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与立意

研究方法是一个历久弥新且争议不断的社会学议题，同时具有很强的跨界性质——既跨越学科之间，也穿梭于学术与实践之间。质性研究方法亦备受关注，只不过由于涉及议题广泛，相关对话时常不在同一个层面。梳理近年文献可以发现：质性研究的社会可见度持续上升，译介作品之外，立足中国语境的原创性论述日益丰富；个案法、扎根理论、口述史、访谈与叙事等具体方法(分属不同层次)成为讨论热点；而日常生活的视野与整体性的知识生产，则被反复确认为两个重要的方法论走向。可以说，一种将方法不仅视为工具而且视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生态正在生成。

随着《社会研究方法》等专刊的创刊，以及若干方法研讨会的召开，这一生态也在不断发展。在这一时期，学界的讨论焦点持续聚焦于定量与定性、理论与经验这两对经典关系。与此同时，田野调查、口述史、定性比较方法(QCA)等成为高频出现的方法论议题。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与教学环节中，分析软件与扎根理论的运用也较前几年明显增加，尤其是在资料分析及学生论文写作中更为常见。出版业和各类培训班、训练营，也在热火朝天地助推方法的普及。意料之中的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时代背景、呼吁方法的讨论也开始出现。

一个问题在于，有效对话的缺失贯穿于方法讨论的各个维度：从概念使用，到认识论层面的“道”与实践层面的“术”，不同学科和立场之间充满张力却难以真正交锋。此外，经验研究者常常面临着“述”与“做”的脱节——理论阐述与实践操作之间仍有裂隙。要弥补这一裂隙，亟须在实地研究与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对诸多基本议题展开更深入的辨析。这些议题就包括本文的核心：何为好的质性研究。

何为好的质性研究?这一略显傲慢的问题当然没有也不该有标准答案。不确定性和多维认识既构成了质性研究的难点，也是其魅力所在。而且，方法不是靠“宣称如是”，而是看“实际怎么做”。或者说，实践是其基础和根本。此外，质性研究方法涵盖诸多不同层次的议题，笼统地讨论其“好”与“不好”并非易事。尽管如此，在当下，无论是从认知层面，还是从学术界的生存逻辑来看，以实践为前提的方法学讨论仍有必要。方法既是工具也是对象，两个层次相互观照与推进。当下，分歧的存在以及基本共识(包括最基础的研究伦理)的缺乏，不仅影响经验研究的质量，也困扰着期刊论文的评审和学生的论文指导。这种状况在引发方法乱象的同时，甚至可能带来一定的学术不公，至少不利于良好学术生态的形成。

对何为好的质性研究这一问题的回应，可以进行从实践出发而非纯哲学思辨的探讨，具体呈现为两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是结果导向的路径，即从已发表的论文或著作倒推回去审视其方法；另一种则是过程导向的路径，即“打开”研究的黑箱，从提问、研究设计、资料收集、分析到写作等关键环节逐一展开讨论和辨析。教学和指导学生，更多涉及的是写作过程。笔者曾结合学界的有关论述，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对于研究过程的重视和“写文化”带动的反身性思潮，以及工作中方法教学和指导学生的实际需要，提倡“论方法”与“过程方法学”视角。

从方法学意义上来讲，所谓“过程”，以及诸如“提问—资料收集—分析—写作”这类阶段性表述，意在呈现研究的时间维度与动态节奏，而非对其作机械划分。在实际操作中，这些环节往往彼此缠绕、不断往复，其形态亦因研究者及具体情境而异，差异仅在于不同阶段所显现的侧重点不同。正因如此，“过程方法学”在当下尤具不可替代的价值，尤其是在教学语境中，“打开黑箱”具有重要的启发性。当然，我们提倡“论方法”，并非意图将其简化为教科书的操作手册；恰恰相反，机械式技术主义，与质性研究所依赖的切身性、情感性、复杂性、模糊性及动态性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张力。将研究流程逐一拆解来阐释，虽然有些笨拙，也难免有切割之嫌，其初衷却在于促进更深入的理解与整合。或许可以这样说：唯有洞悉“方圆”如何画成，方能真正超越其框架，从而化有法为无法，抵达更高的研究境界。

鉴于此，论文将基于教学、评审、实地研究的切身经验和教训，从过程方法学的角度提出问题，并结合已有学者的相关讨论，以开放性、经验感、洞察力为关键词回应“何为好的质性研究”这一问题。期待对方法问题的有限回应，可以丰富相关的方法学讨论，并反向助力我们审视整个调研过程，明其道，利其器，从而提升质性研究乃至更为广义的知识生产的质量。

二、开放性：质性研究的基本特点

开放性，相对于封闭性，是质性研究区别于传统定量研究的主要特征之一；定量研究基于客观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并以假设检验和标准化操作、结构化问卷为突出特点。不同的方法各有千秋，但是在实践之中，定量的思维方式，却常常盛行于以“质性”自称的经验研究之中。本文首先从这个意义出发——区别于以结构化问卷为主的常见定量方法——把开放性作为回应“何为好的质性研究”问题的第一个关键词。

开放性，既是质性研究者应当具备的基本态度和视角，也是一个具有弹性且需要研究者不断强化的能力。作为思维方式和原则，开放性在研究的不同阶段都有其具体体现，可以说贯穿提问、资料收集、分析、写作整个实践过程。

好的质性研究是一种打开的状态，所谓打开，就是积极地面对未知的可能性。从过程角度看，至少体现为：提问的开脑洞、资料的惊喜、分析的启发性以及结语处所导向的更大的研究视域及理解世界的更多路径。相对于给出一个确切答案和结论或形成某种封闭式效应，这种“开放”既是信息层面的，也是思维和认知层面的，同时能给不同领域的研究者留下不断丰富、举一反三的对话和思考空间。

如果说以上是一种理想化的目标，那么在实践层面至少可以做如下拆解：

首先，将提问视为一个开放的过程。最初带着基于周遭生活和社会观察的兴趣点寻找选题，并在文献的阅读过程中不断调整与聚焦提问。从形式上看，“什么样”“过程如何”“为什么”这三个经典的有递进关系的W式提问都是一种开放式提问，区别于“是不是”“A与B对C的影响”这类相对封闭的提问句式，以及以假设检验、问题—选项设定为核心特征的定量方法。至于更为实质性的“何为好的提问”，当下无论是初学者还是资深教授，都依然在各自的研究实践和思考之中不断探索，在选题的大与小、重要与否、描述与因果、机制与结构、本土性与理论普遍性等层面持续争鸣。

除了“想别人之未想”及提问句式的打开状态，提问的开放性还体现在研究过程中灵活调整的可能。可调整性不等于没有准备的随时变化，而是有一定基础、条件与材料依据的调整。研究者所选择的具体方法本身就限制了“开放”的程度。越是有时空弹性的研究方式越具备开放的条件。撇开“问题—答案选项”这种完全封闭式的问卷调查，在定性方法的光谱之上，相比于围绕某个主题的一次性访谈，多次访谈、口述史访谈显然无论是在提问的可调整性还是资料的收集方面，都更加具有开放的可能；而这诸多方法之中，最为综合的田野调查无疑最具时空上的开放性。开放性意味着很大程度上放弃田野前的预设，在研究过程中进入研究对象自身的意义世界进行提问。如果没有开放性作为前提，普里查德大概也不会追随阿赞德人自身的兴趣，最终以“巫术、神谕和魔法”为中心论题。潘绥铭曾形象地用“看山”的比喻来形容开放性以及相应的不确定性：

定性调查就像是出门去“游山”。从北京出发，原本打算去泰山；半路上获得新信息，转而直奔喜马拉雅山；又在更新信息的指引下，走向普陀山；最终却可能来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高地，甚至徒劳无功地返回北京。

在这一比喻中，“看山”是目的。以这个目的为限定条件，看什么山，甚至如何看都随着事情的发展和信息的积累可变。依据文献和已有认知，研究者在出发之前对“山”是有一定的背景认识的，但是此次游山最终能看到什么，在什么意义上有所获，在调查研究之前尚是未知数。同时，也因为各种事先未预料到的情况，研究者存在游山失败的可能。

其次，研究过程中的“开放性”也体现在田野点和访谈对象的具体选择之上。这一点在田野调查中可谓常识。比如文章的第二作者在研究青少年的生活世界时，最初是与青少年、老师和家长建立关系，但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通过和青少年“混”在一起，逐渐发现镇上有一些社会人士与许多初中生都非常熟悉，比如校外教辅机构的朱老板和年轻的眼镜店店长，甚至他们的店已经成为许多初中生日常的“据点”。这些“社会人”是青少年们自己选择接触和信赖的成年人，他们在青少年世界里占据一个独特的位置，同时为研究者观察青少年校园外的生活和交往提供了观察空间和信息渠道。

即便是访谈类研究，在确定基本研究对象后，也应依据前一个访谈的线索，有目的地去寻找差异最大的受访者，从而实现信息的丰富。正是基于开放性，“信息饱和”乃至“理论饱和”才成为基本原则，而非预设的访谈数量——那种“十几个访谈够不够”的疑问，本身就偏离了质性研究的逻辑。与之相关的则是资料分析层面的“边收集边分析”原则，以适时判断信息的价值、丰富性以及何时可以暂告一段落。而在后期写作阶段，因为更多“文献对话”“研究语境”的加入，对经验的解读和写作方向都很可能有所调整，最终论文所呈现的研究问题相比较于研究计划书而言，往往会有进一步聚焦甚至改变。

最后，开放性是有条件的，且具有动态性。开放性，最容易被误解为经验研究“不要理论的指导”“无需准备”，或者“天真地自以为不受以往认知、情感和立场的影响”。“经验与理论”之关系，“研究与立场”之拉扯，如同“定性定量之争”，构成了当下学术界持久的争论点之一。简要论之，开放性既需要已有理论、相关知识、生活经验、研究经验的积累作为前提，同时也程度不同地受这些因素的制约。如何变“无意识”的限制为“自觉”的调用，则考验研究者的能力。如果处理得当，这些积淀一方面能够积极引导经验研究的方向，另一方面则可以作为背景板与知识库，供经验研究灵活调动，而非以固化预设的方式，在研究者未必自觉的情况下，限定其对材料的选择视角乃至研究结论。由此，经验与理论、立场之间的关系，也应跳出二元对立或两极化的讨论框架，进入一种持续观照、相互拉扯与不断质疑的动态进程之中。难以拿捏的不是“有没有”“要不要”，而恰恰是依据时空情境和对话语境不断摇摆的那个“度”。

值得一提的是，开放性作为质性研究的基本特点，常常给初学者带来焦虑。在笔者近年来的教学观察中，这种焦虑呈现出明显加剧的趋势：不少学生在研究尚未真正开始之前，就已深陷“该怎么分析”“要用什么理论”的困惑与担忧之中。这种焦虑背后，折射出的是对“不确定性”的难以把握，是在短期绩效导向下对试错与失败的深层畏惧，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教科书式、程式化“扎根路径”的过度依赖——最好能有软件甚至AI代为完成，至少这样能拿出一套“看上去挺美”的研究成果。显然，这种取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评价体系的影响，而对这一现状的关切与反思，正是本文写作的初衷所在。

开放性要求研究者在学术训练乃至个人成长历程中，逐步培养多重能力：应对“不确定性”与“意外”的心理素质和行动能力；处理不同类型信息与知识之间复杂关系(联系和张力)的整合能力；以及对自身立场、认知局限保持自觉并加以悬置的反思能力。这些能力的养成，殊为不易。正因如此，开放性更应被理解为一个具有不同程度与弹性的衡量尺度——它本身即是需要自觉培养、长期锤炼的过程性指标，而非一蹴而就的静态标准。

三、经验感：质性研究的根基

如果说开放性是质性研究区别于定量研究的基本特点，那么经验感则是其有别于理论研究、被称为“经验研究”的立身之本，也是研究者洞察力的基础。经验感之于质性研究的重要性在既有论述中屡有提及，但对其进行拆解并加以过程性审视与系统讨论的并不多。本文将其作为回应“何为好的质性研究”的第二个关键词进行具体辨析。

提问的经验感至少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一个好的研究问题需要现实基础，即生活经历、社会观察，以及相应的情感与伦理关切。学者们在论及问题意识之时，或多或少会带出这个层面的经验感；这个阶段的经验感也与踩点、试访谈、早期田野准备以及以往的调研经历相关，可以助力整体研究的走向更加“接地气”。其二，在触及抽象的理论探讨之前，质性研究至少要能回答一个基本的经验性问题，即回应研究者对社会现实的好奇与疑问——说白了，就是要“讲好一个故事”“解个惑”。以上两个层面的经验感要求研究者秉持“睁眼看现实”的学术态度，也使得质性研究的提问更具生活感和现实感。反之，研究在第一步就可能被诟病为“学问脱离生活”。无论对质性研究还是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研究而言，这都是一个相当负面的评价。遗憾的是，这种脱离并不鲜见。在教学实践中，老师们通常会关注学生的理论性提问，也时常质疑论文的理论价值(但对理论的理解和评价往往偏于表象)，却对提问的经验感不够重视。

在资料收集阶段，经验感首先体现为资料所带来的现场感与厚实度。字面意义上的身处现场，是质性研究关注当下的不可替代的方式。二手资料——无论是他人所做的访谈还是收集的田野材料——无法替代以“身”为媒的直接体认。这种体认包括：对生活情境与人际关系的观察，对形形色色人群喜怒哀乐的感知，对他们日常生活的素描，对他们平时关切的了解，以及在“互为主体性”的互动中形成的对人的多维认识。这些观察、感受与体验，无论于资料收集还是解读分析都非常重要。只有在没法亲历现场的情况下，才退而求其次，求助于二手材料。

厚实度不在于字数，而是关乎细节及材料(人物、故事、事件等)之间的张力与关联。细节带来“场景感”，引发同时代人的共鸣和代与代之间的“穿越”。带着声响的细节、不同场景下的矛盾、事件的多重线索、人物间的错综联系，包括那些甚至没法用语言来表达的留白和间隙所激发的意会和想象，构成了人、生活和社会的“复杂性”。在诸多具体方法中，田野调查无疑最能带来现场感与厚实度。以往学者，尤其是人类学家对这一看家本领的实地操作和方法论特点多有论述。除了前文提及的现场观察、旁听、聊天、体验及多感官并用，以及一手资料与历史文献、物件的综合使用之外，即便是常见的深度访谈，也需要在认识其时空局限性的前提之下，对何为访谈的深度进行探究和追问，并对常见的叙事套路保持警觉。

在以口述为主的资料收集过程之中，研究者能否意识到“谎言”与“套路”；“谎言”与“套路”，以及一定时空背景之下的诸多不可说与不可见，其所掩饰和指向的社会事实是什么；“任何资料都布满尘埃”，如何辨析“尘埃”，如何识别“套路”，资料所对应的是何种意义的“真实”……所有这些经验层面的问题，都需要通过信息的多维比照，并结合社会情境与语境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得到有效回应。正是意识到这些，定宜庄感叹做口述之艰辛，但也唯有此，才不至于沦为“看到/听到什么都信以为真”的“天真的经验研究者”，又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反正真实不可触摸，又何必费力辨析”，沦为“偷懒的经验研究者”。

除此之外，对田野/访谈中异例的关注，对言外之意、执拗的低音及缝隙处的经验与现实的感知与把握，是丰富资料、打破套路、带来新知的重要策略。而在扎根并沉浸于现场的资料收集之余，多点比较与历史变迁，无疑能够进一步撑起更大的时空，在横纵交错之间，增添资料的厚实度与多维复杂性。这些资料给后续的分析与写作提供了原材料，也为洞察提供了依据。无论它们在最终写成的论文之中有多少呈现，都奠定了认知大厦的经验根基。

如果说“一个好的提问”有个基本条件是“开脑洞”“想别人之未想”，或触及一个困惑与谜题(puzzle)，那么这里的现场感与厚实度，也与一个好的质性研究所需要的“新意”有关——既是资料本身的新意，也是感知与解读的新意，即能否在最基本的经验层次上告诉我们一些研究之前不知道的东西。

对研究者而言，资料收集是经验感的重点；但对读者和评审来说，经验感最终呈现在写作中，尤其是资料分析环节。研究中的分析贯穿整个过程：资料收集过程之中的实时分析能够从循迹的角度促进新资料的获得与丰富，而在中后期更为综合多维的分析，则更加直接地与写作缠绕在一起。如一些学者明确指出的，写作本身是创造性分析和生成性的。下文对于经验感的论述将侧重于这两方面：一是在综合分析基础之上对经验主线和逻辑的循迹与梳理，二是写作之时的资料选择与最终呈现。

所谓经验主线(或称叙事性主线)，是相对于理论主线(或称分析性主线)而言的。在最终的论文呈现之中，明着的写作主线是以经验叙事逻辑为主还是理论或分析逻辑为主，可以依据研究者的兴趣以及意欲表达的内容而有所选择。这里讨论的明线与暗线的关系，涉及的是写作和表达技巧，而非二者只能选其一。换言之，叙事性写作不可能没有分析的环节，而分析性写作中层层剖析带来的阅读美感也必然需要经验的支撑。即便最后以经验(故事)逻辑为明线来编织论文，也不等于说不要或者没有理论——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之上，故事也往往可以讲出不同的版本，而成文所选择的版本离不开文献和理论的对话，此即“语境”。只不过，文献或理论对话可以作为暗线或辅线出现，支撑着“(最后的)故事为什么这么讲”。强调这些常识，在今天仍有必要。写作之前，研究者需要经历一段漫长的经验积淀过程。其中不可省略的环节是：沉浸于所收集的资料，捕捉资料间浮现的图景，并结合具体情境把握生活世界中的经验逻辑。最终，以现实和经验逻辑对话已有的文献和理论。作为研究过程中的一环，经验主线的梳理，是一个“好的质性研究”的必经之路。忽视这一点，写作之中呈现的材料将会是支离破碎的，或是被严重切割、断章取义的，最终，材料沦为已有预设和立场的摆设，丧失了经验研究的立身之本。

在强调这一过程性环节的重要性之后，笔者继续讨论经验感在写作和分析阶段的具体体现，它既与前面的开放性相关，也与后面的洞察力相连。

写作之前对经验主线的梳理建立在对所有材料的反复阅读之上。换言之，这一过程不是选择性摘抄材料，而是全面阅读，是为“沉浸”或“扎根”。这一做法使得发现和认识能够有依据、“接地气”。而在拉出主线之后，写作之时的经验材料则必然是经过选择的：以作者觉得最合适、最能表达(而非验证)主线的案例材料作为支撑，同时在分析之时对案例的特点以及旁枝末节的复杂情况加以描述。此处的对话语境是：在指导学生或评审论文时，笔者经常遇到相反的情况，分析阶段只是选择性阅读、截取所需材料，写作阶段则只是堆砌材料，缺乏筛选。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研究的主线或框架基本是预先设定的，无论哪个阶段都没有对经验材料的分析，笔者视之为分析与写作阶段的经验感缺失。

在经验主线为明线的写作中，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和摩尔的《多重身体》是常见的“双线并进”范例：正文以经验叙事为主线，分析与理论对话则以脚注或尾注形式作为辅线展开。另外，笔者和学生所写《经历乳腺癌：从“疾病”到“残缺”的女性身体》一文，其主线是基于经验材料，沿循着“乳腺癌”从发现到治疗再到康复、从医疗空间回到社会空间的线索展开：发现CA(癌)细胞—掉发与(佩戴)假发—切乳与(佩戴)义乳—亲密关系(的维系)—社会关系(的重建)。而副标题所示的理论对话——从“疾病”到“残缺”，则同时基于材料和理论，是在后期分析和写作阶段，材料和已有文献/理论不断观照的结果。

最后要提及的是，与开放性一样，经验感也不是一个高深的中文词语，但也需要在实践之中自觉地培养和积淀。如果说开放性首先是一种面对和处理“不确定性”的态度与能力，那么经验感必然以研究者的长时间身体性投入为前提。换言之，它本质是个苦力活，与任何快速(项目评估式)的、走马观花式的做法相违背。而一个缺乏经验感的质性研究，往往过度依赖既有理论或话语，看似高深，实则给人以脱离现实、不落地、经验与理论“两张皮”的感觉，甚至让人觉得“不做研究也能得出这些结论”。遗憾的是，道理或许大家都懂，但这样的研究在实践中比比皆是。常见的理论焦虑往往也源于经验感的缺乏。正因如此，笔者在近年的方法课堂上，尝试以口述史作业引导学生接触不同人的生命历程，练习将零散的口述材料按当事人的生活逻辑进行编排，并在此过程中思考当时的社会背景、相关政策、已有历史记载等，是如何作为暗线体现出来的。

经验感需要保持对生活世界的开放态度，而对于经验主线和生活逻辑的把握最终能否出彩，则离不开下一个关键词：洞察力。

四、洞察力：质性研究的难点

洞察力，指透过表象深入理解事物的能力。它既是日常用语，也常见于前辈学者的经验之谈和著述之中。杨善华曾以《感知与洞察：研究实践中的现象学社会学》为题，在现象学社会学脉络下系统阐释了洞察的方法论意义。他指出，洞察是感知的结果与目标，在实践层面涉及言外之意、现象的本质，以及现实生活与制度安排中的盲点与悖论。之后，又称其为“一种见微知著的能力”，强调通过生活细节背后意义的探究去发现“能直抵人之情感和价值根源、能揭示现象背后深刻的结构性力量”，从而达到社会学的“实质性研究”这一目标。潘绥铭的《存在与荒谬》《生存与体验》《情境与感悟》等著作，从书名即可看出其基于实地研究的深刻洞察，而书中对于性产业所见所闻的诸多分析，充满对中国社会、生活百态乃至人性的洞察。

洞察力，在笔者看来最接近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它立足于经验世界和社会现实，但又带有想象和透视的维度，不止见山是山，更要入木三分、见树又见林。这一概念也与阿伯特所提倡的社会科学的“启发法”(heuristic)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社会科学需要更机智的追求者，它需要严密，也需要想象力，否则，即便投入数月充满热情的民族志观察，最终收获的也可能只是一堆谁都能看出的常识，研究也就沦为无聊的故事讲述。

洞察力之于质性研究的重要性当无需赘述，但恰恰也是质性研究的难点和功力所在，与研究者的生活积淀、社会阅历以及某个领域的长期积淀都密不可分。较之开放性和经验感，洞察力具有更加浓厚的“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本土文化色彩。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更多时候被作为自明的研究能力一笔带过，而鲜少正式出现在方法的教学及教科书之中。尽管这一概念仍需深挖，但将其作为方法学概念单独提出，列为回应“何为好的质性研究”的第三个关键词，仍有必要。回到本文的论述逻辑(包括面对学生一定程度上必须言传的教学语境)，洞察力以开放性为前提，以经验感为基础，也是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过程性审视和逐步培养的能力。

在选题阶段，提问能否带来启发和洞见，首先需要开放的态度，但其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一个“真问题”，本身就触及对所处情境和语境的把握，或曰对现实世界的洞察。项飙、汪晖曾召集多位学者，基于在中国做研究的切身经验，在中西对话、经验与理论互参的背景下讨论“在当下，我们如何提问”，其间不乏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另一范例是储卉娟的《说书人与梦工厂》。基于对网络文学发展的长期关注和思考，她在开篇点出：

真正让我着迷的，正是互联网所创造的这个违反“常识”的事实：充满着雷同的、在传统出版领域之外发展起来的网络文学生产，不但并未因缺乏产权的激励而枯萎掉，反而在短短十数年内，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史无前例的文学生产领域，今天还非常悖谬地以IP之名深刻影响着整个大众文化生产的面貌。

这一“着迷”与作者十余年沉浸于网络文学并持续观察和思考其间的变化、联系与张力是分不开的(而不是如现在很多宣称做“网络民族志”，却以某时点文本截取为主的静态做法)。正是这种对网络经验世界的洞察，促使她以“如何理解这种法律视野中的悖谬，以及悖谬背后传统法律想象与新技术生产之间的张力”为核心问题展开研究，最终深化了对这一现象的认识。

在资料的解读与分析环节，洞察力更能考验研究者的功力。“这些材料能告诉我们什么”“可以讲一个怎样的故事(不无聊，也不那么显而易见)”显然不能停留在材料表面，而需要分析的深度与功力，需要透视与想象的能力，这种功力与时间、经历、积淀密不可分。分析，既触及材料的字面语义，更需要结合上下文、不同层次的社会文化情境，以及多主体参与的对话语境去解读那些字里行间的意思和诸多言外之意；而对于无论是生活逻辑、社会机制还是近年来频频出现的社会底蕴的探究都并不比理论的抽象提炼更容易或更初级。这些都关乎最终能否讲述一个好的故事——无论其明线是偏叙事性的还是分析性的。

关于洞察的方向，杨善华、孙飞宇等人已有系统分析，笔者也曾多次讨论生活逻辑、不可见之物、个案—情境—语境的关系等问题。这里想补充的是，从“言”之中跳脱出来，在有形之处分析无形之理(生活的道理、社会的纹理)，需要一种核心能力：将或近或远、散点分布的资料进行连接和整合，把“此时此刻”与无数“他时他刻”联系起来的能力；也是把云南的松茸价格与日本乃至世界各地的饮食文化联系在一起，窥探一个全球流动、多物种共生的世界的能力。这种能力被许多学者视为介于艺术与科学之间的技艺，而其关键正在于“时间”维度的引入。所谓“他时他刻”，可以是以历史的眼光，尤其是深入田野当地的“小历史”重新审视当下，跳出中层理论的框架，回到经典理论所铺展的广阔问题域，激活更具纵深的想象空间；还可以是回溯理论与历史的起点，在那里看见曾被遮蔽的多重可能性与分岔口，从而得以从容漫步于“小径分岔的花园”之中。

连接和整合，即对不同来源和不同层次的信息、经验与已有论述进行比较、辨析、联系和贯穿思考的能力。这里不仅仅是将某一时点连成线、拼成图，琢磨关系的性质与网络的交错，更要面对具有时间性的动态的社会生活。无论哪个层面，都不可忽视对于留白或盲点、不可说或不见、撒谎、悖论、异例、矛盾等让人头疼的“干扰物”的积极解读。连接与整合，有助于研究者(尤其是初学者)从(看得到的)信息的处理过渡到(摸不着的)认知的形成。换言之，社会学中常说的“意会”“感悟”，同样是一点一滴经验积淀的结果，而非凭空顿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洞察力以经验感为基础。平时是否留心观察和思考，研究过程中是否一步步循迹觅踪——学者们所强调的对研究内外生活细节的洞察——显然比“分析写作时才嫌自己笨”要有效得多。当然，连接与整合是多维度、多层次的。除了材料之间、材料与日常所见所闻之间，它更指向经验与文献、经验与理论之间的相互观照、贯通和叩问。尤其在研究后期，面对经验故事的多种讲述可能时，文献和理论的储备及对对话语境的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

质性研究如果能做到以上这些，已属不易。但一个好的研究，除了体现出对足够丰富和多层次的资料进行连接与整合的基本功之外，难度系数更高的恐怕在于中间的那一跃，无论是深入肌理还是飞向高台——带着积淀、阅历、敏锐度的合理想象与发挥。合理性并非凭空而至，而是以前述种种努力为前提积淀而成；而这一“跃”所贯穿的，远不止于经验材料本身——它更在根本上拉开了研究的距离，使洞察得以可能。这不仅仅与个人的努力、能力、积淀和见识有关，往往也会体现出更加强烈的时代性，与社会、历史、文化脉络的连接也更加紧密。在这个意义上，“何为好的质性研究”，这一提问可以有基于必要性条件的讨论，但永远不会有充分的回应。

一个好的故事讲述，最后不会是阿伯特所批评的“陈词滥调”，也不会是“中规中矩却索然无味”，更不会看上去花哨却完全脱离现实。一个好的故事讲述，扎根经验世界，但是可以打开想象与多种可能性，最终带来新的认识和洞见。在贺萧的笔下，这样的故事讲述或许“并不能让我们对过去有一个完整的理解，但它出人意料并且引发思考，根据聆听者的不同需求而朝不同方向放出线索。一个足够好的故事可供再阐释；可以被编织进许多更大的叙事里”。贺萧这里说的是陕西一位老年妇女劳模的回忆片段，但推及质性研究作为故事讲述，又何尝不是如此。

余论：质性之“质”

前文基于过程的视角，从开放性、经验感、洞察力三个关键词对“何为好的质性研究”进行了回应。结语不再重复正文，而是就四个相关问题作延展性讨论。

其一，评价一个质性研究有很多面向，本文选择这三个关键词将其并置，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源于对当下学术语境及教学实践的体察——这些基本维度未获应有重视，却常构成焦虑与误解之源；二是着眼于三者间的内在关联，并置论述虽不免有损深度，但有助于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更清晰地辨析其相互交织与阶段侧重。

其二，无论是基于过程视角，还是三个关键词，都只是有限回应，触及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即，“何为好的质性研究”可以从结果(比如民族志写作)，也可以从其他关键词展开讨论(比如研究伦理、接地气、思考力，理论抽象或分析性提炼能力)。即便是这三个关键词本身，依然可以细化和深化(比如经验感与常识重构、社会介入之关系)。承认有限，是走向深入的前提，亦是开启可能性的起点。愿以此“有限”，向各领域学人敞开对话的可能。

其三，质性之“质”还应该是质疑和质问之“质”，即批判性思考对于质性研究(甚至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认知复杂的经验现实已属不易，而真正的挑战在于，能否以此反观、叩问既有的认知框架——无论它是常识、文献还是理论。后者虽难，其价值正在于此。可以说，研究的质感与质疑精神，共同构成了“质量”的深层意涵。

其四，无论是质性还是定量，无论是学术探究还是社会实践，“何为(好的)研究”这一追问，既关乎“为何研究”与“研究何为”等应然性命题，也与我们作为具体而多样的人——身处不同社会位置、拥有各异生活境遇——对于美好社会与良好生活的想象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