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博物馆学：基于阐释与反思的解读
来源：
博物馆杂志
作者：
尹凯
发布时间：
2021-11-18 00:00
作为博物馆世界的一场革命，新博物馆学不仅深刻改变了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所形成的博物馆价值体系，而且成为书写当代博物馆的时代转型、发展趋势与未来走向的“标配”。从既有研究来看，新博物馆学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而这一具有多重意涵的概念在博物馆学界却隐含着某种共通性的默契与共识。时至今日，新博物馆学早已褪去了昔日的光环与锋芒，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梳理、阐释与反思新博物馆学显得尤为必要，这不仅有助于澄清某些基本认识与关键议题，而且也提供了思考博物馆未来发展的契机。
一、梳理：新博物馆学的来龙去脉
在西方社会，新博物馆学生成于一系列先驱实践、国际会议、组织宣言和学术著作之中。梳理新博物馆学的发展过程意味着将其与不同时段的问题、诉求和社会情境并置在一起，进而勾勒出一种现场感。不仅如此，新博物馆学的生成轨迹也为后文的阐释与反思奠定了基础。
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陷入文化民主化的广泛危机之中。作为现代性的重要组成，博物馆自然也不例外，艺术家、社会学家纷纷站出来批判博物馆的经典模式和精英性。一些可称之为“新博物馆学先驱”的机构率先改变博物馆工作的优先次序，将联系民众、社会责任置于收藏与研究之上，比如尼日尔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Niger）、安那考斯提亚邻里博物馆（Anacostia Neighborhood Museum）、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Anthropology，Mexico）的“博物馆之家（Casa del Museo）”项目。这些具有活力和开放性的实践不约而同地从机构之外寻求博物馆走出困境的道路，随后的发展见证了这些理念是如何演变成一场运动的。
1972年5月，圣地亚哥圆桌会议（Round Table of Santiago）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智利召开。与会专家不仅包括博物馆从业者和博物馆学家，还包括城市、乡村、经济规划与发展专家等。这些专家以另一种方式谈论博物馆之于城市、乡村与经济发展的价值，这让长期拘泥于博物馆机构的人们意识到博物馆不仅是一个收藏与研究之地，还是构成地方、区域和国家发展的积极要素。作为此次会议的成果，博物馆不仅意识到了评估与培训的重要性，而且开始融入社会，积极承担博物馆在生态环境、社会发展、城市规划和成人教育等方面的责任。圣地亚哥圆桌会议虽然在1974年促成了“服务社会及其发展”的制度性表述，并写进博物馆的定义中，但是其决议和原则直到10年后才得以真正落实。1984年10月，新博物馆学的倡导者在魁北克组织了“第一届生态博物馆和新博物馆学国际工作坊（the First International Workshop for Ecomuseum and New Museology）”。在这次会议上，具有新博物馆学“出生证”意味的《魁北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Quebec）正式面世。1985年里斯本会议召开，新博物馆学国际运动（International Movement for a New Museology）组织成立，国际工作坊最终获得了国际博物馆协会的制度化承认。
从圣地亚哥到里斯本，新博物馆学从理念最终发展成为一场运动。危机与转型时期的激进之举将博物馆的视野扩展到机构之外，使博物馆意识到它的社会角色。与此同时，该运动也将博物馆贬抑为一种社会文化的工具，从而无法真正站在博物馆的立场来考虑机构自身的应变之道。
1989年，彼特·弗格（Peter Vergo）主编的论文集《新博物馆学》（The New Museology）出版面世。与之前法语世界强调地域博物馆化、社区和民众参与的新博物馆学不同，英语世界的新博物馆学立足于博物馆角色与定位的转型，并经由文化研究的理论呼吁博物馆的跨学科研究。如果说前一阶段新博物馆学的使命是将博物馆抛到社会的风浪中，并希望博物馆在诊断社会问题的基础上有所贡献的话，那么这一阶段新博物馆学的反思与研究是围绕着博物馆机构进行的，新旧博物馆学分别从各自的角度探究博物馆未来的发展方向。
至此，新博物馆学的精神内核已经成型：博物馆意识到外部责任的同时，也着手从内部进行重新调适。之后，新博物馆学便进入到阐释阶段，这也预示着新博物馆学解读的进一步细化与泛化。
二、阐释：新博物馆学的多重意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博物馆学开始褪去生成过程的具体印迹，逐渐演变为一种话语体系。一些学者出于变革与批评的目的而使用新博物馆学这一概念，此举在利用新博物馆学来自身学说合法化的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新博物馆学的意涵，具体有如下几种。
倡导企业模式和商业管理的新博物馆学。茱莉亚·哈里森（Julia Harrison）在社区需求和社会议题导向的新博物馆学基础上提出了新博物馆学的另一个面向，即重申自由企业和管理模式之于博物馆的价值。此种新博物馆学主张，博物馆应采取迪士尼乐园的展示方式和管理模式来吸引观众。在财政危机、反智主义的社会情境中，这种对新博物馆学的解读代表了博物馆想要提高公众参与程度、建立与社会相关性的急切心态。这种极端阐释最终改变了博物馆展览的哲学原则和组织结构。
关注信息沟通和关系整合的新博物馆学。这一学派以德尔迪热·斯塔姆（Deirdre Stam）为代表。斯塔姆以信息作为新博物馆学的根基，提出新博物馆学意味着一种整合，即将博物馆内外此前分散的要素组合为完整的关系链条。具体而言，将信息作为博物馆的主要资源不仅带来了机构内部的功能整合和运作调整，而且将实物背后的情境、研究人员和参观公众关联在一起。此种新博物馆学是在充分体察当下的信息时代及其对博物馆任务、运作、管理和社会关系的影响的基础上提出的，由此，这也代表着一种面向实践的新博物馆学。
呼吁社会变革与张力协调的新博物馆学。在麦克斯·罗斯（Max Ross）的文章中，新博物馆学不仅指从多种理论视角进入博物馆研究领域，还意味着博物馆世界的广泛变化，其中最重要的论断应该是博物馆从精英的、排斥的机构转变成为大众的、包容的机构。罗斯认为新博物馆学应当以可及性、民主化、多元表征的倡导促成社会的变革，可以想见的是，这必然会遭遇到既有的文化边界和社会结构的阻挠。为了解决变革与保守之间的张力，博物馆专业人员的自我角色从“立法者”转变为“阐释者”，以此来弥合与公众的裂缝，促成新认同的生成。
回应多元社区和表征权利的新博物馆学。苏珊·克劳斯（Susan Krouse）认为，无论是聚焦于理论还是方法，新博物馆学代表着一种介入博物馆工作的人类学方法，一方面强调博物馆与社区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认识到应将人们纳入他们的遗产保护与表征中，并与之进行咨询与协商。在新博物馆学的影响下，博物馆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包括两种形态：与当地社区合作（work with indigenes）和受惠于当地社区（learn from indigenes）。博物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包括三种形式：其一，关注博物馆与多元公众之间的互动、对话；其二，探索博物馆作为愉悦与消费之地的可能性；其三，促使博物馆从包容多种文化的机构发展成为促进社会变革的力量。
经过十几年的阐释，新博物馆学演变成为一个可以容纳任何批判观点和变革想法的开放性概念。新博物馆学的多重意涵包括：揭示支配利益背后的权力关系网络，挑战作为治理配置的博物馆形象，洞悉传统博物馆的知识与哲学根基，理解藏品与展览所表征的、具有异质信仰和体验的个体和群体，改善博物馆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反思国家博物馆、社会团结与市民身份之间的复杂关系……
这些多样化的阐释不断地为新博物馆学注入活力，与此同时，也逐渐扩大了新博物馆学的外延。阐释的泛化为新博物馆学的困境埋下了伏笔，这也直接引发了对新博物馆学的反思。
三、反思：新博物馆学的价值评析
作为博物馆世界的一场革命，新博物馆学不仅让博物馆重新拥抱社会，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承担社会责任，而且促成博物馆在转型的阵痛中实现机构的自我重置与转向。对于新博物馆学的贡献，我们谈了太多。在此，笔者想着重谈一下其困境，以此来重新评析它的价值。
在很大程度上，新博物馆学的意图是为博物馆实践提供理论支持，但在实际效果上造成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严重脱节。新博物馆学以理论和学科为导向、以高校为阵地对博物馆实践进行从外到内的批判，但对博物馆实践本身却不够关注。即便那些以实践为导向的新博物馆学的学派也难以真正融入博物馆实务中，新博物馆学的美好理想往往会因为专业分化、等级分化、政策与角色的模糊、文化政策的执行等问题而无法落实。
新博物馆学以牺牲博物馆是什么和博物馆做什么等本体论问题为代价，过度专注于博物馆的政治与权力议题。在发现传统博物馆学背后的“阴谋”后，新博物馆学陷入对“知识与权力”“政治表征”等批判性话语过度迷恋的泥潭中。即便有诸如对话、协商、合作、接触等强调关系主义的诸多理论主张，但是这些修辞与话语层面的倡导并未真正实现。由此，新博物馆学因其批判过度、着力过猛而带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这一反思同样适用于批判性遗产研究。
对新博物馆学的依赖和滥用不仅造成了对过去几十年博物馆世界内细节的简单化处理，还遮蔽了与之同时存在的替代性的博物馆研究路径。在当前的研究中，新博物馆学经常被援引，用于支持我们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思路。如果仔细审视就会发现，一些研究实际上存在滥用新博物馆学的嫌疑。此外，新博物馆学的“一家独大”进一步模糊了诸如“实验博物馆学”“批判博物馆学”“挪用博物馆学”“社会博物馆学”“人权博物馆学”等替代性的博物馆学研究路径。即便这些路径在基本认识上存在很大的相似性，但是不加分辨地混淆在一起还是会危害博物馆学的未来发展。
四、结语：新博物馆学的未来之路
时至今日，新博物馆学已经不再那么“新”，在不断地梳理、阐释与反思的过程中，新博物馆学已经成为博物馆世界内一种常态化的存在。在光环与锋芒褪去之后，新博物馆学成为一种亟待整合的历史资源，这对博物馆的未来发展尤为必要。换句话说，我们的研究视角应当重新回到博物馆世界，即从新博物馆学作为前提和对象转向新博物馆学作为问题本身。一方面要弥合长期以来博物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分野，促进策略知识与操作实践的整合，即做到具体细微的理论探索、自觉反思的实践工作。另一方面要走出话语分析的桎梏，实现物质性与批判性、理论话语与社会实践、人文关照与专业行动之间的综合。
是时候走出对新博物馆学的过度依赖与迷恋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冷静地梳理、阐释与反思新博物馆学的是是非非。告别负担、轻装上阵，在日渐复杂的内外关系中，探索博物馆的未来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