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辛成：博物馆研究的范畴
来源：
作者：
沈辛成
发布时间：
2023-06-30 09:17
编者按：这篇文章，作者沈辛成写于2010年。根据他的自述，是当时在阅读了大量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经典文献之后，对本硕期间经历的博物馆学训练有感而发。近期询问作者时，他表示，博物馆学成为一个正式的学科之后，确实促进了同行沟通，打开了许多专业人员的晋升通道，这无疑是当时作为研究生的他看不到的。但是对于本文中表达的基本观点，作者仍然表示是成立的、严肃的，并值得继续探讨的。时至今日，虽然学科归属已不在文博圈内，但作者仍在通过旅行写作、历史研究和活动策划，积极探索这一行业里更理想的最大公约数。
还是不得不强调我对“博物馆学”这一术语的厌恶。
我认为一类研究要成为学科，必须要在对象、原理、方法、目标四个方面都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与独特性。在这四者中，原理与方法是鉴别学科间区别的重要因素，例如，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对象有时是相同的，目标也是相似的，但是人类学的原理根本在于阐释，理解意义存在的背景，而社会学的原理在于归纳，从繁芜的现象中寻找规律，这就决定了两者在方法上的本质差异，也由此分化出针对同一类人类活动现象的两门截然不同的学科。相比起原理与方法，对象的差异是次要的。正如法国历史学家虽然研究厕所的历史，但是不会自称是“厕所学家”，不是因为厕所的名头不雅，而是因为他所运用的方法与历史学无异，唯一的差别只是将对象锁定在了人类如厕的行为与范式上。
而今，大学科日渐成熟，难以在结构上再有创建，学者们便纷纷在对象上寻找出路，就文博界内来说，出现了“故宫学”、“圆明园学”这类边界模糊的所谓学科。而“博物馆学”虽然不是中国的原创，但是随着博物馆的问题在社会舆论中的比重逐渐变大，“博物馆学”似乎已然日渐成为一门正规的“学科”，我始终认为这是不足取的。
当前所谓的“博物馆学”，除了在对象上比较接近之外，在原理方法以及目标方面，都存在难以统合的混乱。这种混乱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缺乏固定的研究范式。我们来列举我们的同行对比一下：考古学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方法和原理体系，因此其著述虽然量大的惊人，但是已经确立了一种范式，虽然这种范式在东西方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往上一级学科追溯，还是能锁定特定的学统；文物保护的原理则是借用了其他自然科学，这使得研究不同内容的学者可以参照一套恒久的标准与基线，对彼此的研究内容加以判断与评论。相比起来，博物馆研究是不具备这种特点的，文章的量虽然也不小，但是没有框架，没有结构，没有探讨问题的平台，致使学科的地位迟迟难以提高。
苏东海先生曾提到，别人说博物馆学是“空棘鱼类”，这种远古动物脑子越小，身体越大。这个比喻不无道理。
因此我们看到，一类研究要超越特定对象和特定研究者的个人经验，必须要有学科性的支持。学科性的支持既给研究内容提供了相对固定的结构，也为同行之间的交流创造了平台，更为重要的是，只有有了学科性的支持，一类研究才能沿着纵深的方向行进，而不再是反反复复的蜻蜓点水。
二、囿于功能主义与经验主义。美国密苏里大学博物馆专业教授Jay Rounds的研究数据表明，在有关博物馆的论著中，博物馆系统的成员的贡献最大，比例高达62％，远远超过学校科研系统21.7％的贡献量。所以他指出，“如把博物馆领域的讨论社团列作一个相对孤立的分团时，则会在学术理论和实用技术之间切断联系。”这一点在我国也是如此。
当前的论著大多出自博物馆工作系统，这将导致两个局限：功能主义与经验主义。
博物馆工作者没法超越“我的工作场所”这一视域局限，因为身在其中，所以看不到博物馆更多维的身份。他们缺乏宏观的、抽象的认识，而是只能在自己的经验范围内。
也就是说，他们只重博物馆的社会功能，却不见博物馆的社会角色。这导致了观点的短命和论著间的孤立。
在此类文章的高比例压力下，我们看问题看对象的角度，在探讨还没开始的之前，就已经作茧自缚的严严实实了。
正是因为博物馆研究既缺乏固定的范式，又缺乏超验的归纳，所以到需要总结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就事论事，就馆论馆，说了和没说其实一样，难以指导实践。
当前很多带有大量统计内容的文章，在科学性上自然是进了一大步，但是由于缺乏学科性的指导，缺少有针对性的问题设计，所以海量的问卷只在性别比例、参观时间、年龄结构这些粗浅的层次上来回盘旋，令人大感惋惜。
因此，就博物馆研究的实践意义而言，现有的研究在政策制定上并不能提供多少有益的指导，很难真正满足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需要。
有一种方案，能一箭双雕。
那就是社会学的引入。
社会学已经是一门相当成熟的学科，有丰富的理论方法可供选用。所谓引入社会学，不但包括利用社会学的定量定性研究方法来对博物馆进行调研，还包括将博物馆研究领域的概念与本体置入社会学理论的坐标中，寻找新的定义与视角。目前我们对社会学的利用往往只做到了第一条，忽略了第二条，而第二条恰是第一条的基础。没有对博物馆研究种种概念的规范，我们就提炼不出具有社会学深度的问题，没有问题又谈何调研。
大概说来，社会学通过三种路径来规范博物馆研究：
第一，将凌乱的博物馆研究纳入社会学的范式，令研究系统化正规化，且具备逐步深入的潜质。
第二，超越经验主义，更新我们认识对象的方式，认识到博物馆的符号性质，通过文化研究揭示博物馆在社会背景中的三维身份。
第三，在调研过程中产生的定性定量资料可以向两个向度延伸利用，既可以满足特定议题课题的学术需要，又可以加以改造提炼，形成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调查参考。
我在此对社会学的引入方法再略作深入：
我们都知道社会学分为三大支派，功能论、符号互动论、冲突论。这三派从时间上看是有先后顺序的，然而时至今日，已经不能再武断的说哪一派更为高明或者更贴近真理。三者的差别主要是立论基础有异。
举些说法来令这种引入更为形象：
以功能论的视角出发，博物馆是社会教育机构，观众是其教育对象，展品皆为实体，博物馆在社会中的作用是收藏珍宝、启发民智。
以符号互动论的视角出发，博物馆是符号交流的场所，观众是信息的接收者，本身也带有影响信息的记忆介质，展品是信息本体或信息媒介，博物馆从宏观来看是社会中的信息发生器，从微观来看，也是社会、历史、个体记忆传播的发生场所。
以冲突论的视角出发，博物馆是暗含文化矛盾的场域，观众是大众文化的个体代表，展品不再是实体，而是精英文化的表征，博物馆场域中涌动着两种文化的深层对抗，霸权、规避、解构三者并存，将博物馆变成社会文化矛盾的投影。
以上三者就是我在前文提到的“博物馆的三维身份”，我们现有的研究多以第一个基点出发，但是更具有探讨价值的其实恰是从后两个基点引申出的议题。基于以上三种立论，我们得以更新对对象的认识，以此为起点重新出发，对博物馆的问题才能有持久的生命力和探讨价值。应当说，社会学背景下的博物馆研究才是其理论部分的全部内容。
沿着这三个方向延伸，我们对问题的探讨自然而然的会需要别的学科的帮助，这使得博物馆研究不但在方法上存在丰富的多样性，也使研究范畴大为拓展和深入。比如，从符号冲突论出发，最终必然需要依靠传播学的知识，来解析传播过程中信息发生的变化，这种结论与功能论出发的博物馆身份相结合，又需要社会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的帮助来改良微观的博物馆教育，提升信息传播的信度。再比如，从冲突论出发，最终必然落脚于文化研究的范畴，这个被皮埃尔•布迪厄称作“怪物”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这里所需的是大众文化研究与城市文化研究。再放大一点看，博物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体现出的地域性、民族性区隔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学意义，同样是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
当然，对于博物馆本体的研究绝不是博物馆研究的全部内容，除了这些理论，我们还离不开实践研究。相比起来，实践研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固定的范式，其作用主要是指导实践，并为理论研究提供资料基础。
它主要包括了：
一、社会现实。包括政策、制度、法律的研究，西方先进做法的引介，最重要的还是深入基层进行的调研，获得反应社会现实的真实资料，为政策制定提供切实有效的依据。
二、陈列设计。包括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
三、文化产业经营。包括博物馆的管理和营销。这个领域受限于我国当前的博物馆事业体制，价值不大，但在私营博物馆中，这会是个有实践价值的课题。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认识到，对博物馆的研究之所以不能称为“博物馆学”，是因为所运用的原理和方法具有无限的延展性。相比起来，博物馆研究这一名称恰好体现了这种松散却有机的学术组合。也正是因为处在多种学科的交界处，博物馆研究才具有足够的活力在高校中占有一席之地。道理很简单，那些单门学科知识很渊博的学者很少会注意到博物馆这一领域，而我们需要的只是针对博物馆的有价值的学术探讨，这也正是博物馆研究学者的存在意义。
自封“博物馆学”的占山为王之举，除了在满足个人的虚荣感之外，无论是对学术的发展还是对博物馆事业的推动，都是完全没有助益的。
