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展览叙事的路径转换

摘要:博物馆是存续文化记忆、重构遗产价值的重要场域,在时代变革与观念创新的交互作用下,博物馆应通过不断更新设计理念和叙事策略,构建易于表达和理解的展览范式,拓宽传统文化的现代展示路径。太原博物馆在探索“傅山主题展”的叙事路径时,提出“总分式展览”构想,即一元文化母题之下的多元叙事方式,设计原生展览、衍生展览两种形态的展览子题,尤以衍生展览将传统文化的现代展示付诸实践。“傅山的世界·概念版”展览突破“以物为中心”的固有观念,从观念表达和价值导向出发,对傅山这一文化现象及其精神内涵如何作用于当代社会进行反思并做出回答。这种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叙事路径为今后博物馆的策展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有助于更好地建立传统文化与现实世界的联系。

 

关键词:博物馆;展览;叙事;路径

 

博物馆是存续文化记忆、重构遗产价值的重要场域,博物馆通过陈列展览与观众进行对话,实现传统文化在现代情境中的演绎。在时代变革与观念创新的交互作用下,博物馆应通过不断更新的设计理念和叙事策略,构建易于表达和理解的展览范式,呈现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核,建立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联系,使观众在展览语境中获得知识和体验,从而延续文化记忆、重塑遗产价值。然而,从当前我国博物馆的实践来看,仍有一些展览固守陈规,叙事内容缺乏亮点和新意,传统文化在展览情境中未能充分联通过去与现在,乃至预见未来。个中缘由可以归纳为:一是传统与现代属于不同时间范畴,不可避免地存在距离;二是展览的叙事设计存在问题,未能有效回应社会现实及观众诉求。

 

以物为中心的叙事方式在博物馆展览策划和设计中处于主流地位。这种叙事方式可以较为稳妥或相对合理地传播知识,但是容易形成对传统文化解读的思维定式,制约了信息的排列重组和遗产价值的重构。此外,由于观众在生理、心理等方面存在差异,其文化背景和知识构成可能与展览的叙事意图、价值导向存在偏差,如果缺乏精心的内容编排和信息释读,观众难以准确领会展览内涵。因此,博物馆必须转换思路,适时调整叙事策略,探索多元化展览方案,拓宽传统文化的现代展示路径。

 

一、总分式展览构想

 

“总分式”理念源于对博物馆展览现状的观察,是关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展示路径的思考。以物为中心的常规型展览和以观念为中心的实验型展览构成了当代博物馆的展览实践,两者逻辑起点不同,叙事各有侧重(表一)。

前者以藏品资源为基础,倾向于“文物的展示”,将文物作为人类发展过程的见证物,以学术研究为主要目标构建历史叙事。[1] 后者以价值传播为导向,侧重于“观念的表达”,展品成为信息的载体,文化叙事加入当代思考,服务于公众的理解和社会价值共识的达成。常规型展览由物证向学术的演进,呈现出内容的真实性和知识性,但在对话性、参与性等方面略显乏力;实验型展览从观念到体验的演化,传统文化和当代思想进一步碰撞交融,增强了话题性的讨论和价值观的表达,但面临庸俗化、娱乐化的侵蚀。

 

总分式展览基于当前展览实践的经验得失,将以物为中心和以观念为中心的两种展览形态加以整合,进一步探索展览的叙事路径,形成对同一内容题材从不同维度演绎的展览合集。具体而言,总分式展览是根据共同的文化母题,通过多元化的叙事策略,分化出传统和现代两个面向的展览子题,形成主题与逻辑并重的展览系统,拓宽传统文化的现代展示路径。从概念来看,演绎传统的可定义为“原生展览”;融合现代的可定义为“衍生展览”(表二)。

两者在总分式展览中具有源和流的关系。从形态上说,原生展览可以作为一个博物馆的常设展览,用以诠释传统文化的经典性;衍生展览可以作为由相同主题衍生而来的可供其他博物馆引进的巡展品牌,用以激活传统文化的现代性。

 

在总分式展览中,原生展览侧重于物的展示,以物为主体进行信息释读,构建从物到信息的知识传播系统,形成对文化传统性和经典性的解析。叙事设计方面,原生展览通过“物—信息”的阐释,追溯文化本源、演绎经典命题,表现博物馆对常规展示理念的继承和重塑。衍生展览从文化的现代性和社会性反向思考,以问题导向反思展览的价值立意和传播成效。在叙事结构中,信息成为逻辑主体,物作为信息的印证,由信息统领物的组合,通过“信息—物”的重组,形成具有价值导向的认知体系。衍生展览是博物馆突破“以物为中心”固有观念的尝试,强调从信息出发进行物的诠释,物的诠释服务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展示。

 

以上是从理论层面对总分式展览进行分析。这种展览模式如何应用于实践,物和信息的关系如何处理和平衡,展览主题、价值导向如何与观众的心理认知、兴趣点相契合,传统文化如何借由展览与当代问题相呼应进而产生现实意义?面对一连串的疑问,本文引入展览案例,从“傅山主题展”的叙事演进和路径转换,进一步探讨传统文化的现代展示等相关问题。

 

二、传统文化的现代展示路径

 

傅山(1607—1684),字青主,山西阳曲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书法家、医学家,通诗文、晓医术、工书画,博才多艺,著有《霜红龛集》《荀子评注》等。傅山书法造诣颇高,墨迹广为流传,国内外博物馆如山西博物院、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天津博物馆等,都收藏了傅山的手卷、立轴、条屏、册页、手稿等大量作品。博物馆基于傅山生平及作品策划展览由来已久,在不同阶段,展览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呈现出不同的叙事方式。受时代观念和设计思维影响,这些展览或许未能达到理想之境,但仍然体现出博物馆在每一个时段对主题的多元性叙事、传统的现代性展示不同程度的思考,也可以看到博物馆为回应社会诉求、企及观众心理而做出的实践探索。对此类“傅山主题展”的回顾和分析有助于汲取有益经验,为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展示提供更多路径。

 

(一)展览叙事模式的演进

 

从20世纪50年代起,学界对傅山的研究日益深入,初步完成了傅山手稿、书画等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傅山纪念馆应运而生,傅山生平及作品开始以展览的形式进入公众视野。1963年,傅山纪念馆在太原晋祠设立,展出傅山年谱、印谱、著作、手稿、字画等,展览内容分为家庭介绍、政治活动、学术和艺术成就三个部分。[2]1990年,傅山纪念馆恢复开放,展览在原有资料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但是在历史人物类纪念馆思潮的持续影响下,展览内容沿袭傅山生平、傅山的思想和学术成就、傅山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三个部分的陈列形式。[3] 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傅山生平及作品”式展览充满“编年史式”的意味,内容局限在人物史框架之下,叙事线条单一,文本与展品平行发展,物的意义消解在时间维度之中,作为“物证”的存在感胜于精神内核。

 

进入21世纪,以傅山诞辰400周年为契机,国内一些博物馆有意识地将馆藏傅山书画资源进行整合,推出纪念性展览,引起了巨大轰动和强烈反响。“霜红之韵—傅山诞辰 400 周年书画大展”集合山西博物院、晋祠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天津博物馆等馆藏傅山书画精品100余件,力图清晰、完整地向公众展示傅山这一百科全书式人物的形象。[4] 这是傅山作品首次大规模集中展示,也是傅山墨宝遗珍首次聚首家乡。此后,“傅山书画精品”展览作为山西博物院的特色品牌,开始与国内博物馆的合作巡展,经久不衰。这些展览改变了20 世纪“历史人物式”的叙事手法,将傅山的人生长卷与书法成就进行关联,在一种“艺术史观”的情境中,凝视傅山书画艺术的奇(奇崛狂放)、独(个性独立)、古(古迈苍劲)、真(自然真率)。例如,“真山难老—傅山作品展”突破了线性发展的单一叙事结构,以傅山书画的艺术特点建立叙事框架,尝试在时间和社会维度上做出平衡。[5]

 

近年来,以“我来添尔一峰青—傅山书画精品展”为代表的傅山主题展迎来了又一次革新。[6] 展览意在从“精神史”层面折射傅山独特的精神世界和世俗生活,为观众呈现两个层面的傅山:傅山的书画和傅山的生命状态。在主体性与当代性关联的基础上,透过眼前的傅山诗文书画作品,观众似乎从中找到了某种心理映射,这种文化共通性正是展览着力塑造的,也是展览的价值所在。由此,傅山主题展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展示空间,从个体关照走向群体凝视,从艺术史走向思想史。诸如“王铎·傅山展”“新理异态—明末清初五家书画特展”“笔走龙蛇—傅山及明末清初名家行草书特展”等,在文本、图像、符号的交互作用下,勾勒出特定时代的社会性变革与艺术转向,成为经典的展览案例。

 

总体来看,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傅山主题展的叙事模式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演进,即由“人物史”到“精神史”的转向。这一转向的动因在于“遗产之物”的意义不断被重新认识、发掘、放大,并进一步与人物的时代、经历、思想关联,促使人物从扁平化、程式化走向立体化、个性化,这一转向的结果是时间中的人和观念中的物形成合流,令历史性之上的艺术性向精神层面折射。傅山主题展如今正在历史性、艺术性、精神性的交互作用中行进,“物”(傅山之物)和“人”(傅山其人)统一于经典的叙事形态。那么展览今后会如何发展,下一阶段的展览又将呈现怎样的形态?

 

(二)展览叙事的路径转换

 

傅山主题展经历了从“人物史”向“精神史”的演进之后,物和人形成了紧密联系,下一阶段将是人(观众)和人(展示对象)跨越时空沟通对话、共情共感的“社会史”形态。“社会史”阶段关注传统文化在现代情境中的演绎,意在通过更新的理念、更新的媒介将展览的社会价值和时代意义进行深入人心的传播,更好地构建传统与当下的联系。“傅山的世界·概念版”(以下简称“概念版展览”)是太原博物馆对“社会史”阶段展览叙事如何发展这一问题给出的一种路径选择。

 

太原博物馆在探索傅山主题展的现代展示路径时,一方面从以往设计实践中汲取经验,反思展览之于观众和社会的影响;另一方面回归博物馆本位,对展览立意、观众心理、社会价值、现代意义等博物馆相关性问题反复进行思考,进而提出新时代语境下的展示策略。展览主标题借用影响深远的“傅山的世界”来命名,原生展览设计为“傅山的世界·经典版”(以下简称“经典版展览”),展览面向传统,在文化与艺术的承袭过程中建构经典,解决传统文化似连又断等问题。衍生展览设计为概念版展览,展览面向现代,在设计形态上进行反思、创新,进一步探寻传统、时代、个性相融合的合理支点。两个展览目的相同,即传统文化的价值阐释。由于叙事逻辑不同,物和信息主客体的关系结构在两个展览中各有侧重,展览亦将采用多元化叙事手法,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展示。

 

经典版展览以太原博物馆藏傅山书画作品为基础,延续此前傅山主题展的设计思想,以傅山书画艺术特点为叙事结构,将其人生轨迹与艺术成就进行融合,展现其精神世界和生命状态。经典版展览可作为太原博物馆的常设展览,树立一种典型意义和品牌形象。概念版展览突破“以物为中心”的固有观念,从观念表达和价值导向出发,对傅山这一文化现象及其精神内涵如何作用于当代社会进行反思并做出回答。展览可作为太原博物馆的文化品牌巡回展出,以扩大传播范围,提升吸引力和影响力。

 

同时,概念版展览可与经典版展览进行展品置换,以实现常展常新。“傅山的世界”两个展览尽管叙事策略不同、内容各有侧重,但仍然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概念版展览可以通过全新的方式和视角为观众打开众妙之门,激发参观兴趣,让观众带着兴趣回到原点,回到博物馆继续感知经典版展览的魅力。抑或是鼓励观众带着对经典版展览的敬仰、思考和疑问,走进概念版展览,换一种心情和思路,尝试用新的理解去探寻文化本真,寻找传统、当下与未来的答案。至此,总分式展览的关键问题将引向概念版展览究竟如何实现,展览的适应性、生命力如何?

 

三、概念版展览的实践

 

(一)信息重组与物的意义

 

概念版展览秉持问题意识和价值导向的立场,对物和信息的关系、层次进行结构性置换,一方面基于概念关联信息重组并获取物的支持,另一方面通过物的意义诠释信息定位、揭示主题价值。展览在设计之初,首先确立了见人、见物、见精神的传播目的和价值旨归,即剥离符号化面孔和标签式身份,还原真实可感的傅山。这种真实可感作用于当代且与观众共情。通过对傅山生平经历、社会关系、治学成就、艺术风格、后世影响等信息的收集、梳理、分析、重组,进一步提炼意向性表达,抽象出“治与乱”“显与隐”之间的时空消长和生命底色,层层递进,指向傅山的现实世界、精神世界。

 

傅山的一生可以由明清鼎革的1644年划分为时间长度大致相当的两个阶段,即晚明和清初。[7] 概念版展览将傅山置于17世纪的文化架构中,从经历了明清易代之痛的遗民情结的角度,观察、诠释傅山的生活及其学术观念与艺术创作。概念版展览开篇即引出关于时代背景的思考与疑问: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在铺陈信息时,一方面选取古籍印刷品、书画、篆刻、器物陈设等能够体现晚明多元与尚奇这一时代美学特征的物,作为信息的呼应;另一方面通过信息对比和物的反衬,表现文化成就与政治腐败、道德沦丧的交织。信息与物的组合为展览叙述日益紧迫深重的危机感埋下伏笔。

 

由“他的时代”进一步转向“他是谁”的叙事。袁继咸案(1636)、甲申之变(1644)、朱衣道人案(1654)、博学鸿儒特科考试(1679)等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与傅山书作《喻都赋》《甲申守岁》《汾二子传》《丹崖墨翰》《啬庐妙翰》《太原段帖》《晋公千古一快》等并置,通过信息的结构性重组,形成了叙事话语转向。政治情势的变化、集体记忆的书写、学术风气的转变以及文化景观的改变,基于信息和物的关联,清晰勾勒出傅山书法风格转变的轨迹。在此,展品服务于叙事,其价值在叙事中得到放大。

 

概念版展览在意向性表达的基础上,使“青山主人”“支离和丑拙”[8] 等文化符号逐渐清晰,这些符号表征强化了展览的叙事基调和情感冲突。借由信息—意向—符号的结构重组,概念版展览对经年累月形成的身份塑造与角色标签 [9],如思想家、书法家、医学家等,进行解构与建构,让观众重新认识傅山的“身份”和“角色”。此外,概念版展览运用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将物和信息、意向、符号关联重组,形成散点透视,构建起叙事语境。重点刻画的“甲申守岁”“傅山进京”等历史片段,让观众了解他的时代、他的生活、他的故事。这样,信息和物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组合序列,书画作为展现傅山精神和思想的载体完成了物与人的“对话”。

 

(二)适应性与当代性反思

 

观众对于展览的反应以及展览对于社会的作用,是展览设计最为关键的问题,也是策展全程应思考的问题。概念版展览旨在对以下两方面进行探索并做出回应,一是以观众为中心的展示路径,二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演绎。易言之,即展览的社会价值和当代意义应通过这两方面打动观众并深入人心。

 

认知图式是展览与观众建立联系的基础和关节点。[10] 概念版展览与以往“傅山主题展”的不同之处在于展览的认知设定。概念版展览将目标观众从书画爱好者群体扩展至非专业观众群体,甚至是非博物馆观众。由此设计的一系列展项是将展览的意图、知识、结构与观众认知和心理图式进行联结。一方面展览内容设计强调心理映射,如展示时代裂变的阵痛、长期的流离生活对于个人心境和艺术风格的影响、塑造,通过话语分析和文化表征,将“他者”经历移情代入“自我”现场,引发通感;另一方面形式设计强调感官触动,如朱衣黄冠的视觉隐喻,对夸张变形的字符元素进行美学放大,“丑拙”“支离”的笔势和笔意的动态演示,以《哭子诗》为中心抒发忠孝才志等情感的多感官沉浸式体验等,引发共情。概念版展览以一种更为直接、有力的叙事模式来适应观众阅读和思考,特别是强化非专业观众群体对展览的整体理解。

 

问题导向是展览关照社会、作用当下的重点和突破口。概念版展览致力于挖掘传统文化在博物馆语境中的现代意义和社会价值。读书育人、交往应酬、忠孝节义、医者仁心等面向,亦是展览所要延伸探讨的问题。傅山的诗篇、书论的展示,摹画出傅山勤学苦读、教子有方的品格情操,富有教育意义。文集著述、应酬书画等则折射出傅山与魏一鳌、戴廷栻等友人的交往唱酬以及学术风气。此外,傅山书作中流露的家国情思、傅山治病行医的事迹,对当代社会价值观的塑造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概念版展览旨在呼应教育、孝亲、诚善、仁爱等社会热点话题,并引起话题讨论。亦期在巡展过程中,在展览中继续添加新的话题讨论,以“话题”保持一种新鲜度,使观众可以不断地提问、对话、反思,形成展览价值的累积效应,传递正能量,进一步丰富展览的时空维度和社会维度。

 

(三)展览的文化辐射效应

 

概念版展览是文化展示与文化消费的动力源,借由展览可以延伸出更为广阔的文化项目,产生文化辐射效应。

 

首先,概念版展览与经典版展览形成了源流关系,经典版展览为整个展览项目提供了遗产资源与文化积淀,是展览生命力的体现。概念版通过创新的设计方式进行巡展,面向太原博物馆以外的文化机构和不同的社区观众,是展览充满活力的象征。通过概念版展览的文化传播与巡回展示,由此吸引本土之外的观众回到原点,走进太原博物馆,继续领略经典版展览的魅力,探寻同一主题之下不同叙事结构的展览关于传统和现代两种面向的诠释和反思。

 

其次,以展览为契机,可以进一步衍生出从博物馆空间到城市肌理的傅山文化线路,如串联窦大夫、净因寺、崛围山多福寺等有关傅山读书、隐居的多处景点,形成集聚效应,在文化遗产的范畴内不断丰富展览内涵,促进文化生产与文化展示。在此基础上,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相关性展示,带动文化消费,如加快晋剧《傅山进京》的艺术力传播与市场化演出,以此吸引年轻观众参与其中。又如引导傅山药膳“八珍汤”(俗名“头脑”)融入当代饮食生活,重拾老字号“清和元”的技艺和记忆等。由此可见,展览在文化生产—展示—消费的社会关系中所具有的辐射效应,有助于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11]

 

结 语

 

新时代的博物馆在讲述文化记忆、传播遗产价的过程中,面临着专业化和社会化、独立性和参与性等观念的影响,展览叙事因应新环境、新问题而采取的新策略有利于强化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联系,促进新知识和新意义的产生。总分式展览直面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展示等问题,在探索多元化叙事路径的过程中,将物和信息两大展览要素进行结构性重组和功能性置换,形成原生展览和衍生展览两种形态,以此诠释传统文化的经典性、激活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总分式展览为博物馆调整叙事策略提供了一种路径选择,在日益丰富的展览实践中,博物馆可以根据不同的题材内容,设计多样化的展示方案。

 

近年来,一些地方性博物馆在通史展的基础上,有意识地推出“百物展”作为地方历史文化陈列的浓缩和精炼,如“源·流:99件文物里的南京”“越地宝藏—100件文物讲述浙江故事”等。这些展览可视为统一主题之下,以文物为中心构建历史叙事、通史性展览的衍生展览。“百物展”线索化、概括化的特性,更加适应现代社群碎片化、快速化的阅读习惯,为地方文化的展示传播提供新的路径选择。此外,以山西博物院“壁画的平行世界—狄仁杰带你探北朝”展为代表,展览以信息为中心构建文化叙事,将北朝的壁画珍品进行故事化、数字化再创作,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视角和体验。这一数字展作为“壁上乾坤—山西北朝墓葬壁画艺术展”的衍生形态,借由不同的叙事方式对北朝壁画这一文化母题进行解读,有效拓展了壁画艺术的展示路径。

 

上述展览实践从不同侧面体现出当代博物馆为文化传播所做的努力以及在文物主导和信息主导不同方面取得的成效。这些展示案例与总分式展览所倡导的多元化、现代化展示理念相契合,与总分式展览所强调的物和信息的关系调适相呼应,体现了从实践到认识到再实践、再认识的进步。在理论和实践的共同推动下,总分式展览将进一步促进博物馆展览与叙事学、传播学以及相关学科的融会贯通,在多学科、跨学科的展览语境中,传统的未来亦自有远景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