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以数字化为基础的信息化时代为我们观察和认识物、人、事、理——包括博物馆的物及相关业务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方法。按照媒介的定义和特点，博物馆里的藏品和展品、博物馆展览及博物馆自身都完全符合信息存贮、加工、传播、交流等媒介特点。因此，媒介视角下的博物馆学将会为重新认识博物馆之物及博物馆的定位、功能、使命以及各项业务活动提供新的参照与启示。本文就此做了一些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媒介；信息；博物馆物；博物馆展览；博物馆学

从晚清状元张謇在家乡建设南通博物苑算起，国人引进并以博物馆作为启迪民智和文化教育工具的实践与探索已经110周年了，但是毋庸讳言，对什么是博物馆，什么是好的博物馆，有没有博物馆学，以及博物馆学是什么等重大问题，现在仍然存在着重大争议。近来，甚至连博物馆还需不需要藏品都成为了一个争议的热点。因此，博物馆界应该不断反思和前瞻，以与时俱进，明辨方向。而当下的“互联网+”概念与实践，为信息时代，也为我们观察和省视博物馆、博物馆之物及博物馆学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机会。

一、 博物馆之物作为媒介

博物馆缘起于物，在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最先以物的系统收藏、保管保护、研究展示等功能形成了超越古希腊时期的艺术神庙与中世纪的神奇橱柜的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物一直被视为是博物馆存在的前提之一，是博物馆机构责任和工作重心之所在，也是博物馆贯通古今、开创未来的安身立命之本。

当然，博物馆自身对物的认识和处理是随时随地不断变化的。从作为博物馆工作对象的物的内涵与外延来说，它经历了从稀奇珍宝扩大到科学研究与怀旧审美的标本，再到国际博物馆协会定义的人类生存及其环境物证，至2007年国际博协再次修订博物馆定义时，又发展到包括有形和无形遗产的整个人类遗产。一方面是作为博物馆业务对象的物的范畴在不断扩大，以至于将作为物的对立统一体的非物质性文化遗产也囊括进来，另一方面也出现了随着博物馆类型以及博物馆业务活动的扩展，一些人甚至提出博物馆是否还应该有“物”的质疑和讨论，并渐渐将科技馆、科学中心、儿童馆等缺乏传统藏品的机构也纳入到博物馆范畴，相应地博物馆工作的重心开始出现从物向以观众为主的人的转变。

我认为这些变化与争议其实并未能否定博物馆建基于物的本质属性，包括博物馆主动接纳非遗的举措，都只是扩大了传统的物的范畴和概念而已。比如科技馆等也不能离开物，尽管其物已非传统博物馆所有的那种具有历史意义的藏品，甚至就是直接以新造就的物来诠释抽象的科学道理，但博物馆——包括科技馆运用物作为信息与知识载体从事传播教育的性质没有变化，只是在某些馆里，藏与展的界限更加模糊，收藏保存甚至研究物的功能淡化乃至消失了，以物为媒介从事传播教育的功能被极端强化而已。有鉴于此，2015年11月20日，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大会上通过了由国际博物馆协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起草的《关于促进博物馆保护和收藏及其多样性、社会作用的建议书》，呼吁博物馆在服务社会的同时应该坚持重视其收藏和保管、保护功能。

人类对物的范畴、认识乃至定义一直在变，物相对于人的价值和作用也在变化，这一点当然在博物馆里会有最集中的体现。今天如果仍一再简单地说博物馆的物是退出了原有的实用功能而被赋予了科学、历史、艺术价值的藏品和展品，或者仅仅将物锁定于人自身生存与环境的物证，都已经不很全面。信息时代，媒介为我们重新认识和定义博物馆之物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框架。

什么是媒介？普通传播学认为媒介是传播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并大致有两种含义：第一，它指信息传递的载体、渠道、中介物、工具或技术手段（如语言、文字、报纸、电视等）；第二，它指从事信息的采集加工制作和传播的社会组织 （如报社、出版社、电台、电视台等）。但是在麦克卢汉看来，媒介即讯息，是人的延伸，只要能够发出对人类有感的信息，万事万物可以成为媒介。计算机、数字化及DNA等理论与方法的发现、发展与广泛应用，使得人们认识到存储也是媒介的极其重要的本质性特质，不仅大大加强了媒介的超越性，也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媒介的认识和理解。而据此看来，博物馆藏品——包括一切人文与自然标本、古迹遗存和文化遗产等其实是非常符合媒介性质的——它不仅传达信息，以不断叠加的方式储存和处理信息，增值信息，而且帮助人类实现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交流，包括与其生存环境和探索对象的交流。

当我们仅仅把博物馆的物作为物证时，它还只是单方面的媒介，并且常常或者至少是首先仅仅“证”给专家等少数人的。这也是博物馆长期凌驾于社会公众之上成为意识形态权威机构的深层原因。此时的博物馆之物作为媒介，也往往更像是宣传那样的自上而下、自古及今的信息传达和教化运作。

但是，信息时代的博物馆之物作为媒介时，其信息和价值的维度将空前丰富。借助于互联网，这些物可以编制更复杂的意义之网，并具有了交互性。此时的博物馆之物，如果是自然之物，它涉及的关系有相互之间、背景，也有专家加诸的解释，以及观众和受众的接受与反馈；如果是人工之物或者文物，除了上述自然之物的所有信息维度之外，还有制作、流通、使用与重置等方面的信息，进入到博物馆的选择性和诠释方面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等；到了与观众互动这个环节，其关系与信息、意义网络将更为复杂。

物进入博物馆有通常所谓的“去脉络化”和 “再脉络化”，或者说要经历原有的功能之死与新语境下意义的重生。从信息论角度，所谓的语境变化、死，并不是希望去除原有的信息，而是新信息的不断叠加与交流框架的变化。这犹如玉器、瓷器等文物上的包浆，它们记录着物的生命历程的沧桑，同时也叠加着新的信息，各种信息与观察者在碰撞之中变化视角，但也赋予其以新的价值与功能。尽管从本体上说，物仍然是那个物。

如果对博物馆之物的信息进行结构化归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面：

1.本体信息：包括材料，质地，颜色，形状或形式，质量等等。

2.功能性信息：如形式，工艺，人作用于它，它又作用于人或者其他，突出其对人的有用性。

以上信息，往往是观众的肉眼可以观察、经验可以感知的，但也有不逮或者不同之处，是需要专家以专业的观察和研究成果予以辅助的。

3.历史或者社会性信息：从物定型到进入博物馆之前的自然或者社会历程，包括其功能的实际体现及实际效果等。博物馆界常说的讲故事，其实主要就是这一部分的呈现。当然，这故事不能乱讲，需要博物馆挖掘、研究和诠释。

4.博物馆化信息：物进入收藏或者博物馆之后，博物馆人对上述信息进行挖掘、整理、记录，同时开启其新的生命历程，包括转换主人与物权，与其他的物重新关联，参与展览，与人展开新的互动的社会实践，等等。业界通常强调博物馆藏品流传有序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物本体的原真性问题，也事关和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发生关联，增写故事以及流传研究中新的认识与信息叠加的真实性和科学性。物在展示中被观看、其他社会关系与力量在新视角与新关系中的互动或投射，也可能会为物增加新的故事与信息。这些都会进入不同的信息增值通道并最终增加物的信息和价值。

上述所有这些都具有自然性和人工性的双重性。比如历史性信息，前博物馆或者前收藏阶段，无论多么曲折、复杂，都可以视为功能史和社会史的自然过程。而进入博物馆或者被收藏之后，人工性选择比如遮蔽、修饰、改造、打造、创新等，也会对其信息的生成与传播具有重要的影响。

二、 博物馆展览作为媒介

博物馆展览作为媒介应该是个没有多少争议的命题。因为博物馆的展览就是为了给观众看的，就是博物馆人通过对藏品进行组织诠释之后和观众之间的最重要的一种交流方式。由国际博物馆协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组织编撰的 《经营博物馆》一书中，其 《陈列、展出与展览》 一章的作者雅妮·艾雷曼对展览的定义是：“展览是基于物品及其辅助元素的一种传播媒介，在一个预定的空间内呈现，并使用特殊的诠释技法和学习次序，目的在于传达及沟通其概念、价值和 （或） 知识”。关于展览，业界较有争议的是，这种看是一种教育还是一种信息的单向、双向乃至多向交流？这与观众交流的主体应该是博物馆的物，还是作为展览提供者的博物馆人或者策展人？

以物为中心的传统博物馆学阶段，博物馆提供展览，似乎并不存在这么多的争论，因为开放和展览只是收藏和研究等主要工作的自然延伸，人们到博物馆来也仅仅是学习和接受信息。以人为中心、强调博物馆社会服务和教育职能的新阶段，在大大突出观众的角色和地位的同时，也大大消弱了物与博物馆传统职能的地位，因此，反而产生了对物的必要性的质疑，展览也似乎主要变成为策展人的自我表达，因此，有关的争论似乎也直接变成策展人与观众之间的较量。这是新博物馆学所引发的严重误区之一。

博物馆是讲坛还是论坛，观众到博物馆来是获取知识、接受教育，还是获取信息、参与表达和共同建构知识体系与社会价值观，是包括新博物馆学必须正视的本质性问题之一。信息视角的博物馆展览乃至整个博物馆，当然应当倾向于选择后者，这也会使得我们更加客观地看待展览作为媒介的定位与作用，以及博物馆空间中物与人的关系问题。

展览尽管作为博物馆的产品或者服务有博物馆人的创意和劳动注入其中，但是它绝非博物馆人尤其是策展人的个性化创作。作为媒介，展览则应该注重符号信息从源头到受众的真实性、完整性等基本规律。博物馆展览最重要的信息源乃是展品和藏品，尽管带有主题的展览可以对展品和藏品进行选择、组合，甚至对信息量进行放大、缩小等技术处理，并不可避免地带有博物馆人的主观性，甚至对观众注意力进行有意的干预、引导与规范，但是，对物与信息的真实性和代表性，则必须予以强调和尊重。

媒介与传媒理论、技术的发展，使得展览越来越趋向于多媒介，甚至是迄今最具综合性的一种媒体形式，这主要是因为物作为媒介自身的优势与局限，在信息传播过程中需要时也可以采用更多的辅助和诠释手段，因此，既然是博物馆的展览，其策划、设计、制作等也有其不能逾越的底线，即应该坚持以物为主的信息表达和传播。博物馆展览的一切辅助手段和延伸表达，诸如文字应该主要是物及其信息的说明，图片、影像甚至数字作品与三维建模等，也应该是物的延伸或者移动，它们最终还应该是物之像、物之影，而非物之幻、物之骗。展览中的现场复原、情景营造等，也都是为了信息的更丰富的表达与更容易的接受和体验，而不能突破不误导不欺蒙的底线。

三、博物馆作为媒体

英国考古学家尼克·梅里曼曾经说：从长远来说，博物馆其实就是一种大众媒介。只是这种大众媒介不同于一般的同时被许多人所接受的媒介如报刊电视，而是依靠观众日积月累而形成的大众化传播效果。他同时指出，博物馆是有代表性的强大媒体，因为它们涉及的是据称带有身份认同和真理的真实材料。它们的具体性、 它们拥有的“证据”、 它们正式而公共的地位，以及它们与学术的密切关系，给予了博物馆比许多其他代表性媒体更大的权威性和真理话语权，并给予了博物馆作为媒介更复杂的信息传播机制。

如果说博物馆不能脱离“物”而存在，那么博物馆的一切工作或学术研究都可以被视为在从事一种将物博物馆化或媒介化的工作。如果说博物馆对物的选择与保存还有某种社会责任和信托成分在内，而物进入博物馆之后，博物馆则要自觉地用信息化、知识化的手段赋予物以完全不同的生命历程和价值意义，担负保存和传播的职责，同时也要借助于博物馆学对博物馆人和博物馆业务提出新的工作伦理与科学方式方面的规范和要求。

首先是博物馆应选择什么样的物。这即通常所谓的博物馆藏品征集。征集什么？怎么征集？一直是与价值选择和信息采集有关的重要且值得不断探讨的问题。如果说博物馆通过征集对物进行的去脉络化，常常只是一种空间、权属等等的转移或变化，而并非是有意的剥离，在此过程中它还要尽可能完整地保留物的原始的、相关的信息。因此，原真性、完整性等遗产事业的总体要求对于博物馆的“物”不仅适用，而且从媒介角度看，其信息的代表性也应该成为选择过程中的重要标准 （此即藏品即标本、收藏即典藏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征集时物品的信息与价值判断，征集的形式，藏品来源问题，原地收藏原则，被盗或者非法交易文物艺术品的返还问题等，能够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就绝非偶然。信息论背景下使得征集的科学与伦理都具有了双重性特征。征集与保存，作为人类对抗遗忘的基本手段和博物馆的基本职责，不应被淡化；但信息时代，其地位与作用则应予以调整和完善，传播与共享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以物作为信息的载体，对物的相关信息的记录，包括数字化记录，不仅是信息处理的必要程序，也是博物馆行使存储与传播职能的基础性手段。信息挖掘、分类、关联、提示等，成为博物馆物的研究的重要领域，从而使其与考古学、民族志、艺术史以及物理化学等物的研究既相关又区别，形成自己的特定范式并成为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很多观众和公众不可能仅仅依靠观感或者个人能力获取与物 （展品） 相关的所有信息和知识，他们需要博物馆人以专业和职业技能予以辅助。这也是前述博物馆展览走向以物为中心的多媒体化的必然性所在。

最终，这将使得博物馆也必将成为一个以物为核心载体的信息存储和供给机构。同时，作为媒介，也使得博物馆像传统的出版社、报社、电台、电视台一样，从教坛上渐渐后退，而更加注重于内容的准确和传播过程的客观。作为综合性媒介、综合性机构，内容（展览及其他与物相关的信息）的生产者、供给者，使博物馆呈现出的媒介的复杂性也是其他媒介所不具备的。博物馆不同于一般的中介性媒介，博物馆既要接受社会和公众信托选择和保存物及其信息，处理好物等的信息本体，也要表达自己的信息学研究与工作成果，同时，还要吸引观众的参与、互动甚至表达。博物馆以物为中心的不断进化，使得其成为一种成长性极强的机构，它并不否定物的档案馆、社会的记忆器官和学习空间等传统功能，并同时向双向的具有交流与互动性的新媒介演进。比如在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论坛式博物馆中，居民既是主人也是展品，是活态的展品和遗产及其信息的载体，从而使得这类博物馆具有强烈的自媒体性质。

也许生活的博物馆化，可以使得博物馆成为一个博物馆人服务或者辅导下的沟通古今的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互联互通的智慧空间，成为生态文明的试验田。这也许是我们当下所谈论的建基于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基础上的智慧博物馆的未来愿景。

四、媒介视角下对博物馆学与博物馆史的重新反思

从信息论的角度，也许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博物馆发展历史、未来定位，并寻求一个新的更具整合性的博物馆学的定义。

我们知道，关于博物馆学一直存在很多的争议，在中国文博界，甚至有很多人怀疑博物馆学作为单列学科的必要性，而那些承认存在博物馆学的，一些人不同意将博物馆实务列入研究对象，更多的人不同意将藏品列为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而仅仅将博物馆学限定于研究博物馆机构定位、使命实现及其发生发展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在国际学术界，连1970年代之后兴起的新博物馆学家们尽管在促进博物馆更加切近社会切近大众方面卓有成效，但是也认为传统博物馆学关于博物馆实务即博物馆方法、技术的内容太多了，而关于博物馆的定位及其社会作用的研究则太少了。

如果将博物馆整体性视为一种媒介，那么这种割裂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下去。因为博物馆的一切实务包括科技手段等，都应是围绕“物”及其信息、知识、价值的一种选择、展开与递进。这里边既有价值判断、行动定位，也有科学技术方法手段，以及效果评价等，最后必然要实现与受众、观众、大众以及社会和文化的深层关联与评判。

博物馆的物包罗万象，但不是一切物都应该成为博物馆的藏品，博物馆与真实的物质世界永远不能划等号，只有那些具有信息论方面意义、能够成为信息载体与价值表征的物，因为附着了信息的典范性、真实性、代表性之物，才可以成为值得收藏、保 护、展示和传承的标本之物，即通常所说的具有历史、科学与艺术价值之物，才应该成为博物馆的工作对象。因此，博物馆之物的首要价值是信息价值，博物馆之物不仅是现实世界的结晶和缩影，博物馆同时也是赋予物以新的价值的社会机制和公共机构。

物质不灭，但物质却能够转换，尤其是物质可以通过与人的关联促发信息与价值的变化。博物馆通过去脉络化将物转变为藏品的同时，让物死去的同时，也将使物重生，开启新的生命历程。博物馆不仅通过收藏和保存的工作实践从记录者的角度——从这个角度，博物馆被认为是社会的记忆器官——同时也通过研究、关联、阐释进行激发和创造，在物的既有信息上叠加新的信息，开掘新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博物馆在扮演信息与知识架桥者和供给者的角色的同时，也扮演价值观与世界观的建构者和教化者的角色，博物馆通过选择、分类、关 联、研究、发现、诠释、呈现，在信息扩增的基础上生产知识和价值，为受众提供真善美的享受和价值观的培育。在论坛式与智慧博物馆里，博物馆还收集观众的反馈，并融汇到下一轮的分类、关联研究和表达、互动之中，从而影响受众的历史观、科学观、艺术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在此过程中，博物馆也不断实现着自身的进化。

古德曾经说，博物馆不应该是物品的坟墓，而应该是思想的摇篮。而两者之间，只能通过信息与知识的管道才能联通。对物的选择与收藏，要带着人的需求与价值判断；而对物的研究，则是信息等编码与格式化的必要准备与程序；对物的展示，应该是媒体式的呈现，无论使用多少辅助性手段，都是为了在物和观众之间、进而在观众与观众、人与人之间进行着一种架桥的工作，在古往今来之间进行一种联通工作。

因此，物的博物馆化首先是物的专业性、科学性的信息化和媒介化，进而是知识化和价值化。博物馆在本质上就是从事一种人类及其生存环境物证的遗产化及信息化工作。当这种信息化能够达到自动化、民主化、生态化的层次，就是我们现在所竭力追求的智慧博物馆了。

信息化的博物馆学将是博物馆发展史上不同于神奇橱柜、科学化专业化及社会化服务化阶段的新的发展阶段与博物馆学范式。这是由数字化所开启的互联网、物联网为博物馆提供的新的可能性。如果将博物馆空间视为大千世界的一个缩影及观众可以进行自主探索自我学习的实验室，那么博物馆将是智慧城市、智慧地球的先行者，人们将在信息化的博物馆空间里藉着历史科学和艺术的丰厚积累完成从被文化向创造文化的观念与实践转变。如果说智慧博物馆是特定界域中生态文明的前导性实验，那么生活的博物馆化将可能是生态文明的成熟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