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与社区发展视野下的博物馆角色
来源：
博物馆杂志
作者：
王思渝 沈山
发布时间：
2024-05-30 09:39
导读：《文化与地方发展，效果最大化：地方政府、社区与博物馆指南》在城乡与社区发展视野下提出了博物馆发展的四个主要领域，即城市设计、社区发展、创意街区以及乡村语境。其主张可以进一步概括为整体性、工具性和参与度三个维度。本文结合我国的杨浦滨江城市更新项目、史家胡同博物馆、上生·新所、上吴村百艺馆的具体案例，探讨这一文献中的理念主张在实践中面临的诸多具体问题。三个维度在上述案例中有不同侧重，且尚未实现全面整合。
引 言
国内博物馆学的既往研究已注意到博物馆与地方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强调博物馆的角色不能脱离地方发展。但这些研究大多将重点放在博物馆自身的专业化建设上，对于如何将博物馆与地方经济和城市发展相联结，博物馆在地方经济和城市发展中的哪些方面可以有所作为等问题，博物馆学的研究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2019年，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与国际博物馆协会共同推出《文化与地方发展，效果最大化：地方政府、社区与博物馆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指南》有五个主题，围绕博物馆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地方政府可以如何做等问题，提出了方向性建议。本文的研究围绕主题二展开，即城乡与社区发展中的博物馆角色问题。
刘易斯·芒福德等学者曾从城市发展角度提及博物馆，他们主张通过博物馆等城市文化设施建设，为城市居民提供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创意空间。而从乡村发展的角度关注博物馆的论述主要从更为“日式”的乡土博物馆，或更为“西式”的生态博物馆等问题切入。至于博物馆与社区发展的问题，伊万·卡普等学者曾做出过相应的讨论。《指南》对上述问题均有涉及，但理念主张有所不同。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一便在于进一步解析、归纳并总结《指南》中的理念主张。另外，如果将《指南》文本视为一种理念主张，那么不同国家的具体实践也会给我们提供不一样的视角来反思这些理念主张。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二便在于结合中国的不同实践案例，理解理念主张与现实实践之间的张力，进而反思在城乡与社区发展这一议题上，从理念主张到现实实践存在哪些具体问题。
本文选择了杨浦滨江城市更新项目、史家胡同博物馆、上生·新所和上吴村百艺馆作为讨论的案例。它们都与《指南》的理念主张有着较强的贴合度，且将《指南》中理念主张的某些方向发挥得较为极致。此外，它们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当理念落实到实践时，有可能存在的问题。当然，这四个案例不能代表中国的全貌，本文也无意解决全局性问题，仅进行启发性讨论。
一 .《指南》的理念主张
《指南》主要包含五个主题：其一，撬动博物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能力；其二，强化博物馆在城乡和社区发展中的角色；其三，推动文化意识和创意社会；其四，促进博物馆作为社会包容、健康福祉的空间；其五，强调博物馆在地方整体发展中的角色。
主题二核心的理念主张集中在四个领域。其一，重视城市规划与设计过程中的博物馆角色。其二，将博物馆视作城乡语境下的公共讨论和社区集会空间。其三，关于创意街区。其四，关于乡村语境的问题。
《指南》中的四个领域实际上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三个维度的理念主张。其一，强调博物馆工作与城乡发展议题之间的整体性。其二，强调以博物馆为工具，助力城乡和社区发展。其三，强调相关联社区参与度。
二 .案例分析
（一）作为城市设计过程的一部分
《指南》主题二的第一个理念主张，将博物馆视为更广泛的城市设计过程的一部分。笔者将围绕上海市杨浦滨江城市更新项目展开讨论。
《黄浦江沿岸地区建设规划（2018—2035年）》将杨浦滨江的功能定位为从一个老旧工业区转型为科技创新、文化创意、生态景观和休闲游憩为主导的复合型滨水空间，这囊括了大量专题博物馆建设或改造工作。值得注意的是，杨浦滨江诸多博物馆的建设或改造均被视为滨江整体景观带的节点，既要考虑自身博物馆内容的多元选择，又要顾及周边景观与滨水的空间关系。这正好契合了《指南》强调的理念。
《指南》提到，即便是小型的博物馆式空间也可以借用市民参与等手段对城市产生影响；博物馆应在正常开放时间之外，也能方便当地居民和游客进入。在杨浦滨江城市更新项目案例中，已经建成的博物馆在这方面表现得并不突出，但博物馆周边滨江沿线各个展示空间的设计以及公共艺术的设置在一定程度弥补了这些缺陷。此外，区域内还有许多具有多重复合功能的空间可承担展示性功能。
此外，《指南》用了较大的篇幅强调已建成博物馆与城市设计的动态关系。那么，在城市建设用地规划时如何为彼此留出动态空间，《指南》并未做出明确回答，但杨浦滨江城市更新项目提供了一种方案。集中建设区内的国有存量用地未来使用功能尚未确定时，先由土地储备中心通过土地收储方式成片收回，再等地方政府做出通盘规划，明确基本用地方向。随后，再按照实际需求对片区进行规划调整。例如，杨浦上海船厂旧址目前仍由区土地储备中心收储，地方政府拟在该地建设长江口二号古船博物馆。借由上述机制，便可待明确选择该地块后，通过控制性详规调整用地性质，实现最终落地。
（二）社区空间的打造
《指南》主题二的第二个理念主张以博物馆为依托，形成一个利于社区集会、公共讨论、关照社区内在多元群体的空间。位于北京的史家胡同博物馆，将自身定位为“文化的展示厅、居民的会客厅、社区的议事厅”，下文将以此作为案例展开讨论。
史家胡同博物馆2013年成立，2017年之后由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北规院）介入运营，受社区博物馆、社区营造、城市更新等思想的交替影响，开展了一系列面向在地社区的物理空间改造、社区文化活动、共创展览等工作。与《指南》中的理念主张相比照，这些工作主要可以呼应这两个层面。其一，存在将收藏、展示、教育为核心的博物馆业务职能进一步发挥的一面；其二，开放博物馆场地，使其成为特定文化组织或行动者可以践行其相关理念的空间。
此外，赵幸曾将史家胡同博物馆的运营与责任规划师制度、东四南历史街区的整治提升结合在一起讨论。他认为以史家胡同博物馆为基础，运营团队的工作也不仅局限于博物馆围墙之内，而是主动走进社区、胡同院落，开展了一系列胡同整治、微花园设计等工作。这实际上呼应了《指南》中关于博物馆走出围墙、组织延展性项目的主张。此外，《指南》的主题二常提对弱势或边缘群体的关照，史家胡同博物馆的实践当中，少见相关议题的直接介入，但也能看出部分直面在地社区当下难题、关切在胡同中生活的弱势群体的意图，这可在一定程度上视为结合在地实际情况做的一种调整和弥补。
不过，透过史家胡同博物馆，我们也能看到诸多《指南》未曾关注的具体问题。在参与度上，博物馆作为一类组织，如何保证自身对于所谓社区具有更为充分的代表性和渗透力？从史家胡同博物馆的案例来看，其主要依靠外来知识群体对社区的主动亲近以及政府组织的媒介作用。在工具性上，传统以物为核心的博物馆术与更具社区导向性的博物馆术之间，如何实现进一步的捏合？这一问题史家胡同博物馆也尚未圆满解答。
（三）作为创意中心
《指南》主题二还提倡，博物馆应在城市打造文化创意街区中发挥积极作用，笔者拟以上海市上生·新所为例展开分析。
上生·新所坐落于有着“上海第一花园马路”盛名的新华路历史风貌区。目前，该区域已涵盖展览展示、餐饮、共享办公、秀场、娱乐等多种业态，是一处文化创意产业和公共艺术项目的集聚地。2020年末，位于上生·新所的孙科别墅旧址修缮完成。改造完成之后的孙科别墅成为了一个小型的类博物馆式展示空间，举办了“理想之地——上生·新所城市更新及历史文献展”等专业化展览。将孙科别墅视作该街区内的一处博物馆式空间，那么不难发现其与《指南》的以下内容均有呼应。其一，开放自身场地。其二，保持自身的历史文化属性，并与文化创意活动相结合。其三，与创意人才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生·新所，实现上述三点的空间也并非孙科别墅一处。如果说，《指南》的关照是以一处核心博物馆为源点而发散开的，上生·新所则将这套理念践行到了更广泛的街区。上生·新所更为彻底地将分散的博物馆、展示厅、商店、户外街道式的空间纳入，使其成为文化创意街区整体叙事的一部分，把展览、沙龙、戏剧等活动作为文化吸引因子，带动周边的其他消费。这有别于《指南》单一源点的思路，进而提供了另一种发挥文化资源在延续城市文脉中的作用、将历史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城市发展动力的思路。
（四）在乡村建设博物馆
《指南》专门讨论了乡村的问题，笔者将以浙江省上吴村百艺馆为例来分析其建议是否恰当。
上吴村百艺馆建于2012年前后，位于浙江省湖州市上吴村。该村尤以民间手工艺竹扇技艺闻名，并已经形成一定数量的扇企、小型作坊。面对新的乡村博物馆政策，上吴村百艺馆的做法与《指南》有诸多契合之处。首先，2022年以后的官方主要引导方向围绕传统博物馆术所重视的收藏、研究、展示、教育、开放等，通过制定标准、考核验收、大馆帮扶小馆、人力资源培训等方式，旨在建设其专业化水平。再者，在建设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尊重既往在地资源的原则，进而相对保证了对各乡村文化特性的尊重，强调一村一品，从而在整体上实现文化多样性，与地方文化产业、非遗技艺结合，为未来发展积累了活力。
《指南》强调活用志愿者，且不局限于自身的藏品、努力成为村落内更广范围的文化遗产保护等议题所能开展活动的中心和场所。与此对照，2022年以后的上吴村百艺馆表现得并不突出。本文认为，常驻专业化团队和整体性关照的缺失是重要因素。在博物馆的建设中，省级以上的行政力量始终扮演着更强的主导性角色，基层政府对以竹扇为代表的自身文化特色也有认知局限，更多是对上层指令的执行和配合，缺乏更为“自下”的主动性。同时，目前来看上吴村百艺馆与村内的其他文化教育类机构之间也未能做到常态化的联动。在一种“各自为政”的背景之下，博物馆内缩成为专题性更强的收藏和展示机构，难以做到跨越自身的藏品而去关照更为整体的村落内的遗产资源，村民参与程度也仍有限。
目前来看，无论是上吴村百艺馆这样的个案，还是《指南》中的主张，都未见对这种村落整体社会的更多关注。《指南》对乡村的关照仍带有较强城市属性，它期待“与城市中同样”的方式提供文化活动，乡村居民也能如城市居民一般参与博物馆活动。因此，它所主张的专业化模式都不免带有由城市向乡村移植的色彩。以上吴村百艺馆为代表的乡村博物馆现有的实践也是多将重心放在有价值之物上，未能展现出面对村落整体社会中更丰富的现实问题的企图心。实际上，跨越博物馆而关照村落整体社会的主张体现得最为明显的还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生态博物馆运动。相较而言，《指南》对整体性的关照还是保守的。仅依靠专业化、文化多样性的底层逻辑是否足够，还值得思考。
三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在对《指南》进行总体性介绍和归纳的基础上，以杨浦滨江城市更新项目、史家胡同博物馆、上生·新所、上吴村百艺馆为例，分别阐释了在城市设计、社区发展、文创街区、乡村这四种不同的语境之下，实践与理念主张之间的张力，案例与《指南》的出入（表1）。
表1 案例与《指南》三个维度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指南》整体性、工具性和参与度三个维度。现将四个案例与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整理如上，从中也能看出理念主张的未尽完善之处，以及实践遇到的具体问题。
上述四个案例虽不能完全代表我国的整体情况，但可以发现城乡与社区发展对于当代博物馆发展而言确是一个重要话题。在我国大力发展中小博物馆、类博物馆的背景下，上述案例都展现了博物馆多元性、灵活性，对当代社会切实的助益，在传统博物馆与新博物馆之间的平衡。在现实可行性层面，上述案例也证明将博物馆与城乡、社区发展问题统筹考虑，是一个可实现的话题，并非纯粹理念式的空中楼阁。同时，上述案例反映出理念主张在实践中常有缺失或侧重，整合度不高。这进一步说明，这三个维度在各地的城乡和社区发展实践者、博物馆管理者当中并未获得普遍性的共识。这些问题也指示了未来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