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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博物馆的缘起与演进

来源：

《文博》

作者：

孔利宁

发布时间：

2024-02-19 11:27

考古博物馆是国际博物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类型，目前在国内的发展还较薄弱。加强考古博物馆相关研究，推进考古博物馆建设，对于丰富国内的博物馆类型，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考古博物馆早期发展的历史考察，讨论了考古博物馆的起源、定义、特点与分类，分析了考古博物馆在不同历史时期功能与形态的变化，并系统地阐述了遗址博物馆概念的产生与演变过程。
关键词：考古博物馆 考古遗址博物馆 遗址博物馆
考古博物馆肇始于19世纪的欧洲，是在近代考古学形成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博物馆类型。两个世纪以来，考古博物馆的数量不断增长，逐渐成为国际博物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目前，国内的考古博物馆是以专题性的考古遗址博物馆为主体，综合性的考古博物馆数量极少，仅有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大学的附属博物馆冠以“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名称。而在博物馆学研究领域，针对考古博物馆的专门性研究尤显薄弱。厘清考古博物馆的起源与发展演变，有助于建立起对考古博物馆全面、系统、科学的认识，从而推动中国考古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一、考古博物馆的定义与分类

考古博物馆，目前学界并无明确统一的定义，通常是指专门收藏、展示考古学藏品的博物馆。
国内学者对于考古博物馆的专门性讨论不多。麻赛萍认为，考古博物馆属于学科博物馆，“是以考古学的学科知识作为展览生命线，以场景再现和知识链接作为典型展览方式的一种博物馆”[1]。黄洋提出了建立国家考古博物馆的建议，认为考古博物馆是“关于考古学的专题性博物馆，它不仅仅是考古研究所库房的开放式展览，观众看到的不仅是静态的最后发掘出土的遗物，还可以看到考古调查、勘探、发掘与现场保护、实验室修复工作、考古研究的动态过程，看到平常不为人知的考古学幕后的方方面面。”[2]这两种论述都侧重分析了考古博物馆在展示方面不同于其他类型博物馆的特点。
根据考古博物馆的工作特点，结合国际博协关于博物馆的定义，本文认为，考古博物馆是具有考古学学科特点的博物馆，其收藏、展示与研究的对象是考古学所关注的人类及其所处环境的物质遗产，注重运用考古学理论来开展博物馆的业务工作，实现博物馆的收藏、展示与传播等各项功能。由此来考量考古博物馆应具备的基本特征，即考古博物馆建立的基本条件，应包括以下三个要素：第一，考古学藏品体系的建立；第二，考古收藏机构公共性的确立；第三，考古博物馆基本职能的发挥。即考古收藏机构以考古藏品为基础，开展研究、展示、教育等基本的博物馆业务工作。
从当前国内外考古博物馆的发展状况来看，考古博物馆根据藏品空间形态的不同，可分为以可移动的考古文物为收藏展示对象的考古博物馆，和依托于不可移动的考古遗址所建立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前者依藏品属性亦可进一步分为以某一个特定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为主题的专题性考古博物馆和收藏展示不同考古学文化遗存的综合性考古博物馆。

 

二、考古博物馆的萌芽

藏品是博物馆建立的基础，考古博物馆的出现与古物收藏的历史密不可分。早在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国王那波尼杜（King Nabonidus，前556～前539年在位）发掘古代庙宇的遗迹，搜集雕像和文献，并进行研究，以便在原址重建这些神庙，恢复古代的祭祀仪式。其中，那波尼杜的女儿贝尔·莎尔蒂·南娜公主（Bel-Shalti-Nannar）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乌尔（Ur，今伊拉克的木伽扎Mugajjar)收集的一批文物藏品，被视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古物博物馆”[3]。在20世纪30年代对该“博物馆”所在地的发掘中，与文物同出的还有一份收藏表与来源记载表，以及一件“类博物馆标签”的物件[4]。这个服务于宗教和政治目的的古物保存设施，其藏品来自于有目的、有意识的发掘，并进行了初步的藏品管理工作，显现了考古博物馆的概念萌芽。
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不同收藏主体、不同形式的古物收藏。从古希腊神庙的宝物室，罗马帝国对希腊、埃及古物的收藏，中世纪时的教会收藏，到文艺复兴、殖民扩张时期皇室贵族的收藏，对古物的收藏热情推动了相关研究。16世纪古物学产生并蓬勃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古物的收藏热潮。这些早期私人收藏者的古玩收藏室或被视作是考古博物馆的前身，实际上只是具备了收藏功能的“类博物馆”设施。17世纪近代博物馆出现之后，尤其当18世纪博物馆发展成为公共机构，大量的私人古物收藏通过捐赠、出售或政治运动收归国有等途径进入公共
博物馆的藏品体系，公共博物馆逐渐成为古物收藏的主要场所。古物收藏的公共化趋势为专门性的古物收藏机构——考古博物馆的诞生做了观念上的准备，并奠定了藏品基础。

 

三、考古博物馆的出现与早期发展

（一）考古博物馆在北欧的出现
进入19世纪，考古学开始跳出古物学的窠臼，理论与方法不断完善，逐步发展成为一门严谨的科学。与此同时，博物馆也进入了大发展时期，不再拘于早期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模式，朝着多样化、专业化的方向迈进，出现了许多新的博物馆类型：奥地利、捷克、荷兰、德国、波兰、巴西、阿根廷等国相继建立了国家博物馆；受1851年首届万国博览会的影响，科技博物馆、工艺博物馆大量涌现；专题性的民俗博物馆、露天博物馆也开始出现。在考古学和博物馆大发展的背景下，考古博物馆作为考古学和博物馆交叉结合的产物，最早出现在史前考古学取得革命性突破的北欧地区。1807年始创、1819年正式开放的丹麦国家古物博物馆（Danish National Museum of Antiquities）是世界上第一个考古博物馆[5]。
1807年，史前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尼厄鲁普教授（RasmusNyerup）建议成立丹麦国家古物博物馆，希望通过综合性收藏促进史前研究的深入。丹麦政府采纳建议，专门成立了“保护与收藏国家古物皇家委员会”负责组建博物馆，由尼厄鲁普任秘书。博物馆旨在保护和管理丹麦境内的古迹，并向公众宣传古物的价值。尼厄鲁普与属下在丹麦的墓葬和遗址中收集的文物标本，加上他的私人收藏，构成了国家古物博物馆藏品的核心。学者们在研究中试图解释这些藏品与丹麦早期历史的关系，促成了史前考古学“三期说”的诞生[6]。1816年，考古学家汤姆森（Christian Jurgensen Thomsen）继尼厄鲁普之后担任委员会秘书，同时被任命为国家古物博物馆的首任馆长。汤姆森将“三期说”理论应用于博物馆的藏品分类及展示，即将博物馆藏品分为石器、青铜器与铁器三组进行陈列，于1819年对公众开放。1836年，汤姆森出版了国家博物馆的参观指南——《北欧古物导论》，阐述了他的陈列方法。1848年，该书的英译本出版，对考古学及博物馆的发展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汤姆森还是考古博物馆最早的公众考古教育的践行者。在博物馆的开放时间，他亲自为观众做现场导览，详细介绍他的陈列方案。并且，对农民观众给予特别关注。他认为，历史曾发生在农民劳作的田野中，一定要让农民知道考古发现的重要性，这是有意义的激发与教学[7]。
除丹麦国家古物博物馆外，哥本哈根还建立了“美洲古物陈列室”和“南欧国家古典古物藏品室”。此外，在挪威的卑尔根和克里斯蒂安尼亚（今奥斯陆）、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和隆德，以及德国的基尔也建立了“北欧古物陈列室”[8]。
（二）19世纪考古博物馆的特点
1. 发展概况
继北欧的考古博物馆之后，考古博物馆在其他地区也不断涌现，在19世纪掀起了考古博物馆的一个建设高潮：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1829年）、埃及古物博物馆（1835年）、荷兰国家古物博物馆（1838年）、德国美因茨日耳曼罗马中央博物馆（1852年）、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1861年） [9]、法国圣日耳曼昂莱国家考古博物馆（1862年）、哈佛大学皮博迪考古学与民族学博物馆（1866年）、西班牙国家考古博物馆（1867年）、意大利博洛那考古博物馆（1881年）、牛津大学皮特里弗斯博物馆（1884年）、剑桥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1885年）、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1887年）、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1891年）、伦敦大学学院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馆（1892年）等等。
这些考古博物馆根据设置主体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由国家或地方政府设立的公立考古博物馆。丹麦、希腊、意大利等新兴民族国家所建立的国家考古博物馆，其收藏是以本国的考古遗存为主，旨在通过建立国家考古博物馆，保护、展示本国的古代物质文化遗存，以增强国家意识和民族文化认同。另一种是英美大学考古学或人类学系附属的考古博物馆，依托于考古学科研机构建立，以服务于考古学研究和教学为主要目的，其藏品一方面是来自于早期探险家和殖民者在海外的搜集，通过捐赠或出售等途径进入博物馆，同时博物馆也组织或资助海外的考古发掘，以丰富其馆藏。此外，当时英国在其海外的殖民地如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也建立了一些包含考古学和民族学藏品的博物馆[10]。
2. 展陈特点
早期考古博物馆的展陈方式表现出强烈的专业化取向，注重考古学理论在博物馆展示中的应用，其中以三期说理论和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最为显著。
随着三期说的传播，汤姆森的陈列方法逐渐为许多博物馆所接受并采用，当时隆德、斯德哥尔摩以及德国的梅克伦堡——什未林大公博物馆都依照三期说理论调整了陈列。19世纪中叶以后，大英博物馆古物部在英国本土考古藏品的陈列中，也采取这种分类体系[11]。并且，以三期说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各种考古学分期方法，也在考古博物馆的展示中得到应用。如法国考古学家德·莫尔蒂耶（Louis Laurent Gabrielde Mortillet）在圣日耳曼国家考古博物馆的陈列中，在石器、青铜、铁器三个时代的基础上，增加了地质学的“纪”以及曙石器、旧石器、新石器等概念，构成了包括纪、时代、时期和阶段在内的逐级分期法来布置陈列[12]。
19世纪中叶以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对于考古学的影响也体现在考古博物馆的展陈设计中，牛津大学皮特·里弗斯博物馆为其典型代表。
被誉为“科学发掘之父”的英国考古学家皮特·里弗斯（Augustus Lane-Fox Pitt-Rivers）不仅在考古学领域成就卓著，而且对于早期考古博物馆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1883年，他将其个人收藏的14,000余件考古学和人类学藏品捐献给了牛津大学，以此为核心于次年建立了皮特·里弗斯博物馆。皮特·里弗斯深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反映在皮特·里弗斯博物馆的展示中，展品没有依据时代或地理分布来组织，而是依照类型学标准，根据器物的用途分类，通过器型的发展来反映人类文化从简单到复杂的演进。皮特·里弗斯博物馆迄今还保留着这种展示组织方式。并且，皮特·里弗斯注重全面收集不同历史时期的物质文化遗存，并在陈列中强调普通器物标本的价值[13]。在考古学产生之前，无论是私人藏家或公共博物馆，对于藏品的价值判断都是基于珍稀性，将古典时期的艺术珍品，或是异文化的奇特物品作为收藏重点。受考古学发展的影响，博物馆逐渐将具有考古学意义的普通物件纳入到藏品体系，这也成为考古博物馆区别于早期古物收藏机构（设施）的重要特征之一。
1885年，皮特·里弗斯又在英格兰的法恩汉（Farnham）建立了博物馆。该博物馆共有8个展室，展示了他在克兰伯恩切兹发掘的器物，以及收藏的民族学物件。皮特·里弗斯是科学考古发掘的创始者，法恩汉博物馆充分体现了皮特·里弗斯的科学考古工作特色。博物馆有2个展室专门陈列了他所发掘的遗址的模型，以及95个古建筑纪念物的模型，与出土遗物并置展示。这样在展示中强调出土遗物与遗址间的有机联系，可谓是考古遗存展示的一大突破。法恩汉博物馆具有鲜明的教育导向。皮特·里弗斯指出，与大英博物馆等研究型的博物馆完全不同，法恩汉博物馆是一座教育的博物馆，要让大众“懂得过去与现在的联系”[14]。该博物馆每天免费开放，还通过举办音乐会、戏剧表演等文艺活动来吸引观众。在展示理念、教育特色以及营销手法等方面，皮特·里弗斯“领先了他的时代”[15]，是考古博物馆发展史上的重要先驱。

 

四、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出现与遗址博物馆的概念演进

作为考古博物馆重要分支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同时也是遗址博物馆的一种重要类型。但是，考古遗址博物馆这种博物馆形式的出现，早于“遗址博物馆”这一名称的产生。19世纪时已有了建立在考古遗址原址上的博物馆，如创建于1843年的法国克吕尼博物馆（Muséede Cluny），1894年向公众开放的匈牙利阿昆库姆博物馆（Aquincum Museum），都是建立在考古遗址原址之上。而直到20世纪50年代，“遗址博物馆”一词才正式在博物馆学文献中出现[16]。
（一）考古遗址保护与研究工作的推进
脱胎于古物学的近代考古学最初是以器物研究为中心，在19世纪上半叶，许多发掘的目的主要是“迅速发现掩埋在土冢、土墩或金字塔中的器物，攫取艺术品，来装点欧洲的博物馆与满足私人的收藏”[17]，在此观念主导下，对于遗址的破坏性甚至毁灭性的发掘比比皆是。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系统的考古发掘、田野调查与古物保护工作逐渐打开了局面，考古学开始“从一种器物科学向建筑和遗址科学转变”[18]。在19世纪中后期，古建筑和遗址保护理论逐渐形成，保护文物建筑和遗址原生环境，保存古遗址的全部历史信息成为共识。进入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使得保护古代文化遗存的迫切性空前高涨。1931年，国际社会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一份重要文献——《有关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宪章》号召，“所有国家都要通过国家立法来解
决历史古迹的保存问题”，“考古遗址将实行严格的监控式保护”，并且，“应注意对历史古迹周边地区的保护”[19]。考古遗址保护与研究工作的深入，为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博物馆在考古遗址保护与管理中的作用不断提升
1946年11月，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成立，博物馆在文物保护中的积极作用不断提升。国际博协所公布的第一个博物馆定义——“博物馆是指向公众开放的保存美术、工艺、科学、历史以及考古学藏品的机构，也包括动物园和植物园，但图书馆若无常设陈列室者除外”，明确指出了博物馆对于保护和展示考古学藏品的作用。国际博协成立的首批专业委员会中包括“考古与历史博物馆和历史遗址委员会”（Museums of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and Historical Sites）[20]，将考古遗址保护与博物馆工作紧密结合起来。1949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专门组织专家讨论了在遗址原址建立“古迹博物馆”(museums of the monument)的必要性，并强调了古迹与其所处环境的密切关系[21]。次年，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第三届大会，通过关于历史古迹博物馆（Historical Monument Museum）的决议，建议各国尽可能地在历史古迹上建立专门博物馆，以激发公众对于古迹的兴趣[22]，并强调了博物馆与遗址展示以及公众教育的关系。1956年，在新德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九届大会上通过的《关于适用于考古发掘的国际原则的建议》号召，“在重要的考古遗址上，应建立具有教育性质的小型展览（可能的话，建立博物馆）以向参观者宣传考古遗存的意义”[23]，就地保存的意义已经被普遍认可。1962年，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二届大会上又通过了《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进一步提出在遗址建立专题博物馆的建议，以便“研究和展示特定地区的自然和文化风貌”[24]，更明确地阐述了建立遗址博物馆对于考古遗址保护、研究、展示和教育的积极作用。
由此，自20世纪中期开始，在考古遗址的范围内建设专题性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在国际社会逐渐成为一种潮流，考古遗址博物馆开始进入大发展时期。我国于1953年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建立了第一座史前遗址陈列馆——中国猿人陈列馆[25]。1958年，半坡博物馆建成开放，考古遗址博物馆建设走在了时代前列。
(三)“遗址博物馆”名称的出现与概念演变
对于建立在遗址上的博物馆，国际社会最初并无统一的专门名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博协的文件中最早使用的都是“古迹博物馆”（Museum of Monument）一词。“遗址博物馆”一词于20世纪50年代最早见于法语文献。1951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专家Carl P.Russell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博物馆》（Museum International）杂志上撰文介绍了美国优诗美地国家公园的博物馆，文中论及1924～1925年该国家公园所建的第一个“路边博物馆”（trailside museum）。同期刊登的该文的法文版，将“路边博物馆”译作muséedesite(遗址博物馆),这是“遗址博物馆”一词在博物馆文献中的首次出现[26]。次年，同样在该刊上，Robert T.Hatt在介绍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的教育活动的文章中，论及纽约熊山州立公园（Bear Mountain State Park）的“路边博物馆”[27]。该博物馆创建于1927年，由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与该公园合作建立，通过自然史博物馆提供的动植物标本，向游客介绍动物知识。同样，该文的法文版也将“路边博物馆”译作muséedesite(遗址博物馆)。因此，“遗址博物馆”一词最早出现是作为“路边博物馆”的法语译名。所谓“路边博物馆”，是一种建立在自然公园内，以介绍自然知识为宗旨的博物馆，与我们通常所说的遗址博物馆，即考古与历史类的遗址博物馆实际上并无直接关系。
首先将英语“遗址博物馆”（site museum）一词引入博物馆学文献的是前苏格兰皇家博物馆（Royal Scottish Museum）馆长DouglasA.Allan博士。1955年，他在《苏格兰的遗址博物馆》一文中[28]，介绍了苏格兰的主要考古遗址博物馆，如斯卡拉布雷（SkaraBrae）新石器聚落遗址博物馆，哈德良长城沿线的科布里治（Corbridge）、切斯特斯（Chesters）等罗马遗址博物馆。Allen指出，遗址博物馆是以遗址为中心，精准地阐明了遗址博物馆的特性，他文中的遗址博物馆是指考古遗址博物馆。1959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专家RalpahH.Lewis发表的《遗址博物馆与国家公园》一文[29]，是美国博物馆学界对“遗址博物馆”（site museum）一词最早的系统论述。他在文中阐述了遗址博物馆的概念由来、特性，并通过
美国博物馆的大量实例，对“遗址博物馆”“路边博物馆”“公园博物馆”等相关语汇进行了辨析。Lewis在文中对“遗址博物馆”的概念进行了拓展，除考古历史类遗址博物馆外，也将美国国家公园内的自然遗址类博物馆纳入研究范畴。
中文的“遗址博物馆”一词，始见于1958年4月有关半坡博物馆建成开放的新闻报道中[30]。
随着考古遗址博物馆数量的不断增长，国际社会对于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研究也逐渐深入。1982年，国际博物馆协会编辑出版了《考古遗址博物馆》一书 [31]，对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定义、分类、特性、内在问题等内容进行了总结分析。书中将“遗址博物馆”定义为“为了就地保存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自然或文化遗产而建的博物馆，即博物馆建在该遗产被创造或发现的原地”，并将遗址博物馆分为四种类型：
（1）生态遗址博物馆，即博物馆建在未受到人为改变的自然环境内，如美国加州的优诗美地国家公园博物馆；
（2）民族遗址博物馆，博物馆所在遗址是（或曾经是）一个民族的居住地，博物馆展示这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等内容；
（3）历史遗址博物馆，博物馆所在地曾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此类遗址如战争堡垒、公共建筑、私人住宅等；
（4）考古遗址博物馆，即博物馆建在考古遗址的原址上。
由此可见，“遗址博物馆”一词起初特指考古遗址博物馆，是一个狭义的概念。随着国际社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遗址博物馆”一词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广义的概念，建于不同类型文化遗产的原生地点的博物馆逐步被纳入到遗址博物馆的范畴之中，遗址博物馆的类型不断多样化。遗址博物馆概念的演变，是基于国际社会对文化遗产内涵认知的不断丰富。

 

结 语

考古博物馆依托考古学的发展而产生，自创建伊始，其收藏、展示、教育等业务工作就显现出鲜明的考古学特色。同时，考古博物馆又以物化的方式参与考古学知识的构建与生产，推动考古学的发展与进步。19世纪的考古博物馆以综合性的考古博物馆为主体，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遗址博物馆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我国的考古博物馆事业是以考古遗址博物馆为先导，综合性的考古博物馆尚显不足，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加强考古博物馆相关研究，推进考古博物馆建设，对于丰富我国的博物馆类型，促进考古学科建设，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本文在搜集资料过程中，得到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前主席马丁·汉斯·辛茨博士与国际博物馆协会信息中心伊丽莎白·詹妮女士的帮助，特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