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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如何讲好文物故事？

来源：

文博圈

作者：

陆建松

发布时间：

2023-12-27 08:58

如何讲好中国文物的故事

 ——论中国文物故事传播体系建设

 
文物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作为人类活动的信息载体，我国古代文物积淀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着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是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
 
我们保护和研究文物，绝不仅仅是为保护而保护、为研究而研究，更重要的是古为今用，要从文物中挖掘和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以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同时，也发挥丰富公众精神文化生活以及服务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文物的重要作用，多次强调“让文物活起来”和“让文物说话”：2014年2月25日他在首都博物馆参观时强调，搞历史博物展览，为的是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2014年3月27日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强调，“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习近平同志的指示，不仅激活了历史文物资源的生命力，更明确了新时代我国文物工作的重大使命——“让文物活起来”。
 
但长期以来，由于观念和能力的局限，我国的文物工作普遍存在重保护、轻利用，重学术研究、轻成果转化和文化传播的现象，这导致我国的文物资源利用，无论是手段还是内容都远未实现“活起来”，文物的作用也远未得到充分发挥。
 
这种状态与新时代我国的文化发展战略，以及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显然不相适应，亟待改变——要真正“让文物活起来”。
 
为此我们要着力构建完整、有效的中国文物故事传播体系：第一要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做到透物见史、见人、见精神，这是基础和前提；第二要做好文物历史文化故事的策划编剧，“内容为王”；第三要开拓平台和方式，不断创新文物故事传播的方式。
 

01

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

讲好文物故事的前提

 
文物作为古代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遗存，是由当时的人们根据其社会生活的需要，凭借其生存智慧，运用其所能获得的材料，按照其价值观念和审美标准制造出来的。因此，作为历史文化信息的载体，任何一件文物或一个遗址，哪怕是一砖一瓦、一木一器，都反映着人类在生产和生活方式、科学技术、宗教信仰、审美思维等领域的文化继承和创造，承载着中国智慧、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
 
长期以来，我国的文物收藏研究大多停留在器物学、文物学和考古学的层面，远未达到透物见史、见人、见精神的高度。
 
就各地博物馆的收藏研究而言，普遍存在如下问题：
 
（1）量少与同质化高。一般县级博物馆平均只有几千件文物，地市级博物馆平均只有几万件文物，而且文物品类单一，多为陶瓷、青铜器、玉石器、书画等。
 
（2）馆藏文物难以反映地域历史文化发展。不少藏品系征集而来，还有一些文物虽然系墓葬出土，但因为是商品交换而来，与地方历史文化关联度不够。
 
（3）缺乏文物与本地历史文化的关联度研究。文物研究多停留在时代、名称、尺寸、分类、用途、造型、工艺等的简单描述和阐释，而对文物反映的地域历史文化现象的揭示很不够。
 
如此，导致各地博物馆的文物收藏研究无法对地方历史文化的展示构成有力支撑，无法生动地讲述地域历史文化的故事，而只能向观众呈现一种单调的器物形态。
 
就考古发掘研究而言，普遍存在如下问题：
 
（1）重器物、轻遗迹，考古信息采集不完整、不系统。不仅血迹、毛发、植物纤维和孢粉等隐性信息丢失，而且连地层、器物残片、建筑遗址、动物和人类遗骸、农作物颗粒和淀粉、植物种子等显性信息也往往丢失。
 
（2）只进行考古发掘而不进行还原研究。考古研究要么只有一个简单的考古发掘报告，要么只局限在区系类型、分期、器物上，很少对考古遗址的人和环境的关系、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状况、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等进行多学科系统深入的研究，考古发掘结束后考古报告多年不能发表的情况也不鲜见。
 
如此，导致我们的考古发掘研究无法对遗址的历史文化展示构成有力的支撑，无法全景式地展示遗址的全貌，无法生动地讲述这片遗址上的人地关系和人的活动故事，结果只能是“见物不见人”。
 
为了讲好文物的故事，我国的文物收藏研究必须跳出传统器物学和田野考古学的窠臼，要以展示传播和公共教育服务为导向，深入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达到透物见史、见人、见精神。以下运用案例加以说明。
 
1994年浙江省桐乡市屠甸镇和平村发现普安桥遗址，发掘墓葬41座，房屋基址13座。其早期遗存属崧泽文化，晚期属良渚文化。
 
考古工作者首次发现良渚文化时期生活区与墓葬区并存的现象，即居住遗址旁边发现墓葬遗址，这表明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大家庭向小家庭转化，人去世后被埋葬在所居住的房屋附近。
 
对此，考古发掘信息采集必须要将居住遗址和墓葬区拍摄在同一张照片中，这样方能在展示传播中向观众有效传达上述有趣的信息。而桐乡市发现的良渚文化晚期新地里遗址和姚家山遗址同处一个时空背景下，前者发现一处由140座平民墓组成的墓地，后者发现一处由7座高等级墓组成的墓地。
 
对此，考古信息采集应这样进行：
 
（1）对两处遗址分别进行鸟瞰式全景照片拍摄；
 
（2）对贵族墓和平民墓规模大小的比较信息进行采集；（3）对贵族墓二层台信息（平民墓无）进行采集；
 
（4）对贵族墓棺椁痕迹信息（平民墓无）进行采集；
 
（5）对贵族墓和平民墓随葬品数量多寡、质量优劣的比较信息进行采集。
 
有了这些科学、完整采集的信息，我们就能通过比较展示，向观众讲述考古遗址的故事：良渚文化晚期低等级墓地和高等级墓地并存，说明良渚文化晚期社会阶层已经分化。
 
总之，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是讲好文物故事的前提和基础，是构建完整的中国文物故事传播体系的重要环节。
 

02

做好文物故事的策划编剧：

讲好文物故事的关键

 
如果说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是“讲好文物故事”前提和基础，那么做好文物故事的策划编剧则是“讲好文物故事”的关键。从实质上讲，前者是一个组织、加工和生产公共知识的过程，而后者则是一个如何传播公共知识的过程。但毋庸讳言，我们一直不重视、不擅长文物故事的策划编剧。
 
不论是博物馆展览及其教育活动，还是图书、文创、影视及其他媒体，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学究气重，通俗性、知识性、趣味性和观赏性不足，难以激发观众欣赏的欲望，不能吸引广大观众的眼球等。
 
因此，为了讲好中国文物的故事，我们必须重视并做好博物馆展览、纪录片、综艺、动画游戏等各种文物利用方式的内容策划编剧。
 

（一）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文本策划

　
陈列展览是讲好中国文物故事的主要方式。一个好的展览必须让观众看得懂，引起他们的兴趣，并能让观众留下印象。博物馆展览的制作类似于电影制作。在电影制作中，首先是电影剧本的策划和编写。同样，博物馆展览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展览内容策划水准的高低。只有拥有一个好的展览内容文本，形式设计和制作师才能制造出一个优秀的博物馆展览。陈列内容的内涵会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内容的张力会激发观众的参观兴趣，内容呈现顺序会引导观众仿照陈列主题线索参观。
 
近年来国内涌现出一些出色的展览，它们成功的关键是都有一个好的展览内容策划，特别是在展览选题、主题提炼、传播目的和内容主题结构演绎（故事线策划）方面往往有精妙的策划。因此，要做好博物馆展览，关键是“内容为王”，首先必须做好展览内容的策划编剧。
 

（二）文物导览讲解词编写

 
文物导览（人工导览、语言导览、APP导览）也是讲好中国文物故事的重要方式。显然，传统器物学和考古学的讲解方式不受观众欢迎。例如上海博物馆藏西周晚期鱼龙纹盘的讲解词：
 
“西周晚期，通高13.9cm，口径33cm，重3.5公斤。口沿外折，浅腹，高圈足外撇，腹两侧设附耳。口内部饰一圈鱼纹，计12尾部，首尾相接……”
 
如此专业的介绍内容，估计很大一部分观众无法看懂。因此，要有效地做好文物的导览，讲解词编写必须跳出传统器物学和考古学的窠臼，而要从观众听得懂、感兴趣的角度来编写文物讲解词。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2012年“‘国宝总动员’复制文物教育展”文物讲解词就把文物讲“活”了。
 
（1）“翠玉白菜”讲解词：
     
这件由翠玉雕成的白菜，是父母送给女儿的嫁妆。“青”“白”两种颜色是父母想告诉女儿，到婆家要清清白白做人；菜叶上还有两只昆虫，都是多产的昆虫，寓意多子多孙的意思。
 
藉此，向观众传播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吉祥文化。
 
（2）“白玉鳌鱼花插”讲解词：
 
这件插花器形状像是一条张开嘴朝上的鱼努力从波涛中跳出来。鱼嘴上长着胡须、头上还长角，这代表鱼正在变成龙的样子。中国有一个成语“鱼跃龙门”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比喻读书人辛苦读书最后金榜题名。
 
藉此，向观众进行励志教育。
 
（三）文物纪录片策划编剧
 
纪录片也是讲文物故事的重要方式，例如英国BBC的《古埃及珍宝》、《古罗马的瑰宝》、《失落的埃及城市》等。纪录片同样也要以观众听得懂、喜欢看的角度来策划编剧。2018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百集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展示了“最初的凝望”“跨越九千年的笛声”等一百件文物，深受观众欢迎，究其原因是该片的内容编剧跳出了传统器物学和考古学的解读思路，通过透物见史、见人、见精神的方法，解读国宝背后鲜为人知的文明密码及其传奇故事。
 
（四）电视综艺节目策划编剧
 
电视综艺节目也是讲述文物故事的重要方式。例如2017年中央电视台推出的文博探索类综艺节目《国家宝藏》之所以获得观众的欢迎，关键也是在于有一个好的策划编剧。
 
该节目立足于中华文化宝库资源，通过对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八家中央与地方共建博物馆推介的一件件国宝文物的梳理与总结，演绎文物背后的故事与历史。
 
对文物“前世今生”的故事以“讲述+演绎”的形式展现。通过邀请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作为“国宝守护人”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通过电视化语言的呈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物不仅是一件博物馆中的陈列品，而是能够让观众在懂得如何欣赏文物之美的同时，也能了解文物所承载的文明和中华文化延续的精神内核，唤起观众对文物保护、文明守护的重视。
 
（五）数字影片内容策划编剧
 
数字影片也是博物馆、考古遗址讲述文物故事的重要方式。由于数字影片不仅能使文物更生动地再现历史故事，使观众仿佛置身于活的历史环境，而且可以创造意想不到的环境体验效果，为展示注入活力，因此深受观众喜爱。但成功的博物馆数字影片制作，首要前提是必须对内容进行精妙的策划编剧。
 
例如杭州富阳区博物馆基本陈列中数字影片《富春江的一年四季》的内容编剧，通过对富春江两岸一年四季典型的自然环境以及人民最具代表性的生产、生活样态的情景式描述，反映出这一特定的文化地理环境下人民的生产、生活及其文化创造，让观众不仅觉得好看、能看懂，而且留下深刻的印象。本片依次由“开篇”“冬篇”“春篇”“夏篇”“秋篇”和“尾篇”组成，以“冬篇”开头，以“秋篇”收尾。笔者选取其中的“冬篇”介绍其内容编剧。
 

冬篇

（主要元素：自然地理，山野精灵，古老民居，民俗民性）
富春江的寒冬，静谧辽阔，群山苍苍，古木郁郁，莽莽林间，动物悄悄穿行……群鸟默默飞动。
 
白茫茫的大地掩不住富春江人炽热的心怀。丰收的喜悦，在雪花飘落的时节，化作星星点点的暖红，照亮了溪流和田园。
最寒冷的日子，“闹冬”给富春江带来了燃烧的色彩。
 
龙门山下，最古老的民居——龙门镇的乡民们开始喜气洋洋，忙碌不停：酿米酒、写春联、贴门神、剪窗花。
 
聚族而居的人们祭祀祖先，祈求福佑。屋里的八仙桌上，点香烛，献“福礼”（猪头、全鸡、全鱼、各色糕点……），虔诚而庄重；屋外的雪地上，放爆竹，挂灯笼，隆重而热烈。
 
春节的大戏将乡村欢乐推向高潮，龙灯、狮子、梅花锣鼓、腰鼓……
 
绚烂绽放的烟花映红了整个村庄，来年必定又是一个好光景。
 
夜已深，万籁俱寂。茫茫的龙门山、蜿蜒的富春江孕育着春的生机，如梦如幻。 
 
除了上述博物馆展览、文物导览讲解词、文物纪录片、电视综艺节目和数字影片需要策划编剧外，其他讲述文物故事的方式，如图书、教育活动和文创产品等，都需要巧妙的内容策划编剧。
 
 

03

创新文物故事的传播方式：

讲好文物故事的突破

 
创新文物故事的传播方式，是构建完整中国文物故事传播体系的最后一个环节，是讲好文物故事的重要突破点。
 
进入互联网时代，日新月异的大众传媒、新媒体，日臻成熟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观众欣赏方式的变化，一方面为文物故事的讲述和传播拓宽了平台、提供了多样化的方式；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适应技术和公众文化消费的习惯，不断创新文物故事传播的平台和方式，推动文物故事传播的知识化、通俗化、趣味化、体验化、文娱化、网络化、网感化、视频化。
 
2018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正是适应了新媒体和互联网时代文物故事传播的新趋势。所谓“新方法”，是指由于新媒体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给文物故事的讲述和传播提供了更多样化的平台和方式，需要我们创新文物故事讲述和传播的方式。所谓“新公众”，是指我们服务的主要对象已是“90后”“00后”这代人，他们出生和成长在网络时代，其学习和生活的方式与过去不同，更习惯于通过网络、媒体、体验、娱乐的方式获得知识和信息。
 
总体而言，近年来，尽管文博界在创新文物故事讲述和传播方式等领域做了不少探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例如通过纪录片、微博、微信、APP、游戏、动漫、动画、AR和VR技术、书籍、戏剧、讲座、活动、文创产品、文物知识“故事化”解读、文物故事“超媒体”呈现等来推动文物故事传播的体验化、趣味化、文娱化、网络化、网感化、视频化等，但面对迅速发展和日臻成熟的新媒体和信息技术以及新公众的新要求，我们讲述文物故事的平台和方式依然缺乏创新，仍未取得重大突破。
 
因此，面对日新月异的新媒体以及新公众，要讲好中国文物的故事，除了传统的博物馆展览传播平台及其讲述方式外，我们还要有开放的心态和合作共享的精神，广泛与有关机构合作，开拓创新文物故事传播新平台和文物故事讲述新方式。
 
如此，方能突破文物故事的传播方式，讲好中国文物故事，让文物真正“活起来”，发挥文物“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的作用，传播中国智慧、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丰富公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04

结论

“让文物活起来”是新时代我国文物工作的重大历史使命。“让文物活起来”的关键是要讲好文物的故事。而要讲好文物的故事，必须构建完整、有效的文物故事传播体系：首先要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做到见物、见人、见精神，这是基础和前提；其次要做好文物历史文化故事的策划编剧，“内容为王”；最后要开拓平台，不断创新文物故事传播的方式。为了不辱使命，任何一个文博机构必须这样做，整个中国文博事业也必须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