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博物馆出国展览的变化与意义（1979—1989）

摘要: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同时，文化建设也提上日程。作为担负国家文化传播使命的博物馆迎来一个新的建设时期，表现在出国展览中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目标更加明确，展览主题、地方性文化呈现及办展诉求等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积极配合国家外交政策，打开中外文化交流新局面上做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展览；博物馆；改革开放；出国展览；博物馆史

改革开放是在新形势下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国家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改革开放初期，常态化的中外合作交流机制建设成为新的时代任务。博物馆积极响应国家改革开放政策，尤其在出国展览上革新了传统模式，为中国文化的传播拓展新方式的同时，开辟国家赚取外汇的特殊途径，实现了文化服务于经济建设的独特作用。近年此时期的博物馆出国展览引起关注。随着更多有关博物馆出国展览档案材料的解档，为进一步研究改革开放初期博物馆出国展览提供了条件。在此，选取1979—1989年，系统探讨博物馆此十年间出国展览的变化与意义。

一、改革开放初期博物馆的变革

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基本国策后，各行各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979年全国博物馆工作座谈会在合肥召开，重新讨论了博物馆的中心工作问题，明确博物馆要重点加强基本陈列和科学研究工作。会上还讨论通过了《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工作条例》[1]。针对博物馆陈列工作，王冶秋提出应打破思想枷锁、突出地方特色并要呈现科研成果。[2]随后，博物馆事业发展被纳入到国家长期发展规划方案中，迎来了一个中国博物馆建设史上的“第三个兴盛时期”[3]。

此时期博物馆变革首先反映在数量上。1979—1989年全国博物馆数量由344所增至967所，增幅近两倍。

其次反映在博物馆体系上。为弥补博物馆类型单一，观众吸引力不足等缺陷[4]，建成开放一批自然类、行业类和遗址类博物馆，著名的有四川自贡恐龙博物馆、中国邮票博物馆、山东长岛船舶博物馆和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等。

同时在博物馆学术活跃度上，1980年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成立并创办会刊《大自然》；1982年中国博物馆学会成立，随后创办会刊《中国博物馆》。影响所致，一些地方博物馆学会纷纷建立。一批极具影响力的专业刊物《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东南文化》《博物馆研究》等先后创刊，搭建了博物馆学术研究的新平台。

尤其重要的是，博物馆响应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积极调整了出国展览模式。早在1978年，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制定的《1978—1985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中，就明确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落实新时期的总任务，重点要配合国家外交活动，做好出国文物展览和专业团体的考察交流等。[5]次年颁发的《对博物馆涉外工作的通知》中，再次要求博物馆“对国际组织、外国机构和个人提出的要求和建议要采取积极态度”[6]。

与此同时，国际上的博物馆建设也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尤其是新博物馆学理论的兴起，“以观众为中心”的理念逐渐受到博物馆的重视。为服务更多的观众，博物馆开始举办大量的临时展览[7]，引进国外博物馆展览成为吸引观众的新渠道。

有研究认为引进海外展览与否是影响当时澳大利亚博物馆参观人数的重要因素[8]。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Tokyo National Museum）每年要举办3—4个大型外国文物展览[9]。此时期中国博物馆的出国展览得到展出地观众的热烈欢迎，如1982年赴澳大利亚的“中国秦代兵马俑展”，总参观人次高达80万。后又赴日本、挪威、瑞典、英国、奥地利等国展出，迅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10]同年赴日的“中国敦煌壁画展”开幕后，日均参观人次达七八千，配合展览出售的画册10天之内销售上万册，在当时拥有百余所博物馆的东京实属少见。[11]

较高的观众吸引力无疑为中国博物馆出国展览带来了更大的国际需求，各国发出的展览邀约日益增多。1979—1989年十年间博物馆出国展览百余次，遍布亚、欧、北美及大洋洲。

二、博物馆出国展览的变化

为配合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家外交政策，博物馆出国展览模式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表现在展览主题、地方文化呈现及办展诉求等方面。展开讨论前，整理1979—1989年代表性博物馆出国展览如下表：

表1 1979—1989年博物馆出国展览一览表

（一）展览主题细化

改革开放前，博物馆出国展览活动已有展开。

总体上展览主题相对宏大，展品偏重于有代表性的珍贵文物，办展诉求偏重于国家形象宣传，强调展览规模和国家重器展示等。1973年影响较大的出国展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尽管尝试建立新的中外文化交流模式，但仍延续了传统“举国体制”的观念，展览规模大、展品数量多及规格级别高等特点。[12]

1979年后，与各国加强文化交流，举办更具文化内涵的出国展览成为博物馆新的目标。

1979—1989年中国博物馆处于转型初期阶段，类型上仍以历史文物类博物馆为主体，相应的出国展览展品也多以文物为主。如1980年赴美国的“伟大的中国青铜器时代展”，展出的就是夏商周的青铜器文物。[13]同年赴丹麦等国的“中国古代艺术珍宝展”，仍以文物展品为主。[14]但是，在具体的展览主题上有了细化要求，甚至出现了由“文物展览”向“文化展览”的转变倾向。

此时期博物馆出国展览开始尝试以明确的区域或者文物类型来呈现主题。1979年赴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古代文物展览——丝绸之路上（陕西、甘肃、新疆）的汉唐文物”，为中国博物馆首次举办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出国展览。[15]展品选取上，以发现于陕西西安、甘肃河西走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的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汉唐文物为主。[16]展览采用“丝绸之路”这一文化主题，使展品不仅表现出中国古代的制作工艺和艺术审美，呈现汉唐时期丝路沿线的历史风貌，同时也向国外表达了中国加强中外友好往来的愿望。

而1982年赴加拿大的“中国古代传统技术展”，则选取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以及天文、建筑、中医中药、青铜冶炼等传统技术方面的展品，向国外展示中国古代的精湛技艺。当时有评价认为该展览充分展示了中国历史上的先进技艺。[17]

主题细化还表现在对展览名称的斟酌上。1986年赴日的“黄河文明展”[18]，初定名为“黄河流域文物展”[19]。从“文物”到“文明”，一字之改，暗含展览理念的变化，即以“黄河文明”作为主题串联起青海、甘肃、陕西等沿黄省份出土文物背后的文明故事。相应淡化了传统出国展览展品的珍稀性色彩，更加重视文物所承载的中国人民的生产生活信息。

（二）地方文化呈现

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为满足友好国家或城市博物馆的邀约展览诉求，一些省市博物馆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充分利用丰富的地域博物馆资源，加入到出国展览主办者队伍中。办展主体出现多元化，使更多独特的地方文化在出国展览中得以呈现。

省市博物馆独立主办出国展览影响较大的有，1983年上海博物馆赴美举办了“上海博物馆珍品展——六千年的中国艺术展”（Treasures From The Shanghai Museum 6,000 Years Of Chinese Art）。这是改革开放初期首次由地方博物馆独立举办的出国展览。该展览展品包括家具、青铜器、玉器及书画等。此后又在美国各地巡展，观众达82万人次，并获得艺术特别成就奖。[20]

同年洛阳主办的赴日“古都洛阳秘宝展”，展品由周、汉及唐代出土文物组成。[21]夏鼐先生出席了此次展览在日的开幕式及欢迎会，并赋诗道：“洛阳冈山两地通，历史名城声誉隆。今日秘宝暂借展，他年永传友谊风”[22]。

1984年云南省博物馆赴日举办的“中国云南省博物馆青铜器展”，于1986—1987年再次受邀赴瑞士等欧洲国家展出。展品主要是出土于云南的春秋至西汉时期的青铜器。当时有评价认为，此次展览加深了国外对中华民族历史形成过程的认识。[23]

为了规范博物馆出国展览，1984年文化部颁发了《关于加强出国文物展览管理工作的通知》，强调所有出国展览均由文化部统一规划，未经国务院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对外作出展览承诺。[24]

但为了加强地方文化的对外传播，一些省市专门设立了对外文化交流机构。如1985年陕西省对外文物展览公司成立，当年即负责筹办了赴美的“中国秦代兵马俑展览”。这是首个由陕西省地方主办的文物出境展览，[25]展出效果良好。

有鉴于此，1987年国家下放了部分出国展览权限给地方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政策调整后，更多富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主题展览开始走出国门，如1988年重庆自然博物馆赴美举办的“中国龙——四川恐龙化石展览”[26]，次年自贡恐龙博物馆赴日举办的“中国大恐龙展览”[27]等。

（三）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

此时期博物馆出国展览的另一大变化体现在办展目的上，不再停留在单一的文化诉求上，而是有了更多的经济效益考量。

1979年，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向国务院反映出国展览过程中投入经济成本较大，希望增加组织商业性出国展览，以赚取外汇。国务院回复，同意将“出国文物展览工作室”更名为“中国对外文物展览公司”，以专门负责出国展览协调与对外谈判等工作。1982年，国家文物局颁发《关于文物事业涉外工作的几点意见》，明确提出出国展览要“既重政治作用、也重经济效益”，并对参与筹办出国展览各单位间的收益分配、外国机构配合展览拍摄文物的费用收取等问题均做出详细说明。[28]

此后，胡乔木在中国博物馆学会座谈会上提出，博物馆要研究国家体制改革，以便尽量增加博物馆经济收入，进而扩大博物馆事业。[29]很快，各界就出国展览可以适当赚取外汇，达成基本共识。[30]博物馆出国展览预期经济效益成为检测办展方案可行性的条件之一。

如驻加拿大大使馆向中国文化部传达蒙特利尔市希望举办“中国文明史—华夏瑰宝展”的意愿时，就突出强调了展览潜在的经济收入预期。[31]该展览向国内省市借调文物展品的文件中提出展览可“补助目前文物经费的不足”[32]，并承诺“将根据收入情况，及提供展品的数量、等级合理分配”[33]收益。

赴日“黄河文明展”的展品调集文件中同样提出“展览的展品借展费收入，届时将根据各单位提供展品的数量和等级，合理分配”[34]。

当省市博物馆与中国对外文物展览公司合办出国展览时，通常实行“二八分账法”，即省市博物馆可获取收入的八成[35]。这对于经费并不充裕的省市博物馆而言，无疑极具吸引力。

1988年，首都博物馆作为北京市文物局的改革试点，3年内先后在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举办各种展览10次，共获得经济收入140万元。[36]

丰厚的经济收入反过来又激发了博物馆举办出国展览的热情。一些随展出国的博物馆工作者还充分把握出国机会，向展出地观众销售独具特色的工艺品及展品复制品等，以扩大经济收入。

如“古都洛阳秘宝展”筹备团队制作了安菩墓出土金币复制品500枚、各种展品纪念章25000枚等纪念品用于出售。[37]联系当下的博物馆文化创意产业，不得不说当时博物馆的意识已具前瞻性。

三、意义

1979—1989年博物馆出国展览直观展示了中国博物馆的开放意识，对于国内博物馆从业者经验学习、专业理念更新及提升中国博物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均有着重要意义。

此时期参与出国展览的博物馆工作者获得了宝贵的出国学习机会，当时仅中国对外文物展览公司为举办出国展览就先后派出各地文博工作者“70多个团组，人员达200多人次”[38]。这些文博工作者在与国外博物馆合作时，近距离地观察、学习展出地博物馆经验，无形中提升了自身的业务能力。

在筹办出国展览早期，国内博物馆甚至没有人知道如何为展品上保险，如何同外方签订协议等基本事务，不得不在办展过程中边干边学，然后再运用于国内办展流程中，等同于相关博物馆和运输部门进行了业务“培训”。[39]

史苇湘1982年作为友好访问团成员随“中国敦煌壁画展”赴日。17天内参观了日本多地的博物馆等文化机构，与当地工作者进行深入交流后，意识到日本在文物保护与修复、学术资料搜集与管理等方面均有许多经验可供借鉴。[40]

1986年大连自然博物馆赴日举办“中国东北区的鸟兽”展览，期间随展代表团先后考察日本的多家自然和科学博物馆，认为当地博物馆在人员分工、科教活动、社会资源利用等方面均有独到之处可供参考。[41]

相对基本经验学习，出国展览对博物馆工作者学术理念的革新意义更大。在出国展览的带动下，国内博物馆同国际博物馆界交往日益密切，1983年中国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并派代表团赴伦敦参加国际博协第十三届大会[42]。

与国际博物馆界的重新接轨，使博物馆工作者增加了对国际博物馆建设的关注，大量的国际博物馆信息传入中国，《中国博物馆》几乎每期都有对英、法、美、日等国博物馆的讨论，《博物馆研究》《中国博物馆通讯》等刊物也大量刊发国际博物馆的相关文章。[43]《博物馆学新编》收录了涉及几十个国家博物馆的历史、现状、性质、任务、陈列艺术、藏品设施及组织管理等文章。[44]当时翻译的英国[45]、日本[46]等国家博物馆学者的论著，对中国博物馆界影响很大。加上一批中外博物馆学者应邀互访，更多的博物馆学新理念传入国内。

出国展览期间，随展人员还积极参加与展览主题相关的国际学术活动。

1983年“中国敦煌壁画展”在法国展出期间，段文杰、史苇湘、李永宁、施萍亭等参加了由法方主办的“中法学者敦煌壁画和敦煌遗书讨论会”。他们在会上宣读论文4篇，并收录于《敦煌壁画和写本——中法学者科学讨论会文集》，在巴黎出版。[47]

1985年“中国古代文明展”在意大利展出期间，威尼斯地方政府主办了“中国古代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及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专家构成的中国大陆学术代表团同香港、英、美、澳、意学者共同出席讨论会。[48]这些学术活动，使中国学者能够在国际上发表学术成果，成为展示中国文化的另一种有效方式。

国际方面，博物馆出国展览积极传递出了中国与各国友好交往的真实意愿，成为国际社会认识中国的重要窗口，更多国家与中国交往的意愿增强。

如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市长就提出中国是具有悠久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作为加拿大政府“有责任向加拿大人民介绍这一灿烂文化，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因而邀请中国在加拿大举办“中国历史文化展”，并对展览进行了多方面的宣传。

1980年赴美的“伟大的中国青铜器时代展”，有观众在留言簿上写道“展览像一本4000年的历史教科书，我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49]王立梅回忆1982年在比利时参与“中国古代艺术珍宝展”展出工作时，给来参观的小学生讲述了特殊的一课，使孩子们知道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古代文明，是爱好和平的民族。[50]

而故宫博物院1984年赴美的“紫禁城珍宝展”一度引发了美国观众到中国旅游的强烈愿望。该展览展出两年半，参观人次多达4000万。展期临近结束时奥兰多迪士尼乐园与故宫博物院商定随即举办第二次紫禁城珍藏品展览——“紫禁城秘藏清代钟表展”。[51]

日本为了“中国历代陶俑展”的顺利进行，曾多次派出协议团及采访组访华，其中日本朝日新闻社采访组来华期间，到河南巩义采访制作唐三彩者，以便深入了解烧制陶器人员的生活情况等。采访组还到河南省多所博物馆了解商代陶俑特征等展览相关信息，随后整理成文在日本发表。[52]

这些无疑增加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