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遗址博物馆的考古叙事与价值传播
来源：
《考古遗产研究》
作者：
鲍丽娟
发布时间：
2025-05-23 09:19
[摘要]新时代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和新文物工作方针，为中国特色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支撑，考古遗址博物馆发展热潮的如期而至，也对考古遗址博物馆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提出更高要求。探索基于考古遗址博物馆特质的考古叙事展陈方式，充分挖掘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底蕴，助力新时代社会文化发展，推动考古遗产形成良性业态，促进考古遗址博物馆承担起向普罗大众传播中华文明的历史，增强文化自信的时代责任，是当代博物馆学、考古学研究的新课题。
[关键词] 考古叙事 考古遗址博物馆 展陈语言
一.新时代背景下的遗址博物馆
新时代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伴随着中国考古学走过百年的历程并形成完善和成熟的学科体系，考古遗址博物馆也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走过了形成、发展和迅速成长的阶段，成为博物馆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博物馆事业在新时代迎来了崭新的发展契机，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必须保护好、利用好”。2022年7月，全国文物工作会议确定了“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同年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老专家回信时说:“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文博工作者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系列讲话和党中央确定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充分凸显了做好考古遗产保护、管理、展示、利用的重要意义。在新时代，各方面的力量在考古遗址博物馆建设中形成一股综合能量旋涡，一大批高质量、现代化的遗址博物馆如雨后春笋纷纷向公众开放，据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我国备案的遗址类博物馆122家，约占全国博物馆总数的 2.1%，具体数据还在逐年增加(图1)。
另外，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于2019年通过了博物馆最新定义:“博物馆是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它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向公众开放，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博物馆促进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博物馆以符合道德且专业的方式进行运营和交流，并在社区的参与下，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种体验。”新的博物馆定义强调“多样性”及“持续性”，体现了博物馆作用与功能的外延性，其直接驱动力是新时代社会转型与政府政策而产生的新博物馆类型。在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是保护并传承“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最具代表性的综合物证和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博物馆类型。
图1 汉景帝阳陵博物院外藏坑遗址展示 （来源：作者自摄）
二.考古遗址博物馆展陈的叙事方式
(一)叙事是博物馆实现知识传播职能的有效方式
新博物馆学的研究视角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便开始关注博物馆社会职能的转变，英国学者彼得·维尔戈在其主编的《新博物馆学》一书中明确提出“彻底重新审视博物馆在社会中的角色”，倡导博物馆应褪去自其诞生时刻起被赋予的“神庙”“精英”标识，而应走向大众，承担起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成为与大众互动的“论坛”。
美国博物馆学会在题为《新世纪博物馆》的报告中指出:如果收藏是博物馆的心脏，那么教育就是博物馆的精神。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教育机构，其根本的原则是关于信息和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博物馆担负的责任不仅要做好藏品的展示，也要对庞大资源库进行梳理和再建构，并主动将其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给大众。博物馆和观众之间应存在活态的关系，它的角色不再局限于对文物的展示和保护，而应该实现藏品对全人类的共享，并进行不断地再阐释。
基于博物馆教育职能的扩展和由对“物”的关注到对“人”的关怀的理念转变，越来越多的学者讨论博物馆知识传播的有效方式，探索怎样才能高效、直接地将知识传播给大众，担负起社会教育的职能，关怀到更多的人。由此，叙事学理论被认为是一种最聪明的、最吸引人的知识传播的手段，并被欧美学者引入博物馆研究领域。叙事学进入博物馆研究领域的时间几乎与新博物馆学的兴起同时，也可以说是新博物馆学某种程度上为叙事学进人博物馆展示研究领域提供了契机。叙事学探讨的是叙事文本叙述方式、结构模式和阅读类型，意义在于为科学地认识叙事文本提供理论框架。在博物馆传播领域，叙事学讨论的重点，一方面将其作为有效的博物馆学习手段，发挥博物馆的教育职能，正如有研究者提出:“展览叙事的本质是博物馆从对‘物’的关注持续转向对‘人’的关注。”另一方面是博物馆研究者将博物馆展示视作一种叙事文本，将叙事学的理论适用于博物馆展示的叙事结构与叙事方式，同时关注观众的阅读方式，由此建立博物馆叙事的有效方式。
(二)何为考古叙事
考古叙事是以叙事学所擅长的交流与建构故事为方法论，依托考古学与历史资料的科学性，将考古发掘品和研究成果以叙事的方式向公众传播文化遗产信息，同时，对于考古发掘尚未揭示的历史，进行合理有据的故事建构，以此还原历史，并引导人们认知过去。这种理论方法也被称为“阐释性的叙事考古学(Interpretive narrative Archaeology )”，这种考古叙事的方式能够将专业性较强的考古学，以情节性的讲述方式输出给观众，不断拉近普通观众与专业考古学之间的距离。“早在20世纪70年代，已有考古学家在论著中开始叙事探索，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基于考古与历史资料的叙事渐成趋势，出现了许多以第一人称为视角进行叙事的考古学调查成果”。
考古遗址博物馆以考古学为源科学，通过对考古成果的展示和传播引导大众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充分展示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对人类历史作出重大贡献的高光时刻。随着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增长极的来临，如何做好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陈表达是博物馆学和展览研究，乃至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同时，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于2008年通过的《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宪章》中指出:“促进对文化遗产地的理解与欣赏，培养文化遗产保护所需的公众意识和公众参与。”因此，将考古叙事理论引入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陈，让考古成果的传播变得更为有效，并构建观众参与叙事的平台，让知识变得通俗易懂是当代考古遗址博物馆展陈的重要手段。
三.基于考古遗址博物馆特质的考古叙事
考古遗址博物馆依托考古学的发展而产生，自创建伊始，其保护、发掘、收藏、展示、教育等工作就显现出鲜明的学科特色。同时，考古遗址博物馆又以物化的方式参与考古学知识的构建与生产，推动考古学的发展与进步，它同一般的非遗址性博物馆有许多共性，也有自身的个性且表现出多元化的特质，如:对出土遗物的静态展示;对已完成发掘的遗址本体的静态展示;对边发掘、边保护、边展示的遗址进行动态展示;对遗迹、遗物保护研究过程的动态展示;对遗址范围内原生环境的展示;包括博物馆建筑和遗址保护建筑与周边原生环境和谐共生的展示等。这就要求考古叙事的展陈方式要基于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特质而展开，突出考古遗址博物馆不同于其他类型博物馆的特点。
(一)突出考古特质
考古叙事应突出考古遗址博物馆的考古特质，即在地性、不可移动性、原真性、生长性。考古遗址博物馆是依托考古遗址，在考古遗址原地或者大遗址范围内兴建的专题性博物馆，除了遗址出土文物是重要的展示内容外，很多不可移动的重要考古遗存，如建筑基础、灰坑、窑址、墓葬与墓葬群、祭坛、水稻田等无法搬迁的遗存(图2)，进行原地保护展示是考古遗址价值呈现和价值阐释的鲜明特色，是区别于历史类博物馆的主要特质。
图2 宝丰汝官窑遗址博物馆遗址展示（来源：作者自摄）
考古遗址博物馆中展出的每一件发掘品，同时也是艺术品，凝结着那个时代的审美观念。德国思想家本雅明在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作品》中提出艺术品的“原真性”是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一件东西的原真性包括自问世那一刻起可继承的所有东西，包括它实际存在时间的长短以及它曾经存在过的历史证据。”同样，考古遗址博物馆本身及展示的考古发掘品的“原真性”可理解为，当它们作为艺术品置于你眼前的时候，都是立体的，有历史纵深的，这种厚重的时代感只有放在它诞生的环境中，才能重现本雅明所讨论的“权威性”“灵魂”以及被后人瞻仰的“膜拜价值”，而不是单纯地放在博物馆展柜中，仅拥有“展示价值”。对考古遗址“原真性”的保护，第二届历史古迹建造师及技师国际会议早在1964年便颁布《国际古迹遗址保护和修复宪章》(又称《威尼斯宪章》)，开篇指出:“世世代代人民的历史古迹，饱含着过去岁月的信息留存至今，成为人们古老生活的见证。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类价值的统一性，并把古代遗迹看作共同的遗产，认识到为后代保护这些古迹的共同责任。将它们真实地、完整地传下去是我们的职责。”
生长性是考古遗址博物馆不同于任何一类博物馆的特质，也为考古叙事提供了惊喜和探索。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源科学是考古学，考古学致力于解决“我们从哪里来”的人类谜题，在探索和发现的过程中，不断打破和推翻先前的认知，在延伸“历史轴线”的追诉中，揭开历史的谜题和未来的方向，这是一个具有生命力和能带给人不断惊喜的学科。例如，很多考古遗址博物馆采取边展示、边发掘、边保护的形式，如三星堆博物馆在2023年新馆建成之前，所展示文物和研究成果大部分基于1986年发掘的1号、2号“祭祀坑”，随着2019年6个埋藏坑的发现、1.3万件文物陆续出土和新馆的开放，新的考古发现和科学技术的应用，解决了过去30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也将揭开古蜀文明的宗教礼仪制度以及先民的宗教观和宇宙观。考古发掘对历史谜题的解读推动学者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调整和修正，旧的知识结构随时会被新的发现所延展抑或颠覆，最终带来考古遗址博物馆输出知识的更新，同时也为考古叙事带来了更新和颠覆。
(二)突出故事
考古叙事应突出考古学、考古人、考古发掘的故事。考古叙事展陈语言应关注考古调查、发掘、科学研究的过程，将考古工作本身作为展陈的内容之一。考古学通过“透物见人”“透人见物”，来研究物与人。中国考古学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历程，以考古成果实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同时也形成了考古学中国学派。考古遗址博物馆不仅要将考古发掘的遗址和遗物作为研究的主体，也应该将重大考古事件展示给观众，从而起到“透人见人”“以物育人”的效果。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和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为例，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展陈将1959年遗址发现至今60余年的考古发掘过程，夏文化专家对夏代历史的探索历程和研究成果作为重要内容，考古工作与考古发掘品的展示共同构建夏文化研究的最大展示平台。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的展陈内容将1954年以来考古学家筚路蓝缕的工作过程总结为“发现盘龙城”“认知盘龙城”“解读盘龙城”展示给观众，讲述考古学家们对遗址保护和研究做出的贡献。还有一些博物馆将考古工作以微观形式复制到展厅中，甚至将考古现场搬到展厅中，以直观的方式将考古工作展现在观众眼前:“如刚刚建成开放的殷墟博物馆，将考古工作人员对车马坑的清理过程作为车马坑展示的一部分，为普通观众揭开考古工作的神秘面纱。”(图3)考古工作不仅为考古遗址博物馆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撑，是其展示传播的理论源泉，同时考古叙事为展陈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内容，为观众理解遗址的文化内涵提供多元化的思路。
图3 殷墟博物馆展厅中车马坑清理工作现场（来源：作者自摄）
(三)突出综合性
考古叙事应突出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综合性，即空间的综合性和学科的综合性。考古遗址博物馆是文化景观、自然环境、考古遗迹和博物馆有机结合的场域空间，由中国博物馆协会编写的《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一书认为:“考古遗址博物馆对文化和自然遗址本体及(或)其出土(附属)的可移动文物进行保护、收藏、研究和展示。”表明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内涵包含博物馆建筑本体，本体所保护的遗迹、遗物，以及馆内陈列的考古发掘品所体现的文化景观三方面，如秦兵马俑博物院、定鼎门遗址博物馆。除此之外，考古遗址博物馆甚至突破了馆舍的边界，与考古遗址公园形成有机的整体，其外延扩展到大遗址周边的自然景观，如良渚遗址博物院、金沙遗址博物馆、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等。考古叙事应在更广阔和综合的空间中建构故事，让观众不仅可以与最真实的历史无限接近，得到精神世界的丰富，同时也与自然更亲近，享受身心的愉悦。
考古遗址博物馆具有学科的交融性:即考古学与历史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文化遗产与遗址保护的交叉融合。考古叙事所承担的责任就是将考古遗址博物馆塑造成一个知识生产和建构历史轴线的场域，通过阐释保护、研究、展示考古发掘成果，将考古学、考古工作、考古成果与博物馆联系起来实现“博物馆活化”。在考古遗址博物馆中，不同学科紧密联系，共同完成对遗址的发掘、研究和保护工作。考古叙事的表达要将多学科的成果纳入叙事素材，建立和阐释各学科间的关联性，以此建构独特的叙事风格和丰富的故事内容。就像欧洲著名艺术史学家阿诺德·豪泽尔(Hauser Arnold)所说的:“博物馆的任务是在作品之间建立有意义的联系。”
事实上，当代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陈都在不断探索考古叙事的展陈方式，将考古研究中所蕴含的学科综合性传达给观众，如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以发掘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玉器、绿松石器、骨角牙器等2000余件各类珍贵文物，以及“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珍贵文件为基础(图4)，融合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夏文化研究学者、知名博物馆展陈专家、建筑师的集体智慧，项目展陈设计师充分研读相关考古学资料和素材，系统地展示夏代历史文献、二里头遗址考古六十年成果和夏文化的探索历程，使博物馆传递的知识结构具有专业研究的学术性又不乏对普通观众的知识普及性。
图4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夏商周断代探源工程概况展示（来源：作者自摄）
(四)实现“博物馆活化”
考古叙事探索多层次的叙事语言和故事架构，担负起公共考古推广的职能，实现考古成果的“博物馆活化”。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考古工作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而且是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总书记指出，考古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考古工作发现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公共考古将知识推广给大众，给大众输送文化营养，每一次的考古新发现都增强了考古工作者的自豪感，增强了大众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考古叙事在推动公共考古事业方面应探索通俗易懂的阐述方式，借助数字等新技术营造全新的感官体验向大众展示考古人、考古背后的故事。考古叙事架构的故事性要包含遗址、遗迹经历的历史变迁，讲述遗迹被考古学家发现、发掘的真实过程，这些消逝的历史和幕后的工作，需要以视觉传达(图5)和各种沉浸式的体验方式，让普罗大众能够理解文物的历史价值，追寻先人留下的智慧结晶，不断增强民族自信心。
图5 贾湖遗址博物馆展厅（来源：作者自摄）
考古遗址博物馆依托考古遗址或者在考古遗址原地而建，以保护遗址、遗迹为目的，对文物进行保护、收藏、研究和展示。因此，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陈必须与遗址紧密相关，以考古叙事为展览主体语言，从而与传统的历史类博物馆区别开来形成自己的特色，正如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刘曙光先生讲:“考古遗址博物馆首先是公众考古与应用考古的问题，是考古研究和历史研究的问题。”
在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迎来新时代增长极的同时，也能看到一些考古遗址博物馆面临着文物、遗址和遗迹保护方面的难题和压力，从业者专业程度参差不齐，展览语言单一，展示语言混乱等问题。那么，思考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发挥考古遗址博物馆将考古学、考古工作、考古成果与博物馆联系起来实现“博物馆活化”的功能，通过研究考古遗址博物馆独特的展陈体系，发挥其作为知识生产领域，并将建构的知识体系传播给公众，是考古遗址博物馆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