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博物馆的社会开放、财政状况、业务布局、社会心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且这些影响将持续到后疫情时代。在此特殊形势下，数字技术的综合应用成为博物馆走出困境、化危为机的重要选项。这些努力得到业界和公众的普遍认可。2020~2021年，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进行了3次博物馆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调查，报告呈现出近两年来博物馆数字活动的国际样貌和基本走势。面对后疫情时代，博物馆数字技术应用在理念、技术和伦理等维度尚有不少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

引 言

2020年以来，持续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危及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命，也给包括博物馆在内的公共文化机构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特殊时期，博物馆机构和博物馆从业者通过不懈的艰苦努力，履行其服务社会和公众的使命。虽然世界各地的博物馆被迫间断性全部或局部关闭，不少国家博物馆也暂停了线下服务，以确保观众和员工的安全，但博物馆从未停止探索和推动与观众联系的渠道和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数字工具和数字平台的使用。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博物馆与数字媒体相关的各类活动仍在持续快速增加，但在许多情况下，疫情只是加剧了博物馆领域存在的一些系统性缺陷，如博物馆内部普遍缺乏资源、技能和数字知识，这种情况在小型和微型博物馆尤为突出。但是，每一次危机都伴随着机遇，博物馆正意识到数字技术的更多潜力：可以帮助博物馆更好地保存藏品，降低组织成本，扩大影响和可及性等。所以，现在探讨后疫情时代博物馆数字化应用的相关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

1、新冠肺炎疫情为博物馆领域

带来深刻变革

2020年4至5月，国际博物馆协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ICOM）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合作开展了全球性的“博物馆、博物馆专 业与新冠肺炎疫情调查”（Survey：Museums， museum professionals and COVID-19），并分别发表了调查报告。随后的2020年9至10月和2021年4至5月又进行过两次跟踪调查和数据更新，最后更新的报告于2021年7月正式发布。这些调查报告的内容和结论，让政府管理机关、博物馆业界和社会公众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博物馆产生的影响有了一个更宽广的观察和分析视野。

UNESCO和ICOM在2020年4至5月的调查报告中提供了一个十分令人担忧的图景：全球超过8.5万座博物馆闭馆，占全球博物馆总数90%以上，其中至少10%的博物馆可能面临永久性关闭;大多数国家的博物馆面临财政预算大幅削减、社会赞助严重萎缩、员工失业或降薪日趋严重、大型项目被迫停摆等困难局面。这次调查预测，疫情的上述影响或将长期延续甚至进一步加剧。可以说，博物馆领域正面临着极其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危机。2020年9至10月ICOM调查更新的数据则呈现出一种复杂和胶着的情态：虽然博物馆的重新开放率和财政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性差异，但从综合指标看，近31%博物馆在尝试开放后重新关闭，16%博物馆预算收入缩减50%以上（其中6%博物馆缩减幅度超过90%，10%博物馆缩减幅度超过75%），24%博物馆申请紧急资金援助，27%博物馆申请博物馆员工工资支持，31%博物馆开始裁员，46%博物馆取消或减少展览项目，67%博物馆取消或减少了活动项目。疫情暴发一周年之际，ICOM发起了第三次跟踪调查，结果显示全球博物馆依然十分脆弱：2020年，19.9%的博物馆损失观众达90%以上，25.3%损失超过75%，24.3%损失超过50%，20.5%损失接近50%，4.9%损失小于25%，只有2.3%损失小于10%和2.8%观众数量有所增长。2020年当年，博物馆平均闭馆155天，与2020年春天相比，2021年春天博物馆的状况再度恶化，大量博物馆不得不再次关闭，博物馆参观量比2019年下降70%，所调查的博物馆收入减少40%～60%，博物馆公共财政投入大幅削减，波及近50%被调查的博物馆，有的公共经费削减40%。

虽然上述统计数据在世界各地存在很大差异性（例如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绝大多数博物馆都在开放，而欧洲、北美、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阿拉伯国家只是开始重新开放），但作为一系列综合性的结果，它们仍然有比较高的可信度和参考性。由此可见，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博物馆，疫情产生的社会开放、财政状况、业务功能、社会心理的影响是真实可见的，很可能也是深刻而长远的。在我国，虽然疫情对博物馆的短中期影响尚未显现，但巨大的经济损失，特别是国际疫情走势能否得到根本控制的不确定性，也让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财政部在2021年全国“两会”上的报告中指出：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稳定恢復的基础还不牢固，财政收入实际可用财力总量增幅较低，财政支出重点和刚性支出都需要加强保障，刚性较强。2021年重要的财政政策之一，是坚持政府过紧日子，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预算编制的基本方针，进一步压缩一般性支出。

面对疫情危机，全世界博物馆人已经在思考一系列问题：疫情大流行期间博物馆发挥了什么作用？疫情客观上让博物馆增加了什么社会价值？疫情流行中如果没有博物馆，社会可能失去什么？疫情结束后博物馆的生态系统将是什么面貌？疫情对博物馆财政、领导力、观众、项目等产生怎样的影响？后疫情时代博物馆新的社会与文化潜能是什么？但让人们受到鼓舞的共识是：新冠疫情在客观上，让过去重视不够的博物馆的文化潜能被发现、被激发出来，博物馆文化可以让社会更坚韧人民更团结，博物馆文化对公众心理健康和福祉具有积极影响，博物馆可以极大拓展与教育之间广泛紧密的联系，博物馆是受到社会公众普遍信赖的公共文化机构，博物馆与科技深度融合可提供新的文化交流生态。2021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博物馆的未来：恢复与重塑”（The Future of Museums：Recover and Reimagine），传达了许多重要信息。恢复，就是要努力使新冠肺炎疫情给博物馆造成的开放、服务、财政和心理上的深刻影响降到最低限度;重塑，既是疫情前博物馆形象的恢复，更是对未来的重新构想和再出发，重塑博物馆事业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文化角色。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Audrey Azoulay） 所呼吁的，“各国可通过雄心勃勃的文化政策，在支持博物馆这一困难时期发挥重要作用。这意味着不仅要保证博物馆的生存，而且要使其为未来做好准备。”人们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博物馆的社会角色将会更加能动，更加积极。

2、两年来博物馆数字技术

运用的国际态势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许多博物馆改变原有的服务社会方式，其中提升数字化服务水平是一项重要选择。疫情客观上让线上资源和虚拟技术与博物馆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联系，数字技术在本次博物馆抗疫中的作用得到了充分验证，社会对博物馆线上资源的认可度大幅提升。

博物馆在持续两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数字技术应用，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反映了博物馆业界更趋理性和务实。疫情初期，当数十亿人在空间上彼此分离的时期，在令人焦虑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博物馆文化主动参与到向公众提供慰藉、鼓舞和希望的行列中来。博物馆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加快了数字化转型的步伐。这种态势在2020年9月和2021年5月ICOM调查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反映。

2020年9月调查中最吸引人的数据，是博物馆数字化活动的巨大转变，不仅仅是数量和规模，而且关注到数字化手段在未来的成熟度和可持续性问题。而2021年5月第三次调查数据则显示出博物馆开始探索数字化技术在疫情“新常态”下的应用问题。虽然调查数据无疑指示了博物馆在线活动的持续增加，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博物馆已经逐步建立起不同的数字传播渠道，尽管经济因素影响资源投入的直接影响依然随处可见。这里将ICOM的三次调查作一比较。

首先，从博物馆数字活动相关的人力资源投入看。在所调查的博物馆中，有全职数字化员工的，2020年4月为26.1%，2020年9月为21.8%，2021年5月为21.9%;有非全职数字化人员的，2020年4月为55.7%，2020年9月为56.8%，2021年5月为61.0%;没有专门数字化人员的，2020年4月为18.3%，2020年9月为21.5%，2021年5月为17.1%。值得关注的结论是，非全职从事数字化工作的员工比例在增加，表明博物馆人力资源的某种重新分配，并且是流向传播和数字活动方面，而没有任何专职数字化员工的博物馆比例有所下降。

第二，从传播和数字化活动在博物馆总预算中所占比例看。所调查的博物馆中，传播和数字化活动经费预算超过总预算10%的，2020年4月为11.8%，2020年9月为12%，2021年5月为13.4%;介于6%～10%之间的，2020年4月为11.0%，2020年9月为14.9%，2021年5月为15.6%;介于1%～5%之间的，2020年4月为23.8%，2020年9月为29.4%，2021年5月为20.8%;不足1%的，2020年4月为17.8%，2020年9月为19.7%，2021年5月为24.2%。这里值得关注的结论是，虽然受困于财政状况恶化，但计划将至少6%的预算用于数字和传播活动的博物馆的比例增加了6.2%。

第三，从博物馆的各种线上活动看。在所调查的博物馆中，各种线上活动较疫情之前有所增加的。按活动类型划分：线上藏品2020年4月为18.0%，2020年9月为34%，2021年5月为32%;在线展览2020年4月为16.4%，2020年9月为16.1%，2021年5月为22.0%;活动直播2020年4月为19.1%，2020年9月为21.8%，2021年5月为28.1%;使用社交媒体，2020年4月为47.5%，2020年9月为41.9%，2021年5月为53.4%。闭馆后开始线上活动的博物馆，线上藏品、在线展览、活动直播、使用社交媒体2021年5月分别是9.7%、17.4%、26.5%和3.8%。

第四，从博物馆数字化相关战略调整情况看。2020年9月到2021年5月的变化是：“重新审视数字化策略”由76.6%增至83.4%;“增加专门工作人员”从38.7%增至41.9%;“增加数字化预算”从43.2%增至52.1%;“增加数字化服务内容”从74.8%增至78.6%;加强员工培训从53.8%增至64.6%。

除了从以上四个方面观察外，还有一种情况意义有些特别。从2021年开始，一些被调查的博物馆开始尝试通过采用数字技术来拓展创收渠道，尽管这些经努力得到的经济收益在整个博物馆运营经费中仍是杯水车薪。其中最常见的方式与投资商品销售有关，或者通过扩大在线销售（占14.1%），或者通过研发新产品（11.3%）。其中有14.1%开发网上商店，5.6%推出数字化会员项目，8.4%实施付费的网上展览和7.4%组织付费的网上博物馆导览。总的来看，以上尝试还在起步阶段，因为59.1%的博物馆还没有考虑类似的新收入来源。

ICOM是国际文化遗产和博物馆最有影响力的非政府性专业组织之一，其所做的三次全球性调查，全部采用匿名的、自愿的調查数据收集方法，并由国际权威性调查机构进行分析，保持了相对客观的立场。应当说，报告所得出的结论可以基本反映出疫情暴发两年来国际博物馆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的情况。

3、博物馆数字化技术应用

在后疫情时代的思考

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在疫情之中和之后已经并将继续大踏步进入博物馆领域。数字技术与博物馆日益深入的融合，已经开始改变今天博物馆的面貌。后疫情时代如何让数字技术更好地与博物馆之间形成良性、可持续发展、具有社会内生动力的力量，是值得深入思考和探索的课题，它涵盖了理念、技术、伦理等不同的维度。

首先，如何理解数字技术与博物馆相融合的内在逻辑。无论如何定义博物馆，主流看法依然是将其列入实体世界的范畴。那么，究竟是什么将博物馆与虚拟世界关联在一起？结论应该是它源于人类共有的两种基本行为：传播交流和收集储存。从传播交流方面看，自语言发明开始，人类就从未停止过开发各种交流工具的步伐，并且为了更好和更快捷的传播，这些工具不断微型化（miniaturization），从照相机、电报、电话、电影、收音机、电视，到今天的互联网。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技术带来的革命只是历史必然地给博物馆提供了传播信息、满足人类交流需求的新可能。再从收集储存方面看，博物馆是一个收集和储藏人类及其环境见证的机构，数字化可以通过其强大的储存、分析和发布功能，让博物馆各类信息、数据的保存和保护、藏品的使用，直至博物馆的智慧，在数字化的世界里得以增强、加速（accelerate）和共享。可见，数字技术进入博物馆只是一种历史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一种时髦，但是一些博物馆出现的数字技术主义应当引起人们的警惕。

第二，如何将藏品开发理念嵌入数字技术应用。文化遗产资源进入博物馆后，是生命周期的终结，还是生命周期新阶段的开始？答案显然应该是后者。尽管博物馆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极具多样化，但有一个共同点：藏品。藏品开发，是21世纪才出现的概念，强调的是藏品的动态特性，通过博物馆的活动和手段增强藏品的使用价值（或潜能），用以支持博物馆的使命。在这里博物馆的藏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资源。当数字技术作用于这些资源的时候，大数据思维就显得十分必要。作为收集和储藏机构，博物馆积累了大量资源数据;作为开放文化机构，博物馆积累了大量用户数据、多媒体数据。这些海量数据是博物馆的优势，也是提供大数据服务的基础。遗憾的是，这些数据中的绝大部分没有被激活。大数据等新兴信息技术创新融合，会让博物馆相关数据不断快速汇聚，推动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呈现个性化、精准化和智能化趋势。进一步而言，什么是数据（未加工的数字和事实）？什么是信息（处理过的数据）？什么是知识（鉴别过的信息）？什么是智慧（数据+信息+知识+行动+反馈）？他们之间的关联与区别在哪里？博物馆业界和数字技术开发者对这些问题并不是十分清晰，经常相互混淆，往往制约了数字技术在博物馆领域走深走远。

第三，如何为博物馆教育传播新趋势添上数字科技的翅膀。新冠肺炎疫情所产生的影响充满了不确定性，目前唯一可确定的是博物馆与公众的黏合水平不断提升和强化。20世纪最后25年，教育从博物馆工作的边缘业务转向博物馆工作的核心业务，而近年来，这种发展导致了对学习的重视，反映了人们对博物馆角色的认识发生了重要变化，其视角从博物馆机构（提供教育，特别是为未受教育大众提供教育的博物馆）转变为使用者（作为学习者的个人）。这也涉及到对学习的定义和学习过程的看法。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在学习和经验之间建立起联系。博物馆学家琳达·凯利（Lynda Kelly）认为，观众“会根据自己的经历和兴趣，创造自己的意义，构建自己的叙事，期望通过提供适合个人和团体的多种途径和多种诠释体验来选择和控制他们的博物馆体验和学习，”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被概念化为博物馆设定的被动主体。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自然交互、虚擬现实与增强现实、移动通信、移动智能终端等技术，为这种建构主义学习方式的实践提供了更多新的可能，但重要的是，数字技术开发使用应建立在博物馆使用者的知识、经验、期望、意图等综合因素的基础之上。目前不少博物馆线上资源仅仅局限于博物馆的宣传推广策略，而非博物馆藏品和文化艺术资源多重和有效的延伸。

第四，如何在数字化应用中恪守博物馆的职业伦理。博物馆数字化技术应用的新理念、新方法都与一个重要的议题相共生，那就是博物馆的职业伦理。对职业道德准则的诉求贯穿于博物馆所有数字活动的始终。职业伦理是作为博物馆“可做、不可做”“该做、不该做”的精神工具而存在的，特别是在相关法律和行业规则尚处逐步建立的过渡期，这种自我约束显得尤为重要。在一个41%人口仍然不是活跃的互联网用户的世界里，数字文盲和数字基础设施的不足，客观上已加大了人们在使用博物馆文化资源和参与博物馆文化生活方面的差距，某些“数字鸿沟”在博物馆中已不再是个别现象。这与博物馆作为一个向所有人开放、为所有人服务的公共文化机构的性质是相背离的，如何让博物馆的数字活动更加具有包容性，更加有益于所有人尤其是特殊群体的精神福祉，无疑是伦理问题。此外，大量博物馆用户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必然涉及博物馆使用者的个人隐私。我们要充分利用好博物馆职业道德的精神工具，在为公众提供优质个性化服务的同时，更好地保护使用者的个人隐私权。

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彻底改变了博物馆机构和博物馆从业者对数字世界的看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数字技术应用于博物馆中的重要性。当我们积极投身于这场新变革之中，必然是挑战与机遇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