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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主题展策展思路和方法

来源：

《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

作者：

戴逸华党育杰（中国科技馆）

发布时间：

2024-04-16 09:03

【摘要】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代表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是可作为科普创作主题的重要题材。科技馆应在充分发掘其中丰富展览素材的基础上，汲取国内外科学教育界、博物馆和科技馆界的先进教育理念，采取“多维目标取向”的思路策划中华文明起源科普展，立体地、综合地呈现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及科学家精神。在有特定教育意义、教育目标的环境设计中“讲故事”“模拟再现科学探究实践”是实现“多维目标取向”展览的有效方法。学术研究作为策展前期的准备工作，也应该围绕这样的目标和手段展开。

【关键词】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科技馆；展览策划；多维目标取向；传播方法

基于现代科学考古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始于1921年的仰韶村发掘，百年来，相关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成果，极大丰富了我们关于中华早期文明的认识。2004年正式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下简称探源工程）更是旨在通过多学科联合攻关，充分揭示早期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和辉煌成就，回答中华文明形成的时间、地域、过程、原因和机制等基本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华文明与周边地区文明化进程的互动关系，进而通过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总结早期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

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阵地，科技馆也应该是传播中华文明，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重要窗口。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提升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和感染力是科技馆的职责所在、使命所系。为此，本文将立足科技馆展览的现状和特点，论述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主题科普展的展示目标、展示内容和展示方法，并尝试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提出关于科普展览策展思路的认识。

一、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主题科普展的展示目标辨析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是以考古学为核心，综合多个学科探寻中华早期文明的研究领域。作为社会教育机构的科技馆要以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为主题策划展览，摆在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是：确立怎样的展览目的、采取怎样的展览方式，才能既体现科技馆的特色，又激发社会公众的兴趣，还能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按照当下国内科普展览的习惯做法，我们首先能想到的是“知识”的展示：只要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提取科技元素，再按照知识领域分门别类地展示，就能推出一个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主题科普展了。这里称之为“知识取向”的策展思路。而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也确实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科技知识素材，概而言之，主要有两大类。

一是科技史知识。以探源工程为代表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涉及丰富的科技史内容，其中有的丰富了我们既有的认知，有的更是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基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考古学者袁靖在多部专著中进行综述，分别概述了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500年，我国在农作物、家畜、青铜器、陶器、石器、玉器等技术领域的状况，并讨论了这些技术进步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系。除此之外，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还广泛揭示了早期中国在天文、数学、建筑等各领域的成就，这些早期科技成就都是适合科技馆展览的知识素材。

二是科技考古知识。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不少科技手段被考古学应用，催生了科技考古学这一专门领域的兴起。时至今日，科技考古的内容已经蔚为大观。作为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也充分应用了现代科技手段。《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总结20世纪90年代的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和逐步完善，其结果使考古研究过程各方面的科学水准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探源工程更是以广泛应用现代科技为主要特色：参与研究的近400位学者分属近20个学科，几乎涵盖了所有自然科学一级学科；项目的研究和思路遵循两个结合，其中之一便是“促进考古学与各种自然科学的有机结合”。这些体现科技前沿的考古技术手段同样适合在科技馆展出。

然而，我们需要继续追问：传统的“知识取向”设计思路适用于科技馆内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主题展的策划吗？或者说，“知识取向”的展览能够充分展现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成果与重大意义吗？

作为“窄而深”的“冷门绝学”，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不仅远离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即便在历史学界、考古学界也是一个小众的分支。研究中使用的术语相当生僻，考古报告连专业学者都会觉得枯燥乏味，作为研究方法的科技考古手段、人文社科理论又很难为社会大众所理解。相对而言，早期科技成就方面的知识或许更易于为观众接受，但这些成就很多是通过早期人类活动的残存遗迹揭示的，这些看似平平无奇的工具残片、断壁残垣对社会大众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对这些较为冷门的知识，倘若我们仍采用传统的“知识取向”策展思路，就势必面临脱离公众需求和兴趣而难以普及的尴尬——事实上，这样的尴尬也见诸引力波、量子纠缠等其他前沿科技题材的主题展览。

更重要的是，把展示重点放在知识层面，也背离了当代科学教育、博物馆和科技馆教育的发展趋势和需求。早在20世纪80与90年代之交，美国的“2061计划”就强调，科学教育要在科学知识之外更加重视科学方法、科学态度等内容的传播。2009年，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专门成立的“非正式环境下科学学习项目委员会”发布了非正式环境下科学学习的六个目标，分别是“发展科学兴趣”“理解科学知识”“从事科学推理”“反思科学”“参与科学实践”“认同科学事业者”。我们看到，其中的“兴趣”“推理”“反思”“参与”和“认同”都属于科学观念、方法层面的内容，“知识”所占比重很小。而且对“知识”学习的目标也侧重思维上的“理解”而非记忆上的“知道”。与此同时，国内科普理论界也逐渐突破了“普及科学知识”的传统理念，开始从科学观念、方法层面思考科普的目的。2000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为中国科技馆二期开馆题词“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其中“弘扬科学精神”已占据了科普工作的首要位置。以此为代表的“四科”理念至今已经成为国内科技馆教育的共识。

在国内外科学教育、博物馆和科技馆教育理论界越来越重视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等内容传播的大趋势下，还囿于“知识取向”的策展思路，不仅背离时代潮流和社会需求，也弱化了科技馆、博物馆展览在这个时代应有的教育功能。这一认知同时指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主题科普展的正确策展方向，就是基于社会公众的需求和兴趣，立体呈现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及科学家精神，这里称之为“多维目标取向”的策展思路。

二、科技馆“多维目标取向”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主题科普展的可能性

在“多维目标取向”的策展思路下，科技馆不仅要展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科学知识，还要呈现贯穿其中的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同时，这些展示内容还必须适应社会公众的需求、引发观展兴趣。那么，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这一主题是否具备“多维目标取向”策展所需要的内容呢？以下将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与科学家精神三个方面予以论述。

（一）科学知识

上文已经提到，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至少提供了科技史和科技考古两类与“科技”有关的知识内容。那么，这些知识是否符合“多维目标取向”的策展要求呢？科技馆是致力于“提高公民科学素养”的非正规教育机构，观众经常出于休闲、游览甚至娱乐的目的到科技馆参观，并无明确的概念、原理、知识的学习目的。研究者普遍认为：观众在科技馆内的学习行为是一种非正式环境下的学习，大多由好奇心、兴趣等内在因素驱动。因此，展览呈现的知识须满足观众好奇心、兴趣等内在因素，才能产生通过展品获取知识的内生动力。

中华文明起源是一个在学术界和社会公众间充满不同见解的话题，要消除纷争，“搞清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历史……非常重要的就是依靠考古发掘获得的新资料来研究和证实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因此，中华文明起源是一个易于引发公众认知冲突，催生公众好奇心和求知欲的科普主题。

这里以“中华五千年文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所要验证的基础命题为例进行解析。对国人而言，“中华上下五千年”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常识。但事实上，这一说法一直受到挑战。20世纪我国史学界极有影响力的“古史辨派”认为“层累地造成上古史”，认为关于黄帝、炎帝、尧、舜、禹的记载均为后世编造的传说，不足为信，直接瓦解了“上下五千年”的史料基础。时至今日，尽管有学者基于出土文献提出“走出疑古”的口号，“古史辨派”提倡的疑古学说仍在学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特别是国外汉学界，普遍不承认商代以前的中国史。这显然与根植公众认知的“中华上下五千年”观点存在冲突。经过适当的引导，这一认知冲突就能转化为公众了解相关科学知识的“内生动力”。

第一，要证实5000年文明，首先要找到具有5000年历史的考古遗存，这就需要了解考古年代学知识。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这类知识恰恰是非常丰富且别具特色的。一方面，在科技考古中有多项技术服务于年代测定，这在全世界都是普遍应用的。除此之外，中国古代有丰富的文献典籍传世；近代以来，又出土了大量古代文献。这些文献为早期中国年代框架的建立提供了丰富资料，尤其是其中包含的诸多天文观测记录。准确理解这类记录，结合现代天文学知识解读这些信息，就能获得文献记载的准确时间，为年代框架的建立提供确切依据。因此，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年代学研究涉及的自然科学知识更加广泛，除了通用的科技考古手段以外，还较多运用了天文学方法。这在同属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体现得非常清晰。

第二，要证实5000年文明，还要在具有5000年历史的遗存中找到能够证实文明存在的内容，科技史信息正是其中非常有说服力的一类。以天文学为例，恩格斯指出：“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天文学）”。这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冯时认为：“天文学既是原始文明的来源，也是原始科学的来源”。根据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相关成果，中国在近5000年前就已有了引人瞩目的天文学成就，陶寺观象台（距今约4700年）是其代表。据学者研究，该观象台通过使阳光穿过墙面的缝隙，照射到人工夯筑的圆心点来观测天象，以此确定节气，反映了先民对太阳周年运动规律的准确把握。基于天文学的发现和需要，早期中国又发展出了数学、音乐、光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并形成了天圆地方的中国特色宇宙观，这一观念进而影响了当时以及后世中国关于建筑设计、聚落规划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此外，早期中国在水利技术上也有极高的造诣，良渚遗址（距今约5300~4300年）是其典型。为了抵御洪水、灌溉稻田、蓄水，良渚先民利用自然地势修建了长达十几千米、高数米的多段水坝，这些水利工程“反映了良渚人掌握了高超的科学技术，更意味着存在一个可以有效组织和运行庞大社会资源的强制性公共权力”。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有史可考的年代，水利事业的有效开展对国家的稳定运行依然至关重要，由此可见水利技术与文明发展互为因果的密切关系。

在认知冲突引发的“内生动力”驱动下，公众会在必要的引导下主动学习、探究上述知识，从而既能在更高层次上确立“中华上下五千年”的认识，又能深入理解考古年代测定背后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历史早期的科技史知识。

考古工作者在考古工地辛勤工作

（二）科学方法

美国“2061计划”系列文件中已提出，要“像科学家探究科学一样学习科学”，并提出不仅要学习掌握科学家科学探究所得出的结论，而且要掌握科学家们在科学探究中的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世界观。美国的《下一代科学教育标准》《共同核心州立标准》，我国的《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以及物理、化学、生物等多个科目的课程标准都把了解科学家在科学探究中的科学方法作为评价学习者的重要要素之一。

这样的理念也被历史学科所吸收，“学会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考察历史”“初步学会依靠可信史料了解和认识历史”已被作为重要核心素养写入历史课标中。若缺乏有效的教育形式，历史知识只能通过平铺直叙的描述予以呈现，由此成为历史教育中的一个难题。从这一视角来看，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这一主题可作为一个训练“依靠可信史料了解和认识历史”“考察历史”宝贵的素材库。

在考古学中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自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就是重要的研究课题，探源工程更是集全国学者之力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展开综合研究，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百年的学术积累不仅构成了我们关于中华文明早期历史认识的基础，还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专家学者、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记录了考古学家基于不同类型的证据、运用不同的科学方法和手段推演、思辨中华文明起源历程的研究路径。比如，苏秉琦在接受香港《明报月刊》记者采访时，回忆了他提出考古文化区系类型学说的研究过程。

我在指导整理材料的过程中，从大量文化因素中提取了在八百里秦川各仰韶遗址中普遍存在的三类六种陶器，作为仰韶文化的“分子”；并由此重新界定仰韶文化的“类型”，认识到仰韶文化的半坡和庙底沟是各自发展而又相互依存的两个主要类型。这是认识仰韶文化基本特征、社会发展程度、分布和源流等方面的基础。

我通过解剖仰韶文化这只“麻雀”，顿悟到考古学研究必须对仰韶文化遗存做分子分析，并在不同遗存间进行文化分子的比较研究，确定哪些遗存属于同一文化共同体，每一文化共同体各自经历怎样的发展历程，又受何种动力驱使，如何一步一步地前进。仰韶文化的典型解剖启发我们，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不知存在多少这样的文化区系……（我）也就找到了新的起点：中国古代文化是多源的，必须按实际存在的不同系统寻其渊源、特征及各自的发展道路。这一认识为我以后的研究奠定了新基础，孕育了考古文化区系类型的学说。

区系类型是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理论，这段不长的自述介绍了苏秉琦从微观的器物研究起步，到提出区系类型说这一宏大理论的思考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苏秉琦所运用的基本方法是考古类型学，属于考古学领域的专门方法，同时，他的研究和运思还涉及假设、归纳、综合、类比、对比、思辨等对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适用的一般科学方法。在另一个场合，苏秉琦表达了他在上述研究中的感悟：“科学是以逻辑思维反映客观世界，艺术是以形象思维反映客观世界。根据我的实践经验，形象思维对于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绝不下于逻辑思维，而手感对于形象思维的作用，绝不是凭视觉得到的印象所能代替的”。这里关于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思考，已经触及具有普遍方法论意义的全学科方法了。通过研读文献、访谈专家，搜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这类素材并设计展项，可以帮助公众了解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感悟更具一般性和普遍意义的科学方法。

考古学者利用无人机对二里头发掘现场进行调查（空中遥感技术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

（三）科学精神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将科学精神作为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之一。但“科学精神”在实际教育中容易陷入泛泛的、口号式的说教。事实上，在义务教育课程的科学、历史学科课标中，关于科学精神的目标是非常具体的。例如，科学课标中明确指出，学生应“能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基于证据和逻辑得出结论，实事求是；不迷信权威，敢于大胆质疑，追求创新”等；历史课标设定的核心素养包括“史料实证”和“历史解释”，提出学生要具备“运用可信史料努力重现历史真实的态度与方法”“客观地认识和评判历史的态度和方法”等素养。尽管在语言上有差异，但这些表述在强调求真精神、实证精神上是殊途同归的，而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则提供了引领观众感受“求真”与“实证”的生动案例。

第二，实证精神。这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取得成果的关键，贯穿研究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学者在定义考古学时，均强调对“实物”证据的研究。如夏鼐认为“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人类古代情况的一门科学”，严文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认为“考古学是研究如何寻找和获取古代人类社会的实物遗存，以及如何依据这些遗存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由于被研究的时代缺乏文字材料，学者格外重视从考古发掘获得的“实物”中尽可能多地提取历史信息，以证实历史结论。因此，我们可以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这一主题下得到不少体现实证精神的典型案例，如苏秉琦接受《明报月刊》记者采访时的回答。

我一个初学者面对百十多座墓葬的“哑巴”材料，就像学读“天书”一样，如醉如痴地摩挲、端详，苦思这批从未有人认识的陶器、陶片及其他随葬品在文化上的意义。不知经过多少个日夜，终于从几十件瓦鬲中找到破译“天书”的“密码”……使原已有的商周秦不同源、各有文化发展脉络的想法，得到了考古学实证。

贯穿这段叙述的实证精神是显而易见的。得益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多学科合作平台的优势，今天参与探源工程的学者可以最大限度地破解“密码”，解读“天书”，“榨取”考古遗存所蕴含的信息，从而使实证精神的贯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这才有了探源工程“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的重要成就。

综上所述，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在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及科学精神三方面都能提供大量可供挖掘的科普展示资源。不仅能有效呼应公众兴趣、传递考古中的科学方法，更能通过具体的案例传达丰富的科学内涵。当然，在实际的展览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并不是泾渭分明、彼此割裂的，而应当以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织、有机融合的方式呈现给公众。在实践中达到这样理想的展示效果是相当有难度的，下文将在简要回顾国内外部分博物馆同主题展览的基础上提出初步思考。

绿松石龙形器

三、科技馆“多维目标取向”中华文明起源主题科普展的实现方法

本文第一部分已经对国内科技馆、科技史展关于文明起源研究的展示作了回顾。文明起源在传统博物馆中向来受到重视，尤其在历史悠久的国度，文明起源一直是博物馆重点打造的展览内容。如雅典国立考古博物馆、埃及博物馆、伊拉克博物馆等，都以丰富且珍贵的史前和文明早期文物闻名于世。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卢浮宫以汇聚世界各地文物而著称，其中史前和文明早期的文物也是展示亮点。值得一提的是，大英博物馆还基于馆藏文物编纂了《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其中“冰河时代后的食与性”“最早的城市与国家”“文学与科学的开端”等内容都属于文明起源的范畴。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国的国家博物馆、地方博物馆也普遍设有文明起源阶段历史的展览。以中国国家博物馆为例，古代中国展的新石器时代部分通过实物和仿制品，配合历史早期场景的还原，介绍了农业的发生、家畜饲养、制陶、编织与纺织、原始信仰、原始艺术、文字的萌芽、铜器的产生、礼仪制度与权贵阶层、聚落与城堡等内容，为观众勾勒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历程。国内其他地方博物馆的同类展示也大抵如此。

这些国内外博物馆的展览在内容选取、历史叙事、展陈形式、场景设计、艺术创意上都有值得称道之处。特别是这些展览不满足于珍贵文物的展示和简单介绍，还着意引导观众通过文物透视背后的历史文化知识，对科技馆策划同类展览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这样的展览并不是运用“多维目标取向”策展思路的科技馆展览：

第一，这些展览注重知识，较少触及知识产生过程中贯穿的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以及科学家精神；

第二，这些展览展示的知识主要是历史文化知识，展项背后的科学问题只是点到为止；这一状况进而带来了第三个问题，即这些展览尚未充分发掘文明起源主题对社会公众的教育价值。

与此同时，国内关于考古博物馆的实践和研究也为科技馆策划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主题科普展览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特别是在考古学技术和方法展示上所作的探索。如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展览，在以考古发现诠释地区历史文化的同时，“尤为突出其学科性，以考古学学科发展为主线，展示中国考古工作的发展历程，以及考古学技术方法、研究思路”。其中不仅把考古技术作为展示内容，还特别注意到背后的“方法”和“研究思路”。又如洛阳考古博物馆，除了展示出土文物外，“还着重展示了考古人、考古工具与考古工作过程”。把“考古人”和“考古工具”统一在“考古工作过程”中的主轴就是考古研究背后的科学方法。也有学者从理论层面探讨了“方法”在考古展览中的重要性。麻赛萍认为“考古博物馆除了展示出土文物外，还展示考古是如何发现这一遗址，又是如何像侦探一样一步步展开分析和研究的。它可以用实物、说明文字、原景再现、多媒体互动等多种方式……使观众不仅仅从展品中获得审美体验，更重要的是，通过观看展览，观众也了解到考古学家是怎样工作的”。高义夫和徐婧则强调了考古展示作为跨学科方法教育的功能，指出考古博物馆应该“继承”考古学跨学科研究的特色，“展示内容可包括植物考古、动物考古、体质人类学、分子考古等多方面内容……可利用多学科的优势开展博物馆教育、研学课程，在公众传播方面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上述探索并未聚焦中华文明起源这一研究时段，其着眼点也不在科技馆，却是可供科技馆开发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主题科普展借鉴的“他山之石”。从“多维目标取向”的科技馆展览策划来看，我们还须进一步解决如下问题。

一是在展示考古学技术和方法的同时，如何把这些现代科学手段与早期文明成就（特别是科技成就）更好地结合在一起，避免在同一个展览中出现技术展和成就展“两层皮”的现象。

二是如何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这一专门研究领域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科学方法，并将这些内容“不违和”地融入展览整体。

三是如何把支持现代学者追寻中华文明起源的精神力量体现到具体的展示内容中，使观众在观展中潜移默化地受到科学精神与科学家精神的感召。简言之，就是我们要在展览设计中探索实现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融合，科技、文化和艺术融合的途径，使展览在传播中华文化的同时，更好地发挥现代科技教育的价值。

一个可行的策展方向是还原研究者探索文明起源的过程。不论是作为考古研究对象的遗迹、文物，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物质与自然，还是作为研究手段的技术，作为研究结论的知识，均可视为“物”。

“物”没有大脑，不具有思维活动。而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均是人类思维活动的产物，它们都体现在研究者具体的探索实践中。所以有学者指出：“科技馆展出的是展品（物），要表达的却是‘物’背后的‘事’。

什么是‘物’背后的‘事’呢？这个事就是过去的‘人’和‘物’打交道的过程，就是‘人’和‘物’打交道的结果……学习与自然打交道的思想、方法、精神，是通过现在的‘人（观众）’与‘物（展品）’打交道的过程悟出来的”。

因此，要实现“多维目标取向”的展览，在“知识”以外传播“方法”“精神”“思想”等科学观念层面的内容，就必须揭示展品（包括展品所展示的“知识”）背后的“人”和“事”。

朱幼文认为，科技博物馆展品“不仅承载着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信息，而且记录着发现、发明、应用过程及其背景的信息，以及这一过程中所体现的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科技与社会等信息……博物馆的任务就是研究、揭示并向公众传播、诠释这些信息”。

具体到本文中的讨论，就是要通过展品的设计讲好背后的“人”和“事”，通过一些“代表性人物事件”，传递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如果进一步分析，科学家们是在他们探究与应用科学的实践中，在处理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及其过程中运用或体现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价值观的。

这些“关系”和“过程”有背景、有情节、有矛盾冲突、有人性、有情感，是实实在在的生动故事，而好的展览和展品，就是要讲好这些故事。这一思路同样适用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学者（“人”）以及研究的对象（文物、遗迹等“物”）的关系。而且，对于这些跨越数千年的“物”，其背后蕴含的“人”和“事”关系更为立体、丰富。

我们除了可以通过破解文物信息过程中的“人”和“事”，揭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还可以通过文物所属时代的“人”和“事”揭示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那么，通过展览讲好这些故事，就是凸显“人”和“事”，实现“多维目标取向”展览的有效手段。

既然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等内容是科学家在探究的过程中运用和体现出来的，如果通过展览、展品复制再现科学家某些科学实验、科学考察的过程，“将科学家们以科研为目的的科学探究实践，转化为观众以学习为目的的科学探究实践”，引导观众“像科学家探究科学一样学习科学”，观众就可以在科学探究的实践中领悟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价值观，这也避免了对这些科学内涵的灌输式、口号式说教。我们要在展览中再现的，就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学者们运用不同学科的方法和技术手段，不断逼近中华文明起源历史真相的探究过程。

“讲故事”和“模拟再现科学探究实践”是贯彻“多维目标取向”展览的两种有效方法。这两种方法可以单独运用，但更理想的情况是相互交织、综合运用。如上文引述了苏秉琦接受《明报月刊》采访时的谈话，讲述了他从基础的瓦鬲研究到区系类型理论提出的探索过程，为“模拟再现科学探究实践”提供了素材。

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苏秉琦还回忆了他这一研究起步阶段的经历。综合这些材料，我们可以设定这样的场景：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背景下，一批青年考古工作者历尽艰辛，把考古材料运送到祖国西南。国难当头之际，为证实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历久不衰，用灿烂辉煌的文明历史提振全民族抗日的信心和决心，以苏秉琦为代表的青年考古工作者下“笨”工夫，从零起步，在基础器物研究的基础上，摸索出视觉、触觉、科学、艺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在考古研究中的作用，提炼出“分型定式”的器物研究方法，并在多年持续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区系类型”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理论方法。

在这一场景中，有“故事”、有“探究实践过程”，而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甚至家国情怀、民族自信都自然而然地交织在其中了。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不妨继续关于展览环境设计的思考：在理想的展览中，展览环境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场景/情境”，仅仅满足审美的需求和氛围的烘托，而应该是一个有教育目标、科学概念、认知线索、效果追求和教学意义的“情境”；这样的环境不仅有利于“讲故事”，还有利于“模拟再现科学探究实践”，从而更有效地实现“多维目标取向”的展览目标。

上文论述了“讲故事”“模拟再现科学探究实践”和“情境设计”在“多维目标取向”策展中的意义。基于此，要在科技馆中策划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主题展，除了要搜集研究使用的科技考古手段和早期科技文明成就这些基本素材，还要重点在如下几个方面着力：

一是发掘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和研究故事（包括研究者的学术经历和探索具体问题的过程）；

二是把这些故事转化为可供观众参与、操作和体验的展品；

三是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过程中精选代表性的场景，并将之转化为具备科学教育“情境”意义的场景；

四是把研究者及其故事与展览环境深度融合，向观众传递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以及科学家精神。这也是策划中华文明起源主题科普展览的前期学术研究的工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