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主题、策划与公众”对谈现场

谭晓玲：“中华文明起源”是首都博物馆展览体系的重要组成，是我们的系列展览之一。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2023年底刚刚开馆。新建博物馆如何吸引观众？首先需要重量级的展览，需要具有独特性、神秘性的文物。放眼国内，三星堆可能是不二之选。2024年，“探秘古蜀文明——三星堆与金沙”展在6月27日开展，一开幕就非常火爆，直到10月13日结束，展期观众量达154万余人。这次展览成为通州区的文化现象。观众流量最大的一天，队伍从观众入口一直排到办公区入口，近两公里。

成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在考虑第二年的展览计划时，我想能够和三星堆“匹敌”的可能只有殷墟。殷墟博物馆刚建成对外开放就给安阳带来了巨大的活力，由此可见这一主题的影响力。如果在京策划这个主题的展览，效果也会不俗。因此，“中华文明起源”系列的第二个展览，就推出了“看·见殷商”，希望可以成为第二个“现象级”的展览。

宋向光：“看·见殷商”展我很关注，刚才两位馆长也说了，社会反响很大，我也在网上看到一些自媒体报道。陕西历史博物馆策划了“吉金·中国——中国青铜文明的兴起与繁荣”，属于他们馆的“早期中国”系列展，从“彩陶·中华”“玉韫·九州”到“吉金·中国”，以彩陶、玉器、冶金三重视角，依次解读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壮阔历程，这与我们不谋而合。从博物馆学的角度看，很多博物馆都在做中国古代出土文物精品展，各时代、各文化背景的都有。但是将其放在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大背景下，而且做成系列展，好像还真不多。特别是在文化建设、文化自信的背景下，我感觉“看·见殷商”确实是值得重视、值得关注的一个展览（图2）。

另外，从观众反响看，观众量大，媒体报道很多，从表面看，这个展览迎合了当下；从深层看，体现了我们博物馆人的追求：一方面展示考古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对接公众诉求，引起了很好的反响。期待我们下一个反映文明探源、反映华夏民族形成历程的展览。

谭晓玲：展览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有册有典”。《尚书》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商人的历史是有文献记载的。近代以来，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商代历史被证实，甲骨文和《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是吻合的。近百年殷墟考古的发现，也证明了商代是信史。我们第一部分主要讲这个问题，也选取了一些青铜器来佐证。第二部分“青铜高峰”，展示商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其发展高峰时期所取得的成就。第三部分“居中衍大”，讲商的疆土四至和这些地区的文明，出土了哪些器物。第四部分“式范后世”，讲商的制度文化，主要是文字，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最重要的是对周的影响。

宋向光：我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策划展览的时候，是新馆初创阶段，侧重考古学学科体系和研究成果公众化，主要做一些专题性、学术性的展览。后来注意到观众对专业考古的兴趣还有待培养，就想如何把考古和公众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一些事情结合起来，不只是考古学的知识通俗化，而是考古学维度的拓展。当时在徐天进老师的大力支持下，策划了几个考古学与艺术、与工艺等方面的展览，希望通过跨界吸引更多元的观众。

其实现在看，不是大家对考古学没兴趣，而是北大校园开放程度还不够。首博办的考古学主题展，大家都很欢迎，观众也很多。我想观众可能也期待了解考古工作的新发现、新成果，以及这些成果与自己当下生活的关系。说到底，是考古学在走向公众。

刚才谭馆也说到了，商代是信史，其实从中国的传统上来说，夏也是信史。只不过可能受到近代以来西方一些学术研究方法的影响，更强调实证。其实在中国传统里，记史是严肃的，史官为秉笔直书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我们这个展览第一部分“有册有典”正说明了文字记录所呈现史实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这头开得非常好。

谭晓玲：“三星堆与金沙”是免费展览，观众也比较踊跃。“看·见殷商”为满足当下文旅融合发展的需求，是收费展览。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接待了超过11万观众，也有外省市一些博物馆的同仁，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了这个展览，可见效果比较好，传播力度还是挺大的。

宋向光：我谈谈自己的观感。“看·见殷商”整体的视觉感受还是很好的，很大气，也不沉闷，有商文化的气氛，同时也有现代的感觉。展厅入口处的“商”字展标很生动，展厅中的器物说明、多媒体材料都很丰富，这使整个展览不沉闷，引人入胜。展览呈现的知识体系很完整，有亮点、有热点，一些考古学知识在这里得到了更新。展览有让观众感兴趣的地方，由点带面，可以激发观众的探索欲望。在设计上，从内容体系到展品选择，还有展品和内容的联系，都下了很大的功夫。

受《封神演义》等文学作品的影响，好像周代是一个文明的时代，商就比较残暴，但其实不是这样，它为中华文明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因此特别希望孩子们暑假来看一看，感受中华文明、华夏民族的根源。

谭晓玲：一开始我们的想法是聚焦晚商，并到殷墟博物馆做了调研。对方也表示将在文物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当大纲初稿通过论证，向国家文物局领导汇报时，国家文物局的领导提出这个展览是 5⋅18 国际博物馆日的重要配套展览，目前眼光有局限，应该扩大视野，把范围扩大到整个商代。我们觉得言之有理，就扩大了展品选择的范围，拉长了展览所反映历史时期的上下限。这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所幸有国家文物局、北京市文物局领导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了27家借展单位的支持，很多文物都是从展线上直接撤下来的，在此特别感谢他们。

郭馆刚才问，我们用哪些文物来支撑“看·见殷商”这个展览，为什么要借这些文物？首先，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位置比较偏远，这是个不利因素。那么，如何把它变成有利因素？这些文物分散在28家文博单位，也包括首博，如果个人去一家一家看，无论是在金钱上还是在时间上都是巨大的挑战。我们把28家文博单位的文物聚集到一起，大家看一个展览，就能整体了解商代的历史文化，体验肯定不同。因此，策划之初，我们就很想实现鸮尊聚首、亚醜钺聚首。鸮尊自1976年出土以后，一件收藏在河南博物院，一件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还没实现过团聚。我们特别希望能够让观众看到它们在展厅四目相对，互相凝视（图3）。亚醜钺也是。虽说钺是权力的象征，但是它的器型大家都了解，它露着牙齿，萌萌地笑着，并没有想象中那种神秘感和权威感。我本人看到它就特别开心，非常轻松，期待它们再聚首，把这份轻松带给观众。所幸这些文博单位对我们的展览创意非常支持，鸮尊实现了聚首，亚醜钺“兄弟”也再次相见，这给展览带来了很好的社会效益。我想无论是考古学领域的老师们，还是做博物馆展览的同仁，看见这些重量级的文物因为“看·见殷商”而聚首，都是很开心的。

青少年观众在展厅看到与《哪吒2》主题相关的文物，应该会很满足、很兴奋。在展厅的结尾，策展人有一个神来之笔。我们展出了《哪吒2》电影里涉及文物元素的原型，比如结界兽形象的设计灵感来自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和青铜鹰形铃，其武器原型是甘肃灵台县出土的虎纹钺和陕西城固县出土的青铜镰形器。东海龙王敖光的龙牙刀原型是殷墟博物馆所藏商玉刀。展览中的这种对比展示可以说是文物活化利用的生动案例。

历史文化主题的展览其实比较难做，做不好就比较沉闷，让观众有壁上读书之感。我们也十分忐忑，何况这里距离北京城区较远，还是收费展。在策划之初，我们就定下基调：要大胆创新，用现代、时尚的形式设计呈现古老的商代文明。所以，从展览的序厅开始，用LED屏设计了一个“商”字，展厅设计中使用的纹饰也都取自商代青铜器。以前大家看到的大多数展览都是在展厅中搭设若干展墙，将整个展览分隔成几个部分，就像写文章时分成几个自然段。这种设计在单元分割上十分明晰，但整个展厅不够通透。我们的策展团队一直在尝试突破这种模式。首都博物馆本馆的“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北京通史陈列”就是一个不错的创新实践。策展人用卧柜、独立柜作为一个个视觉导引，没有展墙的遮挡，整个空间非常通透。站在一个点上，似乎几千年的历史都能够一览无余，我将这种设计称为“一眼千年”的空间规划。“看·见殷商”展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用红丝线分割空间。商王朝的疆域版图如同心圆一般，向外层层扩展，政治地理架构表现为“王畿—四土—四至”三个层次。因此，一号展厅中心展示内服（王畿区）“大邑商”的红色丝线垂直连接展厅的天花与地台，台面上印制“内服”地理范围和重要地理信息，外圈围合着雕刻天干地支的吊装造型，展现殷商时期天文历法以及周祭制度对商代统治的重要作用；二号展厅以贯穿整个展厅的红色丝线将外服“四方之地”的展台及展柜，与亚字形大墓为主题的“大邑商”形成空间上的连接，结合媒体屏幕强化王畿与四方的联系，体现文明发展到此阶段，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步伐正在加快，空间叙事实现疆域与文明的视觉对话。整个展厅以红色丝线引导视觉，在保障空间通透的同时，体现赓续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并赋予久远文明以现代空间的表达想象（图4）。

总之，我们希望通过重量级文物、富有现代感的展厅环境，丰富、生动的多媒体设计，拉近与观众的距离，让观众喜欢我们的展览，进而通过展览加深对商代文明的理解。

宋向光：以前参观博物馆就是“看”，但现在已经提升为“体验”：可以看、可以听，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品味。具体说，在展厅中，可以看，可以触摸，可以参与。出了展厅，可以坐下来休息，喝喝茶，吃点东西，翻翻图录，感受博物馆的氛围。最后，还可以在文创商店带走一些能够引起回忆的产品。以后，“打卡”博物馆应当转变为“体验”博物馆。博物馆要考虑为观众提供多感官服务，带给观众有趣的、具体的、深刻的体验。

“看·见殷商”展开了一个好头，期待以后走得更远。一个人只能走得快，很多人才能走得远。观众和博物馆一路同行，也一路成长，期待观众给博物馆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

谭晓玲：关于体验感，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博物馆的文创产品。现在最 受欢迎的文创产品可能就是冰箱贴和纪念章了。我会特别关注以重点文物为设计元素的文创产品，一件重量级的文物往往能展示一座博物馆，展示祖国的地大物博。我每到一个博物馆都会买一点文创，买得最多的也是冰箱贴，非常适合送给亲朋好友，这对博物馆、对文物是一个很好的宣传。

宋向光：每座博物馆都有其独特之处。比如展览、馆舍环境、接待服务等都各有所长，但几个指标比较均衡的博物馆确实不多。以后博物馆不能只强调展览，周边服务也要跟上。我在北大也和同学们做过相关调查研究，发现要想有效提高观众满意度，展览固然重要，但周边服务，比如直饮水、洗手间、工作人员的态度等细节问题对满意度的影响可能更大，这是今后博物馆公众服务应该注意的。

宋向光：首先，高校博物馆是同教学科研紧密结合的，高校博物馆要服务教学。其次，高校博物馆要与本行业的研究、实践、创新相结合，要验证一些新的想法，应当有试验性的展览。像首都博物馆，是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要呈现成熟的研究成果。

现在国内将高校博物馆视同公共领域的博物馆，要求高校博物馆也组织一些受大众欢迎的、喜闻乐见的展览，虽然反映了公众对高校博物馆的浓厚兴趣，但我还是期待高校博物馆坚持自己的特色。当然也可以与公共领域博物馆合作，尝试一些前沿、大胆的方法与技术。总之，高校博物馆应该是一个实验室，这也是其服务社会的一种方式。

谭晓玲：基本陈列位于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第3—6展厅，名为“京华通惠 运河永济——北京与大运河历史文化陈列”（图5），展览内容分为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中国大运河的发展，这是展览的历史背景；第二条线索是北京运河的发展，侧重说明大运河与北京城的关系。蔡蕃老师说，运河都是向都而修的，所以这个展览的重点是阐释运河对北京地区发展和首都建设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对运河的治理和维护，运河给人民带来的福祉。

运河流经了8省35市，选取什么文物来突出北京运河历史的特色，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在策展思路上进行了创新和突破，最终确定了以“水、城、人”作为展览内容的三大核心要素，国家视角与北京视角相互映衬，全面呈现大运河北京段的发展和对北京城、北京人的影响以及大运河对古代中国发展的独特贡献。展览分为8个单元，分别为“江河道渠 水运初兴”“渠通幽州 多元融合”“辽金建都 漕运通济”“大都既定 一脉贯通”“京师繁会 帆樯络绎”“漕运转型 曲折探索”“运河新生 造福京城”“城河共生 交相辉映”。通过展览可以看到大运河的过去和现在，并展望更加美好的未来，新时代的大运河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实践。在博物馆的三层，还有“不止运河”沉浸式体验展。以“波沿南北 泽被千秋”“集萃中国 流光华彩”“运河之舟 惠济天下”为叙事结构，以全域沉浸CAVE体验系统、核心区三维衍射系统、衍生区超智能数字点云系统打造沉浸式数字体验空间，让观众成为展览的一部分，实现身临运河、畅游运河。不论内容还是展陈手段，都是十分先进的（图6）。参观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一定会不虚此行。

宋向光：博物馆的发展是与社会发展同步的。一方面，2021年，我们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文化消费是这一阶段的突出要求，博物馆应当积极满足这种文化需求。博物馆不仅要展示文物，还要考虑如何运用文物创造多重文化消费的场景。另一方面，现代技术的发展以数字化为突出特色。这深深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利用信息的方式，影响了人们的社交方式。博物馆如何利用新技术给观众提供各种可能，与更多人联系和接触，让人们了解博物馆，可能也是下一步要考虑的问题。

从博物馆学的视角来看，在现代社会，博物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让每个人能够自觉地获取、运用知识，支持自身的发展，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知识的劳动者。学校的系统教育只能满足人们某一时期的需要，博物馆与之不同，是公开的、开放的、公益性的，是便于人们长期学习的文化机构。因此，博物馆的目的就不仅是展示物，还要让人自觉、自主地学习。目前，博物馆人对公众文化需求、学习需求的关注还很不足。205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博物馆应当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这值得每个博物馆人思考。

谭晓玲：随着博物馆热的出现，走进博物馆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对此，博物馆人其实比较焦虑。这迫使我们要推出更优质的、成体系的展览。通过展览，在博物馆与观众之间架起一座“鹊桥”，让观众爱上博物馆。从未来发展方向来看，我也同意宋老师的说法，博物馆还是要坚持社会效益第一。虽然在文商旅体融合的大背景下，我们尝试策划了收费展，但没有将经济效益最大化作为首要追求。我们希望通过更多免费展览，让观众更好地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比如，通过“探秘古蜀文明——三星堆与金沙”“看·见殷商”等“中华文明起源”系列展，让观众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明形成的过程。

宋向光：博物馆是公众需要的事业，因此离不开博物馆人的奉献。作为博物馆人，要有情怀，要有温度。

谭晓玲：博物馆的核心工作是展览，它是连接博物馆与观众的“鹊桥”，期待观众因为展览而喜欢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