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博物馆学理论与村寨博物馆形态的新发展：基于中国经验的讨论

【摘要】作为新方法论和遗产在地化实践的地域博物馆学传统，在日本有广泛的影响，其与新博物馆学在欧美和拉美地区的兴起，具有“异曲同工”之效果，可以视为新博物馆学的并蒂之花。由于各国博物馆政策和历史积淀的不同，再加上时代的变迁，词汇使用以及具体意涵的衍变会影响对具体实践的认识和理解。因此以地域博物馆学视角观察和分析中国的实践，意图进行更广泛的学术对话，而不是仅仅将视野限定欧美的学理和框架之内。

【关键词】地域博物馆学；村寨；生态博物馆

一、遗产在地化和多学科交融发展的新时代呼吁地域博物馆学

地域博物馆学（regional museology）是日本博物馆学者的创造，是指专注于地域性博物馆发展议题的一种研究方法和研究取向。这当然与日本20世纪70年代以降的地域主义思维有关，也被视作“地域构造共同学科”的组成部分。其与西方将博物馆分类为国立博物馆（national museum）、区域博物馆（regional museum）和地方博物馆（local museum）不同，地域博物馆其实涵盖了“区域的”和“地方的”两个部分。其与中国所谓的“基层博物馆”（主要指县级以下的博物馆）或者“县级博物馆”，在概念和意义体系上也不同。日本著名博物馆学家伊藤寿郎对“地域博物馆理论”有系统性阐述，认为地域博物馆是“第三代的博物馆形态”，即关注地方，其基于地方社会的需求而运作，以有本地居民的参与与体验为经营中心。

关于此点，黄贞燕博士的《博物馆、知识生产与市民参与：日本地域博物馆论与市民参加型调査》一文所述最详，对其理论源流、来龙去脉也有相对清晰的分辨，可资参看。日本考古学家茂木雅博在一篇文章中甚至认为，日本的地域博物馆传统也深深地受到中国遗址博物馆（如西安半坡遗址博物馆、西安兵马俑博物馆）建设的影响，如何将考古遗产“留在当地”，中国博物馆人走在时代的前列。

受地域博物馆学理论的启发，本文尝试梳理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建立的各类民族村寨类型的博物馆形态，来呼应伊藤寿郎所主张的地域博物馆不应受制于行政区划，而应立足地域社会。因此，以往有关基层博物馆、县级博物馆的论述，需要被重新检视和批判。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主张建立中国地域博物馆学的时代已经来临。

鉴于地域博物馆学的系统性和复杂性，本文先从分析民族村寨博物馆开始, 希望通过民族村寨博物馆的讨论，呼应地域博物馆学的核心议题。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少数民族拥有着各具特色的传统文化，而民族村寨则是民族文化的原生地，不仅保存着大量的有形文物，而且蕴藏着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民族村寨博物馆的建设具有重大的潜力。村寨博物馆成为现代化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的博物馆形式。它一般由村寨的文化环境、自然环境及一些辅助的陈列室或博物馆所组成，其特点就是以村寨为单位进行保护， 整个村寨中的建筑、服饰、饮食、生产生活工具及活动、各种节日都是博物馆的“展品”，其展示形式将时间与空间、动态与静态相结合，强调文化及其所产生与依附的自然环境的整体保护及与旅游开发建设相配合。所以，我国民族地区的村寨博物馆不仅在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保护多元文化存在、促进当地经济及旅游发展方面也是积极而有效的。

二、村寨博物馆理念的提出与生态博物馆理念的引进

村寨博物馆的理念最早产生于贵州。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几十个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少数民族多半住在农村，民族村寨自然成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主要物质载体。因为民族文化高度凝聚在村寨文化中，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文化也就是村寨文化。

贵州政府十分重视对民族村寨的保护与管理。早在20世纪80年代，贵州省文化管理部门就组织了“村寨（露天）博物馆”建设，先后在苗、侗、布依、仡佬、土家等民族村寨建立起了一批露天的民族村寨博物馆，成为中国最早一批乡村博物馆的探路者。1982年，原贵州省文化出版厅就发出了《关于调查民族村寨的通知》，指出有选择地保护好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的民族村寨（包括汉族村寨），对于研究贵州的建筑艺术、民族历史，进而建立一批露天民族民俗博物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露天博物馆（Open Air Museum）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相当新鲜的事物，许多博物馆管理者甚至博物馆研究者对于这些不以“文物”为对象的博物馆持怀疑的态度，保持积极的警惕，观望的人是普遍的。吴正光等进行第一阶段的概念普及和知识传播工作。

1986年，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贵州省文物保护管理办法》， 特设“民族文物”一章，明确规定“对具有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并具有研究价值的典型民族村寨，以及对与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文化娱乐、宗教信仰、节日活动有关的代表性实物、代表性场所及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资料，要加以 保护”，“各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门，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历史比较悠久、建筑具有特点、民俗具有特色的典型村寨，根据其科学研究价值报同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不同级别的民族保护村寨。”

经过多年努力，以及在充分的调查研究，理论论证和保护实践的基础上，贵州省有效地保护了一批典型的民族村寨，很多以村寨博物馆、民族文化村等形式向公众开放。这些建设在村落中或以村落为对象建立的博物馆，既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本土化实践，也是村落社会现代性建构的具体表征。同时，村寨博物馆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传统民族博物馆在展示功能、保护文化遗产、教育职能等方面起到一个补充与扩展的作用。

生态博物馆的思想引入在我国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种保护文化遗产，补偿传统博物馆不足，以服务社会的形式出现的生态博物馆，真正意义上在中国出现是以1995年中国创建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为标志的。我国的博物馆学家苏东海先生认为，生态博物馆是对自然环境、文化环境、有形遗产、无形遗产，进行保护、原地保护、在发展中保护和居民自己保护, 从而使人与物与环境处于固有的生态关系中并和谐地向前发展的一种博物馆新理念、新方法。所以，生态博物馆最大的特点就是以文化为对象进行整体保护, 强调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通过将村寨博物馆与生态博物馆进行比较，虽然二者在产生背景、建设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我们仍可以看出村寨博物馆与生态博物馆在理念及方法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例如，整体保护文化及其环境景观、原地保护，强调村民参与文化的保护与利用，主张博物馆是当地发展的工具等，都值得村寨博物馆学习。此外，在运营管理、组织构建等方面，生态博物馆也可以对我国村寨博物馆起到一个参考、借鉴的作用。因此，在我国村寨博物馆的发展过程中， 应该积极利用生态博物馆的理论及研究成果来不断丰富自己。

三、村寨文化传统的延续、传承与保护所面临的困境

虽然村寨博物馆的建立初衷是为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地区人民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心，拉动当地旅游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但其设计理念和出发点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旅游景点。建立之初，也确实对民族文化的挖掘、保护与传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些村寨博物馆在开发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不容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对村寨博物馆日后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3.1 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移植与改造

在学术界，对民族村寨是实行开放式保护还是封闭式保护，一直存在分歧。有人担心，对外开放会加速民族文化的消亡。确实那些建成了博物馆的村寨， 后来大多数成了当地发展旅游经济、开发旅游资源的首选地，被开发成了旅游观光景点。伴随着旅游开发而来的是大量游客的涌入，他们不可避免的将自己的价值标准、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带入民族地区，并对当地居民产生“示范效应”。此外，作为一种短期行为的旅游，旅游者更重视对民族文化表层上的娱乐和享受， 而缺乏对民族文化现象深层内涵的挖掘与探究。为了迎合旅游者对有形、有声、 有色、有动感、有场面、有情趣的民族文化的需要，民族村寨进行了大量的民族文化的移植，甚或是对原有民族文化（如民俗）进行改造。在民族文化的移植与改造的过程中，村民的商品价值观、时间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把村寨内的文化资源当成商品来贩卖，保护意识减弱。

3.2 参与的不平等性以及居民的参与性不足

当地居民的参与对村寨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没有村民参与的村寨博物馆是很难长久的。当地村民居住在村寨中，是文化的主人。从管理层面讲，村寨博物馆作为一种为社区发展的博物馆经营管理的新模式，理因由当地居民共同参与管理。但是，反观我国的村寨博物馆，大多是地方政府部门主导下的单一行为，虽然村民也参与到村寨博物馆的建设与维护中，但是参与程度有限，造成当地居民在村寨博物馆实际管理中主体地位的缺失，无法在其日常的经营管理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外，村民文化主人翁的意识薄弱，没有实现从“被保护对象”到“文化保护者”的身份转变，缺乏普遍的文化自觉, 因此，在长期的发展中，政府部门和专家成为村寨博物馆的主要领导者，而村民则变成名义上的主人，实际上却成为被领导者，这也造成了居民在村寨博物馆建设发展中的主体性缺失和参与性不足。

3.3 资金来源有限，人才断层，管理松散，后续发展乏力

由于我国的村寨博物馆大多建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村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平时的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建成村寨博物馆后，用于经营管理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乡、镇政府的拨款及门票和村民日常表演所得的部分收入。资金数额及其来源渠道的有限，使民族地区村寨博物馆在建设过程中常常会遇到经费不足的问题。因此，资金问题一直是制约村寨博物馆发展和进行日常管理的重要因素，从长远来看，也不利于其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

人才是制约的第二个关键要素，空心村带来了普遍的“村落虚空化”。建立博物馆和“文化景点”的村落目前虽然普遍好于其他村落，但乡村的可持续、振兴，在城市化越来越发达的今天，难度更大。

管理不到位，或者说，不会管理以及难以有效管理也是制约乡村博物馆发展和提升的重要因素。村落行政能力的普遍下降，专业或者半专业的人员缺乏，现有人员在村民中的“权威性”也多不被认可。

发展后劲、可持续性是这类博物馆的普遍痛点和难题。

四、博物馆话语权与遗产在地化的中国经验与教训

4.1 多学科的合作是建设好管理乡村（生态）博物馆的保障

运营与维持一个博物馆要比建立一个博物馆更难。

而用传统博物馆学的方式，来管理一个村寨博物馆基本上是不可行的。生态博物馆实践“以村民为主体”的新博物馆学理论，但生态博物馆是一个“后工业社会下形成的理念”，对于民族地区的村寨来说不可能是自发产生。

管理博物馆或者以博物馆的方式生存，对于村民来讲，均是一种“超前行为”。事实上，已有近40座生态博物馆主要是依靠政府推动建立的，个别的如贵州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虽然建设和管理方是民营机构，但政府的强力支持和特别政策是其得以生存的基础和保障。

从文化保护和文化建设的视角来看，保护文化多样性，重新发现和认识本地的资源和文化传统，进而促进和发展旅游是绝大多数建设乡村博物馆和生态博物馆的目的。由于第一代生态博物馆在贵州的实践，严格遵守了“杰斯特拉的北欧模式”即严禁迎合游客，一切以“村民自主”为原则，导致这些博物馆在建设的最初阶段完全没有考虑接待旅游的软硬件条件，但事实上游客络绎不绝地前来探访，获得的体验感很差，形成某种“恶性循环”。

 专家学者有关“文化自觉性和时代责任”的论述和呼吁，当然或许会起到“敲边鼓”的作用。当然，揣测其建立村寨博物馆或生态博物馆的原初目的，只能加深对建设者是否明晰博物馆理念的种种质疑，并不能实质性提升现有村寨博物馆的水平。

村寨博物馆如何持续发展，必须与本地社会发生密切关系，这不是任何单一学科可以解决的。以地域共同学科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地域博物馆学正是解决这类博物馆出路的最好钥匙，日本、韩国等已经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近来，我们在参与上海、浙江等地的艺术进社区工作，发现社工人员和策展人假如能够是同一个人的话，很多问题就容易解决，因此在陆家嘴的社区策展中提出了“社工策展人”的目标，具有社工、艺术策展两个专业知识的赵美珍成为第一个社工策展人。一般找不到这样的“双栖人”，不同学科学者合作则是常态。

4.2 开展历史和文化记忆工作，抢救收集和系统作为整体性存在的遗产

文化是发展的灵魂，经济发展需要依附于文化的发展。要科学保护民族地区的村寨文化，就要深入发掘其文化内涵。但是，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的席卷下，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很多传统文化面临着失传和消失的危险。因此，在 村寨中积极开展文化记忆的收集整理工作，是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对传统的和已经濒危的民族文化，如民间传说、神话、节日、饮食、服饰、银饰等传统技艺展开系统的搜集和整理工作显得越来越重要。

博物馆建设的基础之基础，就是以研究为基础而系统收集整理的“内容”，没有这个基础作为保障，博物馆就真的成了花瓶。但这个工作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坚持，要有一点“殉道者”的精神和追求——这恰恰是这个时代普遍缺少的。

4.3 传统整体性风貌的保护与维持，同时也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生活品质

村寨博物馆的建设不仅包括对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与传承工作，还包括对文化产生与依附的自然环境的维护。因此，保护村寨文化就要连同其自然生态环境一同保护，注重对村寨整体风貌的保护，包括生态污染、人为生态景观的破坏等方面。另外，在村寨文化保护中，还应该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快民族地区村寨硬件设施，完善其与博物馆有关的配套设施和服务水平。在民族村寨从事建设时，必须要与当地的环境相协调，尽量使用当地的建筑工艺及材料，同时还要尊重村民的意愿，以避免在建设过程中对村寨整体风貌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4.4 加强专业学者与当地居民的共同参与

在村寨文化的建设与保护中，专家指导与当地居民的参与二者缺一不可。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学等多学科的专家通过实地的调査研究，对当地村寨文化的保护发展提出指导性意见，以维护地区文化的多样性，同时还能够对当地的建设提供帮助与咨询。因此，为保证村寨博物馆的科学发展，多学科专家的指导、参与是必不可少的。而作为村寨文化的主人，村民参与亦是非常重要的。为保证当地村民能够有效地参与到村寨博物馆的日常建设与管理上来，不仅需要加强对村民开展教育培训工作，以启发当地村民对自身文化的觉醒，增强其民族认同感，从而达到“文化自觉"，拥护博物馆的事业；还要让村民切实感受到村寨博物馆建设对其带来的好处，使他们成为自己文化的受益者，调动起他们保护自身文化的积极性，自觉投身到村寨文化的保护工作中来。总之，村寨博物馆的保护与发展需要专业学者与当地居民的共同参与。

4.5 扩大资金来源，增加人次储备，增强管理动能

鉴于传统村寨博物馆在建设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资金短缺及其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为了能使村寨博物馆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这就需要稳定的资金来源做后盾，摆脱传统地单纯依靠政府拨款和村民演出来获取资金的方式，扩大资金来源渠道的多元性。立足国内多方筹措资金，建立一个有效且稳定的基金组织，通过地方立法明确村寨博物馆的法律地位，确保其能合法地获得政府、个人、社会团体、企业等各方资助。同时，还要充分利用当前政府及民间普遍关注生态环境和文化多样性问题的有利时机。不要把村寨博物馆仅仅归为博物馆行为，而是要积极争取国家林业、农业、文化、民族与宗教、旅游以及环保等部门和组织的帮助与基金支持。

长远来看，这些地方的发展需要有更具针对性的理论指导，这个理论就是地域博物馆学。

小结

村寨博物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保护的本土化实践模式，从20世纪80年代在贵州首先出现，到生态博物馆理念引入后与其结合发展再到现在发展壮大, 并走出自己特色，经历了从摸索、学习、借鉴到再发展的过程。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经历了曲折与困境，如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当地居民参与性不足、资金有限等，但就整体而言，村寨博物馆的发展呈现出继续壮大的趋势。如何在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更好地保护好村寨所在地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及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以及增强社区居民的文化自觉, 使其积极参与到村寨博物馆的日常管理与建设当中，协调好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旅游开发等方面的矛盾，仍然是我们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

创建一个新的博物馆当然不容易，但是长久健康地将这个博物馆维持在一个比较理想的生存状态，更不容易。村寨博物馆由于其“专业化程度低.、运营成本较低，而且通常和文化景点结合密切，目前维持还不是一个大问题。但随着全球化、城市化步伐加快，村寨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在现代性的逻辑中被认为是要淘汰、即将淘汰的，乡村文化因此也被认为是没有未来的一种过时的文化形态。”

“乡村的巨变”已经在所难免，博物馆的重要意义虽然毋庸置疑，但在未来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存在，它自身的哲学和逻辑应该如何？如何使村寨博物馆能够更有效合理地经营下去？这都是博物馆工作人员、政府、村民等需要共同探索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讲，村寨博物馆的发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就需要科学的指导，而这就是地域博物馆学应运而生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