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自然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总结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发现，展现实验探索的科研成果，需要通过类型化、专业化的展示方式呈现出来。科技馆日益成为能够长期为提高公民科学素养而服务的社会平台，在单纯展品展示的基础上，展开了更加多元的展项开发和科学知识传播。一座科技馆能否吸引观众，关键在于它是否有足够精彩的展览。好的科普展览除却内容本身之外，还离不开展览的叙事思路、展品的质感和观感，以及参观动线的布局、场景氛围的营造、展教活动的组织等诸种要素。因此，也就需要有专门的策展人为之进行通盘的谋划与设计。

在科技馆中建立策展人制度，明确策展人在科普展览中的核心地位，旨在基于策展人鲜明的学术观点，邀约不同知识背景的研究者围绕相应主题展开跨学科的思想实验，参与展项研发；打破自然学科与人文艺术学科的壁垒，以艺术品质的要求把控科普展览的调性和效果；创新科普展品的呈现，提出科普展览的新思路，形成新的知识生产。从而实现科普展览乃至科学传播既有范式的转变，将展览本身视为一个更大维度的整体科普作品，不断带给观众新的体验和感知，开拓视野，启发心智。

策展人（curator）本是一个艺术领域的概念，但早已呈现外溢的趋势。与博物馆、美术馆相比，我国科技馆展览的常设策展人并不多，独立策展人更是凤毛麟角。形象地说，科普展览的策展人应是一个将复杂的科学知识体系进行条理化梳理和呈现的组织者和叙事者，同时也是不同知识背景的研究者的召集人。那些与展览主题相关的诸种学科，如生态、生物、天文、地质、历史、社会、民族、文学、艺术等，也可以被策展人引入观察、讨论与展示，通过对已有知识和展品进行重新梳理和组合，旨在打破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壁垒，并将人文艺术思维，而非单纯的艺术化视觉，作为与科学严谨性同等重要的元素贯穿展览策划的始终。在这些元素相互穿插和布局的过程中构建展览新的语义，形成展览的故事线，营造特定的展览语境，让内容变得生动鲜活甚至引发新的思考和问题。除却艺术要素已经深度耦合科学知识本身外，科普展览成为基于具体案例的主题，以科学为基本叙事线索的多学科视角的并置呈现。

而在科普场馆探索和实践策展人制度，临时展览（亦称短期展览，以下简称“临展”）是一个重要平台。不断更新的临展既昭示着一个科技馆的活跃程度，也是探索科技馆展陈模式的实验场，它指向的是一套有别于常设展的展示思路和更具个性化的展览叙事，其关注的多元而具体的科学主题也为展陈方式的创新提供了广泛的可能。近年来也确有一些这样的展览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例如，中国科技馆大型原创主题展览“做一天马可·波罗：发现丝绸之路的智慧”从科技、文化、历史三个维度诠释古代丝绸之路和今日“一带一路”在科技交流、文化传播、文明交融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上海科技馆历时四年打造的“天下——古代中国人眼中的星空与国家”从礼、极、观、器、历五个主题展现了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联合打造的“阅壤——月壤科研成果主题艺术展”以科学家研究嫦娥5号月壤的递进步骤为线索展开了美育与科普相融合的再创作；北京天文馆推出的原创展览“镜图史话——早期望远镜与黄金时代的古典星图”聚焦于天文观测科学及星座的艺术化呈现；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策划的“海外奇器——晚清士人眼中的西方科技世界”则以清末知识分子出洋记述为主线，通过实物展示晚清中国人眼中的西方科技世界，并在展末以“格致之学”来呈现身处欧洲社会的中国人对科学含义的理解和现代性的解释。以上展览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明确设定了展览的策展人或策展团队，并且十分注重艺术思维的深度介入以及科学装置的艺术化呈现。

科普展览始终以准确表达科学内容为核心要求。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一众熟谙专业知识的科学家或者科技史学家并不常在科技馆中主持策划具体的科普展览，而是多以学术顾问的方式参与其中，更多是建言献策或把关内容准确程度。而今天中国大多数科技馆并不具备原始策划能力，尽管有展览部，但更准确的说法是展厅部或布展工作的管理部，这也就势必需要通过社会招标引进第三方公司进行展览策划与施工。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这种模式难免会拘囿于供应商既有展陈思路和固定技术的多次复刻上，欠缺更具个性化的组织、策划与制作。这就难免导致展示效果上的趋同，也就意味着在展陈思维上很难破局。另一方面问题则是关于展品的类型。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后展开的科技馆建设热潮基本上属于一步迈入“科学中心”模式，尽管各地科技馆的英文名称中大多为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但实际上应是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由于大多缺乏馆藏文物，多以专门制作的交互性展品为支撑，这就使得一些科普展尤其是常设展难逃“装修展”的通病，最后的结果是虽然能看到这个展品，却很难真正体会这个展览。

科技馆若想创新现有的展览模式，实验新的展陈方式，就更加需要借助临展来不断实践不同的策展理念，积累经验。而一个好的临展也是有可能转换常设展乃至以此为基础形成科技馆。比如著名的伦敦科学博物馆正是脱胎于1857年成立的南肯星顿博物馆的科学藏品部，其中的不少藏品正是来自“水晶宫”万国博览会上流转下来的工业革命成果和装饰艺术品。1937年，曾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让·佩兰(Jean Perrin)以巴黎世博会的遗留展厅为空间，在工艺技术博览会展陈内容的基础上主持创办了法国巴黎发现宫（Palais de la découverte），堪称科学中心的最早雏形。如今不少科普临展在初创阶段时，也以能够转化为科技馆的常设展作为一大目标。

这不仅表明了“展”对“馆”的重要意义，更表明了策展思想是可以进入科技馆中落地生根的。一个激进的思路是，今天的科技馆展览必须跳脱原有的模式和逻辑，并在知识结构的丰富性、思维范式的跨界性、内容表达的有效性、展览效果的艺术性上有所突破。这也是更加需要策展人主导科普展览筹划的原因。

近年来，呼吁科技馆建立策展人制的“雷声”不小，但是“雨点”并不大，这可能源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制度设计的滞后。比如国内与科普相关的行业协会或学会的组织架构中都没有专门的策展委员会，科普展览的策划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学术命题予以重视。其次是经费划拨的侧重失衡。很少有展览将策展费独立于展品制作费之外，更多的是附属于展品制作费内，甚至不开具此项费用。“制作展览，附赠策展”的案例比比皆是，其结果就是科普展的策展人及团队的思想劳动、理念设计及前期调研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自然也就没有人再愿下此苦功。第三是展品的流通机制只掌握在本馆或有限的行业内，无法面向其他知识背景的研究者开放，即便展品能够外展，也多为馆与馆之间的例行年度交流。特别是在经费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临展中不太可能拿出好的展品，策展人可以进行调度和策划的资源也就相对不足。

反观与科技馆领域相近的博物馆与美术馆系统，早在2012年国家文物局发布的《关于加强博物馆陈列展览工作的意见》中就明确指出，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创新运行机制，探索实行策展人制度。而在策展人高度饱和的艺术界，不仅早已出现了独立的行业协会，甚至已经呈现出“逆策展人化”现象。在雅昌艺术网公布的《2021面对当代策展现状的六大趋势》的分析报告中指出，在艺术展览领域“不设策展人，以机构团队自身策展为主”的展览占比达到62.5%；“由艺术家参与策展”占比57.58%；“与外部策展人合作为主”占比39.39%；其他策展方式占比27.27%。而作为一种趋势，近几年全球知名展览也呈现出了策展小组或策展团队的倾向，2022年卡塞尔文献展的策展团队更是由9位研究者组成。这种集体化工作方式其实早就是科普展的常见模式，也是近年来艺术展览中较为推崇的工作方法。由此可见，科普展系统中理应更加明确策展人的角色，并将其作为一个展览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宣传推广。因为无论是策展人也好，策展小组也罢，不在于人数的多寡，而是在于是否有明确的学术观点和理论视角，能不能提出有个性、有价值的命题。

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认为“做展览与写哲学论文、用人类学方法做田野调查、写剧本之间绝对没有区别，它们是同一件事”。由此他提出了“思想展览”（Thought Exhibitions）的概念。展览作为具有公众性的媒介，等同于影像或戏剧，都是对某些理念或者某种思想的承载，从而由此引发观者的理解甚至共鸣。各类展品在进入展览后也就不仅仅是单独的“物”（object），而是形成了一种“事物的议会”（the parliament of things），其所形成的组合关系意味着一种新的内容生产。无独有偶，德国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的策展人彼得·魏贝尔（Peter Weibel）对“思想展览”的概念也追溯了两个历史源流：“思维实验”传统和“解剖剧场”。前者概括了策展人组织创作者和研究者围绕展览所展开的一系列观念探索；后者则体现了展厅中的关联，不仅仅是看与被看，更在于通过不同作品及其指涉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给观众带来贯穿始终的带有知识出处的演示，营造强烈的现场体验和切身感受。因此展览策划和实施的过程本身也就可以视为一个生产知识的过程，展览空间同样也是科学实验室。尽管拉图尔是基于艺术展览提出的这一构想，但其视野却早已超越单纯的艺术作品外溢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广泛领域。而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就是策展人这一角色及其学术话语权的建立。

殊途同归，既然艺术界或思想界已然以如此开放包容的心态展开“思想实验”，缘何在科普领域不能打破定式去展开另一维度上的突围？“科普”与“科研”一字之差，却经常被认为后者比前者更有难度，抑或更趋近于自然科学的核心。因为过往的思路是，科研更像是拓展未知的边界，形成新的科学知识，而科普则是将既定的科学知识普及传播开来。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二者面对的问题场景迥异，科普同样有着它的科研。换言之，科技馆展览的普及性恰恰表明了它亟需策展的强研究性：既要通过大众化的语言让观众通过展品明白科学原委，还要充分考虑到受众的接受习惯，公共教育的环节设计和可操作性，进而让观众获得创造力的培育与思维方式的启发。做好科技馆展览，特别是临展的关键，不在于做出多少充斥声、光、电的新花样，而是如何在一个固定科学主题下，将不同学科背景与学术思想的展品、作品、藏品甚至物品嵌套进新的叙事，生成新的语义，传达新的观点，进而产生新的思想，培育科学观、世界观乃至美育观。做科普展不单是一个施工工程，更是一次思维演进、思想实验，是一次基于科普的科研，呼唤科普展览的策展人也意在于此。那么，应该如何实现科技馆策展人的确立？

（一）机制优化

机制上的优化是促使上述观点由想法转换为现实的重要保障，具体可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以行业学会为切入点，建立专门的策展委员会和相应学术机构。通过梳理科普展览策展理念的历史线索和前沿趋势，将科普策展视为一项独立的学术命题展开研讨、教学和交流，并邀请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授课培训。对各类科技馆中的优秀策展案例进行年度性的评优和推介，形成年度科普策展大系，评选年度优秀科普策展人。同时注重收集在非常规科普场馆中呈现的科普性展览案例。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展项研发及环境设计委员会于2023年和2024年连续举办了两届关于科普场馆展览展品研发与创新的专项培训，已开始涉及了策展领域的内容，未来能否在此基础上建立策展委员会值得关注。

其次，以科技馆为平台，建立策展人或艺术家驻场机制。通过馆校结合的方式，邀请艺术高校师生进行驻场交流，并有机会针对展品进行观察、学习和体验，以临展策划案作为驻场考核结果，通过驻场制度遴选和储备优秀策展人及相关展览方案。实际上，科研机构的策展人、艺术家驻场制度在欧美国家已经相对成熟，如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美国航空航天局、美国旧金山探索馆等机构都通过这一方式形成了一批实验性的科学与艺术相融合的作品，开辟了科学传播的新路径。2023年，中央美术学院在厦门大学东山太古海洋观测与实验站组织了师生驻地实践，酝酿形成了有别于常规思路的艺术科普展览“海洋传感器”。

第三，以数字化建设为契机，建立科技馆的展品资源数据库和虚拟策展平台，针对展品进行符合规定的数字开源。旨在让研究者了解相关场馆里有哪些展品可被研究和展览，甚至可以借助现行的虚拟策展平台，并基于国内外现有的展馆展厅条件，进行相应主题科普展的模拟布局。甚至由此可以在科技馆中开设面向普通观众的科普展览策划活动，让观众对科普展览的策划建立更加直观的了解和认识。

最后，以经费优化分配为依托，在展览筹备的经费中预留策展专项和借展专项，为策展人开展工作提供重要保障。这背后则需要形成能够匹配策展工作的薪资制度和考核制度，建立相应的行业标准，而这又离不开上文所提及的行业协会的重要作用。

（二）重视艺术思维的介入

艺术思维的介入是近年来科普展览策划的一大趋势，也是策展人需要具备的重要才干。实际上，艺术介入科学传播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早在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里亚博学园在创建时就是将自然科学元素与人文艺术元素分门别类却又同处一起共同呈现的；成立于1794年的法国国立工艺与科技博物馆被誉为工艺和科技的编年史，堪称装置艺术的百科全书，而在它的法文中依然保留着“Art”的字样；旧金山探索馆一众极富创意的互动体验作品将科学原理蕴含其中，正是对奥本海默的科技融合艺术理念的鲜明呈现，将科学探究建立在发现、艺术和游戏环境中。

重视艺术思维的介入，从浅层次来说，是参观界面的优化。例如引入长期有效的视觉管理系统，通过专业的色彩管理，以中和原来“塑料味”的展品观感；注重科普IP拟人化的形象设计和不同场景下的应用等。但这尚未脱离既有科普展览的思维定式。科技馆做的是知识展示与传播，而这个过程中数字化不是唯一的思路，展览也不一定要限定在“白盒子”或“黑盒子”中。现代科学中心的展览不一定就比几百年前的展览吸引人，18世纪的展陈方式在今天也不一定就失去了价值和意义。历史上展示科学的方式和手段依然可以在今天继续它们的风采：偶剧、活报剧、博物箱、博古架、立体书、马戏团镜屋、月份牌、费纳奇镜……这些都是我们曾经传播和体验科学原理的媒介与形式，也同样是一种展示文化。也更能让观众愿意主动参与知识获取过程，这种“旧瓶装新酒”不失为策展过程中可以调用的思路。

从深层次而言，则是艺术思维引入的“脑洞”，乃至于人文素养与自然科学素养的融合。为什么科学家需要艺术家帮忙向世界解释科学及其自身？抑或是科普展的策展人需要专门留有艺术的席位？一个常见的情况是，不少科学家很愿意同艺术家开展合作，让美术创作者帮助其完成各项科研数据的图表美化；或为自己的科研论文绘制插图，从而提高论文发表的概率，乃至被选为期刊的封面进而扩大学术影响力。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更愿意将艺术家视为将自己的绘图构想付诸实现的“工具人”。而实际的情况是，艺术家能够贡献的力量除却视觉优化之外，更大的意义在于思维范式的转变。科普与艺术思维的契合正是其破题点之一，这也是上文反复讨论的地方。《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中也明确指出，鼓励科技工作者与文学、艺术、教育、传媒工作者等加强交流，多形式开展科普创作。运用新技术手段，丰富科普作品形态。因此，中央美术学院于2022年参与承担了中国科协科普部标准化项目《科技馆的艺术化指南(草案)》的起草工作，提出了科普展览全流程艺术化的主张，正是想借助策展人的实践，着力在此领域有所突破。

（三）轻制作，重组合

不以大规模的展项制作作为唯一方法，而是把重点放在展品遴选、组织和布局上。例如自然博物馆中拥有不同的动植物标本，常规的思路除却静态展示还有场景呈现。而我们是否可以引入情节叙事的线索和发散式的策展结构。

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有一件具有情节性的标本，再现了1888年奥尔良公爵在印度狩猎时，一只被逼到绝境的老虎冲向了他所乘坐的大象坐骑的场景。中国艺术家黄永砯借用了该标本的样式进行了艺术语境中的再创作，将其置入自己的创作体系中，在艺术的语境里反思这一标本所隐藏的殖民历史问题。

在科技馆的语境下，是否也可以基于这件标本展开一次与众不同的展览？我们不妨开始一次科普策展的“纸上谈兵”。

首先可以讲解的是这一动物标本中孟加拉虎和印度象自身的生活习性和生理特征，其所生存的地理区域、自然环境及与人类活动的关系，进而可以引向动物学视野中，相同环境下不同动物之间的习性介绍和相同物种系统中不同环境造成的习性差别；这也就自然地引向了南亚季风和南赤道洋流运动如何影响和形塑了这一地域的生态环境，此刻气象学的概念开始出现；在这样的环境中，苦楝树、蛇根木、灯芯草、卡瓦草等不同植物、作物缘何形成了不同的样貌和性状，在此开始着重介绍植物学及博物画的知识；而其中的罂粟花被制备成了鸦片，这个过程不仅是相关化学知识的讲解，更指向有毒物质对人体脑神经和身体机能的侵害，在开展毒理学科普和禁毒教育的同时，脑神经科学的知识也被囊括了进来；紧接着，西方列强通过海洋来到这里，这背后自然就牵扯出了对航海技术和更进一步的地理大发现与环球航行的介绍，船舶模型与制图术被引入了展览；接下来，英国人在这里建立了东印度公司，掠夺原材料，开展鸦片贸易，此刻显然进入了殖民史的探讨；英国的贵族开始搜刮奇珍异宝，也包括大量狩猎，于是出现了展览开头的那具标本——一只老虎跳向了大象。而这只老虎是如何被发现又是如何被捕获的，这个标本又是如何制作与流转的，势必又与具体的技术应用、历史事件和国别有关。伴随着这个过程，殖民经历与印度本地的狩猎文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图像和绘画成为过往科普展览中不曾出现的内容，然而却是人类学视野中的重要语料……所以这是一个基于具体标本展开的发散式展览结构，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节点上结束这个工作，因为它的每一个环节其实都在科普。

再以一个讨论涂层技术的展览为例，其展品可以出现漆器、木桶、造船、油纸伞、涂层织物、金属涂层、釉上彩、釉下彩、金属防锈漆、玻璃纤维、建筑涂料、除雾霾除甲醛涂料、防火涂料等多种材料，并由此形成不同的装置和展品。如果是一个讨论编程技术的展览，则可以有算盘、织布机、提花机、云锦、缂丝、打孔纸袋、自动钢琴、自动钟表、手摇计算机、莫尔斯电码、数据艺术等内容，与主题相关的跨学科视野的产品类型和知识网络随之铺展开来，发散性场景也在科技馆中慢慢生成，知识生产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成为可能。以上思路，都没有诉诸大量的展项制作，而是诉诸调集历史类文献、艺术类作品和科学类装置的重组。

科技馆针对展览展品和公共教育展开创新建设，既是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科学传播的内在需要，这就更加呼唤策展人作为专业的展览组织者发挥更加强大的作用。在科学、技术与艺术日趋交织的今天，原有的学科界限被打破昭示着新知识和新方法的诞生。科技馆作为以展览教育为主要方式的公益性科普教育机构，是公众理解科学和公众参与科学的重要平台。这意味着科技馆已不再仅仅是科学原理、科研成果、科学家故事的静态展示空间，而是成为创新驱动高地和知识生产中心，它为公众提供与艺术、科学、技术和文化互动的机会。尤其是数字化和多媒体技术的引入，增加了科技馆展览的互动性和吸引力，也为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和深入的体验。而将上述理念从设想转换为具体的成果，策展人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科普展览的策展人，旨在将不同领域的知识进行系统整合，在新的研究思维范式的引领下，深入挖掘科学知识背后的故事和意义，发现既有知识之间的相互关联，开展思想实验，促使新的展览思路的生发，通过不同类型的展品组合，形成新的展览叙事与知识语义，从而让展览在便于观众接受和理解的同时，不断突破既有科普展览的呈现模式，丰富公众对科技馆新的经验感受，形成相得益彰的结果。

科技馆引入策展人制度，有助于促进科学与艺术的深度融合，将艺术思维纳入科普展览策划的全过程，在遴选出最能体现展览主题的展品的基础上，将艺术形式作为承载科学内容的新依托。同时注重展品之间的互文关系，增强展览的趣味性和吸引力，从而形成基于具体的科学原理，依托不同的学科背景，围绕相应的科学主题，借用艺术创作思维，营造艺术展陈语境，结合不同形式的媒介创作，邀约不同知识结构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共同创制，将高深的科学研究用通俗的话语和艺术的方式传递给观众，让他们有机会直面科学家这一鲜活个体的研究时态，是为一种“艺术化的科普”，也让展览同样成为一个大的作品。此刻，美和科学都是一种启蒙，而科普就是一种美育。更重要的是，科普展览策展人的确立，不仅只是一个角色的出现，更诉诸背后机制的确立以及一系列基于科普的科研，带来的将是科技馆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破局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