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策展：关系、赋能与责任
来源：
策展时代
作者：
宋协伟
发布时间：
2022-05-07 00:00
策展，对我而言，是一种探索的方法，持续探索未知领域。策展已经不同于以往传统博物馆中策展人所做之事，策展指涉一个更大范畴的实践，跨越更多层面的实践，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策展人角色的不断思辨。在过去二十年中，人们对策展人工作的认识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人们不再将策展人看成是作品的照管者或幕后的审美仲裁者，而是作为在更广阔舞台上发挥能量的一群人。他们将策展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语境之内去审视，并以不同的策展行为回应当下面临的迫切议题。
毋庸置疑，我们处于一个极端时代，始料未及的全球疫情为这种极端状态增添了另一层困境。此时此刻，以往的策展理念、批评话语可能都要接受当下的，也是未来的考量。这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策展现状，寻求突破的契机。反思现状，审视危机，每一位策展人都必须面对自己真实的处境。因此，近些年来，我们可以看到当代策展的议题很大程度上追逐于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如气候变化、资源短缺、文化冲突等，越来越多的策展实践以新的观点来透视我们面对的迫切议题。策展领域追求“当下”主题的行为，反映了策展人对迫切议题的“及时性”反应，同时也呈现了策展领域不断向外延伸的趋势。这一点也体现在策展概念的转变中 ：从“展览制作”（exhibition-making），到指称“策展”（curating），再到具有反思性的“策展性”（the curatorial），这一路的发展可以看出策展如何转向更灵活自由，以协作、参与、互动、表演和话语为中心的自发性实践。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策展实践在回应紧急且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态问题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试图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方式回应时代的问题。2009年世界设计大会期间，我策划的“设计·生产力”大展，阐述了“设计是生产力”的重要理念，探讨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设计对于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期掀起设计创新经济的浪潮。
2016年以来，我先后策划了两届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 ：“技术伦理”（2016）和“后生命”（2018），旨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一个艺术与科技对话的平台，通过数字技术等新兴媒介，共同探讨人类、科技与未来的深刻议题。“技术伦理”探讨了在“新科技神学”下的个体在认识论上的诸多沉思与反省 ；而“后生命”主题对“生命”这一古老概念的拓展和延伸则使我们更深刻地意识到 ：不仅在“认识论”层面，“新科技”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关系，进而探寻我们是否有勇气将作为万物标尺的“人”真正去中心化、我们如何定义生命、如何定义未来生命、我们是否应当将生命定义范围拓宽等重要的生命伦理问题。目前，我正在策划今年年底开幕的“未未来三年展”，展览将以“合成生态”为题，旨在探讨“共生本体”（symbiontics）的生命纠缠，同时借由“合成”（synthetic）这一隐喻，探寻未来演化的可能性，进而重拟人与自然的契约。近年来，诸多学者开始反思批判“文化 / 自然”的二分，跳出人类中心的立场，正视万物的能动性，重新审视生态体系中彼此复杂而紧密的牵连。本次主题试图跳脱人类中心主义的一般论述，在质疑人类在生态体系中的主宰地位的同时，将整个星球视为一个各种生态系统相互依存的整体，并在“后生态”之共生语境下建构新的策展思维。
上述展览不仅体现了不断面向“当下”例外状态和紧急状态的策展行为，也反映了我多年来对于策展走向公众和社会责任的多维度探索与思考，正如学者克里斯蒂娜·克雷普斯（Christina Kreps） 在《 策 展 作 为 社 会 实 践 》（Curatorship as Social Practice）②这篇文章中提到的，策展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关注当下之人更甚于过去之物，以及人所处的社会文化政治语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代策展会呈现出一种不断面向当下的路径，越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代策展会呈现出一种不断面向当下的路径，越来越多的策展实践都强调，在处理“当代策展”与社会介入之间的关系时，需要以新的观点以及新的策展模式来透视我们面对的迫切议题，而不是简单地把它们作为策展“主题”。
当下的策展实践，通常以更加开放的策展模式和策略，使其成为一个动态时刻从而产生持续交流，进而得以用不同的方式批判现状和想象未来的可能性。在这种状态下，它批判以策展人为主导，忽略参与者介入价值的模式，但也不因此建议转向单纯以观者为中心的模式。这种“关系”导致了一种特定情况下出现的“共同作者”的局面 ：策展人和观者被重新定位为共同创作者和协作者，这对于打破二者之间的既有的交流范式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策展人的责任是为多元化的观点和经验提供一个开放性的平台，通过聚合在场的所有公众并将其各自的独特经验交织，使策展实践得以在更宽阔的维度中开展。在这一过程中，策展人起到了某种形式的赋能作用。他们不再将自己的观念和想法贯彻于一个展览中，然后将之硬塞给公众，而是起到催化剂的作用，激活展览语境，从而使观者参与介入。策展人应该懂得在某个时刻功成身退，将展览留给公众，并时刻提醒自己可能性的存在，多视点的存在，反向性的存在。
此外，虚拟空间的数字技术赋予了展览新的对话空间，观者与作品的互动模式，及其对策展人、创作者、观者之间的关系的改变。虚拟时空所激发出的创造力，一方面使展览演绎成为一个充满可能性的过程 ；另一方面也是有目的地通过持续的变动演绎自我反省式的开放和平等。例如，基于互联网的虚拟展览，对其所在的即时语境积极回应，呈现了一种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在这个意义上，展览通常是多态的并永远处于形成的阶段，它们多为长期的、开放式的、非中心的、研究型的，通常具有多层次的实现方式，一种不同于既有展览“结构”的形式。此外，这种动态系统给观者创造了无数的链接点和相遇点，正是这些汇聚点激发了新的可能性。它引发了观者不同的参与方式，同时，它所激发的反思性与批判性，有助于推动策展人、创作者、观者重新思考自身在策展过程中的角色与行为。三者的角色通过策展活动产生，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稳定的，一直处在不断变化、重新谈判与修正之中。在这个充满可能性的流动空间，没有人占据主导性的位置，这里追求的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平均主义，既没有预定的规则和路径，也没有所谓的层级结构 (hierarchies)，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连其“自发性”和“互动性”都将在变化的过程中被不断刷新。因此，策展人、创作者、观者更像是在扮演挑衅者 (p rovocateurs) 的角色，以批判和自反的态度质疑三者之间惯常的权威等级构造，同时，寻求颠覆策展人、创作者面对观者通常处于权威位置这一常规等级关系后会带来的可能性。
策展并不是为了创造一个生产性空间，而是意在提供一个可供思考的语境，以及一种聚集不同能量和实践的方式，一种不断进入一系列与当下密切相关的迫切议题的动力。在策展的过程中，我们把一些策展行为视为激起一系列反思和批判的催化剂，同时它为观者提供了一个沉思和思辨（speculation）的空间，使其参与方式（engagement）具有更多的可能性。当这些可能性形成一个连锁效应时，这导致策展人、创作者、观者往往从作品开始，但又不仅仅停留在那里，他们不可避免地开始各自的思辨行为（speculative activity）。我们需要将策展视为过程性的、开放性的和不可预测性的一种实践，一种保持事物处于流动的、变化的、“之间”的、未确定的状态，这也是获得更多声音的基础。此外，作为策展人，我们还需要考虑如何避免将与观者的沟通建立在预设的路径中，需要在鼓励观者更积极地去质疑、批判时不惧怕落入某种失控的情形当中。
日益职业化、系统化、学院化、理论化以及历史化的策展角色，迫切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策展的模式与策略。当下日益固化的策展范式，驱动着我们拒绝程式化的策展模式，通过对既有的范式 (paradigm) 进行干预，从而迫使策展 (curating) 跳出自己的舒适区域，这种割裂的状态将为策展打开一个新的语境，为探寻关于策展潜在或可预测的未来提供可能性。传统的策展模式在过去二十年中一直受到质疑。策展在本质上无可避免地受制于现存的系统和权力结构，因此越来越多的具有潜在干预性的策展实践，试图颠覆既有的框架。当代策展之跨域整合能力为其“逃逸于系统之外”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此基础之上，有必要强调“策展性” (the curatorial) 概念的重要性，进而去铺陈当代策展的可能性。正如保罗·奥尼尔（Paul O’Neill）在《策展主题》（Curating Subjects）一书中所提到的那样，“一个策展的策略必须给出一种有效的开启潜在可能性的方式，必须能够为同一个问题提供丰富多样的回答”。③保罗·奥尼尔描述策展性是一种“出离”（living-out），或是一个认知的过程，这个认知随着实践的发生在不断地自我调整和产生变化，而这些变化也会通过不同的路径进入其他的领域，因此这个认知的过程具有不可预知性和开放性的特质。④
“策展性”概念的提出并非为了突破策展现存的系统和权力结构，也不是仅仅为了提出可能性而存在，它旨在激发想象力与能动性，述行或猜想不可见的、未被看见的和未被想象的可能。正如让 - 保罗·马蒂农（Jean-Paul Mar tinon）所指出的，“‘策展性’开始在一个要求‘破坏或颠覆’的时刻，这个具有破坏性的动作使‘策展性’从被束缚的危机中自我解脱出来，以一种主动干预的态度来抵抗‘被界定’（被定义）”。让 -保罗·马蒂农认为“想象力”是唯一无法被定义的，也绝对不会局限于任何既有模式。⑤“策展性”排斥一切引导性的预设，它要求对策展的过程和范式进行重新评估，从而试图探寻新的替代性和可能性。在此引用英国学者伊尔·罗格夫（Irit Rogoff）的观点，“‘策展性’作为一个策展策略 (curatorial strategy)，是将策展从所有既有的实践和框架中‘解放’出来，这些既有的因素限制了策展自身在探索我们尚不知道或者还未成为命题的事物的能力”。⑥由此，跨学科的联结显得至关重要。如何将策展作为跨学科联结发生的“动力场”，进而突破既有的策展范式，是我们需要不断思考的议题。对于当代策展人来讲，不设界、不设限，不仅是策展工作的初衷，也是它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