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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媒介的博物馆及其在中国的专业化发展方向

来源：

策展研究

作者：

周婧景 钟燕仪

发布时间：

2024-01-02 10:07

【摘要】博物馆是为数不多的、能与受众直接沟通的媒介，虽然小众，但传播内容真实形象、纵观古今，传播方式倡导多感官认知和身体交互，由此在学习、社交和崇拜三方面呈现出不可替代的媒介优势。但目前我国博物馆的这些潜在优势尚未完全释放，究其根源在于专业化程度不高。为此，需要更新认识论以弥补理论和实践的断裂；在整体论视阈下通过关联需求和重组业务提升专业化水平；基于观众立场廓清博物馆学科并提出中国方案。促使博物馆经由专业化发挥其独特的媒介潜能，从根本上帮助破解国人全面发展的难题。
 
【关键词】博物馆媒介的特殊性；博物馆的媒介优势；博物馆专业化
 
收藏催生了博物馆文化，但收藏只是博物馆诞生的必要非充分条件，而只有藏品被赋予文化意义才促成了博物馆的诞生。所以博物馆的公共利用要比收藏文化晚得多，可追溯至1683年建成的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也有一说是乌菲齐美术馆（Uffizi Gallery，建于1581年，仅对一小部分人开放），迄今已经历了300多年的光阴流转。如今，“公共博物馆”概念已成为博物馆学话语体系中最常用的表述之一。随着公共博物馆日益社会化，其逐步成长为一类别具一格的传播媒介。近20年来，这类媒介在我国蓬勃发展，“博物馆热”持续升温，“到博物馆去”成为生活新风尚，即便在疫情之下的2021年，博物馆观众参观量也达到7.79亿人次。同时受西方理念转变的影响，我国博物馆越来越关注其媒介功能的有效发挥，重视观众及其体验，希望通过打造以“物”为载体的信息共享体，积极入世、追求文化民主化并成为社会发展的纽带。在笔者看来，相较于其他媒介，“博物馆”这类媒介至少拥有两点特殊性及三大优势，而两者在逻辑上存在因果关联。
 

 

一、作为媒介的博物馆之特殊性：传播的内容和方式

 
（一）传播内容：真实形象、纵贯古今
 
人类对身处世界充满了怀旧与好奇，为了满足这种强烈的内在需求，除了依靠直接体验到的生活世界，还可依靠符号和实物等媒介，但事实上，实物长期以来遭到忽视。
 
首先，博物馆多为依托物及信息构筑而成的形象传播体系，拥有物质性和真实性特征。其一，物质性，是指物是具备三度空间的物质实体，长宽高的客观形式使它占据一定的立体空间。而人也是一种物质的有形存在，对广延性和深度感的物质实体拥有感知能力。在博物馆观察、操作和体验物，不仅可获得更直接的证据感和说服力，还会产生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奇妙感受甚至是震撼。在网上识读青铜大立人像的图文，与我们在三星堆博物馆目睹实物所拥有的感官冲击和心理反应截然不同。
 
其二，真实性，包括媒介的真实、物载信息的真实和体验的真实（直接经验）。首先，尽管物只是记忆碎片，但却是事实的见证者，所以借助这一物质存在能从技术经济、生存方式、生态环境、社会结构及意识形态等方面行之有效地为我们重构已逝或现存的社会及文明。同时在科学类和非遗类博物馆，为了展现真实的现象或原理，或更简单地说，为了再现“事实”所制作出的设施设备、媒体或造型物，同样拥有真实性特征。其次是物载信息的真实。博物馆物所附着的物化信息通常不能复制、不能伪造，与普通信息在知识产权允许的范围内可多次被复制和利用迥乎不同。最后，正是由于媒介真实、物载信息真实，当我们将物置于博物馆的特定空间内，其又为观众打造了一种基于物的真实体验，这一点独具特色。换言之，博物馆提供的是基于物和现象的直接经验，但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几乎所有其他媒体都主要通过文字、语言等符号来传播信息。而观众通过在博物馆内与物面对面的互动获得的是“直接经验”，这是一种主动而非被动的认知，所以将有助于他们完成知识的“内化”和知识体系的“建构”，进而达成真正的理解。在由安德烈亚斯·海内克（Andreas Heinecke）和其同事策划的“黑暗中的对话”展览中，观众进入的是一个完全黑暗的空间，他们与盲人角色互换，并由盲人导览，气味、声音、风、温度和纹理传递着公园、城市、游船或酒吧等环境信息，观众以一种全新的、不熟悉的方式体验生活，此时他们对视觉的价值与重要性所产生的理解无疑是深刻的。
 
其次，博物馆的传播内容纵贯古今、极具包容性。过往和现实世界的自然、社会及文明都可成为博物馆传播的对象。这种包容性主要受益于博物馆的收藏体系及其改变。
 
第一，现今博物馆的收藏类型、范围正不断被拓展：经历了从重视物质实体到关注物所蕴信息的发展历程。由此导致收藏之物由珍贵物延伸至普通物；由可移动之物延伸至不可移动之物、非物质之物；由实体藏品延伸至数字藏品。
 
第二，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新博物馆学及与之伴随的其他名称，如后现代博物馆学、批判博物馆学、社会博物馆学等对博物馆界产生深远影响，它们主要关注的是社区发展，客观上推动博物馆社会实验的发展，如生态博物馆（ecomuseum）、社区博物馆（community museum）、邻里博物馆（neighborhood museum）和无墙博物馆（“sans murs” museum）等。这类博馆往往理念先行，尔后通过购买、调拨、竞拍等获取相应藏品。可见，博物馆收藏的思维和边界在不断被突破，因为博物馆职能的转变，展示理念的更新，其正致力于再造一个“元现实”（meta-reality），希望该“元现实”为所有人群服务，并满足不同群体的兴趣偏好与学习需求。
 
（二）传播方式：多感官认知、身体交互
 
首先，认知科学的具身转向、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多感官转向，为博物馆利用实物提供多感官认知奠定了基础，也创造了契机。实物所携带的表层信息通常是未经筛选和加工的，表现为参差百态、生动形象，而人类拥有多感官，眼耳鼻舌具备不同的专门感受器，能帮助我们捕捉并接收形式各异的一手信息。2021年，凯勒（Andreas Keller）的艺廊举办了一场标新立异的展览“流亡气味”（Scents of Exile），该项目始于2019年，由布莱恩·戈尔岑勒希特（Brian Goeltzenleuchter）开发，项目中访谈了众多难民和移民，了解他们对于家的气味记忆，再将它们制作成香水嵌入洗手液。如为出生于德国的移民定制的洗手液包含了姜饼和防晒霜的元素，因为其家乡纽伦堡（Nürnberg）会用青草烘焙出该地有名的圣诞姜饼。可见，这些气味背后盛装的是人的故事。亚里士多德指出：人不是通过个别感官而是通过所有感官来获得感知，并将其称为统觉。康德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始自感官，由此达到知性，并最终止于理性。现有研究也表明感官的信息加工具备感官整合、渗透的双重特点。而对象一旦在人的头脑中受多种刺激被彻底编码时，人更易于回忆。因此多感官认知在博物馆界的倡导由来已久，并经历了由广泛提倡到全面压抑，再到放宽并推广的历程。20世纪90年代，在大卫·霍威斯(David Howes)、康斯坦茨·克拉森（Constance Classen）的倡导下，出现“感官的转向”（the Sensorial Turn）。基于博物馆物及空间的特性，目前多感官的研究与应用不断增多、前景良好。
 
其次，博物馆的真实性和物质性对人的身体交互极具吸引力，同时为其提供可能。“互动（interactive）”在社会学意义上是指：行为主体借助一定手段，与他人(或环境)和自己相互作用、影响的过程。此定义强调，互动是个人的自我对象化现象，与他人、环境的互动可促进自我认知深入，且所有互动都需要凭借工具或手段。由于物是一种能被五感直接感知的三维实体，所以可成为互动的理想媒介，同时这种交互也能帮助观众和博物馆建立连接。研究显示，观众在互动展品上消耗的时间平均约为静态展品的两倍。纽约一位70多岁的盲人，依然记得童年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亲手用尺子测量鲸鱼模型的体验，该巨型动物的尺寸深深烙印在其记忆中。此外，认知科学还主张人与人的交流是推动认知生成的重要来源。在参观博物馆时，通常有亲友做伴，有时讲解员也会介入，这些均有助于社会建构。值得注意的是，互动最初发生在科学和技术博物馆，主要面向儿童，但随着该传播方式潜能的发现，其开始以势不可挡之势进入历史、艺术等各类博物馆，服务所有公众。正如彼得·冯·门施（Peter van Mensch）指出，博物馆行业至今共有三次革命，其中第三次革命发生在2000年左右，虽然还未命名，但关键词是“参与”。
 

 

二、作为媒介的博物馆的三大优势：“学习”“社交”“崇拜”

 
由上文可知，作为媒介的博物馆，在传播的内容和形式上拥有天然禀赋，这种差异构成了其传播基点，同时也塑造出其三大优势：“学习”“社交”“崇拜”。
 
（一）学习优势：提供自由选择的物化阐释系统
 
自20世纪中后期“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的概念或思潮被提出，出现“由教到学”的转向，人们逐渐认识到：教多发生在学校，而学则贯彻人的一生。学习行为通常以不同方式在各个地方持续发生，除了学校，还包括工作场所、自由选择的学习机构。相较而言，三者之中自由选择的学习机构更重视人的主体性，过程也更随意。博物馆作为自由选择学习机构的典型代表，观众前往参观并不存在特别的回报——无升职、加薪、文凭，即便有收益也较为隐性且难以检测，既然如此为何观众还愿意前往？只为自我满足。另外，近年来博物馆学习的理论和方法虽然尚未形成一套范式，但获得长足进展。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约翰·科顿·达纳（John Cotton Dana）侧重于探讨教育理论，约翰·福尔克（John Falk）、琳·迪尔金（Lynn Dierking）和乔治·海因（George Hein）则偏向教育方法。由此，博物馆的学习优势不断显现，主要指向实物媒介化、学习体验化和选择自主化，即以空间形态的视觉形象作为传播载体，使观众能在这一物化阐释系统中自由地选择学习。
 
（二）社交优势：在休闲环境中实现与他人的互动
 
当前我们的休闲时间愈发宝贵，但休闲选择却在不断增多，因此对休闲活动的期望也日趋提升。而博物馆是一处提供智能休闲的社交场所。因为多数观众不会单独前往博物馆，而会选择与亲友或团队一起，所看、所做、所想、所忆都会受同行者影响。即便是单独参观的观众，也会与其他观众或员工接触。同时，现如今观众前往博物馆，可能不再只是为观看展览，还可能是为在特色餐厅里享受一顿饕餮盛宴，或仅是想购买一件喜欢的文创，抑或在博物馆中庭里喝杯咖啡。所以不少人将参观博物馆视作一种社交活动，与谁同行成为其是否成行的关键理由之一。罗森费尔德（Rosenfeld）指出：对于家庭观众而言，博物馆是相当重要的社交场所。随着家庭观众研究成果的增多，我们对这类观众的参观心理及行为也具备更深的认知。有学者在家庭观众参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一个月后开展电话访谈，被问及在参观博物馆后是否做过类似活动时，多数观众表示他们事后参加过运动比赛或在湖边野餐。因此在其眼中，参观博物馆属于一项普通的日常活动，与别的社交活动无异。甚至有证据表明，部分观众之所以前往博物馆只为与人见面。可见社交互动在博物馆参观中占据重要位置。尽管数据显示，观众的社交互动大概只占了其参观时间的20%，但社交互动的价值远甚于此。一项关于博物馆长期影响的调查发现，观众所能回忆起的事，多数是与社交互动有关的。说明观众的博物馆体验深受社交优势影响，只是我们还未意识到这种影响或将其低估。
 
（三）崇拜优势：逃避日常生活，寻求心理回报
 
在欧洲，博物馆长期以来是贵族文化的象征，里面珍藏着中上层阶级认为重要而有价值的东西。在我国，博物馆作为舶来品，早期也多是展示高雅艺术或科学真相的文化殿堂。在这座殿堂里，人们不仅可一睹价值连城、品相精美的奇珍异宝，还可领略被收集、组织和展示的某些知识门类及其解释。博物馆由此获得一种身份迷信，与准宗教象征主义保持一致。如法国大革命规定被征用的教堂、修道院是建立博物馆的自然场所。使公众对博物馆产生一种精神崇拜，因为那里蕴藏着发现美的钥匙和地球浓缩的历史及人类文化进步的盛景。同时，后工业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民众承受着巨大的工作与生活压力，受到身份困扰、产生自我分裂，会在多重角色和责任之间挣扎，有时会期待逃避工作和学习，寻找一处遁世的浪漫之所。博物馆作为一个被美丽物件环绕又充满灵感的地方，可让观众放松身心，获得精神休憩或恢复性体验。福尔克将这类体验者称为“精神朝圣者”（后发展为“充电者”），他们会表示“我喜欢美术馆。它们是如此地安静和放松，与城市其他地方的喧闹声和杂乱声不同。”从这一点来看，博物馆是真实的，也是卓越的，这种崇拜优势能帮助人们暂时逃离生活日常，成为休憩的浪漫港湾，以获得心理回报。
 
 

三、国际视阈下作为媒介的博物馆之专业化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作为一种独特的传播媒介，博物馆依托物及所载信息，为观众展示主题各异、跨越古今的事实，并由精选事实重构起能被观众感官感知的“第二客观世界”，这种形象化的阐释能满足观众感官刺激、认知提升和移情体验。因此，不同于传统的符号阅读，博物馆媒介具备学习、社交和崇拜优势。但这种优势和现实之间存在显著差距，博物馆资源尚未有效地转化成民众共享成果。在我国，作为媒介的博物馆，其经费主要源自财政拨款，所以博物馆理应承担服务公众的社会责任。但目前该目标尚未完全实现，究其因主要在于博物馆专业化程度不高，包括业务专业化、专业学科化两方面。
 
（一）作为媒介的博物馆之“业务专业化”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博物馆业务的专业化，始于对藏品的主题学科研究及管理；随后出现围绕博物馆业务的培训；尔后专业协会的创建，又促使博物馆领域有关人士具备了业务交流的专业平台，专业化程度至此大幅提升。
 
首先，业务专业化起步于博物馆的藏品研究和管理。16—18世纪，欧美博物馆率先开始了专业化或职业化的藏品研究和管理，而中国大致起步于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其次，业务迅速专业化的一大迹象是开展培训。这种趋势基本贯彻于整个20世纪，方式包括推出短期课程、创立训练中心，提倡个体学习。美国针对专业人士进行的最早培训是在1908年，由宾夕法尼亚州博物馆和费城工艺美术学院（Pennsylvania Museum and School of Industrial Art）组织。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起，由高校设置学艺员职业训练课程。20世纪60年代国际博物馆协会建立人员培训委员会，由此推动博物馆专业化运动。而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北京大学相继在1949年和1950年招录了两批博物馆专修科学生，为我国博物馆培养了首批专业人士。再者，一批专业协会的诞生加快了业务专业化进程。1889年，英国始创博物馆协会。1906年美国筹建博物馆协会（现为博物馆联盟）。1917年美国博物馆协会成立博物馆研究委员会，明确提出博物馆工作应被视作一种专业。1978年制定一整套规范，出现“专业”和“专业人士”的表述。1946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创建。而在我国，中国博物馆协会成立于1935年的北京，1980年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在北京建立，2019年更名为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由此，通过藏品研究和管理、人员培训、专业中介组织的创建，中国博物馆业务的专业化发展也开始步入正轨。
 
（二）作为媒介的博物馆之“专业学科化”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帕尔（Parr，A.E.）首次发问“有博物馆这个专业吗？”如果说19世纪前是博物馆学的史前史，那么该学科步入专业化进程大约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客观来说，正是业务的专业化推动了专业的学科化，进而出现依托大学教育的人才培养。世界各地在专业的学科建设上，大致存在三种情况：
 
一是主张开展博物馆研究（Museum Study），以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为代表，包括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均以英语作为第一语言。其认为博物馆研究只是一个研究领域而非成熟学科。该观点肇兴于1966年的英国莱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eicester），在创建博物馆院系时，时任系主任的雷德蒙·辛格尔顿（Raymond Singleton）使用了“博物馆研究”一词。原因可能有二：首先，区别于以兹宾内克·斯坦斯基（Zbyněk Z. Stránsk）为代表的布尔诺大学学派所倡导的博物馆学，因为该系意在为博物馆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做出贡献，而不热衷于理论化的博物馆学。其次，基于当时的英国学术生态，莱斯特大学等非主流高校希望找到各自优势，发展新的学科领域。但无论如何，正是这些高校及其研究，为我们打开了看西方的窗口，目前用英文撰写的大量著作都是由与莱斯特大学合作的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而后续的两种情况，多使用我们不太熟悉的外文，因此即便他们的研究内容及思想多么璀璨，中国学界对其通常不得而知。
 
二是主张研究博物馆学。以中国、捷克、荷兰、波兰等国家为代表，认为博物馆学是一个特定学科，需要创建专门的术语和方法。斯坦斯基是创立该学科的扛鼎之人，他曾担任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委会副主席，还负责过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内部的国际博物馆学暑期学校，他的研究及其蕴含的思想至今为人津津乐道。1971年，斯坦斯基在国际博物馆协会发表演讲时指出，发展博物馆学是应对博物馆危机之策。1980年，他进一步提出博物馆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与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一样占据重要地位，并不隶属于任何其他学科，研究对象为“人类与其现实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被称为“博物馆性”，博物馆根据自身特性来挑选“物”，所以只有在对人与现实的关系认知和评价中，“博物馆性”才能被建构起来。此外，他还创造性地提出“理论博物馆学”和“元博物馆学”，就如何认识和建立博物馆学进行哲学思辨。此后曾担任博物馆学委员会主席的门施以及该委员会的诸多成员都成为科学博物馆学的拥趸者。
 
三是倡导新博物馆学。新博物馆也是在缓解博物馆生存困境下提出，从法国波及英国等众多国家，代表人物包括乔治·亨利·里维埃尔（Georges-Henri Rivière）和雨果·戴瓦兰（Hugues de Varine）等。其强调博物馆的社会角色，提出博物馆核心并非实物，也非研究，而是人。1972年，在智利曾召开圣地亚哥圆桌会议（Round Table of Santiago），雨果·戴瓦兰为此召集了博物馆、乡村建设、城市规划等各领域的有识之士，经由多领域与多视角的观点碰撞，博物馆意识到它不仅是保存文化遗产之所，还能为地方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该圆桌会议也促成了后来被写入博物馆定义中“为服务社会及其发展”的制度化表述。20世纪80年代早期，法国理论学家纷纷围绕新博物馆学展开讨论，自1984年起这场讨论开始被推广至国际范围，并掀起轩然大波。1984年，“第一届生态博物馆和新博物馆学国际工作坊（the First International Workshop for Ecomuseum and New Museology）”召开并促使《魁北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Quebec）问世，该宣言成为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开端的标准。1985年，新博物馆学国际运动组织（International Movement for New Museology）创建，其隶属于国际博物馆协会，至此新博物馆学终得正名。1989年，皮特·弗格（Peter Vergo）主编《新博物馆学》（The New Museology）论文集，英文世界中的“新博物馆学”出现。与法国强调社会参与不同，英国更强调以一种批判姿态对博物馆传统社会和政治角色发起挑战。两种模式的新博物馆学一定程度上造成普及该理论的混乱，前者更注重内部生发，而后者则转变为社会问题的批判工具。无论如何，新博物馆学站在传统博物馆的对立面，热衷于探索博物馆新型态，如生态、邻里、社区等博物馆，不可移动物和非物质遗产等记忆载体开始受到关注。尽管如此，由于新博物馆学以高校为主要阵地，通过对实践由内而外的批评旨在为其提供理论依据，客观上造成与博物馆实践的疏离，多少带有理想主义和隔靴搔痒的意味。同时，也成为容纳各种新观点的“箩筐”，某种程度上只是代表一种取向，而非真正的理论。20世纪90年代，新博物馆学促使批判博物馆学获得发展。有学者认为新博物馆学和批判博物馆学不过是同一理念下的一体两面。主要发生在大学的批判博物馆学运动又引发了后批判博物馆学等运动，后者主张从博物馆实践和特性出发，希望有意识地弥合理论与实践的裂痕。
 
综上，业务的专业化促使我们围绕“物载信息的有效传播、观众基于信息传播的实际获益”，为博物馆工作中寻求最低共同点，以期业务具有理论指导，并探索最佳做法。而博物馆学作为一门学科，与业务专业化紧密相关，但并不简单等同于业务专业化，需要在业务专业化基础上探索更为本质的议题。正如彼得·范·门施所言：决定博物馆学是否是一门真正的学术学科的基本标准之一是该学科能满足社会需求的程度。而中国博物馆学的学科建设不同于其他国家，亟需探索有别于上述三种情况的中国方案，即探索如何通过物载信息的公共化来提升人的普遍知识，以发挥博物馆媒介潜在的优势。
 
 

四、作为媒介的博物馆在中国如何实现专业化提升

 
目前，通过专业化的提升以实现博物馆的媒介价值已成为博物馆界的重大议题。通过前文对国际及中国博物馆专业化历程的回顾，我们认识到专业化不仅在于业务的专业化，从长远来看专业学科化更能从理论和人才方面，为业务的专业化引入源头活水。为此，我国亟需在专业化提升问题上凝练共识和重点探究。
 
（一）更新博物馆人的认识论以弥补理论和实践的断裂
 
博物馆专业化提升的困境很大程度上与理论研究休戚相关，尤其是应用理论研究。“博物馆理论和实践可能以不同的速度增长。过去，博物馆实践走在前面。但现在，博物馆工作人员可能发现正好相反。但发展的错位并不一定意味着脱离。这可能只是意味着有一个伙伴需要赶上来”。而补缺理论的瓶颈在于观念的更新，从业者不认可博物馆理论的价值，这种深层的不认可会引发恶性循环。因为对从业者而言，理论往往是令人生厌的，尤其是对其中的术语会产生理解困难，日常工作中理论的实际用处似乎也不大。同时，学界对于理论的讨论，有时存在不必要的妄自尊大和含糊其辞，所以从业者更乐意将理论摈诸门外，潜心贯注于博物馆实务，理论研究则成为高校研究者的诉求，两群人似乎在平行的道路上努力让自己的奋斗目标合理并寻求积极的回报。但事实上“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两群人不但不应走在平行道路上，而应走在互驱共融的同一大道上。那么博物馆理论与专业化提升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如果需要理论，专业化提升究竟需要什么理论？
 
当前我国博物馆已由冷变热并持续升温，通过“破圈”、创新，使“曲高”不再“和寡”，为此从业者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殚精竭虑地输出并不意味着专业化程度的提升。毋庸置疑，发展专业化水平离不开经验积累，但更离不开理论的深入探究。马奇（James G. March）指出“经验的试错、模仿和天择是一种低智学习，而高智学习则需要力求理解因果结构并用以指导行动”。因为“经验具有直观性、相对小样本等特点，和现实真相的复杂性、随机性特点之间存在根本矛盾”。一般情况下，从业者更在意如何策划好展览、实施好教育、服务好观众、经营好场馆，这些无可厚非，由其角色和职责决定。但现实更为错综复杂，当从业者想通过方法和技能全力改善业务时，认识论和方法论亟待提升。博物馆学理论要求我们超越机构本身，从哲学层面探究理念和方法，以实现该学科的效用与价值并举。正如贝德卡尔（Bedekar）所言：当正式的博物馆学基地将调查、教学和研究成果传授给学生或受训者时，博物馆学确实有助于提高博物馆的效率和有效性。
 
那么博物馆专业化提升究竟需要怎样的理论？1967年，威尔科姆·沃什伯恩（Wilcomb E. Washburn）在Curator（《策展人》）期刊上发表了《祖母学和博物馆学》（Grandmotherology and museology）一文，指出自命为博物馆工作提供理论基础是荒谬的。而博物馆学理论地位的丧失可能源自两股力量的冲击：其一前文已提及，是从业者乐意成为主题学科专家，而非博物馆学专家，认为主题学科的专业积累足够支撑博物馆工作。1984年，泰勒·泽勒（Terry Zeller）的一项研究证明，艺术博物馆的教育者主要将自己视为艺术史专家（主题专家），而非博物馆教育者。其二是立志成为非营利组织中的行政管理者，放弃对博物馆学其他理论的追求。可见，理论研究需要从主题学科领域或行政管理领域挣脱出来，可主要研究两方面内容：针对博物馆的业务工作、超越博物馆探讨实物载体的公共化。首先，面向博物馆的业务工作说到底讨论的是“如何在物的研究、人的研究及传播技术研究基础上，构建有效对话的阐释系统”，但实际上该问题的本质对象还可进一步抽象为“对话系统中的信息传播”。其次，超越博物馆机构将知识载体化，即研究作为媒介的博物馆，其如何实现物载信息的公共化，使受众不仅能读“文”，亦能读“物”，以帮助提升其精神素养。
 
（二）整体论视阈下通过关联需求和重组业务提升专业化
 
目前，我国博物馆业务的专业化水平仍然不高，主要表现为藏品的综合利用率通常较低，不少藏品沉睡在库房；或展品阐释效果不佳，仿佛沉睡在展厅，媒介价值难以完全彰显。近年来国家颁布“让文物活起来”新政也与此不谋而合，但对如何提升专业化使之真正“活起来”却缺乏系统的研究和实践，导致虽形式热闹但实效仍不佳，处在理念变革中的中国博物馆“因物而收藏利用”的金石传统与“因人而收藏利用”的专业诉求存在尖锐矛盾。其中缺失整体论视阈下对博物馆利用全过程的要素厘清并整合，成为了制约该矛盾解决的重要瓶颈。表现为我国倾向于将博物馆工作的整体拆分为基础的部分——业务，并针对各项业务展开深入探究和实践；而西方则偏重于将业务的碎片缝合起来，并力图将它们通过特定的序列和结构组合成相互关联的动态整体，业务可以分割，但必须保证分割后具备上升至整体的逻辑可能，所以需要我们通过补缺、协调和重构来设计“为观众阐释、由使命导向”的一体化利用系统，立足全过程整体以提升业务专业化。
 
为此，我们主张以提升业务专业化为目标，探究“为观众阐释、由使命导向”的博物馆利用过程一体化系统。该系统可包括五大体系：一是“藏品规划体系和利用评估体系”。当前构建利用过程一体化系统的重点是“补缺”。首先补缺藏品规划体系，该体系的构建需要立足社会需求和馆藏资源，包括使命、愿景、长短期目标和藏品规划等。其次，围绕“为观众有效阐释”的目标进行“利用评估”的指标调整，使其涵盖从规划到利用的所有环节，通过评估转型迫使业务转型。该体系在五位一体利用系统中发挥方向作用。二是构建“开放管理体系”。博物馆物及其信息管理直接关系到藏品能否被顺利和充分地研究和利用。首先优化藏品管理，可借鉴美国经验采取规范藏品管理流程、推进藏品数字化和利用数据库提高藏品管理效率等做法。其次有效利用数字化藏品。可参考英国经验将其纳入展教资料、建设馆际藏品交流平台、探索社会化提升策略等。该体系在五位一体利用系统中发挥前提作用。三是构建“综合研究体系”。博物馆物利用的本质是藏品研究成果的转化和传播，该过程之所以难以有效推进的根本原因在于系统研究的匮乏，深入研究提供了公共利用的可能。首先，开展藏品本体信息研究；其次，开展藏品载体信息研究；最后，开展藏品信息当代关联研究。应突破藏品研究中传统的历史学、文物学等学科的范式，提高综合研究能力并保持研究的开放状态。该体系是五位一体系统构建的核心环节。四是构建“阐释转化体系和多元传播体系”。目标是在成果转化阐释的基础上实现博物馆的公共利用。首先，从内容上强化研究成果的阐释转化。其次，从业务上拓宽藏品利用的范围，除了展览、教育等传统业务外，所有业务都可被再利用，如展示库房、参观文保中心、对话研究员。最后，从形式上创新博物馆传播方式，运用日新月异的大众传媒、新媒体和日臻成熟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该体系是五位一体利用发挥作用的重要突破点。至此，“为观众阐释、由使命导向”的五位一体利用系统形成，该系统立足需求、聚焦使命、阐释馆藏、创新利用，可为博物馆业务专业化提升提供应用理论。
 
（三）基于观众立场廓清博物馆学科并探索中国方案
 
博物馆专业化提升不仅依赖于业务专业化，还依赖于专业学科化。目前全球高校对博物馆的人才培养包括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和各类职业资质，但只有中国等少数国家已将博物馆学纳入高校学科体系，构建起从本科到博士的博物馆专业人才梯队。而欧美在专业人才培养上更强调包容性和跨学科性，表现为本科不设置博物馆学专业，只在研究生阶段推出博物馆学专业，并且广泛接纳来自不同受训背景、旨在服务博物馆事业的学生，也为在职人员创造继续受教育的机会。可见，中国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不同于欧美的职业化、实用性，更强调专业化、研究性，因此学科建设的责任更为重大，条件也更加俱全，亟需走出一条突破上述三种情况的中国道路。
 
在我国，博物馆学显然已成为一门与其他学科并置的独立学科。即便如此，我们不主张追随捷克学派，认为博物馆只是一种见证“人类与现实的特殊关系”的方法，将其定义为是一门检视人与其实现的特殊关系的学问。不可否认，该学派提出的“博物馆性”“博物馆化”及其互动关系直指博物馆产生及其发展的根源，但它采取的是内向型的博物馆学视角，即期待博物馆能够适时地调整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求良性发展。而今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外向型的博物馆学视角——基于观众立场，更应重视博物馆及其专业为社会所做贡献。基于观众立场的视角并结合当前博物馆泛化及类博物馆现象带来的边界模糊，我们认为博物馆学应超越机构，将研究问题抽象至人如何利用物，或更完整地表述如何通过物载信息的公共化促使人寓教于乐地学。所有物终将退化至无法再用，博物馆学的任务在于根据某一价值取向（博物馆性）遴选一部分使其媒介化（博物馆化），以实现物载信息的公共化。因此，与历史学、考古学、医学等不同，博物馆学研究的是一种独特媒介的公共化，而天地万物皆可成为载体，所以博物馆学关注的并非是本体，而是本体的公共化。这一点和哲学类似，博物馆学需强调的是物载信息公共化的方法和哲学理念。因此，博物馆学不仅可通过业务专业化提升博物馆人的专业素养，还可超越机构探讨物的媒介化，使之成为与符号并行的学习对象，以助推人的全面发展。所以我们主张该学科需要研究如何依托物实现有效公共化的理论和方法。正因如此，晚晴的张謇、康有为、梁启超等将兴办博物馆视为开启明智和培育人才的关键举措。20世纪70年代，美国工商界在社会意识上渴望美国能赶上欧洲，出于对美国年轻文化的自卑和忧虑，自愿倡导建立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波士顿美术馆等。
 
 

五、余 论

 
通过探究“博物馆如何经由专业化发挥媒介潜能以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笔者产生两点思考：
 
第一，19世纪中后期起，马克思、涂尔干、韦伯、齐美尔等学者即开始对现代社会中的人予以深切的关怀和忧虑。21世纪初，在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引导下，物质主义潮流席卷一切并冲击固有价值观念，使人们更加忽视精神需求及人格完善。“我们生活的21世纪初的人类社会已和19世纪末不太一样了，甚至还不如各种批判性社会思潮风起云涌的20世纪中后期，变成了一个由冷酷、精明的利己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所组成的社会”。中国人在此方面的问题也越发突出：改革开放后，我国步入史无前例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期，而不少国人却陷入了全民焦虑。我们不可将物质富足视为唯一目标，更不可被物欲奴役，因为只有精神丰盈和灵魂自由，才是人全面发展的根本，才能促成人的人格完善。
 
第二，中国博物馆媒介的异军突起、积极转型，促使其类型丰化、功能延展、新旧共生，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容器和记忆载体，有助于上述问题的有效解决。而作为一种提供人们自由选择、终身学习的媒介，博物馆资源的精神价值被严重低估。正如苏东海所言博物馆的“历史感有助于培养祖国情感；本真感有助于塑造求真之心；思齐感有助于构建向善之心；艺术感有助于优化爱美之心；参与感有助于孵化探索之心”。同时，在我国被博物馆化的物，多数是携带文化基因、时代记忆和民族精神的，跨国的异文化收藏并不多见，因此作为媒介的博物馆能帮助我们深刻理解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各历史时期人们的生存状况，影响每一时期社会发展遭遇的困难，人们是如何通过智慧和勇气将其克服，并在克服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文化创造，最终这种文化基因模因（meme）如何影响当代中国人的价值和行为。“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而事实上，“博物馆还未意识到自己作为教育机构的所有潜力。”因此，如何促使博物馆经由专业化，发挥其媒介潜能，以帮助破解国人全面发展的难题，应引起高度重视和深入开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