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弦歌：抗战时期的考古志业与精神
来源：
中国文物报
作者：
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卢莹 裴世东
发布时间：
2025-09-04 09:46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80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危难中，初生的中国考古学发展举步维艰。面对时局，考古工作者秉持“考古报国”的决心，在战火中坚持田野调查、发掘和学术研究，融入“文化抗战”的史诗篇章。
战时田野发掘与学术成就
1921年，安特生在仰韶村的发掘拉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此后李济主持发掘的西阴村遗址和以宁夏水洞沟遗址发掘、周口店“中国猿人北京种”的确立为代表的史前考古发现，初步确立中国考古学在世界考古领域的重要地位。1928年，“中研院”史语所（以下简称“史语所”）主持的殷墟考古发掘是中国国家学术机构开展的首次考古发掘，殷墟作为中国近代考古学早期发展的核心奠基地载入史册。1931年梁思永在殷墟第四次发掘中，对后岗“三叠层”的确认奠定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基础，与苏秉琦和李济的类型学研究，共同构成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学的脊梁。也正是在这一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初露峥嵘的中国考古在内忧外患中惨淡经营，成为民国时期少数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学科之一。1937年“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史语所”的殷墟田野发掘工作被迫中断，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西迁历程，先迁至长沙，后辗转昆明，最终立足李庄，考古学人在烽鼓不息的境遇中坚持田野考古与室内整理并济，延续中国考古学的薪火。
全面抗战时期，有组织的田野发掘工作主要由新生代学者承担，既有吴金鼎、夏鼐、曾昭燏、冯汉骥等欧美归来具备考古专业背景的留学生，也有“史语所”培养的石璋如等本土学者，他们掌握了高水平的田野发掘技术和研究方法。1938年至1944年，“史语所”“中博院”“营造学社”“中国地理研究所”等单位先后组织了“苍洱古迹考察团”“川康古迹考察团”“西北史地考察团”“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等考古调查发掘团队，对西南地区史前文化、四川汉代崖墓和甘青地区著名古代建筑、石刻开展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成果，尤其是夏鼐在甘青地区的考古发掘从地层学上证明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证据，纠正了安特生对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排序的失误，并以考古实物证据彻底否定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谬论。这些田野考古发掘成果追溯了中华文明源流，对民族自信心的提升和凝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全面抗战时期的考古材料室内整理研究工作成果卓著，取得了民国时期科学考古研究的最高成就。1938年李济代理“史语所”所长一职，领导考古组对殷墟出土的陶器、铜器进行分类整理，并结合实验考古、统计学等方法编制了《殷墟陶器图录》和《殷墟陶器研究》，研究器物类型学演化关系；董作宾在高去寻等人协助下继续整理殷墟甲骨，运用现代天文学知识研究殷商历法，其代表作《殷历谱》于1945年4月在李庄板栗坳完成并出版；劳幹整理居延汉简后完成的《居延汉简考释》是汉代简牍研究的杰出成果。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知识分子群体，利用考古材料形成了重要成果，如郭沫若、尹达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考古材料，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和阶段，出版了《青铜时代》《中国原始社会》等著作，开创了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研究路径。室内整理研究工作成果的出版和发布，从学术层面夯实中国文化基因的源远流长和一脉相承。
全面抗战迫使大量文教机构撤到西南后方，学术研究机构因地制宜，利用富集的边疆地区民族志材料开展民族考古调查和人类学调查。“史语所”“华西边疆研究会”等将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人类学调查视为重要工作。迁至昆明时，“天工学社”曾对龙头村的农业社会组织和生活进行详细的调查，并与营造学社共同合作开展研究。石璋如还曾远赴晋绥，在颠沛流离中完成《晋绥纪行》。迁居李庄期间，凌纯声、芮逸夫等学者完成诸如《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等民族学巨著，为统一多民族国家认知的提升提供民族志证据。此外“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建立和“大足石刻考察团”的调查也成为边疆地区美术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面抗战时期内迁的学术机构，囿于时局和经费等限制，多采取学术合作的方式开展田野考古工作并取得重要收获，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进一步发展，近代科学考古学方法完全确立。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既是乡野书斋里的资料整理，也是兵燹之厄中的田野发掘，更是文明存亡之际的生死博弈，全面抗战时期的考古工作不仅填补了区域考古与历史研究的空白，还因在极端环境下坚持学术探索而成为战时科学精神的象征。
战时民族精神与文化传承
抗日战争史不仅是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抗争史，更是一部文化存续与民族精神觉醒的史诗。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以文化为武器，掀起“文化抗战”的浪潮。“考古抗战”是“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人立“学术报国”之志，通过考古发掘、文物抢救、边疆探索、学术写作、文化互鉴等方式，借此保存文化血脉，凝聚民族精神，坚定抗战决心，并最终服务于全民族抗击外来侵略者的大局。
学术即国器，赓续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抗战时期的学术报国，是民族精神的集体觉醒。1937年“史语所”迁长沙，梁思永在日军轰炸下坚持考古调查，西迁途中抱病坚持整理殷墟考古资料，考古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化为照亮文化传承的灯塔。老一辈学者的学术坚守也引领着新一代考古学人，吴金鼎、夏鼐、石璋如等在西南、西北边疆开展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实践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学术使命，在艰难困厄中实现田野考古成果的历史性突破。身居李庄的考古学人于榛莽坑堑中坚守学术志业，将学术研究与民族精神培育紧密结合，他们以“书斋考古”的特有方式将爱国情怀转化为学术成果，将“用考古对抗侵略”的文化信念铸成中华民族精神传承的强大动力。
文物即国脉，弘扬文化守护的使命精神。1937年北平和上海沦陷后，为避免珍贵的文物、图书、档案沦入敌手，国民政府将暂存南京的故宫文物西迁疏散。“史语所”亦将图书、档案及发掘出土的器物转移至大后方。战时应急疏散时期，“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营造学社等学术机构始终与文物共存，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文化和使命担当。在各界人士襄助下，文物西迁克服了敌袭、匪患、路阻等重重困难，安全转移并妥善保存。“史语所”在战后迁返时，保存了从南京带出的千余箱图书、仪器、档案及本所开办以来收集到的数百箱原始资料，为中华文脉的保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文物是民族精神的载体，保护文物就是守护民族魂。而抗战时期文物守护的使命精神，是中华民族在危难中迸发的文化自觉与历史担当，考古人用生命诠释了“文明不灭，希望永存”的真理，凝聚中国力量，彰显抗战决心。
各族齐聚力，铸牢多元一体的团结精神。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界注重发掘民族文化的地方特色，在多元文化差异共存基础上努力促成国家认同、民族交融。以文物整理、著述、边疆考古活动等形式不断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褒扬民族团结，从理论和实践上诠释了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抗战时期对边疆史地和民族史的研究，帮助少数民族构建身份认同，实现学术反哺民生，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唤醒中华民族意识的作用，同时也是知识分子关怀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弘扬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为抗战胜利夯实广泛的文化根基。
全面抗战时期“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考古学人在颠沛流离中坚守学术志业，在磨盾之暇中开展考古发掘，考古事业在民族危难中呈现出“室内研究蓬勃发展，田野工作勉力延续”的勃勃生机，科学考古传统得以延续发展。这一时期的考古成果在构筑民族想象，重建民族信仰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考古学人在荒野之中上下求索，为文脉存续而战的精神成为全面抗战时期“文化抗战”的中流砥柱。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回望这段历史，激励着新时代的考古学人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不懈奋斗。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安徽考古学史”（AHSKZD2021D04）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