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力诺市的“汉庭顿图书馆/艺术馆/花园”（The Huntington Library, Art Collections,and Botanical Gardens）为例，汉庭顿的会员分为7个等级，从低到高分别是：维持者级、贡献者级、附属者级、支持者级、赞助者级、重要捐赠者级、研究员级，每年会费分别是120美元、200美元、280美元、380美元、700美元、1500美元、2500美元及以上(图1）。会员级别越高，享受到的会员权益也越多[18]。
图1 汉庭顿图书馆/艺术馆/花园 会员等级及年费示意图
通过查阅不同博物馆的财务报表，可以看出会员会费收入在西方博物馆的营收中占有重要比例。如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2017年的经营收入为7657万美元，会员收入为964.2万美元，会员收入占比高达12.6%。即便是占比较低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Modern Art），会员的年度会费收入也高达1159.3万美元。占到了总收入6.1%（表1）。[19]
当然，这仅仅是会员费用的直接收入，而由会员制度培养起的会员为博物馆带来的附属收入，如零售、捐赠、活动等等，无法直接计算。但可以肯定的是所占比例一定不低。
中国博物馆的会员制度来源于西方国家。虽然起步较早，但发展却非常缓慢。无论是早期还是当代的会员制度模式都和西方国家相差无几。我国最早的会员制度记载，见于距今约一百年前。
1923年开始，顾维钧等人在北京筹备建立中华博物院，1924年通过了《中华博物院组织大纲》，其中第十九条规定，本院发起人和赞成本院宗旨而经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者，得为本院会员。第二十条介绍了会员的3种级别，普通会员年费国币10元、特别会员年费国币20元、终身会员一次性缴纳国币200元。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二条，还规定了具有科研贡献的学术会员与捐赠资产的名誉会员的认定方式[20]。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中华博物院未能筹办成功。
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的部分博物馆已经开始对博物馆之友工作进行了探索。但直到改革开放后，博物馆之友（博物馆会员）制度才开始逐步正式建立。吕济民认为，1988年5月，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建立了我国博物馆系统的第一个博物馆之友协会[21-22]。
21世纪后，更多的博物馆开始尝试建立会员制度，但推行的结果却相差很多。2007年，上海博物馆建立了以年费200元的普通会员、年费8000元的高级会员和年费8万元的贵宾会员为基础的会员制度体系[23]。但今日在上海博物馆的官方网站已无法找到注册会员的通道和相关会员活动资讯。
2010年，苏州博物馆在建馆50周年之际，开始探索建立会员制度。初期仅设置了普通会员和贵宾会员两种。到2020年会员制度已运行了十年，会员人数1200多人。而会员种类也增加到了四类，分别是年费100元的普通会员，年费360元的家庭会员，年费2000元的贵宾会员和免费入会的教师会员[24]。
2014年，陕西历史博物馆公布了陕西历史博物馆之友协会章程（草案），其中第五条规定，协会由普通会员（180元年费），高级会员（6000元年费）和荣誉会员组成。
2016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正式开馆，同时设立了4级并行的会员制度。其中学生会员的会费80元/年，普通会员的会费120元/年，高级会员的会费280元/年，家庭会员的会费390元/年。各级别的会员权益在官网予以公示，同时，还为会员制作了极富文化艺术气息的会员卡与专属礼品（图2）。
据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公开资料显示，开馆5个多月，会员发展即突破千人，其中学生会员441人、普通会员218人、高级会员245人、家庭会员102个[25]。
图2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会员申请手册、会员卡和会员礼品
总体来看，目前中国博物馆推行会员制度的比例仍然非常低，对省级博物馆的抽样调查显示，在官网有明确会员制度介绍的比例不足5%。已推行会员制度的博物馆，大部分仍然沿用西方模式，即以收取会费为会员的准入门槛，随着会员级别的提高，提供的服务也更加多样化。但在中国，受限于公众的接受程度，博物馆会员制度产生的会费收入在博物馆年度收入中无法占到较大比例。
李敏行博士认为，博物馆会员制度的设计，可以有不收取任何费用的零会费形式，但是对博物馆会员制的定义中，公众对博物馆提供支持的具体形式仍以缴纳会费为主，以时间、专业知能、物资等其他形态对博物馆的支持则应归入其他捐赠形式或志愿者之范畴，混为一谈将对博物馆会员制的认知及建立产生困扰[26]。
纵观中西方博物馆会员制度的发展脉络，大部分博物馆的会员制度对会员的级别认定确实也是以缴纳会费的多少来区分。
但笔者认为，当前博物馆会员制度未能在我国大规模推广并取得显著成效的原因，正是因为学界对博物馆会员制度在我国实践的基础理解出现了偏差。目前，中国的博物馆会员制度设计几乎盲目照搬西方模式。
无论是创办目的 ，还是学术研究动机，似乎都是为了给博物馆建立一个新的筹措资金的渠道，却忽视了我国的文化背景、博物馆管理体制等和西方国家存在显著不同。
从文化背景来看，西方国家公民对文化、艺术等行业的捐赠与支持的传统受教会影响很大，往往是当作“公民的责任”而进行的一种个人行为。但在中国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中，慈善、捐赠行为却是仁者的一种修身手段，大多数人对捐赠的理解是一种集体的行动。
此外，对于统治者来讲，在儒家传统治国思想中，统治阶级应该是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提供者[27]，所以在当前，我国的慈善组织在人员、资金、组织架构上都严重依赖政府部门，缺乏独立性。目前我国公民经常接触到的捐赠，也多是由国家组织的面向危急险重的大规模灾害的支援行为。
从管理体制和资金来源来看，西方国家的博物馆主要采用董事会为基础的馆长负责制。馆长由董事会聘任，博物馆运行的资金由董事会负责筹措。无论其性质为国有还是非国有博物馆，政府提供的财政补贴都非常少，大部分资金需要博物馆从社会上筹集[28]。
而中国的国有博物馆，一般由地方或中央文物行政部门管理（行业国有博物馆由行业主管部门管理），资金来源大多为国家财政全额拨款和国家专项资金补助两部分。2008年以前，国有博物馆还有门票收入。2008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财政部、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至此以后博物馆的财政收入部分，政府拨款占到了绝对主导地位。
如北京自然博物馆，在免费开放后的第一年，来自于财政拨款的收入比例就占到总收入的89.1%（表2）。 [29]
综上，从外因来看，我国公民对文化事业的捐赠主观意愿不强。从内因来看，中国国有博物馆大多是收支两条线，所有收入上缴财政，而支出全部按照预算由财政拨款。
因此，利用博物馆创收不应是设立会员制度的首要动机。符合国情的会员制度设计，应该是以博物馆的基本职能为出发点，以公益性为原则，着力提高博物馆的收藏、教育、研究功能，以差异化手段,为不同的访客提供多样化服务，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30]。
简单的以缴纳会费的多少作为博物馆会员的等级划分标准，不仅有违国有博物馆作为公益事业单位的性质与初衷，也难以被广大群众所认可。
与多数人的想法相反，一个完善的博物馆会员体系的设计与建立，并非需要耗费大量资金与物力，会员在乎的更多是对其身份的尊重，而这种“尊重”通过提升博物馆的服务水平，创新服务形式，完全能够以很低的成本达成。作为会员体系的设计者，可以根据博物馆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设计会员体系。
如笔者在为某博物馆设计会员权益时（表3），通过管理人员对会员的问候，内部的停车位、优先的贵宾通道等无成本的权益设计，突出了会员与非会员的身份标识，不但能够让会员清晰地感受到差别待遇，对博物馆而言，实现的成本也非常低。
而会员对获取更多服务的欲望，会促使会员主动晋升级别。在设计晋升标准时，就可以将会员与博物馆的不同互动进行分值量化，以此促使博物馆更好地达成其社教、传播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