓶里确实装过酒。
还有很多大小不一、制作特殊的白泥附加堆纹罐，在其他地方很少见，南佐遗址一次性出土了近400余件，主要为盛放肉食。对陶器的特殊使用，彰显了南佐遗址已经出现比较复杂的礼制。
叶纹彩陶壶南佐 遗址出土
作为一个中心性聚落，南佐都邑级的文明高度体现在吸纳各地的文化成果，进行远距离交流并获取外地物产。
遗址内出土了较多的白陶，质地细腻洁白，最薄处仅一毫米。白陶原料主要采用瓷石、高岭土和当地的白粘土。高岭土和瓷石的产地应当均不在黄土高原。其中，瓷石主要在南方，今江西、湖南等地。白陶，也可以视为南佐的发明创造。
不仅如此，南佐一些带“圈足”的白陶簋器形，和当时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的黑陶簋外形近似。
这意味着，南佐高等级陶器的制作的原材料是外来的，而外观造型的设计也借鉴了外地陶器。为了保障祭祀陶器用品的供应，与长江中游等地区的远距离交流，南佐人可能拥有一个国家控制下的贸易网。
在大约70 平米的“祭祀区”空间内，考古人员发现数以百万粒计、重达两三百公斤稻谷。这在黄土高原也是第一次大规模发现。与之相比，国内一般遗址出土的水稻遗存，数千颗、过万颗已经是罕见之极了。
经过检测分析，稻米应主要是本地种植，但当地人与家养动物（猪、狗）等仍然没有广泛食用稻米，而是北方典型的粟、黍为主。在南方长江流域常见的稻米集中出现在黄土高原，而且主要出土在宫殿区，它们很可能是专供某些活动使用。
因稻谷都经火烧过，可能是用于“燎祭”，古代的一种祭祀形式。这意味着，南佐社会不仅立足北方定居农业社会，物阜民丰，还引进了南方稻作文化，并作为珍惜物品作为祭祀用品。
值得一提的是，南佐家猪饲养极为普遍，是主要肉食来源（动物考古数据显示：家猪占肉食来源的96%）——五千年前，能够以饲养家猪而非狩猎野生动物作为肉食来源的聚落极少。
炭化谷粒 南佐遗址出土
此外，绿松石、朱砂等珍稀物品主要来自秦岭地区，也非本地所产。
一批类型多样、功能特殊的高等级遗物，在保留着仰韶文化的底色之外，却远远突破了普通聚落的发达程度，更不用说它们突然从今天地处偏远的陇东地区冒出来。哪怕最资深的考古学家面对南佐遗址的奇特，也会连连感慨“前所未见”。或许有人会产生质疑：南佐遗址的这些重要发现真的是五千年前？
考古人员短短几年拿出了近200个碳14测年数据——对比一些很知名的大遗址可能也不过一二十个测年数据，证实了诸多不可思议的貌似“超时空”的古代遗迹，正是五千年前文明的产物。
TIPS：
南佐遗址与“古国时代”
5000年前南佐的昌盛，尽管在同时期有诸多领先，却并非“一枝独秀”。考古学家苏秉琦、严文明对中国早期国家演进提出过“古国-方国/王国-帝国”分期。2021～2022年度南佐考古发掘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认为，在黄河流域至少有三大古国并行存在过一段时间，分别是以南佐遗址为中心的“陇山古国”、河南三门峡一代“崤山古国”、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河洛古国”。在长江流域，当时有“良渚古国”等。包括南佐遗址，整个古中国大地进入了“古国时代”。
参考文献：
[1]韩建业, 张小宁, 李小龙. 南佐遗址初识: 黄土高原地区早期国家的出现[J]. 文物, 2024, (1): 50-65.
[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等. 甘肃庆阳市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J]. 考古, 2023, (7).
[3] 韩建业. 从南佐遗址看甘肃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N]. 甘肃日报, 2023.
[4] 严文明. 中国文明的起源[J]. 国学研究, 2020, 44: 1-22.
[5] 韩建业. 早期中国: 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