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起源考古成果的展览阐释现状与模式初探
毛若寒 陆奕文
【内容提要】中华文明起源考古成果是展示中华文明价值内涵、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资源。近年来，我国各类博物馆涌现出多个与中华文明起源考古成果相关的展览。梳理这类展览的进展与现状可知，在博物馆阐释学视角下，这类展览呈现更具价值引导的阐释使命、更具综合性的阐释内涵、更具多元性的阐释手段与更具复杂性的观众认知等阐释特征。结合案例分析，从物的秩序、符号信息、空间意象等方面，可以归纳中华文明起源考古成果的展览阐释模式。而对其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可为考古成果的博物馆转化与传播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也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自2002年开展至今，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年代框架、阶段性特征，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1]。在此背景下，国内诞生了诸多以“文明起源”为主题的展览，以考古发现成果阐释中华文明。相较而言，这种题材的展览往往肩负着更加强烈的政治建构与认同教育的使命，因此，提升这类展览对中华文明精髓与价值的解释力、感染力和传播力是策展人必然要面对的命题。在此过程中，对于中华文明起源考古成果的博物馆“阐释”（interpretation)研究至关重要。“阐释”指通过恰当的“媒介”揭示“物”背后的关系和意义，实现“物”与“人”之间的知识、情感和意义对话[2]。在博物馆展览中，实现成功的“阐释”意味着策展人基于考古发现的遗址与物，结合展览空间、展览媒介、展览手段等，向公众展示和传播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空间、内容、价值等方面的信息和意义，引导和促进公众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和理解。有鉴于此，系统梳理中华文明起源考古成果相关展览发展现状，认识其不同于常见的考古成果展览、精品文物展览的独特使命、关键挑战，总结此类展览的阐释理念与实践方法，是实现考古成果研究与转化，面向大众解读好、传播好中华文明基本内涵与突出特性，切实发挥博物馆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功能的重要路径。
“文明起源”研究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19世纪中后期开始，西方学者提出各种概念、模式、理论和方法，如摩尔根的“蒙昧—野蛮—文明”文明演进模式[3]，恩格斯提出以“国家”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4]等。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考古学家夏鼐、苏秉琦、严文明、张忠培等开始探索基于中国考古材料的文明起源理论。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该研究工程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进行全方位研究，总结中华文明发展道路、特点以及在人类文明史上的贡献。其主要收获可总结为四点。第一，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年代框架、环境背景与生业基础。第二，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阶段性特征。第三，突破西方“文明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提出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标准”：生产力获得发展，出现社会分工；社会出现明显阶级分化，出现王权；人口显著增加和集中，出现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城市；出现强制性的权力与区域性政体。第四，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和机制产生新认识[5]。自2020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实施以来，通过进一步扩大研究的时空范围、聚焦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提出从距今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可将从距今5800年至距今3500年划分为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两个时代，深化了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总体认识[6]。
笔者认为，中华文明起源考古成果的博物馆展览阐释，是以中华文明早期起源与形成发展的相关考古实物见证和既有科学权威的考古认知为基础，通过创意策划、科学组合和正确诠释的手段，向大众展现中华文明早期起源与发展的图景、脉络和规律的展览策划、展示及传播过程。自“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以来，这类考古成果的展览展示多见于考古遗址博物馆、考古博物馆、综合性博物馆等的常设陈列或临时展览，多涉及“文明”或“文明起源”等标题/主题。我国博物馆文明起源相关展览基本情况见下表。
自2006年以来，博物馆以“文明起源”为主题的基本陈列逐渐丰富。特别是随着2021—2023年考古遗址博物馆、考古博物馆的加速建设，展览数量明显增长，如“花开中国——庙底沟与中华早期文明的发生历程”（2021）、“远古四川——史前时期的四川”（2021）、“考古圣地·华章陕西”（2022）、“历史中国鼎铸文明——中国历史研究院文物文献精品展”（2023）等展览。这类展览标题多为“地域+文明”“地域+古代+文明”“地域+时代+文明”比较固定的表述模式，内容以展示地方文明及其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地位与定位为主，多围绕重要考古发现、重大事件与学界热点，从不同区域展现华夏文明的向心力及多元一体发展格局，为观众提供在整体历史中理解文明的时空语境。
相比于常设陈列，近年来以“中华文明起源”为主题的临时展览更丰富。自2017年以来，此类展览数量明显增加，如“鸿古余音：早期中国文明展”（2017）、“王国的尊严：玉器与良渚文明”（2017）等展览。2020年至今，展览主题更为集中与丰富，如“黄河文明的标识——陶寺·石峁的考古揭示”特展（2020）、“木本水源——黄河流域史前文明展”（2022）、“宅兹中国——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2022）等。这类展览标题多为“地理形态+文明”“地理区划+文明”“地理区划+年代+文明”“具体遗址+文明”“器物类型+文明”“中国/中华/华夏+文明”等[8]，展览主题更多元，创新性更强。所有层级和管理属性的博物馆皆有涉猎，但上海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山西博物院、河南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等一些大型博物馆有着较为明晰的规划与实践，展览数量较多，折射出当下博物馆展览的明显趋势。
“阐释学”源于哲学现象学理论，强调建立主体与对象之间的沟通情境与能力以确证内容理解准确性[9]。20世纪50年代，文化遗产与博物馆领域引入“阐释”概念，最早局限于导览与教育活动。弗里曼·蒂尔登（Freeman Tilden）提出，“阐释是指一种教育活动，旨在通过使用原始对象、第一手经验和解释性媒体来揭示意义和关系，而不仅仅是传达事实信息”[10]。在蒂尔登看来，阐释其实是一种沟通，目的是揭示意义和关系以帮助访客实现自我构建。2013年，哈姆·萨姆（Ham Sam）借鉴蒂尔登的理论提出，“阐释是一种基于使命的沟通方式，旨在激发受众发现个人意义，并与实物、地点、人和概念建立个人联系”[11]。周婧景主张将“展览阐释”定义为一种立足博物馆使命的沟通过程，在该过程中博物馆依托博物馆中的“物”与观众建立联系，促使其构建个人意义[12]。
展览阐释是一个复杂的沟通过程，本质是在特定空间中通过“物”的组织与呈现向“人”传达思想、观念与情感的“传播与认知”。从工作过程看，展览阐释涵盖了展览前期研究、内容策划与形式设计三个环节。有鉴于此，展览阐释涉及多个要素和层次，需要综合考虑博物馆藏品特点、媒介条件、受众需求等，需要在“物—空间—人”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其在“传播与认知”上的基本规律。
博物馆传播介质的主体不是符号或图像，而是物。这种以物为主的学习介质，一方面与符号及图像等显性信息不同，其信息深藏在物质内部，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无法释读，必须辅以阐释；另一方面，它是以独立个体的形态被放置在特定空间中，具有非连续性，在表述连续的动态过程方面存在局限。
博物馆传播与认知需要遵循“空间逻辑”的规律和特点。“空间逻辑”是指将展览策划文本的主题与内容转化为展览空间布局、空间流线、空间结构、空间氛围等方面的逻辑结构和逻辑关系。“空间逻辑”以空间位置、流线、方向等方式呈现，要素放置和串联不是纯粹的线性关系，而是空间关系。在这样的特点下，某些信息，原先按照书本的样式编排，其间的逻辑性很明确，可是在一定的空间形态下，空间上的少许偏移，就会使某些逻辑关系淡化，从而使观众看不清其间的相关性。
非专业人士的观众对于展览的专业内容一般不熟悉，认知背景存在有限性的特点。此外，观众的学习过程在站立与行走的交替运动中进行，是具身性的，不仅有身体移动，还有观察与操作中出现的多感官运动，是一个耗费较大体能的过程，易产生生理上的疲劳。
博物馆观众参观是在自主行走中进行的。作为具有自由意志的行为者，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路径与展项。布展完成后策展人就只能退到幕后，不加干涉地、默默地看着观众在展厅里自由行动，难以像其他媒体那样对观众施加相应的影响及控制。
总体而言，展览阐释涉及物、空间和人三个核心要素，这些要素的特点和规律要求在展览阐释的实践中认识“物”的信息隐蔽性、静态性、非连续性，空间的场所性、视觉性，观众认知的有限性、具身性与自主性等特点。
中华文明起源考古成果展览相较于一般的精品文物展与历史文化展更具专业性与复杂性。一方面，展品依托相关考古遗址出土物，其中精品少，大部分是反映历史时期生活面貌的展品，观赏性较弱。另一方面，不同于一般的通史叙事，此类展览的叙事多以考古学发现、研究思路为基准，突显考古学专业特色，观众理解难度大。从阐释导向、阐释要素的“物”“媒介”与“人”等方面看，中华文明起源考古成果的展览阐释具有以下特色。
第一，更具价值引导的阐释使命。这类展览不仅担负着知识传播的使命，也具有价值引导的导向，传达中华文明起源的价值意义和社会影响。其必须以科学传达“文明起源中国方案”的核心价值与要素为目标，以展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国形象为核心宗旨，促进公众更加直观地认识中华文明起源的独特性和延续性，引导公众认识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突出特性，推动中华文明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与当代社会和个人体验建立联系，增强文化自信与文明认同。因此，其展览阐释既要体现学术的严谨性和创新性，又要体现社会的相关性和责任性。
第二，更具综合性的阐释内涵。在文明化进程中，“起源”与“形成”是两个阶段，中华文明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起源过程，包括人类演进、农业体系、农业社会、祖先崇拜、社会分化、早期中国文化圈等多重内容，具有复杂性。不同于常见的考古成果展、精品文物展遵循以物证史展示逻辑，这类展览还需要展示复杂抽象的文化内涵，突显文明基因，因此通常需要更加深刻的内涵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涵盖“物质”“时间”“地域”“文化/文明”等多个层级内涵，呈现多样性，经历了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融合过程。因而展览的阐释既要求多维度阐释文明内涵，又要置身于更广阔的历史与全球文明发展背景，突出文化联系、相互作用与共同影响，需要更加宏观的阐释视角与阐释体系。
第三，更具多元性的阐释手段。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决定了它是一个兼具抽象性、复杂性与综合性的阐释对象，仅仅依靠器物本身和文本内容无法实现内涵与核心的完整阐释。因此，这类展览的展示与传播不仅要利用考古成果、文物藏品等实物资源，也要利用言语资源、媒体资源等非实物资源，实现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多维度、多角度、多层次的呈现。
第四，更具复杂性的观众认知。中华文明起源主题展览通常要面对国内外受众、学术界、社会界等多层次和多样化的观众，他们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认知困难和差异是展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有鉴于此，展览既要注意不同观众个体背景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共鸣点，又要注意其间的差异点和特殊点；既要注意其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基本认知和核心认知，又要注意其拓展认知和深入认知。
总体而言，由于“中华文明”概念涵盖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与复杂的文化内涵，涉及历史、地理、人物、制度、信仰、文化等广泛内容，是兼具综合性、抽象性的阐释对象。博物馆展览，本质是在有限的空间内，以物品作为知识信息载体，将平面化、符号化的知识文本转化进立体化、可视化的空间视觉意义网络，在这个过程中，内容逻辑从清晰的单一线性结构变为游移的集合结构，博物馆知识传播效果难免弱化。因而以博物馆展览阐释中华文明起源，以“文明之物化”表达其内涵与突出性，客观上存在挑战，可能出现文明发展连续性与博物馆展示要素非连续性、文明内涵综合性与博物馆物信息单项性与隐蔽性、文明内涵专业性与观众认知有限性，以及文明精神抽象性与博物馆空间视觉性及观众认知具身性之间的矛盾。
基于对中华文明起源考古成果的展览阐释使命、特点与挑战的认识，如何开展更具教育效果的展览阐释？本文选取近年来较具代表性的“中华文明起源”相关主题展览深入分析，依据阐释主题与阐释思路，将此类展览阐释归纳为四种模式，探讨其如何克服“文明阐释”和“博物馆传播与认知”之间理念和策略的矛盾。首先是以“物”的秩序构建阐释中华文明图景与脉络，可分为两种模式，从时间维度看，以物质文化继承与发展阐释中华文明起源连续性与创新性；从空间维度看，以物质文化交流展示中华文明起源统一性与包容性。其次是以“复杂社会”[13]的可视化阐释中华文明起源的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最后是以空间和符号意象展示中华文明起源的精神特征和价值内涵。
（一）以物质文化继承与发展的秩序体系构建中华文明起源的连续性与创新性
“物”的秩序表达是展览中的基础阐释思路，包括物的摆放、物的组合、物的叙事等，它通过强化展品之间的联系及其意义表达，克服博物馆展示物的静态性与非连续性局限，帮助观众感知历史演进脉络，更好地把握文明发展的线索和内在联系。2023年7月，良渚博物院举办“礼记：中原夏商周礼乐文明”展。展览选取青铜器为展示物，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青铜器不仅体现了中华文明的高超工艺和审美风格，也反映了中华文明的礼乐制度和王权特征。展览通过展示夏商周三代青铜器以阐释中华文明在这一时期的历史连续性和创新性，包括如何从原始的陶鼎发展到精美的青铜鼎，从单一的炊器功能发展到多样的礼器用途，从简单的几何纹饰发展到复杂的神兽纹饰等。通过在每个单元最初部分展示鼎这一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性的器形，为观众构建了一个礼乐文明的物化形象，并通过鼎的变化反映夏商周三代礼乐制度的发展变化。通过结合工艺和纹饰两条暗线反映礼乐文明的连续、继承与革新，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历史演进脉络，并突出了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重要特征和价值。展览以物质构建文明起源的文明要素，这些文明要素均在考古学文化属性上呈现清晰的继承关系，以此为切入点，以物质阐释文化内涵的继承与创新，以文化内涵构建中华文明起源的连续与创新，打破展览“物”之间的静态、非连续状态。
图2 彩陶鸟纹与网状纹展示 陕西历史博物馆供图
（二）以物质文化交流互动的符号信息体系展现中华文明起源从多元走向融合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和研究成果进一步证实中华文明经历了从多元向一体的逐步发展过程[14]。以物质为线索，把握区域间文明碰撞、互动、交流最终走向融合，是中华文明起源阐释思路之一。然而，文明内涵的抽象性与区域间的复杂关系对于大部分观众来说，难以感知与把握。符号信息的构建能够很好地弥合这一点。符号信息指的是一种使用符号或标志来传达意义或信息的信息类型。符号信息可以是语言性（如文字或文本）或非语言性（如图像或声音）的。它是观众日常经验体系中熟悉的对象，有助于挖掘隐蔽于物的文明信息，传达“文明”的综合性与复杂性。符号信息体系通过文字、标示、图表、符号和色彩的运用，将抽象的概念和价值观转化为具体形式，能够提供视觉上的引导和认知结构，帮助观众更加准确地解读展览内容。符号的运用还可以激发观众的想象力和感知能力，通过符号之间的组织、符号与实物展品的关联，建立起丰富而深入的传达网络，使观众对文明内涵的理解更加立体和全面。这种阐释策略可以应对文明内涵综合性与博物馆物信息隐蔽性之间的矛盾，实现对中华文明起源内涵与核心的完整阐释。
图3 彩陶纹饰展示 陕西历史博物馆供图
2019年12月，陕西历史博物馆推出展览“彩陶·中华——中国五千年前的融合与统一”。该展聚焦渭河流域中华文明礼器物质载体——彩陶，以彩陶串联文化演变序列，反映社会文化面貌以及华夏文明形成过程。渭河流域所孕育的彩陶，至庙底沟文化时期达到高潮，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整合完成，奠定了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基础，突显早期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突出特性。展览运用“符号信息”阐释，以彩陶纹饰为线索，具象化呈现鱼纹和鸟纹在区域间的互动、碰撞并最终融合成最早的龙纹，奠定“华”“龙”等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过程，并以实物模型、多媒体展示为补充，打破了博物馆物的信息隐蔽性在阐释文明综合内涵过程中的局限。另外，展览遵循“文明形成物质基础（生产力发展）—文明形成重要过程（社会分化）—文明形成重要标志（都邑）—文明形成重要载体（彩陶）”这一阐释框架，构建起早期文明起源形成的发展过程与意义逻辑，呼应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标准”，实现对中华文明起源内涵与核心的完整阐释。
（三）以复杂社会可视化阐释中华文明起源的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
国家的形成是文明社会的最主要标志[15]。弗兰纳利在探讨国家的形成机制时指出，“‘国家’被视为一类非常复杂的系统，其复杂程度主要遵循两个指标来进行评估：其一为离析度（segregation），这主要用来考察社会内部的分化情况，关注的对象在于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差异与专业化倾向；其二为聚合度（centralization），讨论的则是社会高层的集权控制能力，主要通过各子系统与最高管理层之间的联系来进行说明”[16]。在这里国家被天然地理解为“复杂社会”的代表。史前社会复杂性涉及“人群分化”和“聚落分化”两个方面，反映生产力发展、人口增加、都邑出现、社会分化等多方面的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要素。因而在展览中如何处理这些要素、如何阐明社会复杂性、如何展示国家的统一性与秩序性等问题是策展人面对这一阐释主题需要解决的问题。信息可视化通过利用人类的视觉能力来理解抽象信息的意思，从而加强人类的认知活动[17]，其实质是将复杂抽象信息运用图解的手段外显出来，克服博物馆阐释文明起源内涵专业性与观众认知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增加信息的可读性，是博物馆阐释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思路。
图4 大型浮雕艺术展示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供图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基本陈列以二里头遗址出土物为基础，展示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突出展示“第一王朝”的文明元素，体现国家文明形成。展览选取了模型、浮雕装饰等非文物展示物，一方面这些展示物可以弥补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的不足，还原夏王朝的都城布局、王权象征、历史事件等；另一方面通过展示二里头遗址及其出土物和非文物展示物，阐明了中华文明在这一时期的国家形成和发展是如何从原始社会进入国家社会，如何建立王权和国家，如何进行国家扩张和统一的。展览运用信息可视化手段，构建了具象阐释机制，阐释都邑、等级、社会组织与分工等多种复杂信息。展览发挥博物馆空间媒介传播的综合性优势，以具象、可视、可感的方式阐释早期国家的社会结构关系，打破了展览“物”之间的信息隐蔽性，引导观众了解判定国家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准，直观感受早期国家的社会复杂面貌。
图5 禹征三苗浮雕展示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供图
（四）以空间意象展示中华文明起源的精神特征和价值内涵
空间意象可以帮助观众想象或回忆与展览主题相关的历史、文化场景或背景，也可增强观众对展览内容的记忆和欣赏。在参观过程中，受制于观众注意力有限性、参观行为自主性等特点，观众的认知过程会受到展品空间组织状态的强烈影响。展览通过空间意象的设计，将空间的布局、装饰和氛围与文明内涵相结合，以独特而富有意义的方式展示文明的核心特征。此外，通过景观的呈现、光线的运用等，展览创造出与文明内涵相呼应的情感体验，达成中华文明起源展览的价值引导使命。这种阐释策略可以应对物、视觉、空间以及人感知状态和行为等因素之间的矛盾，实现对中华文明起源精神特征与价值内涵的有效阐释。
2023年6月上海博物馆推出“实证中国：崧泽·良渚文明考古特展”。展览的第一单元“古国文明”位于展厅的中心位置，展览以空间和符号元素打造了一个空间意象。展厅以良渚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玉琮王为原型，空间平面近似八边形，中间设有圆柱，并在其帷幔上集中展示各种鸟纹。在良渚文化中，鸟被认作沟通天地的精灵，神鸟也被视为太阳神的化身，展览选取这一符号要素，集中展示先民对鸟的崇拜，构建良渚文化的意象感知环境，突显早期中华文明的信仰崇拜。通过运用空间设计和视觉技术，展览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精神特征和价值内涵。比如，以良渚文化的鸟纹体现先民的崇拜意识，以玉琮王的形状体现先民的天人合一观，以八边形的空间布局体现先民的对称美学等。展览综合考察博物馆物、视觉、空间以及人的感知状态和行为等因素，实现了对中华文明起源精神特征和价值内涵的有效阐释。将空间设计和视觉技术与展品内容相结合，策展人为观众提供了具有冲击力和感染力的展示场景，并通过突出展品的重要性和象征意义，增强观众对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认知和理解。
阐释好“中华文明起源”的价值和内涵，是助力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时代命题，提升对中华文明精髓与价值的解释力、感染力与传播力是策展人必须面对的命题。然而，“中华文明起源”是一个兼具抽象性、复杂性与综合性的阐释对象，博物馆展览是涉及物、文本、视觉、体验等多因素的复杂媒介体系，中华文明起源的博物馆化阐释具有较强的挑战性和复杂性，也蕴含较强的体验感与较大的传播力。本文基于对当前代表性展览的系统、深入分析，归纳总结四种阐释思路，分别指向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在时间维度上的连续性与创新性、空间维度上的多元性与包容性，以及早期国家复杂性与中华文明精神标示四种阐释模式。总的来说，博物馆展览作为复合媒介叙事载体，在阐释中华文明起源考古成果时，应深入把握阐释学理论和展览阐释的内涵、要素与规律，做好“物”的研究，把握“空间逻辑”，了解“受众特征”，围绕构建“物—媒介—人”的传播与认知体系，有效阐释中华文明起源的脉络、图景、规律和特性，充分履行当代中国博物馆的重要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