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间自建、自主经营的社区博物馆是新博物馆思潮下中国基层博物馆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以云南宁蒗彝族自治县瓦村的摩梭非遗馆为个案，深入探析了民间社区博物馆“博物馆化”的空间生产实践过程。家是成本最小且最可及的空间资源，也是社区博物馆馆舍营造的空间基础。家在博物馆化的过程中，生活之所成为兼顾教育功能与旅游休闲功能的复合空间。与此同时，社区也逐渐卷入博物馆化的进程之中，形成以家为“核”、家与家“串联”的社区博物馆关系网络，为参观者提供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对社区博物馆空间生产实践过程的探讨，揭示了社区博物馆空间生产实践本质上是家屋与社区、社会空间关系不断调整与重构的动态过程。

关键词：社区博物馆；文化遗产；博物馆化；空间生产

一、引言

社区博物馆是推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开展文化遗产保护本土化实践的重要载体。总的来看，文化遗产保护本土化实践一般包括两大体系，“一是面向遗产及遗产地保护与管理的实践体系，二是面向遗产及遗产地游览、旅游与休闲机构的实践体系”。社区博物馆不仅具有博物馆的基础功能——在原生环境中对社区文化遗产进行收藏、保护、整理与展示，并发挥教育功能，维护文化遗产的在地传承；还可以“通过对社区的直接贡献去丰富文化遗产”，推动社区居民与观众参与“制造遗产的过程”，从而促进文化遗产的再生产。作为一种多方力量对话和表达的“接触地带”（contact zones），社区博物馆“活态共构”的文化遗产保护原则业已成为学界共识。对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本土化实践微观过程的洞悉，是研究社区博物馆的必然进路。

博物馆的“言语”是通过空间、主体和有意义的物件的结合而构建的。一般而言，受限于地理空间要素的不可变更性，大多数社区博物馆的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展示的焦点多为如何在既定空间中进行展示内容的编排，将“人—事—物”嵌入空间之中，由此达到活态展示之目的。这一方面回避了博物馆空间生产过程及其内在机理的探讨，另一方面也为超越地点和建筑的博物馆空间营造提供了想象的可能。毕竟，非遗的展示是以动态生活为底色的。从本质上讲，打破场馆的物理边界，将非遗展示延伸到场馆外的社会性空间，通过日常生活图景呈现“真实”本身，才是非遗活态展示的题中之义。将社区博物馆视为一种空间生产的关系性过程，包括发生在某些特定场所、建筑及其周遭的秩序建构，是“新博物馆运动”中博物馆主体对权威遗产话语（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秩序的批判性回应。也就是说，社区博物馆的辐射范围具有关联性与广延性，社区中的个体和家户都或多或少成为更大范围的博物馆展陈的一部分。社区博物馆的空间营造会不可避免地牵动整个社区的空间关系重构，越来越多家户的参与和“串联”使社区整体上成为一个被展示的对象。本文将这一现象称为“社区的博物馆化”。

社区的博物馆化所带来的社区效应在民间社区博物馆中尤为突出。与城市里的社区博物馆、官方或资方出资建造运营的社区博物馆不同，本文所探讨的社区博物馆——摩梭非遗馆，是一座在乡村地区由民间自建、自主经营的社区博物馆。散落在乡村的社区博物馆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空间生产的过程就是社区博物馆开展文化遗产实践的开端与基础设施——这种博物馆的馆舍空间不是完全独立或专门的建筑，其空间实践也并非将一个无意义的物质空间转换为文化空间，而是以家为基础的空间改造。以家为单位展开的社区博物馆表明，“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空间，是文化遗产存续的原生情境。这种博物馆空间生产的过程本质上是将生活空间博物馆化，通过将私人空间开放为文化展示空间，使之“成为艺术、教育和休闲的‘出口’（outlet）”。这种以自我为资源展示文化的“新博物馆”，强调民众的参与性与博物馆叙事的地方性，更能凸显民间主体的能动性。事实上，在广大的乡村基层和少数民族社区中，由民间主体营建的社区博物馆正在成为地方主体表达自我认同，参与发展协商，联通个体、族群发展诉求与国家发展命运的重要“介质”，展示出多元而独特的新博物馆实践图景。

云南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镇瓦村的摩梭非遗馆，主要以摩梭非遗的传承与转化为核心功能。该馆建在瓦村这一摩梭人聚居的乡村社区中，植根于泸沽湖地区的摩梭文化圈，既能反映瓦村社区这一生活共同体的处境，又能代表泸沽湖地区摩梭人群体的文化认同。该馆为瓦村的独玛一家所拥有，由独玛和她的儿子次尔主导经营。近年来在母子二人的深耕下，该馆在泸沽湖地区具有极高的可见性，不仅是当地重要的文化品牌，也是外界接触摩梭非遗的平台和枢纽。除了基本的展陈，该馆还具有其他多元功能：不仅组织摩梭传统纺织等多项摩梭非遗教育研学工作，而且随着近年来泸沽湖地区文旅事业的发展，开拓出民族餐饮住宿、非遗体验等经营项目，从而带动当地社区的经济发展。笔者基于2023年2月至7月在瓦村开展的田野调查以及田野后至2025年初的线上跟踪联络，深入观察摩梭非遗馆的运营及其与村落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探讨作为摩梭文化遗产拥有者的本地人如何将家这一生活空间博物馆化，讲述“自己的故事”；另一方面在更大的视域中观察社区博物馆在民众的参与下如何生产新的社区空间关系。

二、家的转型：生活空间的博物馆化

“博物馆化”这个概念由斯坦斯基（Zbynek Stransky）提出，指的是传统博物馆将“物”从现实时空中抽离出来转变为“博物馆物”的认知态度和处理技术。在当代博物馆的实践中，博物馆化已经出现了从经典到日常、从可移动向不可移动、从物质到非物质及从过往到现在的拓展。对于摩梭非遗馆而言，博物馆化意味着将“家”整体转换为“博物馆”——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连同其原生环境，人连同其日常生活、文化资源与社会关系，都在私人空间公开化的过程中被整体转化为展示的对象。

摩梭非遗馆就是独玛的家，家中的常住人口还有独玛的丈夫二车、儿子次尔和孙子扎史。在博物馆化的过程中，独玛和家人对家进行了全方位的空间改造，以满足博物馆的多重需要。传统的摩梭民居一般是由木楞房围聚而成的四合院式格局。独玛家在保留了木楞房建筑结构的基础上，把院落布局改为外院+里院的两进格局。外院由两排木楞房、一座新建的水泥砖瓦房和一间临时板房合围而成，里院则保留了摩梭人最重要的“母屋”与停用的“尼扎依”（见图1）。原本的计划是将家“部分开放”：里院是独玛母子生活的主要场所，外院则用于博物馆的各类参观活动。但随着私人生活空间的不断让渡和经营空间的持续扩张，目前对游客而言，除了经堂和家人住的卧室，家里的所有空间都是开放的，家屋空间由此实现了全面转型。

（一）家的转型1.0：教育性空间的创设

独玛家的博物馆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将家转型为博物馆的雏形源自独玛。从20世纪末开始，泸沽湖地区文旅产业的发展以及摩梭文化研究者的频频到访，不仅激发了独玛作为摩梭传统纺织传承人强烈的文化保护传承的认同感与责任心，也让她敏锐地察觉到传统文化的经济转化能力与发展前景。2002年前后，独玛把家当作纺织工作室，尝试创制出具有摩梭样式的各类织品，并且对外销售。2006年，在宁蒗彝族自治县妇联的帮助下，独玛在家里成立了“宁蒗县摩梭传统手工纺织厂”，带领本村及其周围村里的摩梭妇女纺织披肩等游客喜爱的旅游商品。此后十余年，独玛在旅游市场的进退起伏中一直传承着摩梭传统纺织技艺，并培养了一大批拥有这一技艺的传承人，她家也成为当地社区教育示范地。在这一过程中，家屋空间经历了第一次较大规模的重构：老母屋和“尼扎依”挪至内院。原地改修为一座砖混结构，木头隔层的二层建筑。一楼全部打通，成为独玛和村中摩梭妇女的纺织工作室；二楼隔出几间住房，经堂被安置在此（见图1）。至此，家屋已成为具有明显经济属性与社会教育功能的社区公共空间。

次尔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加速了家屋以博物馆形式开放的进程。次尔受母亲的影响极大，长期致力于摩梭非遗的传承保护与转化工作。在返乡之前，他就已经通过网络渠道销售摩梭特色的纺织品，并到全国各地参加摩梭手工艺品的展销。返乡之后，次尔将自家所在的摩梭社区作为自己文化事业的阵地，除了继续推动摩梭其他非遗的保护传承工作，比如摩梭口传达巴经的收集与整理之外，还着手推动自家非遗技艺的转型发展，包括申请摩梭传统纺织的商标与专 利，积极引进高校力量和市场，合作探索摩梭非遗“产学研”的转型道路。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积累，独玛家的家屋逐渐成为摩梭社区非遗传承保护基地和文化旅游目的地。在此背景下，家屋空间围绕摩梭非遗主题，开始了以国家文化遗产体系为叙事依据的博物馆化，创设了摩梭非遗的物质化展示空间和摩梭非遗的传习体验空间这两类博物馆空间。

博物馆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对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与展示。独玛家最早被博物馆化的是外院两排木楞房的一层空间，过去纺织的生产场所和生活空间被改造为两处展览室。院子西北方的展览室被隔成两部分，开放的部分用以展示摩梭纺织技艺。农闲时，独玛会和村里的妇女在这里织布聊天，这一空间成为摩梭非遗的活态展示场所。封闭的部分则是相对正式的展览室，展示了由独玛与次尔母子推动申请的包括摩梭传统医药、舞蹈、饮食等在内的17项省、市、县级非遗项目。通过图文介绍和相关展品的陈列，这间展览室被打造为国家文化遗产话语体系下基层文化遗产实践成果的展示空间。不可忽视的是，家庭博物馆中的展览室不可避免地具有生活气息。展览室平时是复合空间，既是次尔的办公室，也是独玛的花房，养着她的多肉植物。院子东南方的纺织展览室用来展示独玛早年收藏的火草麻、麻布等已经逐渐消失的摩梭传统服饰制作材料，以及独玛和村中妇女制作的摩梭纺织品（见图1）。展品大部分可向外售卖，因此本展览室也是展销空间。展览室最里面还集中展示了独玛早年收集来的老物件，呈现摩梭人过去的生活面貌。

以非遗为主题的博物馆，非遗的活态展示和多维体验是空间拓展的主要目的。2023年初，摩梭非遗馆在空间布局上开辟了新的主题展览区域。独玛与次尔母子在老母屋拆除后的地方修建了一个临时板房作为摩梭皮革工作室，展示摩梭皮革技艺传承人二车（独玛的丈夫）的作品。不仅如此，该馆还借助外力，持续扩大非遗工坊的种类与规模，从而将更多的生活空间用于参观者的非遗体验。为此，独玛与次尔母子装修了自家新盖楼房的一层空间，摆放定制的新型织布机，用以扩大摩梭纺织展示的体验空间。在有活动之时，该馆时常也会邀请村里的妇女进行纺织展演。与此同时，在泸沽湖地区旅游发展和摩梭非遗融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大背景下，研学旅游成为独玛家摩梭非遗馆的新发展方向。近五年来，摩梭非遗馆陆续与几所高校开展合作，成为重要的摩梭非遗研学基地，2023年更是成为当地中小学生的定点研学单位。该馆拥有摩梭纺织工坊、摩梭传统皮革工坊和传统服饰工坊三个摩梭非遗活态展示体验空间，持续开展社区文化教育服务，承担起摩梭文化宣传教育的功能，完成从家到博物馆的第一次转型。

（二）家的转型2.0：休闲性空间的扩张

事实上，经济转化效果影响着摩梭非遗馆的空间生产实践。独玛谈到其缘由：“老物件那些是死的东西，只能摆在那里，但是我们非遗的东西就可以活地展示出来，也可以通过博物馆延续下去。游客喜欢的还可以买走带回去，我们也有收入，这是一举多得的事情。”一直以来，博物馆就在非营利性教育机构与营利性文化机构的夹缝间左右摇摆，“何以为继”是民间社区博物馆所面临的首要难题，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其经营者的生计问题。将社区博物馆打造成“景点”，提升其经营能力，成为维系其生存的重要任务。独玛与次尔母子的做法是将家屋空间进一步转化为具有经营属性的新博物馆空间，以文化为依托开发博物馆的休闲娱乐属性，以提供更多文化休闲服务项目。

在泸沽湖地区，许多摩梭人家庭都会承接“摩梭家访”这类活动。导游带领游客实地参观摩梭人的生活场景，摩梭人会在自己家的母屋里向游客介绍摩梭人独特的母系文化、走婚习俗，讲解母屋的构造和禁忌，以满足游客对摩梭文化的好奇与向往。2022年末，嗅到商机的独玛与次尔母子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新建了一栋二层楼，以扩大摩梭非遗馆的经营。二楼按照母屋的布局开辟了新的母屋空间，面积是老母屋的三倍，两面开窗，宽敞明亮，其中火塘、冉巴拉、祭祖石等摩梭重要的文化象征物一应俱全。次尔认为：“母屋是我们摩梭人很重要的地方，来摩梭人家里参观一定要去母屋看看。过去的老房子面积很小，里面黑黑的，没有办法招待客人。这个母屋平时我们家里可以用，也可以给客人参观，体验民族餐，用处很大。”新的母屋不仅是独玛与次尔母子的生活空间，也是摩梭文化展示空间，还开始兼顾旅游项目的经营功能。

在新博物馆的多元化经营理念倡导中，企业模式和商业管理对提高博物馆活动的公众参与度和博物馆的社会相关性具有重要价值。有学者认为，“博物馆应采取迪士尼乐园的展示方式和管理模式来吸引观众”。在瓦村，开发民宿和民族餐是村民加入旅游行列的第一选择。摩梭非遗馆推出“摩梭人的一天”体验项目，打造吃、穿、玩一体的游览方式；游客既能通过该馆的展览室了解摩梭人的历史和习俗，又能在该馆的摩梭非遗活态展示空间中身着摩梭服装，深度了解摩梭人的生活、饮食，体验摩梭纺织工艺。2024年，摩梭非遗馆修缮了展览室二楼的生活空间，整修了房间里的卫浴，开始为游客提供住宿服务，该馆由此升级为吃、穿、住、玩全包的深度体验场所。

2025年，摩梭非遗馆为了扩大其文化空间，提高文化活动承载力，在院子中开辟出一块场地，一方面用于开展社区文化活动，另一方面也承担了村子一部分对外的摩梭文化展示和体验活动，例如摩梭传统舞蹈“甲搓舞”的展演。许多学习团来瓦村采风或举办活动，都会邀请村民在这块场地上共舞，举办篝火晚会，体验摩梭风情。摩梭非遗馆按照博物馆的功能需求和独玛与次尔母子对发展该馆的期待，重新编排有限的空间，生活空间被进一步让渡，家屋的开放程度也不断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家与博物馆的边界几近消失。独玛说：“我们整个家就是博物馆了，游客走进来会让他们随便逛。有时候我在做饭，他们都会走进来看，我也不觉得打扰。”

三、家与家的“串联”：社区空间的博物馆化

（一）博物馆空间生产的社区表征

于社区博物馆而言，它与社区是相互建构的。相比于参观者，社区博物馆更期待居民可以成为参与者（participants）。社区博物馆发展的难点，在于如何促使社区居民切实加入到社区博物馆的建设中来，共同承担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责任。从摩梭非遗馆的案例中可以看到，社区博物馆会通过其文化实践与社区居民的参与对社区产生影响。伴随着社区博物馆空间的扩张与功能的叠加，社区居民除了参与非遗展览内容的共创，还开始以参加文化展演、共同承担经营项目等多元方式参与社区博物馆实践。与此同时，随着文化的经济转化效率的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博物馆实践的动力进一步增强。这一过程带动整个社区对自身文化进行再认识，对于自身的文化资源及其转化有了切实的认知。因此，瓦村的许多村民开始积极整理自家的文化资源，学习如何对外讲述摩梭人的故事，争取加入以文旅致富的队列，这使摩梭非遗馆实际上不再局限于独玛的家，形成了以独玛家为节点，村中更多家户“串联”而成的社区博物馆网络。瓦村越来越多的摩梭人打开家门迎接公众，全村被卷入博物馆的空间生产逻辑中，逐渐显现博物馆化的特征。

摩梭非遗馆是独玛家的家屋，是摩梭非遗话语的空间表征，也是瓦村村民参与村中文化活动的空间。当摩梭非遗馆遇到无法独立完成的项目之时，村民的家屋空间便会被整合起来，按需分配，共同完成接待与服务任务。这时，整个村子就成了博物馆实践的外置空间。最具代表性的是摩梭非遗馆为研学所规划的家访路线。外来的研学团队一般先抵达该馆，系统了解摩梭文化，其成员围绕各自感兴趣的议题与独玛母子沟通。继而，研学团队会被独玛与次尔母子引荐至不同家户中进行家访，其中较为稳定的“合作伙伴”包括保存了摩梭传统建筑的拉姆家，会唱摩梭传统歌谣的传承人旦史的家，掌握摩梭传统绘画技能的传承人阿窝的家，以及摩梭传统医药的传承人扎实的家。这些村民大部分是在摩梭非遗馆大力支持下完成文化身份认定的非遗传承人。他们是摩梭非遗馆实践的积极参与者，他们的家屋空间也成为该馆在空间上的延伸。“参与从本质上而言就是联系”，正是由于社区居民的“合作式参与”，作为“文化中枢”（cultural hubs）的社区博物馆才充分发挥了其平台性功能，“串联”起社区空间的博物馆化过程。

当代博物馆研究提出“博物馆围墙的倒塌”这一议题，意在讨论媒介技术革新、商业化力量和文化遗产产业化对博物馆边界的影响［19］134-135。随着人们对文化场所的兴趣向物背后的人、馆舍背后的社区延伸，公众最终会越过博物馆大门而流向更广阔的空间。本尼特（Tony Bennett）指出，博物馆是制造“进步主体”的机构。社区居民能够通过参与社区博物馆的各种活动改变自身的认知方式和生活观念，从社区内部推动社区的自主转型。社区一旦博物馆化，则意味着社区博物馆的空间边界开始模糊，甚至具有流动性：社区博物馆的空间范围可以是某一个具体的家户，亦可能在家与家的“串联”下总括整个村落，这可以推动社区整体转型为活态的文化展示空间，带来社区空间关系的重塑。

瓦村目前正处于这一博物馆化的过程中。摩梭非遗馆作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社区博物馆，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在摩梭非遗馆的带动下，瓦村村民的文化传统保护意识非常强，家家户户都有意保留摩梭纺织技术，妇女均以穿着手工纺织的摩梭服饰为荣；村民也有意识地保存和展示“老东西”，因为这些物件除了能够彰显文化价值，还有极大的经济潜力。另外，由于到瓦村进行调研实践和媒体采访的团队非常多，许多村民都已经练就一套熟练的“说辞”和一身“表演”的本事。正如瓦村村民宫布所说：“其实一说采访，无非就是走婚啊、大家庭那些，或者有的人会问纺织啊、非遗那些东西。我就会告诉他们我们过去是怎么走婚的，家里是跟着妈妈生活的，我们的文化是非常独特的。有时候也会展示纺织，煮酒给客人喝，这些家里随手就可以拿起来（展示）的。”在参观者的“凝视”中，整个瓦村的草木、建筑和生活世界亦成为博物馆空间，被“串联”起来的家户构成整个摩梭非遗馆生态中的参观节点。

（二）社区社会关系秩序的重构

当然，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博物馆空间生产的机会并不均等。摩梭非遗馆的存在与发展很大程度上重塑了瓦村的社会关系秩序。笔者在瓦村的走访中，发现村民对摩梭非遗馆的看法褒贬不一。村民从认可并积极参与其活动到完全漠不关心的态度差异表明，在整个村子逐渐博物馆化的过程中，瓦村的社会空间秩序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形成以摩梭非遗馆为核心、以掌握文化资源多寡为标准的圈层关系网络。独玛与次尔母子既是摩梭非遗的代表性人物，也是摩梭非遗馆所形构的村落关系网络的中心。摩梭非遗馆规模的逐渐扩大，带动了一批掌握一定文化资源的村民参与到该馆的运行实践中。比如，该馆成立初期，其他非遗传承人提供相应影像资料、器物等，共构了该馆的常设叙事。这种“贡献式参与者”还包括有一技之长、能积极参与该馆文化活动与非遗展演的村民，比如擅长甲搓舞、能进行摩梭纺织表演等的村民。普通村民也能在该馆名气越来越大、逐渐转型之际“分得一杯羹”，例如可以成为外来研学团队访问的对象，抑或为被该馆吸引而来的游客提供食宿服务。在这种因不同参与程度所形成的村落关系圈层中，该馆是主要的生产者与主导者。

这一关系网络有复杂的成因。瓦村新的社会空间秩序与独玛家在村内的人际差序格局密切相关。其中，独玛的几位同胞姐妹是最常参加活动的人。尤其在活动安排较为突然，或参与活动并没有直接报酬时，独玛常常拉自家人前来救急。用她的话来说：“有的时候太突然了，叫别人家的话，如果人家有事但也不好意思拒绝，这种情况就不好，会耽误别人。她们（指独玛的同胞姐妹）几个自己家人，麻烦一下是没什么。”次尔同样谈及邀请自家人的原因：“有时候那些活动是没有报酬的，叫别人来耽误别人工夫，我们很不好意思。以前那些来采访的，我都是自己一个一个去说，是卖面子的。”也就是说，避免欠人情是独玛母子选择自家人的主要原因。在乡土社会，一个村里的人往往都沾亲带故，但参与博物馆活动的人员选择却不仅仅是“亲属优先”，瓦村的非遗传承人就是参与摩梭非遗馆活动较多的一些人。该馆与这些非遗传承人关系的建立是一个双方不断互惠的过程。一方面，这些传承人因为得到次尔的帮助而获得官方认证，并因此获得国家给予的传承人补助和文化活动补贴，所以会积极地响应摩梭非遗馆的需求；另一方面，他们能在公开场合露脸，从而获得极大的成就感和自豪感，因此有时即使没有报酬也乐于参与摩梭非遗馆的活动。

可见，家与家的“串联”是实现社区博物馆化的关键。这种“串联”以博物馆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筛选能被“串联”的人家看两个方面：其一是亲属关系的远近，其二是互惠关系的稳定程度。换句话说，社区居民参与博物馆实践的背后有参与权的差别。总的来说，无论是主动参与、被动参与抑或不参与，社区居民被深度卷入社区化的空间实践中，社区的社会空间关系与秩序就在这一过程中被不断重构。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探讨了在复杂发展语境中，民间社区以家为起点逐渐博物馆化的空间实践。摩梭非遗馆的案例揭示，以家庭为单位的社区博物馆的空间生产实践本质上是家屋与社区社会空间关系的生产过程。这一过程包括家的博物馆化与社区的博物馆化。摩梭非遗馆重新安排家里的物质空间，家屋因而完成从私人空间向公共空间的转型。同时该馆也在寻求村落合作中促使更多村民参与其活动，家与家的“串联”让该馆空间得以延伸，形成瓦村博物馆式的可参观生态。

社区博物馆的空间生产除了体现在物理空间上，还体现在社区社会空间秩序的变化上。摩梭非遗馆作为文化遗产资源集中且有接待能力的单位，极大地推进了博物馆实践的基层主体参与，有利于瓦村的文化培育与文旅基础设施的完善。除此之外，我们也需要注意到由社区博物馆牵头带动的社区发展转型过程中社区居民参与机会的不均等所隐含的公共性危机。事实上，社区博物馆化并不意味着社区的所有居民都能参与社区博物馆的活动，并由此获得发展机会。被排斥在活动之外的社区居民难免会对社区博物馆的性质存在质疑。他们认为，“博物馆只是一个名头，实际上是做生意的”。在大规模城乡建设持续展开的背景下，社区博物馆既是协调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平衡的有效手段，也是一把双刃剑。作为文化遗产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实践平台，社区博物馆能通过文化遗产旅游等经济活动的开展带来正向收益——除了自身创收之外，还能为社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经济收益，在提高居民参与度的同时促进文化遗产的再生产，但也有可能面临过度的经济开发，影响自身的公共性。

另外，基于瓦村的实践，社区博物馆在概念上的争议——社区博物馆究竟是社区里的博物馆，还是社区整体为博物馆——可以进一步得以辨析：在社区与博物馆的互动过程中，博物馆的边界是模糊的，居民的参与使社区博物馆成为一种空间生产的动态过程，而非一种非此即彼的稳定状态。社区的博物馆化路径可以从以家庭为单位的社区博物馆走向社区整体的博物馆化，也可以使社区整体的博物馆化推动更多家庭建立自己的文化展示空间。无论何种路径，社区始终是社区博物馆实践根植的土壤与发展的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