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推广中国文化做点事——甲骨文专家周鸿翔的环球寻"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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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21 00:00
为推广中国文化做点事——甲骨文专家周鸿翔的环球寻"龟"记
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文明发展史上，我们的先人曾经创造出许多足以成为后世典范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产品，其中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以四大发明而享誉世界。而陶瓷作为中国重要的文化遗产历来为国际科技和文化史家所称颂，从对于世界文明的影响来说，我们可以自豪地认为：中国古代的陶瓷艺术品堪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是中国人民对于世界文明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作为一名中国古陶瓷收藏家，我在漫长的三十余年收藏生涯中，通过各种渠道，克服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总共收藏了一万余件自先秦至民国所生产的各类陶瓷产品。其中一件明代洪武年间的釉里红龙纹大罐经权威专家多方鉴定，证明是中国内地目前所见的孤品，为明代宫廷御用之物，是属于国宝级明代早期极罕见的珍贵瓷器。许多古陶瓷不但器形完整釉色明丽，而且具有独特的装饰纹样，诸多专家学者给予高度评价。我对于自己以人生的最重要阶段投入古陶瓷收藏和研究，不但不因此后悔，反而感到通过这样的收藏，其过程本身就非常值得予以总结，成果是显著的，对人生的意义也十分重大。
在收藏古陶瓷的历程中，我深深感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感到对于古陶瓷收藏家来说，如果仅仅停留于一般的收藏和研究，那么不可能真正体会到古陶瓷的丰富内涵和文化意义。我认为，珍贵的中国古陶瓷是中国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物质与文化相结合的艺术结晶，它的胎、釉、型、纹饰与工艺无不打上中国文化的烙印，所以要真正了解和研究中国古陶瓷，必须认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把古陶瓷研究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结合起来。离开了中国固有的独具风华的传统文化，那么我们对古陶瓷的研究就不可能深入进行下去。此外，从传承和创新的视角来看，同样不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否则我们对古陶瓷的传承和创新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既然不能很好地传承，那么基于传承创新也不可能获得成功。以下我就传统文化与古陶瓷收藏谈两点看法。
一、传统文化对于古陶瓷发展脉络的认知价值
中国的古陶瓷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距今大约有7000余年的历史。现在我们从中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江南的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崧泽文化等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出土的大量史前遗物分析，当时的陶器生产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生产的数量不仅很多，而且在器型和纹饰上都有特色，体现出工艺上的不断进步。一部分产品并非属于日用品，而是礼器或高级工艺品，这表明史前时代人们不仅把产品用于满足日常的应用，而且已经能够把产品用于满足部落首领进行祭祀或文化娱乐的需求。这是国家尚未形成的时期，但从这一时期古代陶器的器型装饰纹样上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正在流淌，它终将汇合于文明的长河而奔流不息。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器中保留了一部分新石器时代的器型和纹饰，但随着国家的诞生、奴隶制度的确立巩固，古陶瓷在器型和纹饰上体现了当时的鲜明时代特点，那就是对于青铜器型和相关纹饰的大量复制。这一时期，在古人大量的实践基础上成功烧造了白陶产品，而原始的瓷器也产生于这一阶段。从文化的观念来说，这三个时期的人们的生产力水平还不高，所以神权意识相当严重，事事都要向神请示，商代的甲骨文是商王占卜的记录，显示出商王对于上帝和祖先神灵的敬畏。陶瓷器虽然不是提供占卜的器物，但重要陶瓷器上的纹饰则几乎完全复制于当时青铜器，打上了深刻的时代印记。还有一点，就是商人尚白，所以商代的白陶制品不但极为精美，也是商代王室和贵族阶层崇尚白色的心理反应。周代的陶瓷器中原始青瓷的比例已经增多，说明当时在烧制瓷器工艺上的进步，从而开启了两汉魏晋直至近代2000余年青瓷烧造史的先河。
秦汉以降，直至隋唐，这一时期是青瓷特立独行阶段。青瓷的品种空前繁多，胎釉工艺也在实践中日趋精致。分析为何这一时期青瓷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我认为一是由于当时受到条件的限制，相比而言，烧造颜色釉瓷器的工艺更复杂，成本也成倍增加；二是因为两汉至魏晋时期人们崇尚道教，道教尚青淡，这也证明了传统文化对于古陶瓷产业带来的重大影响。唐代是中外文化交融的一个高峰，来自西域、日本以及东亚、西亚、南亚甚至罗马帝国的文化都对唐代文化产生了影响。在陶瓷器的演进史上，唐代占有重要位置，其中唐三彩的烧制成功把我国陶瓷的工艺水平提高到了新阶段，唐三彩雕塑题材中的骆驼、骏马和胡人再现了繁忙的丝绸之路的商旅情景，为我们了解唐代的社会文化风貌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另外，唐代瓷器的主流是邢窑和越窑烧造的产品，所谓“南青北白”正是当时瓷器分布的生动记载。邢窑的“类雪类银”和越窑的“夺得千峰翠色来”，体现了唐人的审美情趣。特别是唐人崇佛的风气相当浓厚，除了晚期的武宗外，其他皇帝几乎都是佛教信徒，而供奉佛教需要珍贵的瓷器，于是精致淡雅的越窑器就成了当时皇室贵族的当然选择。我们从著名的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佛教供器中，可以看到几件越窑瓷器，这些瓷器在出土的清账中写明是秘色瓷器，使我们不但弄清楚了千古之谜秘色瓷的真实釉色，而且也可以知道这一种瓷器在唐人的心目中高贵圣洁，是其他瓷器所无法企及的。
两宋的瓷器产生了划时代的发展，其五大名窑的工艺水平达到了我国古代瓷器烧造史上的一个高峰。定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展现了宋代制瓷工艺的杰出成就，也反映了宋代主流文化的崇尚。宋代的皇帝中，宋徽宗虽然昏庸无能，导致北宋灭亡，但他在文化上则是一个杰出的人物，特别是书画艺术开创了我国书画史上的重要历史发展阶段。他崇尚道教，大建宫观，自称是“教主道君皇帝”，因此对于开始时的皇室定窑贡器表示不满，最后“弃定用汝”，因为汝窑的色泽是天青色，与道教青幽静谧的审美观正相符合。所以虽然这是皇帝的爱好导致了“弃定用汝”，但上行下效，皇帝的爱好决定了当时社会文化审美的风尚，加之宋代由儒教发展出来的理学盛学，这也在一定程度了折射出当时宋代的文化生态。南宋时期，由于景德镇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的上等瓷土这一条件，加上精致青白瓷的烧制成功，使景德镇逐渐知名海内外，为不久以后成为我国制瓷中心奠定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两宋时期的黑釉茶盏是当时社会上普遍盛行的饮茶、斗茶风气的产物，茶道在我国自唐朝陆羽倡导以来至宋代已经成为民风民俗的组成部分，而斗茶则是茶道的主要内容之一。建窑和吉州窑的黑釉茶具因为其色泽易于判别斗茶水平高低而成为专用器具，对茶道的推动和传播域外发挥了重要作用。
元代是蒙古族统治的王朝，由于蒙古打通了东西方的商业通道，所以元朝与西亚及更远的东欧都有贸易往来，当时阿拉伯商人与元朝的贸易非常频繁，而阿拉伯人大多信奉伊斯兰教，我国也有大量信仰该教的回族人，所以蓝色就成为一种新的时尚色彩，这也使青花瓷在元代得以有了较大发展，自此之后，我国青花瓷一直是瓷器制造的主流品种，历久而弥新，对我国的传统文化影响深远。元代制瓷的发展除了内需外，最大的动力在于对外贸易的兴盛，在宋代就已经成为瓷器名品的龙泉瓷获得了巨大发展，规模比宋代扩大数倍，在我国对外贸易的商品中占有重要地位。瓷器对外销售的大幅提高，对于中外文化的交流是十分有利的，它使我国固有的以儒学为体系的传统文化接收了更多的域外文化因素，丰富了内涵，扩大了外延，增进了我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多元化。
明代对于中国的陶瓷发展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其最主要的标杆就是景德镇陶都地位的确立和明代御窑厂的设置。明代中国的政治中心虽然仍在北方，但由于南宋以来大批中原世家大族的南迁，和元代江南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至明代江南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地。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大量镇市得以涌现，这也使瓷器市场获得了新的扩大，瓷器交易同步增多，以景德镇为代表的中国瓷器无论在工艺水平和内外贸易上都取得了空前发展。御窑厂的设立，使瓷器的创新得以在雄厚的资金支持下顺利进行，明代永乐的鲜红和甜白、成化的斗彩、弘治的娇黄在我国陶瓷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但明代瓷器的主流是青花瓷，特别是明代后期，大量的富有民间画风的纹饰使青花瓷成为传播民俗民风的媒介，吉语款识的应用和各种祥瑞图案表达了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期望，传统文化在这一时期的陶瓷上影响极为巨大，后世学者通过对这些纹饰的研究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状况，从而逐渐形成了专门的学问。明代中期以后，江南地区的市民阶层日益扩大，手工业工场开始采用新的用工方式，资本主义进入了萌芽状态。从大量的外贸陶瓷产品上可以认识到这样一个史实，就是各种纹饰中增加了其他外来文化的因素，如果当时没有外族入侵，那么中国的传统文化会与其他文化有更多的融合，从而形成新的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认知的面目。
新华社香港4月20日电（记者李豫川）年逾80的著名甲骨文专家周鸿翔老先生身着一身笔挺的西装，精神矍铄，站在讲台上指着一副多年前自己手绘的地图——1965年，他从澳大利亚堪培拉出发，在十多个国家的几十座城市寻访海外收藏的甲骨文，这地图记载下了他当时的足迹。
近一年的环球寻“龟”之旅，令周老先生至今难忘，所到之处他受到当地华侨的热情招待和帮助。“中国人讲情谊，对于推动传统文化发展，他们很积极。”近日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讲座上说。
甲骨文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早期形式，又称契文、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绝大部分甲骨文发现于殷墟，殷墟是著名的殷商时代遗址。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
去年已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语言文化系退休的周鸿翔教授，是受香港中文大学邀请，于4月在该校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的。2013年，受国学大师饶宗颐及其家人支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设立“饶宗颐访问学人计划”，每年邀请一名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有杰出成就的学者访问该校，以促进中西方学术交流，启发年轻人传承国学。
讲座期间，他忆起了饶宗颐先生。1949年，周老离开家乡来香港念书，高中毕业后，家里无力再继续供他深造。“经叔叔介绍，我有幸给饶宗颐先生当助手，开始了对中国传统学问的研究。”谈起恩师，周老眼里充满了感激。他说，饶先生对人宽和，而他自己又喜好诗词、书法，那时他们常常一起在位于港岛的学海书楼参加活动。
1958年，周鸿翔的第一本书《商殷帝王本纪》出版，他也因此获得了澳洲国立大学全额奖学金。周鸿翔1963年前往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随后开始了近一年的“环球寻访”。
台北、香港、东京、多伦多、罗马、伦敦、哥本哈根……周鸿翔先生探访了各地重要的博物馆、图书馆以及私人藏家所收藏的甲骨文。他将原物或墨拓或拍照或临摹，带回了海外甲骨文收藏的第一手资料。至今，老先生还珍藏着三个本子，一本游记、一本研究甲骨文的笔记和一本旅途思考。
“我是第一个对海外收藏的甲骨文做拓片的人！”周鸿翔老先生在演讲结束后接受记者专访时说，在外国的博物馆里做拓片不容易，因为中国传统制作拓片的方法在那里无法施展，非得使新招不可，这就要求手的力度非常精准，稍微用力，纸就破了，前功尽弃。
任务很多，时间却不富裕，周老先生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我还悄悄把甲骨带回旅店继续做，时间真不够用！”谈到这里，老先生笑了。
他还告诉记者，那时，为了做研究，没时间吃饭，一天就靠几个面包打发，渐渐形成了习惯，生活简单。即使此次专程访港，他每天的两顿饭也就是简简单单的二十多港元的盒饭。
周鸿翔先生还特意提到了一片藏于大英博物馆的甲骨文。他说，那上面的文字记录着一个古代家族成员的情况，可以说，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族谱。
周鸿翔认为，族谱是中国人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地方志是对一个地方经济、文化、政治发展的重要记载，好好梳理和研究它们可以增强民族自信心。
环球寻访甲骨文后，周鸿翔先生完成了学业，还曾在香港任教过两年。
虽然已退休，但周老先生依然在忙碌着。正在积极筹备“一带一路”北美文化活动的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广尽点力、做点事。
本文来源于：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