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鲁东南联合考古30周年的成果与启示
来源：
作者：
山东大学科技考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方辉 王庆
发布时间：
2025-09-05 10:22
2025年7月17日至19日，为庆祝山东大学与美国耶鲁大学、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合作开展中美鲁东南联合考古项目30周年，山东大学在青岛校区举行了“聚落与社会：中美鲁东南联合考古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外140多位学者与会，是近年来聚落考古的一次盛会。始于1995年的中美鲁东南联合考古项目是我国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国际影响力最大的国际合作考古项目之一，见证和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研究范式的重大变革。会议的召开让我们有机会再次总结和回顾过去30年中国考古学，尤其是聚落考古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古代社会研究的历程。
项目缘起：时代的选择
中美鲁东南联合考古项目既是时代的必然，也是众多机缘巧合的产物。20世纪70-80年代我国碳十四测年技术的引进和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的理论与实践，促进了我国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初步建立，至20世纪末，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在我国主要地区建构并完善起来。这是一项划时代的成果，它使得我国考古学者能够思考年代学以外的诸多重要问题，探索中国考古学新的发展方向，标志着考古学的转型期的到来。
这一时期适值改革开放开始走向深入，国内外考古学界的交流越来越多地开展起来。1984年张光直先生在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分别进行了介绍国外考古学理论的系列讲座，后结集成为《考古学专题六讲》出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张光直先生对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介绍为探索中的中国考古学者带来了新的思路，以聚落空间分析为核心的聚落考古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点。中国考古学很早就有关于聚落考古相关的实践，如考古学家对半坡、姜寨等遗址的发掘，乃至于殷墟考古中宗庙区的发掘，以及历史地理学家对关中地区仰韶文化遗址分布规律的认识等，都是聚落考古萌芽阶段的有益尝试。到80年代后期，国内学术界已经在区域类型学说基础上探讨比区域类型更小的“小区”概念，甚至尝试在局部地区围绕史前城址做密集调查，探讨城址周边的遗址分布规律。尽管如此，以聚落考古理念指导考古实践还是要从张光直先生著作出版之后算起。张光直先生到山东大学进行讲座的考虑之一是他希望在山东开展合作考古工作，因为海岱地区考古事业起步早，已经构建了较为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比较适合开展区域形态调查。当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张光直先生最终愿望并未实现。
聚落考古的实践就是以区域系统调查为基础的。1990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国家文物局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使中外合作开展考古学工作有了法律和政策依据。同年，张光直代表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签订原则协议，双方共同在商丘地区开展考古工作，探寻商人起源。此后，中外合作考古项目越来越多，中美鲁东南联合考古项目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的开放吸引来的不仅有张光直先生这样的著名学者，也有无数刚刚开始学术生涯的年轻学者。这些年轻的考古学者同样渴望了解中国，希望有机会在中国开展考古研究工作。正师从张光直先生大弟子理查德·皮尔森（Richard Pierson）读博的文德安（Anne Underhill）就是其中之一。1984年，张光直先生来华讲座的同一年，还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文德安第一次来到了古老而神秘的中国，此后数年，她经常来中国，了解中国考古学的新进展，为她的博士论文写作收集材料。但在当时，受限于当时的法律和政策，无论是张光直先生还是年轻的文德安都无法真正参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只能作为旁观者观察和学习中国的考古学进展。1992年文德安参加在山东临淄举行的中美古代陶瓷研讨班，认识了同样参加研讨班的山东大学青年教师方辉，在后续的交流中，双方明确了合作的愿望，开启了文德安与山东大学的合作之旅。在接下来的两年间，文德安多次来到中国并访问山东大学，1994年身为耶鲁大学人类学系助理教授的她与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蔡凤书、于海广、栾丰实等洽谈联合考古合作事宜。在这次访问期间，双方一致同意将目标锁定在鲁东南地区，围绕日照市两城镇遗址及其周边地区开展考古工作。两城镇遗址早在1936年就开展过发掘工作，出土过精美玉器和蛋壳黑陶器；鲁东南地区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开始，文化发展水平高，文化序列也相对清楚。基于此，双方联合向国家文物局提出调查和发掘申请。双方还一致同意邀请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Gary Feinman和Linda Nicholas教授夫妇参与进来，他们两人此前长期在墨西哥奥哈卡谷地进行区域系统调查，可以为项目组带来来自其他地区的成熟经验。
30年历程：成果丰硕
1995年，联合考古项目正式启动。从最初围绕两城镇开展区域系统调查到1998-2001年双方联合对两城镇开展发掘，再到之后将区域系统调查的范围扩展到整个日照市，并进一步扩展到日照以北的胶州、高密、诸城等地，30年来调查覆盖范围超过3800平方公里，成为中国乃至亚欧大陆调查范围最大的项目。调查累计发现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聚落6000余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它既是中国考古学30年来飞速发展的见证，也极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研究范式的进一步转变。
首先是对区域系统调查的可行性的验证。通过踏查和记录3800平方公里范围内不同时期的各类遗址，项目组向我们揭示了从距今七八千年新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到距今2000年左右秦汉时期的聚落形态发展演变，以及每一个时期聚落的分布形态。这些结果让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区域之内，人类社会如何从简单的、相对平等的社会逐步发展成为分层的、有社会分工的复杂社会，进而发展成为早期国家，最后融入到大一统的王朝国家的历史。201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鲁东南地区系统考古调查报告》，发表了项目组前13年的调查成果。该报告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证明了区域系统调查理论和方法适用于中国。随着琅琊台等重要秦汉时期遗址的调查和发现，项目组进一步发现许多历史地理文献记载的秦汉时期的郡、县甚至乡、里都可以和考古调查结果相印证，通过我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可以对聚落调查结果的合理性进行检验。可以说，在中国开展区域系统调查，大大丰富了聚落考古的理论方法，这既是山大考古学科的贡献，也是中国考古人对这一理论的贡献。
其次是遗址精细发掘理念和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贡献。两城镇遗址三年的发掘面积仅有1000平方米，但进行了非常精细化的发掘。在第一发掘区发现了连续发展的八期居住遗存，为细致研究古代聚落的演变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案例。在发掘的过程中就邀请相关学科的学者到发掘现场，进行相关的样品采集，方便后续进行科技检测，为后来的考古发掘树立了典范。两城镇遗址发掘过程中开展的多学科分析研究包括地质考古调查、遥感考古、植物考古（大遗存和微体遗存）、动物考古、人骨古病例分析及稳定同位素分析、陶器及残留物分析、古酒研究、石器分析、人类活动化学残留物分析等。两城镇遗址发掘项目入选2002年国家文物局颁发的田野考古奖，文德安还因此获得了中国政府”友谊奖“，成为唯一获这两项殊荣的西方考古学家。2016年出版的两城镇遗址发掘报告也荣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中美鲁东南联合考古项目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并在国内外顶 级期刊发表。期间先后有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200多位学者参与其中，获得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这一项目的经验不仅对山东大学考古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极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鲁东南联合考古项目的成功经验为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山东大学比较早地开始了多学科交叉研究，考古学研究的重心也较早地向聚落考古、环境考古、社会考古转变。新世纪初，山东大学就开始进行科技考古实验室建设，山东大学考古学实验室在人才梯队建设、实验室面积、研究门类、仪器设备等方面在国内都名列前茅，先后获批国家级考古实验教学示范基地、教育部环境与社会考古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科技考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古环境重建与生业考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等教学科研平台。
今天，科技考古和多学科交叉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必不可少的手段。随着聚落与社会考古、科技考古等成果的不断产出，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范式逐渐从传统的文化历史考古学向社会考古学转变，从经验性研究向实证研究转变。新的研究范式依赖于考古发掘获取更多更丰富数据，不仅包括发掘现场获得的地层学信息，传统的类型学信息；也包括通过植物考古、动物考古、人骨生物考古与稳定同位素研究、冶金考古等多种科技分析手段获取肉眼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古人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更丰富的信息。这些数据共同为古代社会和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解读方式，也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研究方向的转变。
迈向未来：从“跟跑”到“领跑”
“聚落与社会：中美鲁东南联合考古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目的不仅仅是进一步总结和回顾过去30年国内外聚落考古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还希望与会学者深入探讨古代聚落与社会研究未来发展的新方向。事实上，中美鲁东南联合考古30年的历程本身就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经过了这30年的发展，我们在考古学研究的前沿领域里，有很多方面和世界最 先进的水平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小。这得益于我们坚持开放包容的心态，不断推进对外交流与合作，学习西方好的经验。但随着中国考古学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如何从“跟跑”到“领跑”，从“引进来”到“走出去”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关键课题，也是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的时代使命。
要真正领先，从“跟跑”到“领跑”，首先必须加强多学科的交叉合作，推动新问题的提出和新方法的应用。在科技考古的前沿领域，中国考古学在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的同时，也需要不断强化创新思维的培养与实践。其次，持续深化对外交流与合作至关重要。只有坚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广泛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并进行文明比较研究，才能更加有效地提升中国特色考古学的国际影响力。
总之，30年的中美鲁东南联合考古项目不仅见证了中国考古学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中国在世界考古学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上升。未来，我们应继续推动国际学术交流，深化多学科合作，力争在全球考古学研究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