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成立以来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国际博协推出了9版博物馆定义文本。对新版定义的出炉，既要认可其修订完善的必要性，同时更要对定义的“最大公约数”特性秉持审慎看待的姿态。在新版定义文本框架下，要回望中国博物馆发展历程，在提炼博物馆中国特质语境下，认真开展博物馆定义的中国化表达探讨，指导博物馆学研究在中国的开展，进而结合中国国情促进中国博物馆的高质量发展。
2022年8月24日，在布拉格举行的国际博协（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ICOM）第26届大会上，ICOM通过了新版的博物馆定义。关于新版定义的形成过程，安来顺曾发表专题文章，对2019年京都大会以来，ICOM的修订操作作了详细回溯，使我们对新版定义稿的出炉得以清晰了解（以下简称《回溯》）。在该文中，作者将新的定义称为“变革环境下博物馆关键性认知的最大公约数”。此说无疑是恰切的。在此，不妨将新版定义发布视为一个契机，在其“最大公约数”语境下，认真审视此版定义，进而思考其如何结合中国博物馆实践，对博物馆定义的中国化表达的必要性展开探讨，以求形成适合的内涵和外延，用于指导中国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的博物馆学学科走向成熟。
2022年版定义，是自1946年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时起，不到100年之内，所通过的关于博物馆定义的第9个版本。
表1 各版定义的关键性术语汇总表
事实上，通过罗列各版定义的关键术语（表1），不难发现，2022年版定义在文本拟定的方式上，除了其漫长的过程、复杂的机制、明确的维度提炼之外，实际上并没有突破归纳博物馆运营实际，呼应时代需求，选取最具普及性之关键性术语指标，按照优先度罗列、整合成文的传统逻辑范式。如果再进一步观察，在2007版之前的各版定义文本表述之下，定义还包括大段的“列举”，罗列出各种具体的机构，如动物园、考古遗址、科学中心、自然保护区之类，来作为“博物馆”定义的实例佐证，以告知公众“这就是博物馆”。因此，新版定义的出炉，我们在肯定ICOM不懈努力的同时，也有必要保持适度清醒，审慎看待新版定义的变与不变，但无需给予微言大义般的过度解读，开展诸如因职能排序的变化而生发出“以……为中心”的讨论等。
对于新版定义的变化，需要对9版定义作长时段的对比观察。通过对定义内容的关键性术语分析，可以将9版定义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46、1956和1961年版定义。这一阶段，博物馆的收藏、研究、展示、教育、欣赏等基本职能，以及其永久属性，其收藏对象为藏品/标本，在定义中逐步完整呈现。
第二阶段为1974、1989、1995、2001和2007年版定义。这一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在机构属性方面，增加了“非营利”“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表述，强化了博物馆的公益属性；关于博物馆藏品，提出并经历了由“人类及其环境物证”到“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的转变；在藏品方面，做到了“无所不包”的极致程度；在具体职能上，增加了“传播”这一关键词。总体上，定义体现出更加关注社会关切的态势。
第三阶段为2022年版定义。新版定义在表述形式、涵盖内容方面，较前8版有了不少新变化。在文本上，新版定义区别于之前的“一句话”格式，分为三句话来表述，用词量明显增加。第一句，表述“博物馆是什么”“博物馆做什么”，在“做什么”当中，取消了“征集”和“传播”，增加了“阐释”职能；第二句，对博物馆价值作了新的阐发，新增了“可及性、包容性、多样性、可持续性”等关键性术语，可视为对“新的时空环境”的呼应性表达；第三句话，表述“博物馆如何做”，既有对以往定义内容的继承，如为教育、欣赏之目的等，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愿景，包括符合道德且专业，各界参与，为深思和知识共享等。此版定义内容，在看似新增了不少关键性术语的文本表象之下，实际上更多的是在文本层面对博物馆业已存在的状态（如可及性等）、业已实施的具体活动（如知识共享、体验等）的总结，甚至是同一活动的差异化表述（如类似于研究之意的阐释等）。如此表述之下，博物馆似乎在藏品“无所不包”的基础上，在职能上也呈现出“无所不为”的倾向。
“无所不包”和“无所不为”，帮助ICOM获得了高票通过的“没有瑕疵”的博物馆定义，但从“定义”本身来讲，新版定义是否划定了“博物馆”的清晰边界，给予“博物馆”唯一的“身份识别”标签？很显然，对于各个具体的博协会员来说，审慎接受这个笼统、宽泛的“最大公约数”，指导下辖博物馆的具体实践，无疑还需要开展深入的适配性思考与个性化解读。
首先是博物馆的边界问题。定义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在于明确定义对象的边界，标注其与非定义对象的区别。新版定义高度重视对“博物馆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问题的回答，将“博物馆”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却疏于关注“博物馆如何做、是否可以做、是否能做到”的问题。在这种定义范式下，不难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机构”被纳入博物馆的定义范畴，越来越多的“对象”被列为博物馆征集对象，更多的“职能”被列为博物馆工作任务，更多的“目标”被作为博物馆的工作方向。面对这样的局面，不能不令人深思的问题是，博物馆真的需要走向“无所不包”“无所不为”吗？博物馆的核心职能是什么呢？局外人对于博物馆核心业务的认知，并不能从排序的先后中感知到；局内人的实践，很难依照排序的先后来回变换操作。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将“物质及非物质遗产”明确为博物馆目标对象的问题。2007版定义将博物馆的工作对象表述为“人类及人类环境物证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笔者在前文中将此调侃评价为“无所不包”。新版定义，将此工作对象修改为“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删去了“人类及人类环境物证”，在意义上并无太大不同。用“遗产”一词，指代博物馆的工作对象，可能源于越来越多的遗产保护地博物馆的创建和运营，但如此表述之后，一方面，面临与现当代博物馆藏品，特别是艺术品属性的藏品如何自洽的处境；另一方面，博物馆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的工作对象是否存在一致性趋势？博物馆如何在大的“遗产”框架下，构建博物馆学自身的理论体系？在其研究、展示、教育等关键职能方面，是否应主动吸纳遗产学的理论方法，将遗产价值的应用不只局限于“知识共享”？这些方面的理论探讨迫在眉睫。
其次是博物馆的主体性问题。在《回溯》一文中，我们知晓了定义形成过程中的开放、包容和民主化追求，但在这种原则下，定义的确对社会关切给予了更多关注和回应，却付出了忽略甚至牺牲博物馆主体性的代价。博物馆主体性的有无，如何定义博物馆的主体性，何者为博物馆主体性的代表，这些问题涉及博物馆学理论甚至哲学层面的思辨。但在讨论博物馆需要做什么的语境下，谁来代表、谁能代表博物馆，必须作为问题被提出来，并给予一定程度的答复。不然，定义为博物馆所提出的新要求与宏阔愿景，就会面临失去落实主体的困境，博物馆自身亟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无从谈起。定义站在博物馆之外，完美地表征了博物馆的实体性，却忽略了博物馆的主体性。当前，社会面对博物馆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诉求和期望，博物馆是否能够通过自身能动性给予完整回应，回答这类问题的前提是，博物馆是否必须完整地回应社会的多元诉求和期望，进而承担“无所不为”的责任。博物馆所能实现的职能边界、核心目标，定义未能给予核定，博物馆的主体性在这里消失了，未能为“有所不为”发声。
第三是关键性术语的宽泛性认知问题。基于“开放、包容、民主”的原则，定义选择了宽泛的关键性术语，但是正因其宽泛，在具体的实践应用中，难免会出现见仁见智的不同解读。如社会各界的参与，是主动参与还是博物馆主导下的参与？再如专业的方式问题，如何理解博物馆的专业方式？等等。这种宽泛性，不仅在实践中影响博物馆的工作开展，也会对博物馆学的研究造成“一词多解”的困惑。
前述问题并非是博物馆定义所要解决的，但却是博物馆定义与定义引领下的博物馆实践所无法回避的。因此，也是学界在接受并审视新版定义时，需要给予更多关注和思考的方面。
在接受新版定义的同时，还需要回顾和反思中国博物馆的实践历程，尤其是当下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博物馆实践，以寻求凝炼博物馆的中国特质，形成博物馆定义的中国化表达，解决中国语境中的博物馆问题。
首先，在藏品来源方面。西方有长期的殖民活动史，其博物馆基础藏品，除了王室、教会收藏之外，相当程度上还有来自对殖民地的掠夺。而中国博物馆从无到有、从有到多，在藏品体系上总体来看，具备突出的在地性。中国博物馆的基础藏品，绝大多数有其清晰的传承脉络，或者明确的来源/出土地 ，可以通过可靠的文献、田野记录，有效地恢复藏品的信息链。殖民掠夺而来的藏品，其信息记录难免碎片化，容易导致藏品信息链的断裂，难以复原。传承有序、其来有自的藏品，信息链可以支撑复原完好的藏品故事，进而实现藏品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更好地发挥藏品全方位的价值。
其次，在藏品属性方面。由于中国历史、中华文化的连续性，以及前述来源地的清晰，导致中国博物馆的藏品历史性突出，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博物馆藏品艺术性突出的特质。在世界历史上，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或地区并不少见，但是有着“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国家或地区，应该只有中国。在多元一体、连续不断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类型的藏品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纵、横两个维度深入挖掘、研究藏品之间的价值，可以在文献历史之外，为公众提供更为鲜活、可视的古代中国图景。
再者，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博物馆的类型也日益多样化，博物馆服务于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社会使命日益明晰，为国际博物馆界呈现越来越丰富的实践样本，为国际博物馆学研究引发更多元的思考。
在地性、历史性、多元性，面对与西方发达国家博物馆有着较大差异的中国博物馆历史和实践特质，对博物馆定义开展再思考、再表达，更好地呼应中国的国情实际和时代需求，指导中国博物馆实践，理应成为当下中国博物馆界的关注焦点。
与2022年5月11日中国博协发布的提案中文译本相较，8月25日中国博协发布的新版博物馆定义中文译本，将communities的译文，由原来的“社区”修订为“社会各界”。这一修改不仅仅是对该词复数形式的表达，更进一步关注到中文语境下“社区”一词字面上的空间优先性理解问题。在中文表述体系下，“社区”偏向于空间概念，而在现实语境中，与博物馆互动的community/com-munities，实际上所指的是社会群体，是乐于与博物馆互动的人群的集合，所以这一修改不仅在词义上更为准确，也是十分必要的。
在1974至2007年间5版定义的中文翻译中，将communicate译为“传播”，而在新版定义中，却将该词译为“交流”。在中文语境下，“传播”具有较强的单向性，而“交流”具有更强的双向互动性，二者在语义上区别明显。实际上，翻检英汉词典，“ com-municate”一词并无“传播”的译法。因此，此番修改，不仅译文更准确，更契合诸版定义的语境，还进一步体现出更加务实的作风精神。因上述两处修改之故，笔者又梳理了此前8版定义的中英对照文本，发现从1974到2007版，有将“study”一词译为“研究”的情形，因“research”一词中文译法也是“研究”，这导致期间5版定义中文版中，出现两个“研究”的局面。认真研读英语中“study”一词的释义，笔者认为该词在定义中的译法应以“学习”为优。这样一来，既可以与“research”一词形成区分，也便于在博物馆学研究和实践中，更好地解读和实施“study”“探究式学习”之本意。
对于此类情形，今后我国博物馆学者在援引西方博物馆学论著时，应高度重视相关术语的中文翻译工作。在将西方语言翻译为中文的操作中，在确保准确的前提下，还应充分考虑中文语词的应用语境，斟酌对应的中文字词，避免出现大而化之、人云亦云甚至错误的译法。否则，不仅会误导公众，也将影响学界开展博物馆学研究对话交流的基础。
定义无小事。在ICOM通过新一版博物馆定义之际，中国博物馆界理应在鼓掌欢呼的同时，更宜以此为契机，深入考量西方博物馆学术话语体系在中国的适配性，规范关键性术语译法，逐步构建符合中文话语特征的表达体系；同时，要深度结合中国博物馆特色实践，以高度的专业化，更加务实的精神，强化博物馆研究职能，挖掘并发挥遗产价值，将博物馆研究融入中国历史文明研究范畴，协力推进新时代中国博物馆高质量发展，使“不够成熟的（博物馆）学科”尽快成熟起来，在国际博物馆界奏响中国博物馆的特色最强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