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研究的展览实践——以“西安碑林与金石学”为例
来源：
《博物院》
作者：
魏晴晴
发布时间：
2024-11-28 09:50
导 读
“西安碑林与金石学”是西安碑林博物馆举办的学术史展览。展览立足西安碑林这个特殊的文化遗产，构建学术史的叙事框架，考察金石学史与早期中国考古学史的发展轨迹。在展品内涵的阐释中，贯彻“透物见人”的理念，以“讲故事”的方式，呈现学术史上人、事、物的关系，将学术史研究的成果以专题展览的形式传达给观众。
专题展览“西安碑林与金石学”于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召开期间在西安碑林博物馆西临展厅举办。展览以“从金石学到考古学”为主线，利用92件（组）文物、资料，分四个单元，呈现西安碑林从伴随金石学诞生到见证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光辉历程。第一单元“蓝田吕氏与西安碑林的肇建”，通过蓝田吕氏家族墓园出土文物，展示以“蓝田四吕”为代表的地方士绅推动古物集藏和碑林创建的历史功绩。第二单元“宋代的金石学与西安碑林”，围绕宋代金石学著作《集古录跋尾》和《金石录》中的碑林藏石，展现宋代金石学的研究水平和碑林藏品对金石学研究的重要意义。第三单元“清代的金石学与西安碑林”，以清代金石学专著《金石萃编》和《关中金石记》中的碑林藏石为中心，展现清代金石学的复兴和转型，以及清代碑林的盛况。第四单元“从文化遗产到文物机构”，利用碑林馆史档案和考古工作成果，展示碑林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以及中国考古学依托传统金石学起步的历程。而展览所在展厅，位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入口附近，即观众参观线路的起点。因此，展览亦有西安碑林博物馆“序言”的作用，既在现代城市环境与西安碑林遗址间建立过渡地带，又将学术的演进与观展的当下这两个平行时间段落联系起来，为观众开辟了理解西安碑林及其学术背景的新视野。
一
缘起：关于金石学与中国考古学关系问题的再讨论
展览缘起于关于金石学与中国考古学关系问题的思考。而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伴随了中国考古学学科建设的全过程。
许多学者将中国考古学的源头追溯至宋代金石学的勃兴，乃至更久远的春秋以降的古物搜集。这一认识，与其时中国学者的学术传统有关，也与他们对西方考古学理解不全面、不充分有关。卫聚贤先后发表于1933年和1937年的《中国考古小史》和《中国考古学史》，被认为是最早的中国考古学史著作，但内容精芜杂陈，如今看来，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史著述。李济在为《中国考古小史》作序时，认为中国传统学术为考古学的发展作出了朴实的贡献，甚至提出在考古资料的发掘和自然科学的影响下，旧学向新学的衍化只是“向前一步的事”。但不久之后，他就在《城子崖》的序言中将金石学和考古学严格划分开来。虽经多番梳理，这些令人敬佩的学者仍未得出明确的结论，但他们还是敏锐地指出了考古学与金石学的新旧分野，以及中国考古学与西方考古学的内外之别，并提倡彼此间的相互借鉴，使虽然有部分研究对象重合，但大多数研究方式迥异的金石学与考古学各自清晰起来。
20世纪90年代，张忠培坚定地指出，“中国的考古学，正像许多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一样，是从西方传入来的”，此外，因为考古学是在一定的社会和学术条件下，由诸种学科融汇或杂交产生，所以金石学或是古器物学是无法直接发展为考古学的。相反，考古学的引入还推进了金石学的研究。同时，也有学者认为，虽然古器物学与考古学不可等量齐观，但它为中国考古学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现代考古学研究提供了种种便利。随着现代学科体系的完善和考古工作的开展，当代学人以更多元的视角和更丰富的资料为依托，继续对金石学与中国考古学的关系问题进行研究，新论频出、成果丰硕。不可否认，如何认识金石学，始终是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构建中的切要。
在展览策划中重提金石学与中国考古学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运用学术史回顾的方法，使观众在参观展览的过程中对金石学与中国考古学乃至中国学术的发展脉络形成更广阔、更深入的思考；另一方面有利于充分理解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明确金石学作为中国考古学前身和基础的重要价值，彰显考古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也是展览举办的意义所在。
二
思路：立足西安碑林的金石学史与中国考古学史叙事
学术史展览的主要任务是利用陈列语言完成学术研究中学术史回顾的部分。在“西安碑林与金石学”展览中，西安碑林恰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金石学的兴起、繁荣与演变提供了特定的空间，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金石学构成一个个相互连接、不断变化的场域。限于史料的不完整性，我们不可能真实再现每一个场域和它们之间的联系，但尝试通过展品或展品组合，以及必要的陈列手段，可以“片段式”地描摹碑林视角下金石学和中国考古学的面貌，完成学术史回顾。
西安碑林的营建，始于地方士绅对唐宋碑刻的集藏与保护，而碑林藏品的日益宏富，又促进了金石学的长足进步。在碑林草创和金石学起步的历史阶段，北宋蓝田吕氏家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京兆府府学新移石经记》拓片是展览表现西安碑林创建的核心展品，此碑记载了元祐二年（1087年）秋冬，时任陕西转运副使的吕大忠迁置唐石经及其他碑刻至“府学之北墉”的经过，是研究碑林历史的重要文献。据撰文者黎持的记述，这次迁移工作细致入微，不但把扑倒的石碑集中于一地，清洗、修缮，还有意识地对石碑进行了陈列，使这些碑刻具备了博物馆藏品的部分属性。从形式上看，拓片是碑刻文献的一种形态，直观地展示了金石学研究的基本素材。从内容上看，《京兆府府学新移石经记》不但实证了吕大忠在碑林创建过程中的贡献，而且记录了碑林早期的建筑格局和文物收藏，更进一步回答了金石学研究什么，最早的碑林是什么样子，蓝田吕氏家族与碑林肇建的关系等问题。
与吕大忠并称“蓝田四吕”的还有其兄吕大防，其弟吕大钧、吕大临，他们出身于文化世家，或是身居高位的地方大员，或是著名学者，其家族墓园经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成为第一单元的重要展品（图1）。吕大防知永兴军期间，曾组织绘刻《长安城图》，与此图一并在元丰三年（1080年）摹刻上石的《兴庆宫图》是西安碑林的珍贵馆藏。展览将此石拓本与清刻本《宋史·吕大防传》组合展出，为观众勾勒了古代长安的人文图景，也展现了“蓝田四吕”的生平事迹和深厚学养。而吕大防组织绘制地图必需的知识和资料积累，很可能就来自他所熟悉的前代碑刻。其弟吕大临为撰成《考古图》所掌握的古物资料，更是来源于秘阁、内府和诸多私家收藏。
图1 展览第一单元
回溯历史，碑林创建的过程就是宋代文人寻觅旧时长安的过程，而古物碑刻的重新发现，恰好成为金石学赖以发展的沃土。《颜氏家庙碑》碑题下有一则书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年）的题记，记载了《颜氏家庙碑》迁置以前所处的环境、移入孔庙的确切时间和地方官员保护古物的担当，也反映了金石学兴起时北宋初年的社会风尚。而从嘉祐末年起，欧阳修《集古录》、吕大临《考古图》、王黼《宣和博古图》、赵明诚与李清照《金石录》等相继成书，各种金石学著作中不乏碑林藏石的身影。第二单元主要围绕《集古录跋尾》和《金石录》中的碑林藏石展开，既可介绍金石学著作的体例和范式，从而管窥一时代之学术面貌，又可说明碑林藏石的研究价值和它们在金石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些自宋代以降积累下来的金石学研究资料，既是后学研究石刻文献绕不过去的学术史，也是本展览重点阐释的特殊展品。
因此，以蓝田吕氏为切入点，结合吕氏家族人物在创建碑林中的重要贡献，展示以吕氏家族墓园出土文物和碑林石刻文献为代表的金石学在北宋兴起的重要物证，呈现西安碑林的诞生与金石学的兴盛过程，构成了展览的第一重叙事。
在近代中国学术变迁大势之下，中国学人开启了对考古学新学术路径的探索。以“石刻渊薮之所”名闻天下的碑林也在藏石的日益丰富和馆舍的不断提升中，为转型成为现代化的文物机构准备了学术资源和物质资料。
我们通过展示毕沅和黄文弼两人在不同历史阶段所承担的建设碑林的使命，来表现碑林视角下中国考古学继承金石学传统，融汇西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在实践中逐步建立的过程，从而完成展览的第二重叙事。
碑林馆藏的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刻《关中金石记》是聚焦毕沅对碑林和金石学重要贡献的代表性展品，这部著作不但是他抚陕期间的文化业绩，也确立了他在金石学研究中的地位。毕沅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主持的碑林整修工作不到一年就完工了，不但依次新建了陈列清帝御书碑刻、开成石经、宋元以前碑版和石台孝经的堂、亭、廊、庑等建筑，设置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掌管锁钥，还起出陷没于土地的碑石加以清洗，重新排列失序的开成石经，在屋宇周围增设护栏，禁止随意棰拓碑刻，使碑林的面貌焕然一新，并初步具备了保护、收藏、陈列、展示等博物馆的基本功能。
毕沅在巡抚陕西的十余年中，还与幕僚一同调查文物古迹，编修地方史和古籍，这些工作亦为《关中金石记》的成书奠定了基础。该书以时代为序，再按金、石、瓦等类别编排，就碑刻而言，除记录名称、刻立时代和撰书者外，还对碑刻所涉字词、文义与史事进行了翔实的考证，虽有讹误，但仍不失为地方金石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典范之作，而碑林藏石正是毕沅编撰此书的基本资料。因此，第三单元中，我们既利用全面搜集碑刻形制、录文、题跋、案语等信息的《金石萃编》，关照清代金石学研究的整体状况，也将《关中金石记》辑录的碑林藏石拓片和该书对碑刻的评述作为主要展品，展示毕沅在地方金石学研究上的成就（图2）。
图2 展览第二、三单元
如果说毕沅的工作是碑林现代化转型的前奏，黄文弼则是把碑林带向现代化文博机构的关键人物。黄文弼不但深谙中国传统学术的内在机理，而且较早地接受了西方考古学的理论知识，创造了四次西北考察的壮举。1935年黄文弼担任了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办事处主任，与徐炳昶、滕固等人一同提出了整修碑林的建议。这项工程由黄文弼亲自拟订方案、争取经费、设计图样、主持施工，在抗日战争的烽烟中艰难推进，直至1938年3月方告竣工。碑林馆藏档案中的《修建西安碑林施工说明书》（图3）和《整理西安碑林工程监修委员会会议记录》（图4）是最能体现这项工程概况的展品。经过此次整修，碑林的建筑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除少数建筑照旧翻新外，其他均拆旧盖新，共建成陈列室八所，储藏室两所，卷棚三所，游廊六所，休息室、管理室和大门各一所，奠定了今日碑林的基本格局。此外，在专门的考古、文物保护和管理单位成立以前，碑林始终是陕西最重要的文物机构。黄文弼以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的知识和阅历，将碑林建设成为陕西第一座现代化博物馆，也完成了从金石学向考古学的学术转型。
图3 馆藏档案《修建西安碑林施工说明书》
图4 馆藏档案《整理西安碑林工程监修委员会会议记录》
综上所述，西安碑林作为固定的场域空间贯穿了整个展览，展览以碑林历史的演进为底层逻辑，将其定位为国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的交汇之所，通过呈现西安碑林伴随金石学发展、见证中国考古学建立的历程，形成了前后相继的两条线索。
三
方法：以“透物见人”的理念整合非连续性时间段落的展陈尝试
展览通过学术史回顾的方式构建了跨度长达近千年的时间框架。在这个时间框架下，我们的目标并不仅仅是完成“历史课本式”的叙事，还在于展现历史场景的同时，以展品及展品背后的故事去充实展览内容，使展览形成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使观众与展览形成交互。此外，展览还需要着力解决时间段落不连续的问题。因此，在展览策划中，我们尝试借鉴考古学中“透物见人”的理念，一方面完成微观层面的展览叙事，另一方面打破历史类展览以连续性时间为线索的思维定式，把不连续的时间段落中学术史发展的诸多切片整合在一起。
“透物见人”是考古学的基本理念，认为可以透过古代人类活动留下的实物，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强调考古学是研究人的学科。展览遵循“透物见人”的理念，利用碑林藏石的资源优势，重点展示了金石学中“石”的部分，把金石学史上的两个高峰时期——宋代和清代的学术面貌描摹下来。展览所要展示的“物”，不是拓片，也不是碑，而是将拓片作为碑的信息载体，辅之以金石学著作对碑林藏石的评论，将“物”延伸为金石学家对碑的认识，以及这些认识所透露的学术思想和研究动态。在具体的展陈环节中，我们制作了异形说明牌（图5），把原本呈现于同一平面的说明文字印刷在连接在一起又形成一定夹角的两个平面上，实现了把历代金石学家对碑林藏石的不同认识更全面地呈现给观众的目的，而说明牌间适当的夹角，则为观众提供了更适宜的阅读视角。在说明文字的引导下，观众更容易通过可见之“物”，走入“物”后之“人”，即那些组织了金石学研究、撰写了金石学著作，引领着学术发展的金石学家。
图5 异形说明牌
除了对碑刻文献的阐释，展览也在其他展品的呈现中贯彻了“透物见人”的理念。例如，吕大圭夫妇合葬墓以磬作为随葬品，不仅是追求复古雅好，更是以磬之形、质、声来彰显君子修为、世家门第。在展示碑林现代化转型之路时，我们还以碑林馆藏档案和老照片为展品，努力挖掘馆史资料中的人、物关系。邵力子分别写于1935年10月11日和11月9日的两封致黄文弼的信函，是反映民国时期碑林整修的重要资料，信中谈及为整修碑林申请补助款项、于右任捐赠鸳鸯七志斋藏石、与教育厅厅长和建筑师商议工程设计方案等事宜，两纸信笺与伫立的碑林馆舍为观众搭建了真实可感的历史情境。拍摄于20世纪70年代李寿墓、李凤墓发掘现场的老照片也是老一辈碑林人留给观众的礼物，这些老照片反映了李寿墓志、墓门、石椁，李凤墓志、册书刻石等碑林最具代表性的陵墓石刻藏品出土时的状态和考古工作者们的工作实况。老照片所定格的瞬间，应当成为考古工作成果的一部分，与陈列在展厅中的出土文物一同被珍视和保藏。
总而言之，我们在延伸展品概念的前提下，以“透物见人”的理念对展品进行了剖析，使展览实现了从“物的展示”到“物的阐释”的提升，也在学术史回顾的宏大叙事下，实践了以“物”为中心的微观叙事。与此同时，展览将不连续的时间段落中的人、事、物解构为“大背景”+“小故事”的组合，以讲故事的方式营造情感共鸣，拉近观众与历史人物之间的距离，使观众在穿越古今的历史现场，体察学术发展的脉络，在展览现场之外，成为此次展览乃至碑林史、金石学史和中国考古学史的传播媒介。
“西安碑林与金石学”是学术史展览的一次策划实践。展览把西安碑林作为承载学术史发展的时空，力求讲好西安碑林视角下的千年金石学史和百年中国考古学史。在展品阐释上，融入“透物见人”的理念，将器物、石刻、拓本、古籍、图书、档案、老照片等各类展品组合编织在学术史上的重大事件中，成为历史的“讲述者”，再现传统金石学从诞生、发展、鼎盛到为中国考古学奠基的学术转向。让观众沉浸在展览构建的历史脉络中，感受学术史的真实情景，促进展览与观众的“双向奔赴”，为学术史展览的实施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