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文物本位看原创展览如何“临危受命”——以常州博物馆为例

摘要:随着策展理念的发展与展览传播目标的更新,文物在展览中的非本位现象日益显著,原创展览中文物质量与数量的高低并不能决定展览的优劣。“唯文物价值绝对至上”观念的改变,对中小型博物馆而言,为其在各种突发状况下,依然可以完成体量不同,但均具有优质效果的临时展览提供了可能。

近年来,博物馆大环境发展如火如荼,在“十三五”期间,类型丰富、主体多元的现代博物馆体系基本形成。前往博物馆观展也成为了现代社会的新风尚。然而,具有“号召力”“流量化”的展览多集中在大型博物馆,对中小型博物馆而言,举办可与大型博物馆比肩的“轰动性”展览实属不易,其难点多集中在文物数量与质量较欠缺这一客观因素上。通过发掘、征集、调拨、捐赠等渠道,中小型博物馆大多形成了藏品类型多却缺精品、单类别有一定数量却不成系列的文物体系。受制于有限的地方文物资源和中小型博物馆同质化发展的长期“习惯”养成,跳出文物本位观念来策划展览至关重要。加之偶发因素与不可抗力对原创展览策划进度的影响,“临危受命”也是常有之事。如何高效实现展品组织的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仍是中小型博物馆策展的一大挑战。

一、中小型博物馆的原创展览需跳出文物本位的基调

博物馆临时展览中的文物本位指在展览策划和展示中,唯个体或群体文物的价值和信息至上,致力于系统并科学传达文物的物理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展示理念。此种展陈成果多见于以时间线为基础,陈列同一文物类型的展览。不可否认的是,所谓“精品”“爆点”的文物本位型展览若由大型博物馆推出,大众对文物价值的趋之若鹜仍是文物本位展览备受追捧的一大原因。然而,这样的展示方式却不适用于中小型博物馆。一方面囿于有限的资金、文物质量和研究力度,中小型博物馆较难在短时间内独立完成一个宏大叙事展览。另一方面,现代博物馆和后现代博物馆的理念在持续更新,但博物馆却不将改变唯文物至上的策展理念付诸行动,如何期待观众改变对博物馆的看法?特别是中小型博物馆的原创展览,亟需变革与创新。

 

(一)跳出文物本位的初衷:实践创造性劳动

中小型博物馆有限的资源并非策展桎梏,反而可以激发无限潜能。如今,临时展览已然成为一项系统工程,其中以原创性特展中的“创造性劳动”最为关键、最为重要。践行这一“创造性劳动”,需要策展人员打破文物原有的“等级”与时间秩序,以故事和理念优先的策展思维,在研究与挑选展品的同时,不断检验备选文物能否论证展览主题,正如汉斯·贝尔廷所认为:“展览的作用在于填补信息的空白,填补的方法便是通过提出一些论断,再用作品证明这些论断。”创造性劳动实则为展览目标的转变与策展过程的反复推敲,在这一理念下,文物均服务于主题,而单一文物的价值被相对弱化。实践创造性劳动的原创展览,通过整合文化资源、阐释文化现象、构建社会关联等方面,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观展体验。

 

(二)跳出文物本位的目标:建立社会关系

从展示文物价值转化成为文化、观点、理念策展,已经变成博物馆原创展览新的趋势,而原创展览更高的目标则是增加博物馆在多重关系上的构建和社会议题方面的触手,正如杭州工艺美术馆策划了多个非传统原创展览的许潇笑副馆长所言:“展览作为博物馆最重要的社会表达方式与载体,从研究到展示、从传播到交流,是一个完整的公共文化事件,是博物馆自我表达和生成文化意义的重要场所。因此,策展不能被单一地等同于学术研究式的内容组织与文本撰写,其本质是对各种‘关系’的构建,从物与人的关系到展览与观众的关系,以及博物馆与社会的关系。”如今,中小博物馆的临时展览也都秉持着“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发掘文物内涵、展览内容、展示方式与观众的互动和对话。毋庸置疑,大众对博物馆的学术研究、学术提炼下的展览抱有崇敬与信任的态度,然而如何能让大众看到亲和与共情的博物馆表达,甚至通过展览看到文化机构为社会事件“发声”与“表态”,仍是中小型博物馆需要跳出文物本位来策划展览的一个方向。

 

(三)跳出文物本位的挑战:临危受命

筹备一个临时展览的时间有多长?一个月,一年,还是五年?对中小型博物馆而言,大部分临时展览的策划周期很短,更有部分是“临危受命”,特别是原创展览。除了时间紧迫外,策划与实施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要面对各种突发状况,这对合理有效利用文物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庆幸的是,随着博物馆策展理念的发展,专家学者和观众们都逐渐意识到,文物的体量与展览的质量并不一定成正比。对中小型博物馆而言,如何面对“紧急型”展览,应对“零”文物、一件文物、“超负荷”文物、文物跨界的策展挑战,完成从“零”到“优”的构建,实属不易。常州博物馆在近几年的原创展览中就遇到了这些问题与困难,但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法,呈现了中小型博物馆在高强度压力下,原创展览的可行性、可观性、创新性和社会性。

 
 

二、“无”文物,寻求资源配置,解读城市品牌

2018年8月,中共常州市委十二届六次全会召开,会上提出了积极塑造高质量旅游明星城市的要求。在更新旅游资源定义与充分利用文旅资源的基础上,建设城市的景区化,回溯城市的文化底蕴显得尤为重要。常州,自古就有“龙城”的美誉,然而“何谓龙城”并无一个全面的研究。基于此,上级领导提出了解读“龙城”的展览意向。但是,常州博物馆馆藏与龙有关的文物多局限于明清时期,无法全面反映龙文化与“龙城”常州的内涵。馆藏明清前能支撑龙文化的文物几乎为零,展览如何举办?常州博物馆的策展人员着力从两个方面突破,于2019年9月成功推出了原创展览“中国龙文化特展”。

一方面,从“零”到百,扎实做好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打好文物价值二次构建的基础。在备展初期,策展团队通过翻阅大量的龙形文物画册、走访相关博物馆,认为围绕本展主题,史前至元代常州博物馆馆藏有效文物接近于零的情况下,若放眼全国商借既具有代表性,又为同类型佼佼者的龙形文物,一来资金有限,二来精品文物的堆砌易导向文物本位化的展览。经过团队人员的商榷和研究,制定了着眼于省内馆藏文物,有目的地选取个别省外文博机构藏品的方针,致力于厘清龙形文物的典型和文化意义。最终“中国龙文化特展”汇集了150余件与龙相关的藏品,涉及金银、铜铁、陶瓷、砖瓦、玉石、书画、刺绣服饰等多个门类,形成了“百件”文物的基础。常州博物馆也首次完成了和14家国有博物馆、1家非国有博物馆、1家考古所、1支考古队的大规模合作。读“百”件文物而出“百”件文物,展览跳出了文物本位,在策展人员的阐释下,龙形文物间的文化碰撞引发了关联价值的思考,并实现了文物组和文物整体的价值延伸。

另一方面,由“百”归“一”,围绕一个宗旨,达成一个目的。常州博物馆在“中国龙文化特展”中通过“龙腾华夏”“龙行千载”“龙城常州”三个单元,坚守让文物活在当下的宗旨,积极挖掘老文物的新生命、发现旧文化的新气象,注重文化的延续性。以常州博物馆藏“明代‘化龙巷’四乳四虺镜”为例,铜镜上刻有“化龙巷王家铸造青铜镜”的铭文。正是“化龙巷”这三个字,让文物的传播趋向年轻化。“化龙巷”既是“羽化成龙”传说的源地,也是常州文人辈出的盛名街区,更是常州地区论坛“化龙巷”的灵感来源。展览中的150余件文物既是支撑展览信息传递的个体也是宣传区域文化的整体,策展团队由物及文化,由大格局至小角度,解读了常州为何有“龙城”的美称,展现了龙城相关的遗迹,并在消逝和留存的民俗活动中找到龙文化与当下的关系,达成了提升“龙城”的文化品牌认同感这一目的。无论是具象的遗迹,还是抽象的文化符号,都让“龙城”与其文化有根可寻,有当下可依。此外,在完整的展览体系中注重联动效应和积累效应,通过舞龙非遗项目集中展演、“龙城说龙”讲座、“龙城 龙脉 龙语”讲座、“龙城市民游龙园”等系列龙文化活动,创造博物馆、观众与城市的持久关联。

 

三、一件文物,转变策略观念,打造时空艺术

2019年,在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上,一幅《苏轼舣舟亭图卷》引起了众人的兴趣。该作品由清代常州籍状元画家钱维城所绘,自诞生之日起,就被皇家收藏,几经流转。最终由常州企业家以巨资竞得。2019年底,常州博物馆计划以本件文物作为切入点,通过商借多馆钱维城的作品,来对其艺术成就作一全面解读。然而,2020年初,新冠感染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打乱了常州博物馆的策展计划。因无法实现借展运输,常州博物馆及时转变工作思路与方法,首次尝试围绕一件文物策划成展。

有且仅有一件文物的展览并非无先例,但多集中在大型博物馆,文物或作为百里挑一的精品出现在独秀的基本陈列之中,或作为单件文物主题的系列临览为博物馆点睛。对中小博物馆而言,这样的尝试虽极少,却是新的策展角度。通过研究《苏轼舣舟亭图卷》所反映的故事背景与人物关系,策展人员决定从时间和空间进行解读,契合了图卷中暗含钱维城、乾隆、苏轼三人的时空跨度,以及往昔和今日常州舣舟亭的沧桑变化,通过“状元写手”“舣舟亭图”“怀想舣舟”三个部分,创造了别出心裁的时空艺术展览理念,展览于2020年4月面向公众开放。

一方面,入画后出画,释读画卷背后的历史故事和文化意义。画中的显性信息为舣舟亭一景,钱维城、乾隆的题款与挥毫,以及后世收藏者的墨宝印记。隐性信息则为“毗陵”常州将钱维城、乾隆、苏轼三者关联,苏轼系舟毗陵,终老于此;乾隆仰慕苏轼,南浔品画题诗;钱维城生于毗陵,应制作画。三人对毗陵常州怀有不同情感,最终在千年流转的历史洪流中浓缩于咫尺之间,让观众看见了彼人的情怀、彼时的舣舟亭,与今日文化遗迹对比,带来了无限怀想与文化追溯。

另一方面,“独享”的多重空间,平面构思和空间设计上独具巧思。在参观路线上,展览设计人员营造了一个高潮、两个亮点的叙事空间,让展览富有节奏和呼吸。进入展厅,在展示墙的两侧讲述了《苏轼舣舟亭图卷》作者钱维城的家世学养和绘画成就,随之逐渐引入“坡仙舣舟”“乾隆南浔”的介绍,后迎来展览的高潮——兼具写实与文人意趣的文物本身。在观赏完文物之后,展览又介绍了作品的流转,并迎来了第一个亮点——“怀想舣舟”暗立方空间。策展人员利用多媒体沉浸式的叙事方式,将展览“从论文思维转向故事思维,从符号思维转向空间与视觉思维”,在这一暗立方空间的影片中,解答了钱维城是位怎样的画家、他的画作为何如此珍贵、钱维城为何要画舣舟亭、乾隆为何两次在画上题跋、苏轼和舣舟亭有着怎样的渊源、这幅画对于常州意义何在等问题,观众在对整个展览作一全面回顾的过程中,体味这幅历史画卷带给我们的文化感召。影片结束但展览并未结束,第二个亮点为“同游舣舟亭”活动的预告也出现在了尾厅——“学习手册:答题闯关,带你了解画作前世今生的故事;盖章打卡:听说乾隆爱盖章,快来和他比手速;合影分享:如果古代有微信,乾隆、钱维城、苏轼的朋友圈会是什么样?点赞、评论都给你安排上了!”这些趣味性的文字和社会教育活动的延伸,带来博物馆参观情感、精神和时空上的延续。

 

四、“超负荷”文物,转换展览视角,建立链接对话

2020年9月15日,“东方微笑——麦积山石窟艺术展”在常州博物馆特展厅隆重开幕。该展览是常州博物馆首次与文化遗产机构合作策划的原创展览。策划过程可谓困难重重。作为文物研究与保护的专业机构,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术业有专攻,专注于原址保护和石窟保护研究,从未在异地做过全面反映麦积山石窟艺术的集中展示,也没有相关的策展经验。无先例可借鉴,加之庞大的麦积山石窟艺术体系,给常州博物馆策展团队提出了极具挑战的命题。“超负荷”并不是指展品的体量,而是指中小博物馆在首次接触某一研究课题时,需要围绕文物完成的时间紧且学术压力大的集中高压状态。基于此,策展团队在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提供的清单中遴选了可移动文物包括造像、壁画、文书等共计60件(组);不可移动文物共计59件(组),以临摹品的形式出现。在展示理念上,转换展览视角,跳出历史观的宏大叙事方式,对文物进行梳理和组合,产生新的逻辑构建。正如巫鸿认为美术馆应当“致力于对纷杂无序的历史遗存进行整理,将其纳入具有内在逻辑的叙事表述。”,置于博物馆、博物馆展览,特别是置于麦积山石窟艺术这样一种具有“爆炸式”的历史遗存和信息、且研究思路与学术体系已根深蒂固的展览前置背景同样适用。

“东方微笑——麦积山石窟艺术展”,突破了时间线索、美学赏析、宗教范畴的学术壁垒,通过民俗学、人类学、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等多元化的方法论,构建与时空中“人”的关联性,探索与当下时代、与当代观众的关联性。展览中的第一单元“佛陀的世相”,展现了从北魏时期至宋代最为典型的佛教造像,揭示人的创造反映历史的进程;第二单元“信仰的造化”,通过展示石刻、石雕、壁画、组像、复原洞窟等,讲述人的思想推动艺术的多样;第三单元“世人的愿力”,借助与古代的工匠、僧侣、供养人,今天的雕塑家、修复者、研究者相关的展品,展现了人的守护保障了文化的传承和接续。三个单元在阐释过程中,也对“东方微笑”点题,传递了展览中佛陀的世俗化情态和透过“微笑”映射出的历史变迁与精神旨趣。

展览从关注石窟本身,关注学术知识点、历史事件和石窟衍生文化转向关注石窟背后的“人”。并在“人”的创造性、保护性、延续性下建立与当代观众的联系。围绕“东方微笑——麦积山石窟艺术展”,常州博物馆展览团队的另一大创意就是利用另一个展览,建立源展览的延续性。于2020年12月开幕的“泥火之歌——常州博物馆首届泥塑艺术展作品征集活动”中的部分泥塑作品,如莲花底座、远古的琵琶、含苞待放的花朵等,就是基于小朋友们对“东方微笑——麦积山石窟艺术展”观展后汲取灵感并创作的,让麦积山石窟艺术和展览延续其魅力和影响力,保持和观众的对话。

 

五、“新角色”文物,打破展览边界,注重学科交叉

不同于其他的中小型博物馆,常州博物馆除文物藏品外,还有丰富的自然藏品。经过多年的标本征集工作,已拥有各类自然藏品近8000余件,基本形成了地区性中草药、世界精品昆虫、世界珍奇海贝、中外珍禽、观赏性矿物晶体、古生物六大系列的特色馆藏。近些年,常州博物馆的原创展览也在积极尝试将人文因子植入科普展览之中。2014年,常州博物馆于暑期举办了“蝶舞蹁跹——名蝶精萃与蝶文化展”,通过多学科交叉,实现了历史文物和自然标本的藏品“跨界”合作,形成了人文和自然结合的别样展览。展览中,除了400余件珍贵的蝴蝶标本外,咏蝶古画、剪纸、梳篦、邮票、工艺品等也都成为了支撑展览主题的一部分。作为“项目化”的原创展览,还配套推出了“舞动的精灵”科普夏令营。小朋友们在围绕蝴蝶的科普讲座、野外捕捉、观察实验、标本制作、书签制作、绘画活动中,从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层面,对蝴蝶有了全面认识。这些丰富的自然藏品和教育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提携了相对“冷门”的文物,完成了合作共赢。

注重以自然为主题的学科交叉型展览是基于自然标本展示和自然知识传播,并结合文物,起到支持展览主题、印证展览理念的实践。常州博物馆就自然与文物融合的原创展览尚处于探索阶段,若能灵活把控自然标本和文物所占的比重与传达侧重点,学科交叉的原创展览将会变得灵活和多变。例如河南博物院与浙江自然博物馆于2015年联合举办的“生命·超越——中原文化中的动物映像”,遴选了珍贵动物标本和130多件(套)跨越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与动物有关的文物,两者相互配合,既解读了动物的自然形态和自然习性,也讲述了基于对动物的丰富情感,人们围绕动物制作的器物造型、创造的装饰纹样之下的信仰表达、祈福向往、历史故事,展览旨在传递“动物生命体”“艺术生命体”“文化生命体间”间的互相联系。

将自然标本和文物相结合为“临危受命”的原创展览提供了新的方向,但其难点在于如何通过学科的交叉,保持两者之间的文化黏性,避免产生阐释的分离性,即对于自然标本的展示容易多集中在“形态”这一层面,如何深挖自然展品的文化属性,揭示自然世界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这既是具有自然展品的中小型博物馆的优势,也是策划跨学科展览的一大挑战。

六、结语

毋庸置疑,任何博物馆在策划展览中都会遇到瓶颈与挑战,但对中小型博物馆而言,策展的限制会更多一些。然而,客观的不足并非制约展览呈现效果的关键因素,工作人员的安于现状和按部就班才是中小型博物馆展览同质化的最大原因。很多情况下,原创展览“临危受命”反而可以激发中小型博物馆策展的能力与活力。利用有限的文物、时间、空间和经费,也可以用最高效的方式呈现给观众完整的展览“作品”,在自我突破与挑战中,利用当代思维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保持中小型博物馆持久的文化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