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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博物馆的建设问题分析

来源：

《中国博物馆》

作者：

陆建松

发布时间：

2024-02-07 08:56

摘要：近年来，我国出现了建设考古博物馆的新现象。通过对三家已建考古博物馆特征的实践观察表明，其突出的问题是对考古博物馆概念特别是使命不甚清楚。使命是一个博物馆建设或存在的理由和目标。使命不清，不仅将会导致各地考古博物馆可能的同质化现象，造成区域内考古博物馆与历史博物馆之间的业务重叠和重复建设，而且还会影响到考古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作用的充分发挥。因此，在没有明确考古博物馆科学概念与独特使命的情况下，应慎建考古博物馆。为了破除考古资源垄断的痼疾，强化考古资源的合理配置，充分发挥考古资源的作用，各级文物主管部门不仅应对考古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做出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而且应以使命为导向，加强区域内博物馆事业建设与发展的统一规划。
关键词：博物馆；考古；考古博物馆；使命；合理利用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建设考古博物馆的新现象。继2020年底洛阳考古博物馆建成开放后，陕西考古博物馆于2022年4月建成开放；同年6月10日，位于黄陂的湖北考古博物馆也建成开放。此外，一些省市的考古研究院（所）也提出了建设考古博物馆的计划。给人的感觉是考古博物馆作为一种由考古研究机构主导的新博物馆类型正在兴起。对照国际的类似现象，以及对这一新现象引发的新问题和相关争论，亟待进一步分析与辨明。

 

一、中国考古博物馆特征的实践观察

中国的考古博物馆是否具备普遍的特征？目前学界尚众说纷纭，这里通过对已建成的洛阳、陕西和湖北三座考古博物馆的实践观察，讨论它们的基本特征。
洛阳考古博物馆由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建设管理，展出了由该院收藏的历年洛阳考古出土的精品文物，所属年代从史前延续至明清，几乎涉及每个朝代和历史时期。陕西考古博物馆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主导建设，总建筑面积35000平方米，收藏了该院历年从陕西各地考古发掘出土的20万余件文物标本，包括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各个历史时期遗址、墓葬出土的文物标本。湖北考古博物馆的建馆基础是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发掘的200余处遗址出土的2万余件文物标本。
三馆基本陈列的主题及内容不尽相同。洛阳考古博物馆主要展示了代表河洛文化的269件精品文物。陕西考古博物馆旨在向观众展示考古学知识、文物保护知识以及文物考古成就，基本陈列以“考古圣地华章陕西”为主题，分为“考古历程”“文化谱系”“考古发现”“文保科技”四个篇章。湖北考古博物馆致力于传播荆楚文化与长江文化，设有三个基本陈列：“千年文脉——长江文明考古展·湖北”，选取了典型遗存出土的具有明确时代特征的1000余件文物；“世纪工程——三峡考古湖北成果展”，展示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巴楚文化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后的文化面貌；“长江文明数字展”，则数字化展示了长江沿线各大博物馆各时段100余件文物，是先秦时期长江文明的第一个数字展[1]。
综上所述，三座考古博物馆既有共同特征也有显著差异，共同特征在于：建设与运营的主导方是以考古发掘和研究为主业的考古研究机构，建设基于其保管的历年考古成果；显著差异在于基本陈列的主题及内容，或是考古知识普及，或是考古成果展示，或是区域文明与历史展示。

 

二、世界范围内考古博物馆的模式与适用性

从世界范围内与考古相关的博物馆来看，主要分为三类：考古遗址博物馆、大学考古博物馆和国家考古博物馆。
考古遗址博物馆一般依托考古遗址建立，除了遗址本体展示外，还包括解读和展示该遗址及其出土文物的展览，例如丹麦阿胡斯市的维京人考古遗址博物馆、中国的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和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馆等。
欧美的大学考古博物馆，主要依托所在大学的考古学系和人类学系而建。例如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哈佛大学皮博迪考古学与民族学博物馆、牛津大学阿什莫林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剑桥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等。这类考古博物馆收藏的考古出土文物大多来自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例如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收藏了100万件来自非洲、亚洲、美洲和地中海的考古发掘出土文物，故其展示往往不成体系，不得已只能对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时代的一个个考古发掘品进行分类式孤立展示，供观众猎奇式地欣赏参观。
国家考古博物馆主要分布在欧洲国家，例如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佛罗伦萨国家考古博物馆、法国国立考古博物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等。这类考古博物馆大多建于19世纪民族国家意识高涨之际，“丹麦、希腊、意大利等新兴民族国家所建立的国家考古博物馆，其收藏是以本国的考古遗存为主，旨在通过建立国家考古博物馆，保护、展示本国的古代物质文化遗存，以增强国家意识和民族文化认同。[2]”
欧美国家建设考古博物馆的文化动机，在于其文明史是断裂的，故其将已经消逝的古代文明历史通过国家考古博物馆叙述，得以延续的国家历史则通过国家历史博物馆叙述。例如佛罗伦萨国家考古博物馆以展示古希腊、古罗马的文物为主，法国国立考古博物馆主要展示法国境内自旧石器时代至中世纪早期的文物，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展示的内容以古希腊及周边古文明文物为主等；希腊国家历史博物馆讲述现代希腊的历史，即希腊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后谋求独立的历史，伊斯坦布尔瓷砖亭博物馆及土耳其与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主要讲述现在生活在土耳其的民族文化。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绵延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实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联系、稳定经济活动特征和心理素质的民族综合体，各省的历史文化认同必须置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背景下认识。综上所述，对照我国考古博物馆的特征，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一是欧洲国家考古博物馆与历史博物馆分开叙述“古代史”的模式既不适合中华文明的特点也不适合我国的国情，二是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有专门以普及考古学科知识和宣传考古成果为使命的考古博物馆，也没有地方性考古博物馆。

 

三、我国考古博物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博物馆的建设是为了实现其使命。博物馆的使命，指一个博物馆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即一个博物馆要建设或存在的理由和目标。使命是博物馆建设和运营的最高宪章，无论是博物馆的规划建设，还是博物馆的运营管理，都要从其使命出发。虽然全球博物馆有着共同的使命，但不同类型博物馆，诸如历史类、艺术类、自然类和科技类博物馆的使命也是不同的；即便是同一类博物馆，每个博物馆的具体使命也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可以把博物馆的使命作为切入点，对已建成的洛阳、陕西和湖北三座考古博物馆进行观察。
洛阳考古博物馆建设方如此定位自己：“洛阳考古博物馆是一座面向社会公众展示河洛文化和洛阳历年考古成果的综合性场馆，秉承发掘、保护、展示、研究的初心，持续展示洛阳最新考古成果，开展考古体验、研学活动，打造洛阳新的文化高地和考古文化交流窗口”[3]，“将以考古博物馆为契机，在做好田野发掘、文物保护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考古成果的陈列和展示，让考古真正的走向大众，让考古‘活起来’。[4]”但该馆使命的描述涉及向社会观众展示河洛文化和开展洛阳考古成果陈列展示两个方面，这种模棱两可的定位说明，建设方对该馆要承担的具体使命、社会责任和服务对象的认识是模糊的。
陕西省文物局领导对媒体如此介绍新开放的陕西考古博物馆：“考古博物馆就是给大家展示考古学的博物馆。它依靠的是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理论，是给公众展示考古发掘、考古研究、文物保护和展示教育全链条的博物馆……考古博物馆要展示的是考古发掘的那些遗迹，比如探方、墓葬、建筑遗址、桥梁遗址等等这些东西，历史博物馆就不会展示这些……考古博物馆也可以叫做考古学的博物馆。到历史博物馆是学习文物和历史知识；到考古博物馆来，是学习考古知识的。在这儿会给大家展示什么是地层学，什么是类型学，什么是墓葬，什么是建筑遗址等。[5]”这表明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定位是一座考古学博物馆，其使命是向观众普及考古学知识。但从其基本陈列内容看，不仅进行考古知识传播，还进行陕西考古成就和陕西区域文明和历史的展示宣传。这说明建设方对考古博物馆要承担的具体使命、社会责任和服务对象的认识，还是不够清晰的。
湖北考古博物馆致力于传播荆楚文化与长江文化。这表明它的使命不同于陕西考古博物馆，而是传播荆楚文化与长江文化的历史文化博物馆。但从其基本陈列看，更近于展示考古成就的展示馆；甚至更像一个“博物馆化”的考古标本库房。
从上述三座考古博物馆各自的定位描述和具体实践的差异分析，反映出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如何认识考古博物馆建设的目的。
任何社会机构都是为了满足某一社会需求而创办和存在的，考古博物馆需要宣示自己不同于历史博物馆的存在价值，说明为何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不能由历史博物馆收藏、保管和展示而非要另起炉灶再建考古博物馆不可。目前，这三座考古博物馆对此均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此外，如果说考古博物馆的使命是向公众介绍考古学知识的博物馆，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类博物馆介绍的主要内容是考古的田野方法以及材料的初步整理，而考古学本身还包括大量和非常重要的后续研究，比如科技手段的分析、多学科的交叉和材料的阐释与历史的重建。所以，田野考古工作只是考古学最基本的初步工作，并不能代表考古学的全部探索和成果。只介绍田野发掘，不普及考古学其他的研究与阐释工作，传播这样片面的知识，难免给人留下考古就是挖宝的错误印象。
（二）考古博物馆的服务对象及需求究竟是什么？
任何机构要清楚自己的服务对象及需求，例如沃尔玛对自己服务对象及需求有清晰的认识——“我们经营折扣店帮助顾客节省每一分钱，实现价格最便宜的承诺”。前述三座考古博物馆虽然都标榜自己主要的服务对象为普通观众，但就其基本陈列内容看，因为并没有做到透物见史，没有深入浅出地介绍展品的社会文化背景，因此，它们主要的服务不适合普通观众而是更适合专业人士。
（三）考古研究机构及其附属的考古博物馆的竞争优势在哪里？
社会的需求很多，但一个机构不是万能的。考古研究机构要清楚自己的主业、优势和专长是什么？什么是自己能做而其他机构不能做的事情？一个显见的事实是：考古研究机构的责任与专长是考古发掘与研究，而不是博物馆建设与运营。常言道：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如果我们不能说考古研究机构建设和经营博物馆是越俎代庖的话，那一定也不是扬长避短。人们有理由担心他们做自己不专长的事，容易搞出不伦不类的考古博物馆，也违反了我国相关法规对博物馆与考古研究机构使命和责任分工的规定。
国际博物馆建设与运营的实践表明，博物馆的建设与运营就是一个准确设定使命、并激励和组织资源实现使命的过程。因此，判断一个博物馆建设与运营是否成功，关键就看其是否有清晰、准确的使命定位？其展示教育及各项业务工作是否都围绕其使命开展？是否完成了其使命规定的任务？是否实现了其使命所宣言的目标？一个没有清晰、准确使命导向或不以使命为导向建设和运营的博物馆，必然不是一个成功的博物馆。这或许正是三座考古博物馆引起考古文博界广泛争议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使命不清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考古博物馆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对建设目的、服务对象及需求、竞争优势的认知失准，会造成对主要社会责任认知模糊，对服务对象和业务领域缺乏锚定，对展览主题和内容定位策划失准，对经营目标和中长期运营发展规划不足，对工作方向和工作重点把握偏差，在资源配置上也会缺乏科学性、合理，特别有可能在如下几个方面带来不良影响。
（一）导致各地考古博物馆的同质化现象
因行政层级、社会责任、服务对象、资源特色和竞争优势等不同，每个博物馆都应有不同于其他馆的独特使命。国内外知名博物馆的建设与运营都以自身使命为导向，各项业务工作都要围绕其使命开展，特别是其展示主题和内容的确定都要符合使命的规定，都要服务和服从于使命所宣言的目标。而从多年来我国博物馆建设和运营实践也可以看到，由于缺乏以使命为导向的发展规划，一些地方博物馆的建设普遍缺乏使命意识，或没有明确清晰的使命定位，靠拍脑袋建博物馆，导致众多博物馆收藏和展示出现较多的同质化现象，这不仅是我国博物馆建设和运营突出的弊端，更是深刻的教训。
例如，我国一些地方的科技馆建设，由于没有明确清晰的使命定位，没有按照使命来规划展览主题和内容，结果出现小馆抄袭大馆，新馆抄袭旧馆，国内抄袭国外，形成“大馆大综合、小馆小综合”的山寨化现象。我国许多自然博物馆的展览主题和内容同质化、山寨化现象也很严重，或是达尔文进化论模式的“宇宙、地球、生命”三大主题，或是林奈分类模式的“动物、植物、矿物”三大领域，也是“大馆大综合、小馆小综合”。此外，我国的一些人物类纪念馆馆的同质化现象也很严重，例如广东、上海、南京、北京等省市的孙中山纪念馆（故居）的基本陈列甚是雷同，大多是大而全的孙中山生平事迹展。
有鉴于此，我们有理由担心考古博物馆的一哄而起。如果我们对全国考古博物馆建设缺乏一个以使命为导向的统一规划，对各地要建的考古博物馆的独特使命没有一个清晰、准确的区分，简单地认为考古博物馆就是普及考古学知识、展示区域考古成就及传播区域文明和历史的综合体，那么，鉴于考古学知识、文化遗产保护知识以及考古成就的普遍性特点，很容易出现各地考古博物馆在展览主题和内容上的雷同，甚至出现“千馆一面”的现象。
（二）导致区域内考古博物馆与历史博物馆间业务重叠和重复建设
涉及考古资源的博物馆，除了考古博物馆，也包括区域内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三者的建设和运营都离不开考古资源的支撑。
考古博物馆标榜自己通过考古资料展示，旨在向观众普及考古学知识以及宣传区域内的考古成就。例如通过考古遗址、遗迹和出土物的阐释向公众介绍考古工作的过程、技术方法、研究思路及成果，利用遗址、地层、墓葬和遗物等向公众传播地层学、类型学等田野考古知识，利用动物遗骸、血迹、毛发、农作物颗粒和淀粉、植物种子和孢粉、植物纤维等向公众传播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等科技考古学知识。
考古遗址博物馆的使命是通过考古遗址、地层、墓葬、遗迹和遗物等考古资料的展示，旨在向公众传播某个特定的重要遗址的人地关系和人的生存智慧，包括环境演变、文明演进、历史发展、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经济形态状况、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的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
历史博物馆的使命是通过考古与文物资料全面、系统和完整地展示，反映本区域内的人地关系以及面对这种特定人地关系自古以来这片土地上人民的生存智慧——生产、生活及其文化创造。因此，不论在史前文明缘起、演进和发展中，还是在历史时期人类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都将利用大量考古资源，包括考古遗址、遗迹和出土物等。
显然，三者的使命及其社会责任、业务范围和展示主题是不同的：历史博物馆强调全面、系统和完整地展示区域文明的起源演进和区域历史的发展，考古遗址博物馆侧重某个时期、某个地点文明或历史的发展及成就，而所谓的考古博物馆强调普及考古学知识和宣传区域内的考古成就。
然而，从前述三座考古博物馆看，由于其使命不清，已经导致其与考古遗址博物馆特别是历史博物馆存在明显的业务重叠和重复建设。
陕西考古博物馆与陕西历史博物馆存在业务重叠和重复建设。陕西历史博物馆以时代为序，全面和系统地展现了陕西早期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历史文化发展。而陕西考古博物馆收藏了20余万件出土文物，其展示除“文保科技”外，其他3个篇章与陕西历史博物馆基本陈列存在明显的内容重叠和重复建设。例如“文化谱系篇”第一单元“旧石器时代”（讲述现代人的起源以及古人类的交流与迁徙）以及第二、三、四、五单元“新石器时代”“夏商时期”“先周文化”和“周原遗址”（展示陕西境内这一时段各文化类型的分布范围、文化特征和代表性遗址），与陕西历史博物馆展示重叠；再如“考古发现篇”第一、二、三单元“探源文明构建先史”（展示杨官寨、芦山峁、石峁三个都邑遗址），“寻踪帝国盛世再现”（展示陕西境内极具代表性的秦、汉、唐遗存），“追迹古都陶冶风雅”（展示以耀州窑址、吕氏家族墓等为代表的宋代之后陕西考古发现），也与陕西历史博物馆展示重叠。
洛阳考古博物馆与洛阳博物馆也是如此。洛阳博物馆以历史时间为顺序，全面和系统地展现了作为十三朝古都的洛阳史前时期、夏商周时期、汉魏时期、隋唐时期和五代北宋时期等辉煌的历史，突出了“河洛文明”是中国文明象征的特殊历史地位。而洛阳考古博物馆展示河洛文化和洛阳历年考古成果，其展示的从史前至明清时期洛阳出土的269件精品文物是河洛文明的典型载体。两馆的业务重叠和重复建设是显而易见的。
湖北考古博物馆致力于传播荆楚文化与长江文化，其三个基本陈列为“千年文脉——长江文明考古展·湖北”“世纪工程——三峡考古湖北成果展”“长江文明展（数字）”，也与湖北省博物馆和长江文明馆（武汉自然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内容存在业务重叠和重复建设。
随着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快速发展，主要省市的博物馆数量迅速增长，一些城市博物馆数量多达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但同一个城市中馆与馆之间（综合馆与专题馆、大馆与小馆）争抢资源以及业务重叠、
边界不清的现象也是常见的。因此，在区域各类博物馆的建设中，如果不能对区域内考古博物馆、考古遗址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三者的使命进行清晰的区分和科学的定位，那么必然会造成三者在社会责任、服务对象和各项业务工作存在边界不清的现象。建一个馆容易，但养一个馆不容易，需要人力、物力和财力持续不断地投入。在我国各地政府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有必要为了普及考古学知识和宣传考古成就而建一批考古博物馆吗？为何不能在相关博物馆举办考古学知识专题陈列和考古成就临时陈列呢？即便考古博物馆真有必要建设，那也因其终究是小众，也不宜多建或推广，最好建在有考古学专业的高校。
（三）影响考古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作用的充分发挥
考古遗址和遗迹的主要价值是历史借鉴和以史育人。利用考古成果讲好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的故事，最佳途径是将考古资源融入各级历史博物馆。鉴于历史博物馆文明和历史展示的全面性、系统性和完整性特点，可以利用考古文物资料，结合历史文献、辅助艺术和多媒体等手段，以点穿线、以点带面，透物见史，更加全面、系统和生动地展示区域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集中反映区域文明和历史发展的辉煌成就。这不仅是我国考古资源传播利用的传统做法，也是国际上考古资源传播利用的成功做法。
然而，从已建的三座考古博物馆看，其主要利用历年的考古发掘资料，以时间或以主题为序，对一个个考古遗址及其出土物进行简单的排列展示，遗址与遗址之间缺乏内在关联，难以形成区域文明与历史发展的故事链，无法直观、生动地为普通观众全面系统地讲好区域文明和历史的完整故事，而且还会造成考古资源利用的碎片化。另一方面，考古资源传播利用的对象是普通大众，而对普通观众来讲，他们对一个个缺乏相互关联和内在逻辑的考古遗址及其出土物的展示往往看不懂，也很难对考古学知识体系以及考古遗址和遗物遗迹的年代、形态和考古文化关系产生兴趣，他们更想知道考古遗址、遗迹和遗物反映的古代社会生产、生活、社会结构、意识形态、艺术审美等内容。这也注定了以普及考古知识或宣传考古成就为宗旨的考古博物馆面对的是专业背景的小众人士。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各省市考古机构积累了大量考古发掘资料。这些考古资料原本从各地考古发掘而来，是当地人地关系以及人类文明与历史发展的产物，反映了特定历史文化地理单元内人民的生产、生活及其文化创造，其最好的归属，是纳入其出土地的历史文化生态之中。因此，无论从其社会历史文化归属还是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便捷化的角度看，它们理应用于省市特别是市县历史博物馆的馆藏和陈列展览。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珍贵的考古资源多年来始终没有得到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一方面省市级考古机构的出土文物越积越多，另一方面迫切需要文物藏品的省、市、县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因为缺乏出土文物而空心化，无法充分利用丰富的考古资料全面系统地讲述好地方文明和历史的故事。如果各地考古机构再热衷于建设独立于区域历史博物馆的考古博物馆，对于我国考古学科的发展和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影响将是巨大的。我们应该从考古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作用的充分发挥、从考古与博物馆事业的紧密关联等宏观视角，给予高度的关注。

 

五、结语

考古发掘与研究旨在以物释史、证史和说史，起到教化和启示作用，要加强面向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的传播利用。因此，考古资源的占有、使用和配置，要以有利于发挥考古资源效益最大化为宗旨。只有将考古成果转化为服务国家、社会和大众，考古工作才能真正实现其初心和使命，体现其社会价值。
为了破除考古资源垄断的痼疾，强化考古资源的合理配置，充分发挥考古资源的作用，讲好中国文物的故事，传播中华文明灿烂成就，我们亟待研究和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要对考古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做出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二要以使命为导向加强区域博物馆事业建设与发展的统一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