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1世纪中国的“当代性诉求”表现为精英建构立场的“现代性反思”与大众文化取向的“后现代性解构”交错混融。体现在博物馆发展层面，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文物博物馆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全社会持续升温的“博物馆热”现象。全民热潮背后，民族身份建构行动、后博物馆理念和泛博物馆浪潮共同构成当代博物馆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在地域性、叙事性、技术性三个层面深刻影响着博物馆的发展方向，博物馆开始以积极的文化生产者姿态参与到当代文化的动态生成过程之中。

01

一、博物馆的当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交错混融

 

2009年，故宫博物院李文儒先生发表《博物馆的当代性问题》一文，由博物馆自身演化出发，从藏品、收藏和研究的当代性等角度探讨博物馆文化如何介入当代生活。时过境迁，近十年来，数字科技与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文化跨界融合发展成为大势所趋。在党和国家对文物博物馆工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下，中国博物馆经由数字创新和跨界融合完成自身蜕变，博物馆建设热潮方兴未艾，博物馆“打卡热”和“云游博物馆”热又相继而来，博物馆作为文化中枢在公众文化生活方面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在此下，博物馆的当代性问题已超越自身演化范畴，有必要在更宽广的视野下做更深层次的思考。

 

“当代性”在学界至今尚无权威定义，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博弈之中呈现出众声喧哗的情况。从本质上看，“当代性”(contem-poraneity)即“共同”(con-)的“时间”(temp)，包含“同时”(同时发生)与“同在”(同时在场)两层意思，西方学者据此将当代性的概念探索分为两个路径：一是“当下”(presence)的时间性，提出当代性是连接历史与未来的历史性建构阶段；二是“同时代性”(coelvaness)，强调不同主体在共享的时间中构建“在场”的认知实践行动、现象与领悟。中国学者则更强调方法论意义上传统文化如何转化并适应当代生活，依托艺术文化意识形态的“在场”建设和“当代性”符号的生产与扩张，聚焦传统文化解构与当代性重构等技术问题。笔者据此认为，“当代性”就是当下生活中的同时发生与同时在场；是人以当下为原点，接纳过去和未来同时出场，在认知实践活动中所展现出的主体性；作为一种意识觉醒，当代性渗透进当代社会各个层面，具体体现为当代的社会现实反思、艺术人文精神与公众审美诉求等。

 

在当代中国，一方面是在消费社会的话语喧嚣逐渐剥夺人的丰富感性的背景下，公众对海德格尔“诗意栖居”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向往，不断推动着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进程；另一面，则是国家在全球化语境下积极建构国民身份认同与文化自信，在全社会营造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宏大愿景。换句话说，21世纪中国的“当代性诉求”，体现为大众文化取向的“后现代性解构”与精英建构立场的“现代性反思”交错混融的现实格局。这一格局在21世纪前20年里，由科技创新和媒介融合助力，在中国社会掀起博物馆建设热潮和博物馆“打卡热”，让博物馆从“阳春白雪”的高冷殿堂快速蜕变为公众休闲娱乐的“打卡地”；在后疫情时代，更将通过数字技术与文化遗产的交互融合充分激活文物价值，以“云游博物馆”热为前奏，以《唐宫夜宴》《中秋奇妙游》等系列节目为代表，链接虚拟与现实，推动数字文博事业的蓬勃发展。博物馆也在融合文化与科技，对话当代与未来的过程中不断拓宽公共服务边界，逐渐发挥着建设可持续发展未来的关键价值。

02

二、当代博物馆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

 

（一）民族身份建构：政策导向

 

与21世纪经济腾飞相对的，是社会转型所带来的身份迷惑与认同危机。当今社会文化思潮纷杂多元，迫切需要发挥文化作用，凝聚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力量；而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心，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也成为客观现实需求。在此背景下，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提上日程，而博物馆发挥社会效益，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历史使命也成为新时代民族身份建构的重要一环。国家文物局在多种场合强调博物馆凝聚国家认同、增加文化自信的时代担当，要求发挥博物馆在区域协同发展、城市更新、扶贫攻坚、乡村振兴、文化旅游中的积极作用。2021年5月，中宣部、国家文物局等9部门印发《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博物馆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极发挥自身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的作用。

 

政策导向深刻影响着博物馆的当代展览实践。可观察到如下几种趋势：一是传承中华文明，再现盛世风尚，推出“何以中国”“平天下——秦的统一”“又见大唐”等大展，重构精神家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二是立足国家战略，推进区域协同，策划“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展”“众望同归——丝绸之路的前世今生”“水蕴华章——大运河文物精品展”等，主动融入大局，助力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三是紧扣重大节点，传承红色基因，打造“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为新中国奠基——中共中央在香山”等特展，强化共同记忆，激发国民爱国情怀与担当意识。四是响应时代热点，发动社会参与，推出“浙里不止小康——八个‘窗口’看精彩浙江”“决胜——全面小康路上的安徽”等，促进社会共识，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这些展览实践在日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同时，形成了强大的国家认同，而博物馆自身也由此激发出强大的内在动力，在大幅提升公众吸引力的同时，建立起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连接。

 

（二）后博物馆理念：社区行动

 

20世纪60至70年代，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崛起，把关怀社群、社区需求视为博物馆最高指导原则。其后，法国“生态博物馆”、美国“邻里博物馆”、拉美“社区博物馆”、日本“造町运动”、台湾“社区总体营造”等相继兴起。博物馆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尝试不再囿于“宏大叙事”的统一框架，而是寻求更为兼容的文化氛围，认可知识的不确定性、文化的多元性和个体的差异性，此种博物馆被艾琳·胡珀-格林希尔(Eilean Hooper-Greenhill)定义为“后博物馆”(Post Museum)，以地区性、日常生活、参与、分散为特征，至今仍对当代博物馆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国际博物馆协会更倡导博物馆作为当地社区“关键参与者”(key actors)，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998年，苏东海先生在贵州建成梭戛菁苗生态博物馆，以此为典型，后博物馆理论开始走向中国化。2010年，国际博物馆协会第22届大会形成《上海宣言》，明确提出“博物馆与其藏品来源社区以及其所服务的社区密切合作”，中国博物馆界由此开始真正反思自身发展理念与国际“后博物馆”理念之间的差距，开始正视并认同当代博物馆“一切围绕公众”的社区化和无边界化取向。随着“博物馆热”日益升温，博物馆通过展览叙事转向、多元社教活动、自媒体运营、云展览、云直播等广泛开展社区行动，真正深刻地走进民众的日常生活。在当代公众认知中，博物馆早已不再是高冷的文物储藏所、权威的知识传授地，而是亲切的“城市会客厅”，是可以终身体验的“非正式学习”大课堂，可以满足日常交游打卡、娱乐休闲的“第三空间”，更是可以参与、对话、互动、体验的数字创新游乐场。

 

（三）泛博物馆浪潮：社会参与

 

受当代社会需求驱动，博物馆自身有着向外拓展的巨大动力，而博物馆与社会力量的横向联合，与外部世界的深度结合，在21世纪中国博物馆的快速发展演进中得到充分体现。一是博物馆广泛吸纳社会力量、技术资源为己所用。以上海观复博物馆、成都建川博物馆为代表，民营博物馆大量崛起；由“互联网+”、大数据、5G等技术推动，数字博物馆、智慧博物馆、虚拟博物馆等建设探索方兴未艾。博物馆逐渐成为实现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博物馆围墙内外沟通的“无边界博物馆”。二是博物馆与主流媒体平台、网络平台跨界合作，以更加亲民的形象走近公众。以《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上新了·故宫》等为代表，文博类节目的大爆发，让参观博物馆成为一种时尚生活方式，文物依托“国潮”与“文创”在青年群体中备受热捧；博物馆携手腾讯、百度、抖音等大型互联网平台，形成云展览、云直播、短视频、网络游戏等众多新增长极，推动“数字敦煌”“数字故宫”等超级文化IP落地。三是博物馆的理念与方法（陈列展示、标注解读、具身体验等）为社会各界所借鉴，作为公共文化治理的手段，被广泛运用于城市规划、景区设计、遗址开放等方面，博物馆之城、博物馆小镇、历史文化街区、遗址公园等遍地开花，城市空间的“博物馆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为满足当代公众日渐多元化、个性化的文化需求，社会上还涌现出一批“类博物馆”（具备部分博物馆功能，但尚未达到登记备案条件的社会机构），以其开放性、生活性和参与性尤其获得青年群体青睐。

 

后博物馆时代，博物馆逐渐从物的话语权转向空间的话语权，从以传递知识为主要任务，转向为公众提供体验与经验分享交流的泛文化场所。休闲娱乐功能增强，文化旅游体验提升；而博物馆之城、行业博物馆和类博物馆等建设热潮的出现，更将以人类经验为主的博物馆价值、文化多样性的表达提到从未有过的高度，由此催生出“泛博物馆”理念，至今渗透到文化产业各领域。2016年，北京大兴区魏善庄构建“泛博物馆”城市多元体系，以月季博物馆为核心，与多家文化企业机构共建文化联盟，形成传播生活美学、研究文化遗产的开放空间。横店影视城出台《泛博物馆群总体规划》，将影视文化与传统文化、历史建筑、艺术人文相结合，策划打造37座专题博物馆，以支撑景区全面升级，满足游客文化旅游愿景。近年来，泛博物馆理念还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方面得到应用。2021年，甘肃省张坝村建成“陇南传统民居泛博物馆”，没落的古村落成为地方文旅新品牌。2022年，中国土家泛博物馆（彭家寨）项目将贫瘠山脉变成乡村景观和消费空间，推动吊脚楼古建筑群的活化再生，入选联合国“亚太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优秀项目”。在“泛博物馆”的宏观视角下，博物馆的理念方法突破本体（建筑与机构）范畴，通过积极广泛的社会参与，实现与当代生活方式、思维观念和科学技术的更好结合。泛博物馆不仅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更是公众的精神共享空间，大到城市，小到社区，都可成为满足当代公众开展思想文化交流，享受人文历史滋养的开放活性机构。

03

三、博物馆的自我定位：当代文化的积极生产者

 

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交错推动下，博物馆发展突破自身范畴，主动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踊跃介入日常社会生活，以积极的文化生产者姿态参与到当代文化的动态生成过程之中，在地域性、叙事性和技术性三个层面深刻影响着中国博物馆的发展方向。

 

（一）地域性：自我认同与文化自觉

 

对于根植于所在地区，以收集和展示当地历史文化遗存为使命的博物馆而言，地域文化是一个流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开放体系。一方面，博物馆在强调地域性的基础上关注当代的社会、科技、文化，以及观念和审美的多元发展和新变，作为当代社会的文化景观，以开放包容的方式，突破本地域的历史文化一隅，越来越多地加入“他者”的文化意象和语义内涵，创造和引领着当代人的思想意识和文化态度。如南京博物院于2017年4月展出的“浪漫苏格兰·诗意江南”展，就是将苏格兰文化与传统江南文化并置于同一展厅，让西方浪漫主义与东方诗意文化碰撞交融，在呈现文化异质性的同时更多强调文化的共通与对话，带给观众跨区域的文化互动和跨时空的文化共鸣。另一方面，博物馆基于历史文脉的地域性言说，与基于科技人文的当代性表达合一，经由国家政策引导，形成既符合公众审美趣味，又传播历史文化价值的当代性表达。如上海博物馆于2020年5月推出的“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就是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政策语境下，服务国家战略和上海城市发展而策划的大型主题艺术展。展览依托长三角15家文博单位重要文物，由东晋衣冠南渡讲起，至近代海派文化结束，向世界展示了一个融合南北中国文化要义与精神向往，作为当代中国意象的“新江南”。坚持国家站位，树立全球视野，立足地域优势，讲好中国故事，当代博物馆正是通过自觉将自我存在与时代诉求相联系来不断重塑自己，以自我生长的方式，让博物馆的“地域性”助力中华文明传承与文化强国建设。

 

（二）叙事性：主题展览、微观叙事、多向度实验

 

从记录历史转向关注当代社会，从知识殿堂转向公共文化空间，今天的博物馆正作为一种追求有效表达与交流的新兴文化事物，越来越主动地走进公众日常生活。当代博物馆向公众主动倾斜的开放性，以展览为核心，在主题选择上把握时代脉搏，在情感表达上体现时代诉求，在审美取向上贴近大众日常，在形式创新上善用科技成果。随着博物馆与现实社会的交融日益深刻，博物馆展览在当代演进中也逐渐呈现出令人瞩目的两大趋势：主题展览成为主流，微观叙事持续增强。此外，随着青年策展人显露峥嵘，展览叙事方式也开始出现多向度的实验与探索。

 

较之客观超然的“物本位”，主题展览更强调叙事的整体性，尤注重回应现实的题材选择。展览策划立足于现实生活与时代精神，通过对主题内涵的深入发掘，注入微观个体的时代感性，传播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回应公众普遍审美诉求。借由时代性选题，博物馆彰显自身触及社会问题，融入当代进程的现实关怀；透过当代性审视，策展人表达自我感知时代脉搏，与时代共鸣共震的人文关怀。策展人的当代情感和理念赋予展览以精神内蕴的当代特质和形式语言的当代气息，“召唤”受众参与，形成文化认同。以展览作为视觉焦点和实现通廊，博物馆从单向的展示空间变成双向的对话空间，真正成为连接历史空间与当代空间，启发公众思维，促进心灵交流的理想之地。

 

微观叙事随着大众文化兴起而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博物馆的展览叙事。虽然持精英立场的宏观叙事依然是主流，但近年来女性主题展的爆发式增长，和青年策展人对都市题材的叙事化偏好，都显示了与当代文化生活密切相连的微观叙事对博物馆展览日渐强大的影响力。即便在以国家叙事为主导的当代主题展览中，口述史也以其贴近生活的人文取向、关照个体的“平民化”特点而被广泛植入叙事之中，让展览更具情感温度，也更易唤起受众情感共鸣。微观叙事以其聚焦日常生活的微观视角、分享生命体验的情感叙事更加贴近当代公众心态。在微观叙事所营造的感性社区氛围中，自我得以向他人敞开，获得情感的释放和经验的共享。越来越多的公众在博物馆空间中建立起与他人的关联和情感交流，感受到精神层面的愉悦和满足，进而寻觅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和“诗意栖居”。

 

青年策展人藉由博物馆平台展示“当代性”的同时，自我也在不断探索与实验当下的特殊性和未来的可能性：一是当代展览呈现出“强策展”趋势。叙事开始打破传统格局，越来越倾向于呈现一种个性化观念或多元化诠释。如南京博物院于2019年11月开展的“仰之弥高：二十世纪中国画大家展”，为每位大师设计立场鲜明的“一句话评语”，策展人的价值判断和主体表达取代展品客观性主导展览叙事，赋予展览更多诗性与情感因素。二是文学参与营造“新感性空间”。不仅文学性虚构被广泛运用于文博节目、自媒体平台乃至文创的宣传文案，文学性修辞也越来越多融入博物馆展览文本。如安徽博物院于2021年2月推出的“明清时期徽州女性文物展”即以“新安江上桃花，程朱阙里人家”的小诗为开场。展览文本借助审美体验对公众感性的调动，促进新的公共审美空间生成，最终形成以审美认同为起点的文化认同。三是空间叙事建构“立体真实”景观。视觉空间的叙事功能突破展陈设计，在展览主题层面得到拓展，更加强调受众的身心体验。如安徽博物院于2022年1月推出的“吾心安处——古琴文化空间”，就是以展厅化叙事构筑雅室、庭园、山水三重空间，配以现场古琴演奏，为当代公众营造诗意栖居。景观化的空间叙事进一步消解展览叙事与受众的界限，将知识传播的理性认知引向审美体验的感性活动。

 

（三）技术性：沉浸体验与IP授权

 

博物馆将地域文化与现代科技、艺术形式相结合，以人造场景、全息投影、虚拟现实为主的“景观化叙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和“活态历史”景观，使受众通过身临其境的互动，从展览中得到回应与慰藉。如2018年10月由故宫博物院与凤凰卫视联合推出的高科技视觉互动展演《清明上河图3.0》，即以第一人称视角，利用巨幅互动长卷、沉浸剧场、球幕影院、体验空间等展示手段，多维度、最大化营造受众的观展沉浸感与互动性，引起社会轰动，带动看展热潮。随着大IP时代的到来，以数字科技为推动，IP授权为抓手，博物馆展览将作为触媒“破圈”激发更加广泛的社会参与，带动更为持久的流量热度和粉丝效应，进而重塑文化产业生态，推动文化消费升级。

 

展览与IP结合，在当下有两种文化形态，各自代表不同的发展趋向：一种是“展览IP”，以“丽人行——中国古代女性图像云展览”为代表，由主流博物馆发起，集结业内力量倾力打造大型数字展，通过发起社会话题，举办公众活动不断扩大社会影响。另一种是“IP授权特展”，由博物馆授权，社会各界参与，以创意催发、跨界融合、沉浸体验为特点，玩转IP潮流。2013年10月，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乾隆潮新媒体艺术展”，以“潮”为意指，通过动漫、电玩、前卫时尚等手法，塑造清宫帝王审美文化与当代大众流行文化的跨时空对话。2019年7月，“故宫里的海洋世界——《海错图》多媒体综合展”在深圳展出，由故宫博物院授权指导，专业策展人、生物学家合作，在三维空间里“复活”古代文人眼中妙趣横生的海洋生物世界。IP授权展引入后现代商业逻辑，旨在挣脱“物”本体束缚，依托多媒体、数字科技等手段转向“人”的沉浸体验与心理感知，通过物理空间、符号空间和体验空间的嵌套链接，在历史与当代的碰撞中营造“物—人—空间—体验”的全新关系，将博物馆发展推向更广阔的领域和更纵深的维度。

04

四、结语

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交错体现，解构与建构混合共生的21世纪，中国博物馆的发展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文物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全社会持续升温的“博物馆热”为突出现象，从以“收藏”为导向，注重物本体价值的传统博物馆，快速转变为以“教育”为导向，致力于传播中华文明、服务国家利益的现代博物馆，并日渐发展为以“体验”为导向，受数字科技、多媒体技术驱动，牵引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后博物馆”，并通过叙事性转向和技术性手段，不断走进民众日常生活，贴近公众微观心理，满足大众审美诉求。在当代中国，博物馆文化不再仅仅是关于“过去”的文化，而是作为文化中枢，更多地致力于让“过去”延伸到当下，以“过去”推动“现在”发展，进而构成当代文化的重要建构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