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与人民政协的筹备
来源：
博物馆中国
作者：
段彦峰
发布时间：
2021-10-07 00:00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人民政协正式成立。人民政协是在北京成立的，但在此之前的筹备过程却是在西柏坡开始和进行的。中共党史上有一个西柏坡时期，时间范围大致为1947年5月至1949年3月，即从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进驻西柏坡到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移驻北平，总共22个月。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此引入历史政治地理学的方法，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研究人民政协筹备史。
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的区位因素考量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各界人民都沉浸在对美好新中国的向往之情中，但对新中国的前途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理解。毛泽东审时度势，判断中国命运的走向存在着两种抉择，“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问题的答案当然是第一个。
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国民党，自然是要维护自身的统治。基于建立联合政府而展开的重庆谈判虽已达成某种共识，但在谈判期间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局面已经形成，中共中央做出了将革命指挥中心迁出延安，移往冀热辽地区的战略决策。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先是选中承德作为备选驻地，因之地处冀热辽与东北的中间地带，是连接东北和华北的交通要道，承德与苏联也有着便利的交通条件，便于中共中央与苏联进行联系。
然而，不久以后，国共双方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和平曙光再现。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又以江苏淮阴为南迁的备选地。淮阴是苏北、苏中、淮北、淮南的经济和政治中心，水路交通十分便利，距离南京也比较近，适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需要。毛泽东曾几次说过：“中共中央准备到清江浦，我也准备参加国民政府，作个委员。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阴，开会就到南京，来回跑。” 但是，1946年6月全面内战的爆发，使得中共中央调整了原有的战略部署，最终决定迁往晋察冀边区，具体选址地点为平山县西柏坡村。
从前面所述中共中央初选的驻地来看，除了战争形势和群众基础的因素以外，最主要的考量是区位因素，特别是交通便利与否以及是否能够得到有利地形的掩护，选址西柏坡亦如此。作为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领导人之一的朱德明确提出：“要选一个跟全国各地联系较为方便的地方，即交通比较畅通却又不能在大平原上。”晋察冀边区政府领导人聂荣臻认为平山县中间或东部最合适：“平山的位置在太行山与华北大平原衔接的地方。这里从抗战开始即是我们的根据地，群众基础好，不过平山的面积很大，东边靠近石家庄，西面与山西接壤。中间或靠东一些较为合适。”
朱德说不要选址在平原上，是出于安全保卫的考虑，但又要有便利的交通条件，聂荣臻则将朱德的想法具体化，落实到平山县。平山县是远近闻名的革命老区，这里不仅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得很早，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迅速成为较为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而且全县报名参加八路军的人数众多，并组建了著名的“平山团”（即八路军第120师359旅718团），群众基础很好。于是，聂荣臻才提出平山县作为中共中央驻地的选址所在。
从宏观尺度分析，西柏坡距离石家庄仅有65公里，石家庄是华北地区重要的铁路交通中心，京汉铁路、正太铁路、石德铁路在这里交汇，交通区位优势明显。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建立了第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人民政权，成为人民政协筹备时期民主党派人士往来西柏坡的重要交通枢纽。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和中央前委机关进驻西柏坡，此后一段时间西柏坡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挥中心。
历史政治地理学视域下的人民政协筹备史
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认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建国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为人民政协的召开了做了非常细致的准备工作。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先后从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南洋等地接送了300多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到达解放区，其中有139人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当时，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的道路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从香港坐船到大连再转赴哈尔滨，由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接待；第二条是从上海秘密坐船到苏北或山东，然后再到石家庄；第三条是北平、天津地区的民主人士经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的秘密交通站的泊头转赴石家庄。通过后两条道路进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由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统一战线工作部）负责接待，接待地点是在距离西柏坡2.5公里的李家庄。
从国民党统治区前往西柏坡的民主人士，是经过陆上交通线到达李家庄的，需要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分散转移。因此，他们大体上是分为两个批次到达李家庄的。1948年11月底以前到达的是第一批，主要有毛泽东的老师符定一和胡愈之、沈兹九、吴晗、周新民、刘清扬、丁玲、严信民、韩兆鹗、何惧、楚图南、葛志成、杨刚、宦乡等，他们参加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商；从1949年初至1949年2月10日前到达的是第二批，主要有周建人、雷洁琼、翦伯赞、费孝通、严景耀、张东荪、田汉、安娥、张曼筠、周颖以及上海工人代表朱俊欣等。
西柏坡时期在李家庄参加人民政协筹备工作的民主人士，都是通过石家庄中转的。从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视角分析，作为距离西柏坡最近的交通枢纽城市的石家庄具备两个基本功能，即结合功能和区隔功能。所谓结合功能，就是通过石家庄便利的交通条件，将西柏坡与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所谓区隔功能，是指石家庄以西不远就开始进入丘陵和山地，当时仅有一条道路将西柏坡与石家庄联系起来，有利于西柏坡地区的军事防御。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进驻西柏坡之初，石家庄的区隔功能彰显，等到人民解放军占领石家庄以后，其结合功能很快超过其区隔功能，起到了重要的中转作用。
决定石家庄能够在人民政协筹备过程中起到重要周转作用的是其优越的区位因素，主要是政治区位因素和交通区位因素。从交通区位因素方面分析，石家庄与周边区域的铁路、公路联系比较紧密，便于人员往来。20世纪初，石家庄还是一个面积不足0.1平方公里的小村庄，仅有200户人家，600余口人。1902年，由法国和比利时投资兴建的卢汉（京汉）铁路修到了石家庄，在石家庄村东设立了车站。1907年正太铁路完工，将起点也设在石家庄村东，石家庄成了两条铁路的交汇点，从此开始了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到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时，已经发展成为区域性的交通枢纽城市，也是较有规模的城市。石家庄不仅能够提供便利的交通条件，而且还可以提供足够的接待与供应能力。正因为如此，那些前往西柏坡的民主人士才通过石家庄中转，最后到达李家庄，参加人民政协的前期筹备工作。
在194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上，毛泽东讲到了石家庄解放的军事地理意义：“石家庄一打开，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都要求统一……人们的思想是跟着物质的变化而变化的，打开石家庄就是一个物质的变化。”但很快石家庄解放的军事地理价值就转换为政治地理价值，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西柏坡的政治地理价值逐渐历史化，其文化地理价值愈益彰显，这也是西柏坡研究重心转移的根本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