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展示历史的多元维度与可能
来源：
源流运动
作者：
发布时间：
2022-09-21 10:56
博物馆对历史的展示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博物馆这样的机构在面对历史的时候究竟可以展示什么，以及如何展示，实际上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从博物馆展览研究的角度来说，近年来常见两方面的趋势。
其一，将研究的重心围绕在展览术的层面，关心如何更好地展示历史本身。展览的叙事、历史的视觉呈现、展览对历史真实的还原及其与学术重心的契合或背离等话题，均是这类研究中讨论的重点。
其二，将研究的重心围绕在人群、身份或表征等问题之上，尤其关心曾经被主流文化忽略的人群能否在展览中重塑自我的认同。这看似是一个更为“当代” 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在这当中也涉及不同人群的历史书写的问题。
这两方面的趋势实际上可以被进一步整合起来看待。
什么样的历史
博物馆有必要进一步考虑自身可以展示什么样的历史。博物馆常被认为是最有机会接触到来自于历史的一手材料的机构之一，这从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博物馆所面对的历史是最为丰厚的。那么，当面对如此丰厚的历史之时，博物馆所做的任何一次展示都难以穷尽所有的历史；因此，博物馆必然需要思考自身展示历史的维度。
类似的争议在史学研究当中也常出现。尤其是在史学史的研究当中，其争论的重点便长期围绕在史学家们作为有选择的个体将目光看向哪里，以及如何看历史的问题。
对于博物馆而言，以线性历史为轴、现代性为基础的时空观已经成为当代博物馆在展示历史之时的逻辑基础。同时，民族国家模式的推广也使得以实物来建构并强化民族国家历史的意识被更多的博物馆所接受，并由此形成了博物馆展示历史的主流模式（毕竟，大量的博物馆正是在这样的动机下被催生的）。
这样的模式到了 21 世纪之后开始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变化之一在于，博物馆自身的数量不断“爆炸”，博物馆的类型也愈发繁杂，新的博物馆需要不断证明自身与既有的博物馆的区别。如此一来，也便有了越来越多的博物馆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展示历史的模式，开始寻求新的突破。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也受相关学科的诸多学术转型的号召，博物馆所展示的历史从过去二元并立的主流模式开始扩展出更多元的历史维度。
我在这里想要表达的“二元并立”的模式，是指以物为中心的器物史式的叙事，与以民族国家为基底的宏观叙事之间的并立。这二者构成了过往博物馆世界中最常见的图景。
而“更多元的历史维度”则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展示到具体的历史话题或历史对象时，将目光聚焦到更为微观的个体身上，强调个体更为丰满的生命史，及其与大时代之间的呼应关系；
强调更为长时段的历史本身的建构；
展示的重点不再仅仅局限于还原历史的真相或事实，而开始寻求从历史中抽象出更为宏观乃至主体性意识更强的哲学问题，在实证之外更看重对历史的解读乃至阐释；
强调更多元的身份表征与历史展示之间的关系，诸如地方性、民族、种族、性别、移民、难民、后殖民时代等都成为常被论及的议题，强调在这个过程中赋予这些身份自我言说的权利空间，从而呈现出更多曾经被忽视的历史内容。
以上，都可以被看作是博物馆展示什么样的历史在维度上的丰富和多元。
如何展示
对于博物馆展览来说，“如何展示”的问题通常会被拆解为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两个方面。本文乃至本书所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内容设计层面。我们不难发现，随着“什么样的历史”这一问题的转变，内容设计层面的材料、叙事等问题也会随之转变。
材料的问题看似理所当然，但是在过往的博物馆世界中却缺乏足够的重视。我国的博物馆在对历史材料的选择上，一直惯于与出土文物和历史文献“打交道”。但是，随着如上文所述的个体性、地方性、长时段、更广义的身份表征等问题愈发得到重视，在今天的诸多博物馆展览案例中，如图像、传说、口述史、民族志乃至更为当代之物等材料在搭建起展览所需的脉络框架时所扮演的作用也愈发重要。这些材料在过去并不一定被看作是“信史”，甚至与“史”无关，因此，在博物馆世界当中也一直徘徊在“主流”的门槛之外。如今对更为多元的历史的重视，实际上也为博物馆提出了更新的挑战。例如，仅将目光对准传统的出土文物和历史文献是否足够支撑博物馆此时的叙事野心？如若不能，那么在展示之前，博物馆的收藏和研究是否也应迎来一场材料层面的转变？面对这些“新”材料，展示的时候能否给予其应有的位置，而不会仅让其被覆盖在“重器”和“精品” 的光芒之下而成为一种辅助？
除了材料的问题之外，如果我们采用一种广义上的“叙事”定义，不难发现，在更为经典的历史展示当中，以时间线为轴、秉持“以物证史”的核心逻辑、追求知识传达和中立权威的叙事口吻是众多博物馆在过去更为常用的叙事手法。近年来，随着展览所关注的历史在更宏大（如大时代、长时段等）或更聚焦（如个体、群体或区域等）的问题之间有了更为精细的企图心，随着包括传说、民俗、口述史等在内的其他材料的介入，展览的叙事方式也开始出现了变化。例如：整个展览的叙事脉络开始不必恪守于时间线的传统；展览叙事的口吻也愈发亲民，为了增进代入感，第一人称叙事在展览中不断出现；旁证或互证作为一种叙事方式也得到了更大程度的重视；有时，为了表述或突显某些更为抽象性的历史哲学问题，并置与对立的手法开始被大量使用；“讲故事”式而非教科书式的腔调显得更强，从而，特定的“物”在展览中的存在意义不再仅为了实证某一具体的历史信息，而有可能是为了服从于某一故事性的叙事动机。
以上，均代表着博物馆在如何展示历史这一问题上所存在的可能性。
关于本书
上述的这些发展与变化在本书的讨论中都将得到不同程度的展现。
2020 年初，由杭侃教授与我共同主编、源流运动出品的《观看之外：十三场博物馆展览的反思与对话》（以下简称《十三场博物馆展览的反思与对话》）一书正式得以面世，并引起了诸多读者的讨论。该书脱胎于微信公众号“源流运动”观展栏目的部分展览评论文章而成，旨在对国内外部分启发性的展览予以更细致的观察，以及与策展人之间展开对话，剖析展览背后的故事。
此书推出之后，我们的工作还在继续，“源流运动”观展栏目还在不断地更新。到了今天，我依然认为，以一种评论和对话的方式来理解一个又一个的展览案例是有效的；对于正处在发展阶段的博物馆学而言，这种个案式的观察是更有意义的。也正由此，促成了本书《观看之外：博物馆展览中的历史与人》面世。
相较于公众号，也相较于《十三场博物馆展览的反思与对话》，本书的主题内容更为集中，所收录的展览案例，都围绕着“历史与人”这样的关键词而展开。同时，本书在体例上也做出了诸多的更新。
首先，考虑到博物馆展示历史的问题实际上不仅仅是博物馆的问题，它也涉及包括但不限于历史学在内的诸多相关学科的推动，因此，我们特意邀请到北京大学的徐天进、陆扬、王铭铭三位老师进行了专访。这将成为本书的第一部分，从相关学科的视角来重新反思博物馆展览的变化。
其次，本书选择了九场国内外不同的博物馆展览来展开讨论，作为全书最主要的九个章节。这九场展览对应的也正是上文我在论及“什么样的历史”和“如何展示”时所涉及的种种变化。在对这样的九个案例进行分析之时，我们首先单独留出了一部分篇幅对每一个展览案例做出基本的介绍，这既是为了让读者能够尽可能快速地了解到该展览的全貌，也是为了让评论者最大限度地集中笔墨于单独的评论部分，尽情发挥。其次，我们邀请了来自不同学科的青年学者就这九场展览进行独立的评论，以他们的个体视角来理解和剖析这些展览的精彩以及缺憾之处。这对应的是书中的“观看”部分。最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也邀请到了青年学者与该展览的策展人进行对话，理解策展人从一个创作者角度的所思所想，让评论者的第三方视角与之进行碰撞。这对应的是书中的“对话”部分。
此外，我想有必要再次强调评论的意义。我们之所以选择主要以评论的方式来实现案例观察，而非采用更为结构化的论文写作的形式，原因在于：博物馆展览本身作为一个复合体，想要从纯粹文本的角度、以结构化的体例加以解构，这本身存在一定的难度和片面性陷阱；博物馆学本身目前尚未发展出一套足够系统的方法论来弥补这样的困难。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索性采用学术化评论的办法，让有着多学科敏锐视角和扎实学术积淀的作者们从各自的眼光出发来开展写作，也不必受限于结构化的论文写作可能给他们带来的桎梏和限制。如此一来，这样的文字或许更能揭示其要害。同时，对于博物馆学自身的发展来说，也不失为“如何建立起一套关于博物馆展览研究的系统化方法”的一次尝试，也可成为未来研究和再批判时的对象。对于实践而言，如果博物馆展览能够被看作一种类似于艺术的“创作”，那么，评论从来都是艺术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它为作品建构起了基本的话语空间，也为激励更“好”的创作做出了不可轻视的贡献。
总而言之，从《十三场博物馆展览的反思与对话》到《博物馆展览中的历史与人》，我希望通过我们近年来零星的工作，能够让更多的观众、读者不断意识到展览的价值、博物馆的价值，尝试以不同的视角去观看展览、观看博物馆。当然，也观看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