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前：博物馆考古展陈的“3C原理”
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作者：
陈胜前
发布时间：
2025-09-11 09:22
作为一名经常参观博物馆的考古研究者，不免会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展览看起来让人印象深刻，有的则是过眼云烟呢？博物馆展陈有没有暗含的原理呢？这里想就考古展陈讨论一下，或许对博物馆其他方面的展陈也会有所启示。所谓考古展陈，就是展示考古发现与研究，展览立足于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之上，展陈的就是考古所揭示的。也正因为如此，作为一个考古人，可以就博物馆陈列发表一些看法。
所谓“3C原理”，“C”就是英文“context”的首字母，3C就是3个context。流行语说，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不过，这里重复三遍“context”，每一遍的含义其实是不同的，它们分别代表考古展陈的不同方面或层次，也代表不同考古学范式所强调的关键内容。三个context对应着当代考古学的三大主流研究范式，抓住了它们，就意味着把握了考古研究的主旨，也意味着抓住了博物馆考古展陈的内核。
“Context”是一个颇难翻译的英文词语，因为它在不同考古学研究范式中的含义并不相同。按照字典的翻译，我们通常会将其译为“背景”“关联”“背景关联”或“情境”等。其核心其实是关联性，又由于部分关联性是暗含的、模糊的，有点类似于背景的存在，所以也称之为背景。我们在讲话中都会有这样的体会，一句话的意思不仅仅取决于话语本身，还取决于说话的情境。同一句话在不同情境中，其意思可能是相反的。当一句话失去了情境，理解起来就会产生歧义。如果将一句话分若干个词语来说，而且中间没有显著的关联性的话，那么就非常难以理解了。
博物馆的考古展陈与之非常相似，就是要体现展陈标本的关联性，这里的关联性至少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或层次：一个是出土的关联性，一个是行为的关联性，一个是文化意义上的关联性，也就是上述三个context所指的内容。做得不好的展览往往只有标本的陈列，附上一个极为简单的标牌，显示标本的名称、出土的地点与时代。有些时候连标本的名称都是错的，出土地点与时代不准确也是有的。稍好一点就是加一个背景板，增加一些说明性的文字。如此孤立的展品要想让人理解，实在有点强人所难。还有的展陈体现的考古类型学的关联性，摆上许多器物，就像走在文物库房中。这样的陈列理念值得商榷，不是说考古类型学不重要，而是说这样做意义并不大。博物馆展陈毕竟不像在库房或研究室中，不大可能展示器物组合的完整演化序列。即便能够这样展示出来，其目的又是什么呢？告诉观众器物是如何演化的？估计很少有观众有这样的兴趣。
出土的关联性包括器物出土的剖面与平面关系，其中暗含的是古人的行为与意图。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博物馆在展陈07M23的随葬品时，做了一个极好的复原，在透明的玻璃展柜里，分层展示随葬品安放位置，一目了然。如今博物馆的考古展陈中有的墓葬是直接套箱搬运过来的，墓葬作为封闭的考古遗存单位，采用这样的展陈方式非常合适。类似的展示还有车马坑、祭祀坑、陶窑等。有些遗存面积太大，不适合在博物馆展陈，如聚落；还有的遗存过于零散，如屠宰场、石器制造场。大规模的遗存为了保护其出土关联，现在建立了不少考古公园，原地保存，一方面保留原真的场景，另一方面也为未来进一步研究保留了条件。然而，出土关联性大多时候仍然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够看懂。物质遗存自己不会说话，观众看到一座墓葬，知道其时代、发现地点，但这座墓葬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他们仍然是不知道的，此时就需要另外一种关联性，就是行为关联性。
行为关联性其实是一个泛称，指代通过物质遗存研究所揭示的真实过去，考古学上又称为“透物见人”。最直接的揭示就是行为重建，了解到物质遗存所指代的行为，比如通过动物骨骼上切割痕迹的存在推断存在屠宰行为，根据陶罐上的残留物判断曾经煮食过海贝，通过浮选植物遗存确定作物驯化的程度，如此等等的行为推导，都是直接立足于物质遗存材料，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可靠性是比较高的。单个的行为重建不免过于简单，人类的活动往往是由一系列行为组成的链条，比如博物馆展陈的滨海煮盐的过程，涉及到一整套的工序，还有相应的器具。从单个行为到行为链条的重建，行为关联性延伸了，观众也更好理解。但是这仍然是不够的，考古学能够揭示的行为是十分有限的，离我们重建过去的目标十分遥远。
考古学希望能够实现管中窥豹的目的，或是像医生诊断一样，基于非常有限的特征，就可以确定病症。考古学要实现这样的目的，就需要有文化系统的模型、生态系统的模型（或者合起来称为文化生态系统的模型），或是进化的模型（社会进化或进化生态的模型）等。有了完整的模型，就有可能根据少量的行为重建证据去判断过去社会发生的重要变化。古往今来，人们都希望有这样的能力，基于有限的现象去推断复杂的社会变化。商代人们利用钻灼甲骨，根据上面的兆纹来判断一件事的吉凶。进入现代社会，人们基于科学原理来实现基于有限现象的全面推理。目前考古推理所依赖的复杂模型还存在许多争议，其中涉及的行为重建推理的链条偏长的问题。因此，在行为关联的展示中，还是偏重于短推理路径的科学推导，其说服力更强。
在这个方面，科技考古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科技考古的发展更为迅速，每年产出的成果非常丰硕。可能因为这些成果大部分是以英文的形式发表在国外刊物上，博物馆的考古展陈往往容易忽略，因此丧失了一项重要的信息来源。比如古人的饮食习惯、健康状况、性别差异，甚至迁居历史等，都是可以通过科技考古手段了解的。有关环境背景的重建就更不在话下了，可以包括动植物资源条件的变化、不同资源的时空分布等，有了这些信息，再去看古人的行为，也就更容易理解了。更进一步，古人在人类演化史、社会发展史上的位置也能更准确地把握。展示行为关联除了要显示科技分析的原理与成果之外，通常有一个做法，就是场景复原。场景复原需要建立在科技分析的基础之上，否则很容易出现想当然的情况。对于观众而言，相比于物质遗存而言，他们更容易理解重建起来的人类行为，在这个层面，可以展示的内容是非常之多的，就新石器时代遗址而言，可以包括生业、手工业、社会组织、祭祀、环境、健康等。也就是说，相关的有关社会重建的研究应该是展陈的主体。
文化意义上的关联性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古人赋予物质遗存的原初意义，一个是在当下的意义。就好比在读《论语》，既要理解孔子所说内容的原义，更要理解这些话在当今时代的意义。对于前者的把握，是不能拘泥于文本本身的，我们生活在孔子之后，更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与历史影响。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比孔子更了解孔子自己的。也就是说，要展示文化意义上的关联性，就一定需要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后来的历史进程以及文化传统等因素的。文化意义上的关联性不是普适的，以玉器为例，中国有十分悠久的玉石文化传统，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至今仍然绵延不绝，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中国古人赋予玉器的意义，也就只能结合中国文化背景才能理解。在这个方面上的展陈上，天文考古走在前面，它有一个特别有利的条件，那就是较好的古今一致性。陶寺遗址出土的天文观测遗迹，是可以进行验证的，类似的还有良渚文化的汇观山遗址（难以置信，它的名字仍然与观察相关）。结合中国的农历传统、当地的农耕文化，无疑能够带来更加丰富的解读。
中国是这个世界少有的文化传统连续的文明体，当你看到八九千年前的上山文化的红衣陶壶的时候，你会感到非常亲切，因为它的形制在后世仍然在流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通读《论语》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儒家思想早已融入中国人的生活。在中国观赏考古出土古代遗存的时候，就好像在重读古代经典一般，我们学习先辈的智慧，感受历史的魅力，古今又融为一体。如何去把握古代遗存在当代社会的意义，其基本途径就是要去发展丰富多样的阐释，仍然如同我们读古代经典一样。同样的展品，可以按照不同的主题或视角，组织多种多样的展览。比如展览砚台，它可以在“文房四宝”“中国书画”“传统书房空间”“传统工艺”等主题中去呈现。就考古展陈而言，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关联性是展陈的基础，如果三个层次的关联性都能充分体现的话，一件器物也可以办一个展览。经典的案例就是湖北省博物馆的越王勾践剑，这件器物独占了一个展区。展览除了展示发现的经过、出土的状态等，还有不少的科技考古分析，告诉观众为什么这件器物千年不锈，告诉观众剑身上的装饰是如何制作的。更让人感兴趣的是，展览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件越国的器物会发现在湖北，而且是在一个等级不高的小官员墓葬中。越王勾践是历史名人，有关他的故事本身就有不少。越国本来就以善于铸剑著称，文献也有记载。当把这些背景都加入进来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展厅都有点放不下了。在主题的选择上，湖北省博物馆的主题更侧重技术工艺上的历史成就，如果采用不同的主题，理论上，这件器物甚至还可以办不同的展览。
主题是组织展览的灵魂，关联性是素材。有趣的是，不少展览主题的确定并不是先行的，而是办展览的过程中，甚至是展览几乎要完成的时候才形成。这可能与展陈实践的复杂性相关，展品、时限、资金等都可能成为限制主题的因素，与那些刚性的条件约束相比，主题是可以相对灵活的。主题本来是关联性的引领，现实中更多是与关联性的相互协调。这里想特别指出的是，在刚性约束与主题之外，其实还存在一个非常具有弹性的空间，那就是关联性，也就是上面所说的3C原理。
关联性的揭示来自于考古研究，没有相应的研究，或者说展览的组织者没有系统收集既有的研究成果，或者收集的成果过于局限，那么展览就很可能成为无本之木。关联性本身并不是展览，但是离开它，展陈就会成为“赛宝会”或是华丽辞藻装饰的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