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视角下中国青铜文明的形成与发展
来源：
博物馆中国
作者：
李亮亮
发布时间：
2025-07-04 10:46
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代表性文化符号之一，素有“金”“吉金”之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时期的青铜器，往往都与祭祀、战争有关并常铸有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的铭文，与世界上其他青铜文化有着明显区别，因此从宋代金石学肇始直至现在，青铜器都是考古学家、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研究的焦点。
2025年4月15日，“吉金光华——鲁川渝云贵桂青铜文化臻萃展”在青州市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汇集了6省市20家文博单位馆藏的184件（套）文物精品，在有限的空间内集中展示各地最具特色的珍贵文物，让大家在移步之间感受千年青铜文化的独特魅力，回溯古代中国不同区域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
中国的青铜文化
中国的青铜文化起源早，延续时间长。起始年代至少不晚于二里头文化，其发展传承经商、西周、春秋、战国一直延续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尽管春秋以降“礼崩乐坏”，作为“重器”的青铜器不再一枝独秀，但即便是到了汉代，青铜器在祭祀、丧葬等方面仍有一席之地。
中国的青铜文化有着突出的特性。首先，以容器为代表的“礼器”占绝大多数并且在类别和数量上有着相对固定的组合。其次，种类繁多，仅仅是酒器一个类别就能划分出“盛酒器”“饮酒器”“温酒器”等种类，而“饮酒器”又有“斝”“爵”“觚”“杯”等若干器型。再次，商周时期盛行在青铜器上铸造“金文”更是在世界青铜文化中独树一帜。
在文化内涵上，中国的青铜文化整体保持一致，但是具体到某一区域、某一文化，又呈现出各具魅力的地方特征，呈现出“和而不同”“多样性”与“统一性”相结合的突出特质。“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些称呼曾经因为认知的局限而带有“歧视性”的色彩，然而伴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推进，伴随着一项项重大考古、一件件珍贵文物的面世，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些以地理方位和民族定名的地区文化都是中华文明的有机构成，都是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跳跃的一朵朵浪花。
“吉金光华——鲁川渝云贵桂青铜文化臻萃展”从顺序上依次分为“川渝”“东夷”“云南”“黔桂”四个单元，每个单元均从纵向、横向两个角度，选取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对该地区的青铜文化产生、发展、演变以及交流进行解读、展示。
川渝地区的青铜文化
川渝地区是巴蜀文化的发源地与腹地，自古以来便是中国西南连接外界的交通枢纽。巴蜀文化实际上是由巴人和蜀人两个族群共同创造的，《华阳国志·蜀志》：“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在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以前，蜀人以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为活动中心，巴人则主要分布于盆地东部的重庆及川东地区。该区域的四川盆地、川西高原等地都发现了重要的青铜文化遗存，如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了大量晚商至西周时期的古蜀青铜器，特色鲜明、品类丰富，代表了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的第一个高峰。
中型青铜面具 三星堆遗址出土
东汉摇钱树
三台县博物馆藏
青铜人头像
三星堆遗址出土
春秋战国时期，巴蜀文化形成，四川盆地青铜文化迎来了第二个高峰。涪陵小田溪墓群、新都马家木椁墓、什邡城关墓地、宣汉罗家坝遗址、青白江双元村墓地等发现了丰富的青铜文化遗存，但是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与之前的明显不同，由祭祀、宗教用品转变为了实用器和冥器，特别是大量实用兵器的出现，反映出四川盆地文化和社会形态的转型和变革，这一变化一直延续到东周时期。巴蜀文化墓葬流行随葬成套的青铜兵器，常见器型有钺、戈、矛、剑等，以柳叶剑、三角形援铜戈、“烟荷包式”钺最具特色。其中，三角形援铜戈、柳叶剑等还在川西、黔西北及滇中等地区有所发现，反映了巴蜀文化对西南其他地区青铜文化的辐射与影响。
秦汉时期，川渝地区青铜文化逐步融入秦汉文明。总体说来，川渝地区的青铜文化是中国青铜时代的杰出代表之一，并对周边区域产生了深远的辐射和影响，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元。
东夷区域的青铜文化
东夷分布区域在不晚于龙山文化时期已发现青铜器（大汶口遗址曾出土一件经铜质污染的骨凿）。胶县三里河、诸城呈子、栖霞杨家圈、日照尧王城、临沂大范庄等遗址出土青铜器，岳石以前的青铜器由于资料较少，很难判断是否与中原地区存在文化交流，但东夷文化因素已见于二里头文化。
商代这一地区青铜文化极为发达，中原青铜器中的东方因素随处可见，商人好酒的传统源自东夷民族，高柄杯、青铜觚都能在东夷文化中找到原型。商代铜器上主题纹饰也受到了东夷文化的影响，东夷人以鸟为图腾，商人自称玄鸟后代抑或从另一方面肯定了商文化源于东夷的理论。青铜器中最为著名的当属青州苏埠屯墓群出土的两件铜钺：一无铭文，一铸“亚醜”铭。两钺皆饰饕餮纹，兽面五官俱全、双目圆睁、张口露齿，狰狞威严，极成功地再现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的景象。因其造型独特、尺寸巨大、纹饰精美，堪称钺中之王。除了青州苏埠屯，济南大辛庄、滕州前掌大、寿光益都侯城也都是商代东方重镇，出土大量青铜器。
亚醜”铭铜钺 青州苏埠屯墓地出土
珙从觯 青州苏埠屯墓地出土
铜鼎 寿光益都侯城遗址出土
西周初定，武王封师尚父于营丘，是为齐国，此后伴随着齐国对山东地区的统一，东夷区域的青铜文化逐渐融入并成为齐鲁文化的主体，与中国其他古老的文化一起汇聚成了浩瀚的华夏文明。
云南地区的青铜文化
云南是我国的西南门户，也是连接中国与环印度洋区域的商贸、交通和文化枢纽。受地理因素的影响，其青铜文化整体呈现出较为复杂的面貌，在亚洲乃至世界青铜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该地区的青铜文化萌芽于夏商之际，至西汉达到鼎盛，东汉早期逐渐消亡。
云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以滇中最为集中，被公认为云南青铜文化的最高代表。滇中以滇池盆地为中心，是滇人活动的中心区域。以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为代表的墓葬中均出土了大量精美青铜器，用复杂的造型真实地再现了2000多年前滇人祭祀、战争、贸易、生产、生活以及对外交流的生动场景，堪称“青铜铸就的无声史书”，也开创了云南青铜文化发展的最高峰。
驯马场面铜贮贝器 李家山墓地出土
青铜牛头饰 晋宁石寨山出土
相较于滇中，滇西、滇东南等其他区域出土的青铜器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滇西以洱海、保山盆地为中心，是“昆明人”与“哀牢人”的故乡，同时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这一地区考古发现以剑川鳌凤山墓地、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和昌宁大甸山墓地出土青铜器最具代表，出土青铜器明显受到北方草原文化与缅甸文化的影响。滇东南是战国中期至汉代“句町”一族的活动场所。考古发现的青铜资料主要有广南牡宜遗址、元江洼垤打篙陡墓地、个旧石榴坝墓地等，既有滇中地区的特征，又体现出与贵州、广西及越南等周边文化的互动。
黔桂地区的青铜文化
先秦时期，贵州曾是“夜郎”古国的所在地，广西则是西瓯和骆越两大族群繁衍地，该地区位于古代巴蜀与南越之间的商贸通道之上，其青铜文化受到巴蜀、滇、楚、南越等多个地区文化的强烈影响，多元性特征较为突出。
考古资料证实这一地区的青铜文化时代最早可追溯到商周时期，战国秦汉时期进入发展高峰，出土青铜器不仅地域特色鲜明，例如西瓯越式鼎、扁茎无格剑、铲形或靴形钺、骆越铜鼓、羊角钮钟等。秦汉时期，随着多元一体历史进程的推进，日渐融入中华文明。
云雷纹铜鼓 广西民族博物馆藏
西汉羊角钮钟 广西西林县征集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置合浦郡，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地位。《汉书·地理志》曾详细记载了从合浦出发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通过这条官方航线，合浦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桥头堡。合浦汉墓出土的大量琉璃、玛瑙、水晶、金花球等珠饰，以及胡人俑座陶灯、波斯陶壶、铜钹等见证了广西地区与域外商贸往来、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
中国的青铜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保持高度一致，“多元一体”是其最根本的特质。鲁、川、渝、云、贵、桂地区的青铜文化始终都保持一种主动开放、兼收并蓄的态势，始终保持融入中华文明的向心力。在数千年的发展、交流、融合中，古人凭借坚韧不拔的毅力与智慧，筚路蓝缕，万涓成水汇流成河，昭示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