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化、数字化的环境下，观众的探索欲和自我表达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而数字人文强大的数据聚集能力和无所不在的数据关联，使我们得以在博物馆线上展览的解析型阐释模式之外，开始进行探索型阐释的尝试，即除了在相关主题下面叙述展品的构造、用途以及展品背后的故事，还试图让观众在一堆有序甚至无序的数据之中，通过关系性数据的比较，进行互动、观察、操作，以达到探索、发现的目的。2017年的“遗我双鲤鱼——上海博物馆藏明代吴门文人书札精品展”的网展，是我们以数字人文的一些方法和手段进行线上展览设计的初步尝试。为了凸显明代文人生活的多面性，设计了“见字如面”版块，即摘录书札中一些有趣的生活用语，如“缺银两”“放鸽子”“下午喝一杯”等，利用数据工具制作成“词云”作为“见字如面”版块的入口，目的是用这些当代人熟悉的、直白的生活用语拉近观众与古代文人书札之间的距离。此展的另一个独特栏目则是根据明代吴门人物关系图所设计的“云中谁寄锦书来”版块。我们利用“数字人文”的理念和方法创建了一幅吴门文人的可视化互动关系图。关系图用了李清照《一剪梅》的词意，以灿若星空的样式诗意地表达当年吴门文人群英荟萃的生态（图2），把原展中已有的错综复杂的线性关系图转化为可视、多维度而又不失观赏性的数字化形态的星空结构关系图。同时我们还充分利用“图像的诠释”功能，通过位置排列、色彩变化和球体大小等可视化元素，反映人物间的关系类型和疏远亲近，数字人文的特点得以充分展现。观众可以用鼠标作为揭秘工具，直观而又灵动地了解和思考明代吴门文人之间关系变化的社会现实空间。
图2 “遗我双鲤鱼网展”之人物关系网络图
2018年年底的“董其昌数字人文展示项目”，是我们正式以数字人文的名义开展的一个探索。和以往博物馆展示围绕文物藏品进行铺陈的传统做法不同，这一项目选择了以人物为中心，在收集大量图像和文本数据的基础上，按照数字人文的研究思路，以时、地、人、事、物对数据进行细颗粒的分类并重新组合，由此探究和展现董其昌一生的艺术历程以及其作为一个文人的游艺趣味。同时与实体展聚焦于作品及创作不同，该展示更多地关注创作的成因，并通过知识点的梳理和可视化的效果，意图为观众呈现一个更丰满的、社会化和生活化程度更高的董其昌。数字人文研究常用的一些技术方法，如文本分析、时空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地理信息技术（GIS）等均在这一项目中得到了应用，以对数据进行分析并进行可视化转换。
我们所开发的这一系统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可视化展示系统，而是基于学术而产生的一个知识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收纳了无数与董其昌及其作品相关的知识点，正是这些知识点构成了一幅可见的知识网，使观众得以在其中漫游。最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个发现系统，我们收集、整理、展示了大量的数据，有心的观众可以通过对数据的深入观察和比对，去发现问题进而解答问题，既能学到知识，又能得到方法。比如董其昌生平大事的可视化列表（图3）。它将董氏82年的人生经历逐年开列，并汇集其纪年作品数据形成曲线相参照，映射出其个人经历与艺术创作的关系。同时，这张年表容纳了董氏所生活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文化艺术事件，力图以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考察社会环境和文化思潮对董其昌艺术理念及创作的影响。这张年表还罗列了同时期欧洲历史与文艺的重大事件，将中国艺术史置于整个世界艺术史的框架中予以观照，比较同一时代不同文明中社会制度、文化走向与艺术发展的不同理念和方式，希望反映中国艺术乃至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在世界历史中不可或缺的地位。这一设计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专业研究的深度信息，并以一种扁平化的方式加以直接反映，既可俯瞰全局，又能谛视细节，形成了系统与元素的并置展示，宏大叙事与个案描述的互相融合。
图3 董其昌大事作品年表（横排）
该项目还将人工智能引入到书画研究和展示，为国内博物馆中首次。藏品实物信息的研究是博物馆数字人文研究中个性最为突出的部分。实物的形态、尺度、色彩、装饰元素构成、位置关系、语义指向、主题内涵、表达手法等具有独立于文本的信息，这些与对其进行描述、评论的文本信息之间的关联共同构成了关于藏品实物的完整信息。而机器学习技术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好地把握、分析研究董其昌作品的特征。因此，我们在作品栏目中对董其昌书画作品数字图像本体的分析做了一些探索：尝试引入机器学习技术，以人工智能分辨中国古代绘画的元素及特征，初步形成了素材数据抓取和聚类的自动化模式（图4）。
在“董其昌数字人文展示项目”引起业内反响的同时，我们实际也面临着选择，我们有过延续董同一模式，做“吴门画派”或者是“清代四王”项目的考虑，但最终，持续创新的想法还是主导了我们的行动。经过反思，我们认识到，董其昌项目聚焦于人物本身，这是它的优势，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它的缺憾，即在人、事、物、空间四者之中，太过集中于人及其作品，而对于造就人的社会和自然环境有些漠视。于是，就有了“宋徽宗和他的时代”这一项目的最初构想。从董其昌到宋徽宗，不仅是一个由点到面的扩展，而是在试图改变博物馆原有的较为单一保守的研究视野和方式，试图融入诸如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内容，使观众能更多维地看待宋代文化奇景之所以能够产生的社会基础。项目基于文物知识概念模型，面向不同类型用户，分析文物知识组织方式。通过对各类数据进行语义标引和文本分词，以及对人、事、物、地、时数据做全面整合关联，力求能做到博物馆数字化展示人、物与社会之结合的理想目标，为文物知识的聚合、叙事、传播技术研究及创新应用提供经验。
“宋徽宗和他的时代”项目由综合主页及“大事”“人物”“作品”“经济”“文献”等七个版块组成，试图以人、事、物与时空、社会面的结合实现数据的知识化、结构化和可视化的呈现，从而揭示出北宋文化艺术超逸拔群的背后原因。项目需要围绕各个版块进行合理的内容策划，而围绕这些内容的资料组织、可视化设计即是本项目的难点。宋徽宗专题涉及非常庞杂的资料，包含历史、艺术、经济等诸多领域，且来源于各个渠道，需要有较好的信息组织和处理能力。同时，需要在开发设计中具备良好的数据分析能力，并可熟练使用可视化技术方法。
综合主页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由古代文献记载、文物及相关学术成果资源转化成的可读数据经多对多的关联，组成了以人、事、物为坐标的动态时空型知识地图（图5），从而呈现宋徽宗54年人生所反映的北宋末年整体的社会发展趋势、重大事件节点以及相关文物例证，使原来茕茕孑立的知识点之间的关系及相互的层级得以浮现。“大事”版块分为图谱化总览页面和时空地图页面两种形式，以呈现综合、分类两个阐释类型。综合大事页面（图6）采用比较传统的时间轴和地图相结合的方式，将北宋末年中国及欧洲历史、文艺发展的进程并陈于一个画面之中，反映中华文明的区域性特征及在世界范围内的独特成就与位置。分类大事页面通过和战、灾异（图7）、文艺三个角度，多元聚焦并揭示北宋末年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探讨了北宋末年安全环境、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对于历史发展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在这一版块中，需要能把数据或信息编码为图形中的可视对象（例如点、线或条），以将之向用户清晰有效传达的技术。我们采用统计图形、图表、信息图和其他可视化工具，使数字数据可以使用点、线或条来编码，以视觉传达定量消息，有效地帮助用户对数据进行分析和推理。“人物”版块，一是以“变法人物”关系图谱概要呈现徽宗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派系及其内在的关联规律；二是以“文艺地图”的形式体现北宋文学、书法、绘画等方面著名艺术家的时空分布规律（图8），创作流行趋势及具体作品实例；三是以“行迹图”的形式对徽宗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艺人物苏轼和李清照分别进行个案展现，反映徽宗早期北宋文化特点、其对徽宗艺术的影响，徽宗时期艺术的发展流变及对南宋文艺发展的深远影响。对于宋徽宗本人，则将其本事、家族（图9）及作品数据集作为一个独立的展示单元，并与“作品”等版块形成互联，显示出既独立又整体的展示风格。
图5 “宋徽宗与他的时代”综合主页界面
图6 “宋徽宗与他的时代”大事主页界面
图7 “宋徽宗与他的时代”灾疫大事界面
图8 “宋徽宗与他的时代”北宋文艺地理界面
图9 “宋徽宗与他的时代“北宋帝系关系图界面
作为古代艺术博物馆，艺术作品版块当然不可或缺，这次作品展示我们改变了原来的瀑布流方式以及传统的分类形式，转变为在对作品进行分类标注的基础上，以主题聚类的形式将之呈现（图10），以实例展现北宋末年艺术发展的大致面貌。为此还专门梳理了上博藏品管理系统中书画类文物采用的本地标准化术语，映射国际文物领域元数据标准《艺术品描述类目》（CDWA），分别构建了针对宋代书画类文物的本体、主题分词词表，通过分析文物相关的人、时、事、地、物等概念属性，建立书画文物知识概念模型（图11），并进一步形成《书画类文物知识组织表达模型规范》行业标准文稿。我们还尝试完成了书画文物的知识图谱。当然，想要把数据关联起来，根据相关原则，数据要求为 RDF 格式。目前上海博物馆已有的数据库均为关系型数据库，属于结构化数据，所以需要通过“D2R”（Database to RDF）将关系型数据库的数据转换为虚拟的RDF数据进行访问。主要分为两步，一是生成Mapping文件，第二步便是通过Mapping文件对关系型数据库进行转化和访问。在构建书画文物专题知识图谱过程中，需要整理书画中的花鸟、人物等元素，同时需要提取印章、题跋等信息，从而丰富书画文物知识。由于一件书画文物往往有着大量上述信息，依靠传统人工提取虽然精度较高，但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无法满足知识图谱应用需要。因此引入深度学习技术，对书画文物的视觉主题元素、印章、题跋元素进行信息提取和语义化的聚类，最终形成智能化关联和呈现（图12）。与此同时，我们还引入目前主流的数据库管理技术，合理安排宋徽宗作品以及其作品中所含有的元素等之间的逻辑关系，以方便对各个作品及元素进行查询和管理。
图10 “宋徽宗与他的时代”北宋绘画主题聚类界面
图11 书画文物知识本体基本数据模型
图12 “宋徽宗与他的时代”作品及相关元素聚类展示界面
以上实践对于上海博物馆来说，突破了国内智慧博物馆建设同质化的桎梏，让传统的知识体系和数字化的知识系统在博物馆中形成了竞争性的多层次知识结构，也给社会提供一种新的博物馆传播形式的选择，可以进一步的满足公众对知识探索、学习的需要。这一切，在形成了上博智慧化建设新的上升空间的同时，也对我们的数字资源质量、人员的知识背景和水平以及思维理念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我们积极勇敢地去努力面对。
从上海博物馆的数字人文实践来看，确实，博物馆的智慧化建设在融入了数字人文之后，可以形成基于数字环境下的博物馆研究和展示的新思路。它能高效整合原有的博物馆研究的数据资源，打破研究与展示的壁垒，形成知识生产的和服务的新范式：以知识传导为目标，以数据呈现为手段，引导观众探索、参与，自主学习、自我发现、自行获得。同时，它也拓展了传统展示的外延，提供了由观看向阅读转换的参观/学习新方式。当然，由于博物馆信息数据数量大、样本量小，类型复杂、非结构化，采集、关联、分析、呈现难度大，因此，如果要在博物馆中推广数字人文研究，那需要更进一步地做好数据的基础工作，比如建立通用的标准，以实现数据的可扩展、可交换；建立相关的语料库、知识库；对数据进行清洗、挖掘、标注等工作。只有基础工作扎实了，数字人文在智慧博物馆乃至博物馆整体业务建设中的应用才会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